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朝鲜半岛和平契机与东北亚团结政治的可能

危机中的转折

　　2018年2月9日至25日，第23届冬季奥运会在韩国江原道平昌郡举行。奥运会前夕，朝鲜半岛围绕朝鲜核问题的争执风急浪险，法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奥运代表团先后扬言如果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将退出本届冬奥会。2018年元旦，金正恩发表新年祝词，建议在奥运会期间朝韩双方在首尔进行会谈。1月18日，朝韩双方举行了两年来首次高级别会谈，宣布组建联合冰球队，并在开幕式上携朝韩统一旗入场。金正恩胞妹金与正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与文在寅总统会面，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而在首尔南北双方