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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之中，曾经分析过，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如果某人或某政治组织，能一毛不拔，零成本获得绝大多数组织成员的无限忠诚，并能推广复制，那么此人或这个组织，就可以零成本组织政治运动，这显然违背《政治运动的经济逻辑》总结的结论。
一通演讲、洗脑或法术，就可以让成员无条件忠于某个人或某政治组织，让成员自费参加政治运动，并不断发展新成员。这种脱离经济基础的政治行为，在短期内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在长期看，是完全不现实的。
说到底，人是要吃饭的。肉体承受的饥寒交迫会迅速扑灭头脑中脱离物质基础的狂热。
即使宗教，这样看似从神哪里获得合法性的组织也不能免俗：一个成功的宗教领袖，必须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神的代言人，一方面他是物质资料的管理者。在教徒的眼中，他是最虔诚、最神圣的，在现实之中，他必须是世俗，丝毫不能放松对物质资源的追求。
只有这样，这个宗教组织才能一方面举办宏大的宗教仪式、提供医疗服务、物质救济，吸引信徒，一反面供养数量庞大的脱产、半脱产的神职人员，让这些神职人员集中精力研究玄而又玄的教义，对数量更庞大的教徒进行精神辅导（或控制）。当然，如果物质资源更加丰富，还可以建立宗教审判所和僧兵，对任何敢对该组织教义提出异议的异端进行武器的批判。
所以，即使是邪教组织，也要求成员在加入组织之后，捐献财产——天上的神不食人间烟火，凡间的信徒需要吃喝拉撒睡。神的旨意，不能解决现实社会之中的物质问题。
如果一个组织不能维持稳定且足够的物质基础，那么各种政治意志就无法从上向下贯彻，组织本身必然分崩离析。
解放前夕，保密局、党通局待遇大幅缩水。对此，吴站长不在乎，他能买下广东半个县。余副站长不在乎，他最终的净收入是27根金条。李队长不在乎，他的行动队到处查抄黑市，他还能缺钱？谢若林不在乎，他的情报生意越做越大，党通局的薪水只是零花钱。盛乡在乎，于是他去找谢若林卖情报了。
这时，每一个组织的成员都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运动，哪怕损害组织的整体利益也在所不惜，整个组织处于迅速土崩的状态。
从《潜伏》看国民党反腐——为什么蒋介石的反腐运动越反越腐（上）
从《潜伏》看国民党反腐——为什么蒋介石的反腐运动越反越腐（中）
从《潜伏》看国民党反腐——蒋介石的反腐运动为什么越反越腐（下）
以上是宏观角度看待物质资源与政治运动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从个人微观的角度，看看个人对政治组织的态度。
每一个组织都强调成员对自己忠诚，必然国民党就曾经要求党员无条件忠于国民党。《色戒》之中，国民党军统上海站的老吴，
老吴声嘶力竭地呵斥王佳芝，恰恰说明，忠诚的国民党党员并不是普遍现象，而是珍稀动物。尽管老吴声嘶力竭，但是王佳芝最终还是放弃了狙杀易先生的任务，易先生由此死里逃生。老吴的“三个忠诚”教育，显然很失败。
军统的“凝聚意志，保卫XX”口号宣传，显然也不成功。
忠诚显然是不能靠洗脑维护的。
怎么赢的成员的忠诚，并牢牢维系这种忠诚，是每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研究、慎重对待的问题。
对个人来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同样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如果我们认为人的意识是物质世界的反映的话，人的意志是不能脱离物质世界而存在的，必然受物质世界的影响。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很有精神”的表情，但是，看过出现这个表情的电影《啊，海军》的人并不多。
电影内容并不复杂。
昭和八年，1933年，主人公佃农、单亲的穷人家的孩子平田一郎中学毕业，是一个潜在的赤色分子。
在军训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军训的不满，被教官训斥——“读书，读个屁！聪明人容易变成赤色分子！”
为了继续念书，他同时报考了免费的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和学费高昂的日本帝国大学预科的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先到，平田一郎去江田岛报道。不久，平田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向分队长提出退学，被分队长（教官兼班主任）冈野大尉拒绝并被四年级学生森下殴打。
昭和十六年，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
此时的平田以上尉军官的身份积极参战，对战争已经毫无抵触情绪。
昭和十八年十二月，1943年12月，参加过瓜岛争夺战并负伤回国的平田在伤愈后，去江田岛担任教官。
此时的平田已经是少校，对江田岛校长招自己回国任教表示异议，要求上战场。
1945年，已经在校任职一年半的平田，再次被安排上战场，地点是冲绳岛。
此时，日本正在对美搞神风特攻，大量飞行员作为人肉炸弹，驾驶战机冲撞美国军舰。前往冲绳显然难逃一劫，有去无还。但是，平田欣然接受任务，前往冲绳。
故事至此结束，平田大概率以中校身份或上校身份30岁阵亡在冲绳。
是什么原因，让平田从一个左翼青年，潜在在赤色分子变成了狂热的日本军人？是简单的洗脑和旧日本军队内部上级军官对下级军官、老兵对新兵疯狂的虐待吗？事情显然并不这么简单。
《啊，海军》这部电影，可以看出男主角平田一郎的思想转变史，也可以看出平田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晋升史。
最初的平田，就是一个佃农家的单亲孩子，靠母亲种地维持生活，靠向地主家借债缴纳学费完成了学业。
平田去给地主女儿补习功课，在地主家蹭饭，减少自家的口粮支出。那时，他就是考上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其实也拿不出学费。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对自己和自己同阶级的劳动者的处境不满，希望改变社会。
他进入江田岛海军学校以后，生活质量马上发生了质的飞跃。
大家可以看到，他听说自己被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录取的时候，手里拿的是什么？没错，是汽水。在老农吃不上自己种的庄稼的时代，这绝对是稀罕物。
从他进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那一天起，他的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就不断上升。
他刚进校，听说自己被第一高等学校录取，要从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退学的时候，向分队长提出要借海军的军服去报到，因为他甚至没有一身完整、体面的衣服。
几年以后，他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以中委身份，陪同长官去高级餐馆吃饭的时候，已经西装革履。这几年之中，他不但生活优渥，还请了自己读书的欠账，还置办了一整套行头。
战争爆发前夕，地主家的小姐来东京找他，向他告白。此时，他和地主小姐的身份已经逆转，当年他是去地主家蹭饭的穷孩子，现在他已经是帝国海军的军官。他直接婉拒了对方。
当时日本的经济并没有蓬勃发展，而是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国内矛盾尖锐激化，因此爆发了二二六兵变。
参与二二六兵变的军官煽动士兵的话，让人闻之动容：“国民苦不堪言，你们家人也一样吧？老农吃不上自己种的粮食，在满洲前线的士兵的姐妹要靠卖身才能活命……”
在一个“国民苦不堪言，姑娘还没有牛马值钱，政客和财阀们却越来越富”的时代，在全民阶级跌落的时代，他的生活质量却在不断稳步提高。
平田是聪明人，很明白自己的逆势上涨的待遇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大萧条的时代，阶级固化的日本，出身贫苦的他，离开海军，能干什么？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当政治家吗？当大资本家吗？当地主吗？显然都不可能。如果不像母亲一样当佃农，最多在村公所当一名贫寒的小职员。
海军的地位、能获得的物质资源与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与日本政府的政策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对外扩张的政策，也许为了镇压国内劳动人民陆军的地位和待遇还会较高，但是海军显然不会有这样的地位和待遇。海军、陆军彼此敌对，互称对方为马鹿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在国力贫穷的背景下，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
对平田来说，反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政策，就是直接反对自己的生活。虽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改善，甚至在迅速恶化，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大幅改善了。他从一个左翼青年，变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再考虑国内政治，而是考虑如何在对英美的战争中善战能胜。
相比有父母姐妹的其他日本军人，平田孑然一身，国民的苦难，对他来说，相对间接。
相比之下，平田的中学同学兼好友本多，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因为牵挂自己深爱着的在东京工作却没有音讯的阿信，思想依然相对左翼。不久，本多在东京色情区见到了已经成为性工作者的阿信。他酒醉之后，训斥阿信，质问她怎么不去死。他准备替阿信赎身的时候，阿信却羞愧自尽。
阿信死后，本多的政治态度也迅速转向，成为一名坚定地支持战争的日本军人。最终，本多战死在瓜岛。
如果平田和本多生活质量没有发生这样质的飞跃，而是被不断克扣军饷，甚至裁军、失业，或者，他们都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要牵挂，他们是否还会发生这样巨大的思想转变，六亲不认，是大大值得可疑的。
平田和本多，都是日本农村穷人家出身的聪明孩子。除了军职和军饷，他们一无所有。如果没有对外战争，就没有他们已经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果战争失败，他们将一无所有。与其说忠于日本帝国或者日本军队，不如说忠于他们自己。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接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跌落。两个人都选择战死，为战友报仇是一方面，已经预期到战争即将失败，一旦失败，自己将一无所有，是另一方面。
毫无疑问，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必然大裁军。作为平民出身的校官，平田和本多即使在战争中幸存，也大概率会失业。与其在贫困中屈辱地活着，不如在战场上战死。当然，两个人都没有预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不久，中国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高薪返聘日本旧军官，也没有预期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所以，两个人都选择了以死相拼，孤注一掷。
可以预期，如果平田和本多没有战死在瓜岛和冲绳，在战争中幸存，晚年大概率也会是美化日本战争的右翼分子，定期去靖国神社祭拜自己战友，投票支持右翼政党，为美化侵略战争，为军国主义招魂。
由于大萧条和太平洋战争，许多日本家庭陷入极度贫困。读军校不需要钱，所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是很多穷人家孩子的选择。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报考军校，并不是对战争感兴趣，打算做一个优秀的军官，而是想找一个免费读书的地方。这些人出身贫寒，聪明好学，其中有大量的左翼分子。平田当年如此，平田担任分队长时，新生佐川也是如此。佐川的父亲说，只有在江田岛才能学习英文，而且不用立即被征召上战场。
但是，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有充分地信心把这些不想当军官的穷人家的孩子转变为立场坚定的军官。
平田在江田岛读书时的分队长冈野大尉和四年级学长森下下士曾经谈论平田。森下认为平田内心仍然不愿意当一名海军军官，在使用各种方式抵触。冈野大尉则认为平田过一段就会成为出色的海军军官。事实证明，冈野大尉看事情更准确。冈野大尉当年，大约也和平田一样，不情愿进入海军学校，最终却顺利的转变了思想。所以，冈野大尉看平田，就像看到自己当年。最终，佐川也是如此，在江田岛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抛开平田、本多、佐川的政治立场转变的是非以及江田岛的军国主义色彩不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青年思想右转的过程。
一个人转变思想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训话、反省和忏悔，而是外部现实世界的物质基础。让一个人思想转变最根本的手段，不是语言的刺激、反复的忏悔和传销式的洗脑，而是改变他所处的物质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
江田岛和海军有充足的预算，让新生和未来的军官过上他们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自然有信心让左翼青年（潜在的赤色分子）进来，右翼军官出去。
江田岛用在提高新生生活上的预算，就是转变这些年轻人思想的成本。只要江田岛的预算充足，新生们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他们自然会考虑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路径选择，并转变思想，让自己的思想符合自己的选择。否则，没有预算，或者预算大幅下降，新生们的生活质量大幅下跌，只剩下精神注入棒，那就会赤色分子成群结队，非出兵变不可了。
像平田一郎一样，历史上，日本武士在战争不利的时候，往往选择战死沙场。如果我们抛开所谓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就能发现背后的经济逻辑。
古代日本极其贫穷。即使到德川幕府末期，溺死婴儿（尤其是女婴），把女孩卖入妓院，遗弃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也是常态。在这种社会之中，靠劳动实现温饱，基本不可能。想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就要在各藩担任官僚。但是，各藩的官僚由世袭武士担任，而不是采取科举制对外招考。藩主与武士之间，是一种家族式的关系。为了维护队伍稳定，藩内的职务都是子承父业，藩主不会轻易雇佣外来武士和本藩武士竞争。在这种环境之中，武士除了武艺高强，既没有一技之长，又没有足够的田产，更没有巨额资金，一旦成为浪人自然极难谋生，必定极其贫困。
本藩战败，意味着本藩的土地被其他大名兼并，所有幸存的武士将集体失业。失业对武士来说是什么后果？可以看看1962年的日本电影《切腹》。
宽永七年十月，一名叫作津云半四郎的浪人来到名门井伊家，要求在庭前切腹自杀。家老斋藤勘解由起了来此提出同样要求的千千岩求女的事情——家老欣然应承了求女提出要求，然而在为他准备好一切后，求女却又用再等一、两日来推托，后来众人发现他携带的原来是一把竹刀便逼他以竹刀切腹，求女不堪痛苦最后咬舌而死。原来求女是半四郎的女婿，他为了给妻儿治病，才出此策筹钱。半四郎呵斥那些人不问缘由就逼他切腹，所谓的武士精神只是表面的虚饰。井伊家的武士们围住了半四郎，武艺高强的半四郎奋勇地砍倒了几个家臣，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打到。最后，半四郎切腹，因此而死的家臣们被说成是病死，井伊家的勇武之名依然响彻四方。
津云和求女的父亲，当年都是福岛正则家的武士。福岛被剥夺封地之后，两人失业，成为浪人。求女的父亲剖腹自杀，求女死于贫穷，津云最终也选择了战死。
1962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将近20年，《切腹》这部电影其实在影射日本战后失业军人的命运。
类似的还有忠臣藏事件。赤穂藩藩主被判切腹，封地被没收，赤穂藩武士全部失业。于是，前赤穂藩的47名武士，在飘雪之夜，去找主公的仇人寻仇。
此外还有西南战争。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当年支持维新的旧萨摩藩的武士集体失业，于是推举西乡隆盛为首领，造反了。搞笑的是，好莱坞拍了《最后的武士》，把旧萨摩藩武士造反归结为保留武士的传统。把经济矛盾，简单归结为意识形态。这些造反的武士，当年也是积极投身倒幕运动的武士。他们真尊重德川家给他们制定的传统吗？显然不是。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吃饱喝足，养尊处优，谁在东京（江户）掌权都无所谓。但是，如果剥夺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对日本武士来说，一旦战败只有两个选择，死于贫穷或者战死，从金字塔中上层跌落到底层，生不如死。所以，与其说日本武士更忠于主公，更不惧生死，不如说封建时代，日本更加贫困、社会固化更加严重，武士的利益与藩主的命运结合得更紧密，战败武士即使生还，也没有再就业的机会，注定走投无路。日本武士不是不怕死，他们是知道贫困的可怕，与其战败后像流浪狗一样屈辱地活着，最终死于贫病，还不如一了百了。所以，他们的选择自然是要么战死，要么自尽。
自古以来，一些统治者或政治集团，总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高的忠诚，甚至一毛不拔获得对方的忠诚。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比如，韩信对项羽和刘邦的评论。
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项羽是出身贵族的偶像级人物，武力值全满，魅力值全满，天生高富帅，自带光环。刘邦和项羽比起来，就是一个小地方出来的矮矬穷。两人上抖音的话，项羽必然有一群小迷妹，实力碾压刘邦。
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彊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
项羽放弃关中的地利条件，丧失对其他诸侯的军事威胁，还四处拉仇恨。对方服从自己的三个原因，利益结合、恐惧威胁和报仇雪恨。项羽是全部反向操作，怎么让对方远离自己怎么来。
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韩信对项羽的分析中，包含利益关系、恐惧威胁和报仇雪恨这三方面互相交织。不过，这一部分集中讲利益关系，关于恐怖和仇恨的内容，不展开讲，以后会谈。
项羽把天下的士人豪杰、其他诸侯和平民百姓当愚昧无知的工具人，以为自己是偶像巨星，个人魅力光芒四射，亮瞎对方的钛金眼，对方就会自动臣服于自己，无脑盲从，为自己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在奴隶制贵族时代，也许确实是这样。一小撮贵族，统治无数愚昧、羸弱的文盲弱鸡。贵族决斗，决定天下归属。文盲弱鸡没有自我选择的意识，是炮灰，也是战利品。
但是，此时此刻，是秦末汉初。天下经历过百家争鸣、孔子式的普及教育、军功爵制取代世袭贵族制、刀笔吏取代世袭官吏、春秋争霸和秦灭六国，文化和武力已经流散到士人阶层。这些士人有些是没落贵族，有些是崛起的平民，他们的身份不是贵族，却拥有文化，掌握政治和军事技术。
他们渴望进入统治阶级。他们看待贵族，再不是农奴看待奴隶主那种自下向上仰视、敬之如神的眼神，而是“大丈夫生当如是”、“彼可取而代之”、“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项羽的自带光环，在张良、陈平、韩信等人看来，只能算加分项，不是基本分。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
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普遍推行编户齐民，军民结合，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平民的军事能力普遍大幅提升。平民也有自己的想法，平民出身的陈胜也能甩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类的话，并且能顺利组织起一支军队，说明当时的普通劳动者有强烈自我意识，懂得并有能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已经不是奴隶时代的没有大脑和自我意识工具人了。
在这样的时代，不能获得士人和劳动人民的普遍支持，是休想获得全国战争的全面胜利的。
多说一句，随着教育普及和武力扩散，越来越多的拥有自主意志的社会中下层被或主动或被动拉入战争中来。一方面，全民战争能最大限度调动人力物力发动总体战，另一方面，违背民意的战争很难持久。比如，美国在二战之中阵亡29万余人，在朝鲜战争阵亡3万余人（大口径5万余人），越南战争阵亡5万余人，但是美军能在二战中坚持到底，却不能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坚持下去。国内反战浪潮此起彼伏，士兵厌战情绪弥漫，使得美国统治阶级不得不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最终结束战争。原因很简单，因为德意日法西斯要征服世界威胁到所有人的利益甚至生存，但是朝鲜和越南的共产主义军队显然没有这样的目标。
美国年轻人的态度很明确：我和朝鲜人民军、中国志愿军、越共游击队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没有任何利益冲突，为什么要我跨过半个地球去和他们厮杀？更何况，在越南，许多时候，就是滥杀无辜。
别和我说什么，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是你的国家，长官！去你妈的，老子不去！
话题转回来。对于劳动者来说，刘邦、项羽，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结束战争，停止征粮、征兵，给他们修养生息的机会。劳动者们支持一位宽厚的长者作最高领导人。这方面，主动提出约法三章的刘邦显然比喜欢屠城报复的项羽高明。
对士人来说，谁给他们成为王侯将相，阶级跃迁的机会，他们就投身谁的阵营。
项羽把自己的饮食分给士人，士人们是差这口饭的人吗？士人立功了，不提拔，士人为什么追随项羽？为了项羽能赏给他那口饭？韩信当年确实没有饭吃，靠漂母施舍一口饭混日子。但是，此时此刻，天下大乱，士人的文武艺是夺取天下的重要因素。韩信知道自己的屠龙术的市价，绝不只是一口饭而已。
项羽彬彬有礼，待人和蔼，与士人有关系吗？为了锉英布的锐气，刘邦当着英布的面洗脚，但是刘邦肯封英布为淮南王，韩信为齐王。只要能满足这些士人的野心，就是刘邦当着他们的面上演AV，他们也不在乎。
说到底，刘邦的胜利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项羽的偶像巨星身份，只能吸引无脑粉丝看热闹，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实际的人气。项羽出身贵族，没有充分理解到“大人，时代变了”——现在不再是少数贵族决斗决定胜负的时代，而是士人和劳动人民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参与全面战争，由他们的态度决定战争胜负的时代了。
项羽的武装力量的核心，是八千子弟兵。这些子弟兵追随项羽的原因，无非是项羽力能扛鼎，勇冠三军，善于使用骑兵战术突击，对敌作战的胜率更大。项羽定都彭城，除了关中已经被战火严重破坏，也是为了满足这八千核心老兵的愿望。一旦项羽的军事能力在萧何、张良、韩信这些士人面前碰壁，垓下被困，四面楚歌，这些子弟兵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就纷纷卷起细软开小差了。他们在战争中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财富，刘邦的修养生息政策大概率也不会与他们为难，何必为项羽实战到底？
当最后的核心老兵的利益也与项羽的利益发生分离的时候，项羽成为独夫，只能单枪匹马对抗汉军，自刎乌江了。
比项羽更低一档次的是袁术的谶纬加传国玉玺路线。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袁术趁乱获得了传国玉玺，结合“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自认天命在身，于是称帝。
袁术这蠢货，大约以为获得传国玉玺，就会魅力无限，获得天下人的盲从，结合谶纬就更能获得全天下的绝对服从。其实，无论是对士人还是对劳动者，传国玉玺就是一块石头，乱世之中，谁兵强马壮运气好，谁就能夺过来。需要的话，还可以再找一块美玉重新刻一块玉玺。这样的石头，怎么可能有号召力呢？至于谶纬更是由士人创造的假语村言，解释权在当权者和民间的士人，需要的话，完全可以作出对当权者有利的解释或者制造新的谶纬。不是拥有这两样东西，就可以成为最高统治者，而是成为最高统治者就可以获得这两样东西。靠这两样东西，怎么可能获得天下的绝对拥护呢？
比项羽的偶像巨星路线和袁术的谶纬加传国玉玺称帝路线更进一步就是自我造神运动。
卡利古拉、尼禄、康茂德，这些人都想把自己打造成世间的神，至少是万人迷的明星，结果都输得一塌糊涂。
卡利古拉在日耳曼兵团中有超强的人气，提比略不敢轻易对他下手。但是，他执政以后，却忽视了平民和军人的利益，只是把自己装扮成神明。他先是试图对日耳曼军团实行报复，后是试图使用各种手段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因为他挥霍造成的财政窟窿。
取消了罗马公民权能够传予后代的法律，限制行省人民、获释奴隶仅能将公民权给予“第二代”，藉以增加缴税的人口；他要求人民在遗嘱中必须将皇帝列为遗产受赠人之一，否则该遗嘱便无效力；他还默许各式的诬告构陷，并以法庭判决没收被诉者的财产。卡利古拉甚至将奥古斯都与提比略皇宫内的器具拿出来拍卖，并派出近卫军队长征收一切商品交易的税捐，甚至连搬运工人、妓女（溯及既往）也全得缴税。这些措施公布之后，使得卡利古拉丧失了一般人民的民心。
卡利古拉绰号“小军靴”，在继位之前，有超强的人气，获得军队的支持。但是，一旦继位，掌握宰割天下利益的大权之后，就不能脱离利益获得人气。在利益分配问题上违背多数人的利益，虚幻的人气马上烟消云散。卡利古拉的对策不是调整利益分配，而是继续把自己神化，装神弄鬼。
原先古罗马的执政者只有在死后才被奉为神明，但卡利古拉命令将从希腊运来的诸神雕像的头部去掉，换上他自己的头像，并要求人们经过时必须向自己的神像致敬；卡利古拉自命为神，告诉众人他常受诸神邀请到天庭生活。
卡利古拉最终遇刺身亡。
后世的尼禄把自己打造成文艺明星，康茂德则是兼顾卡利古拉和尼禄，即是角斗场上的常胜冠军又cosplay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两人都不得好死。
粉丝对明星的疯狂，只是局限在明星不触犯他们的经济利益的范围内。一旦明星搞得粉丝破财破产，家破人亡，人心惶惶，粉丝们还会对明星疯狂吗？这是值得极大怀疑的。
洪秀全cosplay耶稣的弟弟，对早期劳动者有一定迷惑性。但是，进入南京之后，他迅速转型成封建统治者，开始享受奢侈的世俗生活，太平军高层之间为了权力大肆火并，普通将士和民众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善，对太平天国将士和民众的号召力也就立即下降了。对当时的青壮年来说，加入太平军和加入湘军，没有太多的区别，无非是那边的胜算更大，军饷给的更高而已。
脱离物质基础的造神运动，是没有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并不能稳定的造神。这种造神运动，最终必然归于失败。脱离物质基础的神坛是不稳定的，必然垮台。一旦垮台，就会伤及台上的卡利古拉、尼禄、康茂德、洪秀全这类人造神。
各种宗教起源的初期，可以依靠神迹忽悠少数无知的精神脆弱需要心理安慰的愚民。但是，一旦发展壮大，必须与绝大多数不那么愚蠢的劳动者和野心勃勃的士人打交道扩展信徒和神职人员的数量的时候，就不能不正确处理利益分配问题。
教育的普及，是人间统治者造神运动之敌。稍微有一点文化，敢于怀疑，心智正常的人，都能看穿造神运动。自我神化，装神弄鬼的把戏，只能在洪秀全对待文盲、愚昧的劳动者的场合有用，连洪秀全身边的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都糊弄不了。
对这些人来说，卡利古拉、尼禄、康茂德、洪秀全的自我造神的把戏是骗不了他们的。如果有足够的物质利益，他们愿意配合演出，逢场作戏，一起装神弄鬼，创造神迹，人工造神。如果没有，那就别怪他们翻脸无情。
卡利古拉、尼禄、康茂德死于非命以后，并没有发生罗马版的忠臣藏事件，不是因为罗马人的武勇不如日本人，而是因为没有人因为这些独夫民贼的死亡而在经济上陷入绝境。
事实上，刘邦早年也搞过类似的事情，比如自称自己是龙子太郎，自己斩白蛇之类。但是，这显然不是他获得多数人支持，并最终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随着士人的加入，刘邦很快就把获取忠诚的重点，从造神运动转移为提拔和分封。刘邦很清楚，造神运动，糊弄不了这些士人。
中世纪时期，基督教长期统治欧洲，靠的不是《圣经》和传说中的耶稣的神迹，而是拥有庞大的财力和源源不断的人才补给。
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和江田岛一样，有信心做到左翼青年进来，反动教士出去。
从统计上看，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有背叛自己经济地位的个人，没有背叛自己经济地位的阶级。绝大多数的人的意识，都支持对自己经济和社会地位有利的领袖、组织、政权和政策。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发生转变，他们的思想也会发生转变。个别人可以因为理想等原因忠于对自己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利的领袖、组织、政权和政策，绝大多数人则绝无可能。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忠于自己的理想，不如说他们忠于自己的利益。要平田和本多忠于二战前夕的日本军队，就要给予他们在经济全面萧条期，逆势上涨的经济利益。同理，要绝大多数人忠于自己，必须真正给予绝大多数人足够的物质好处，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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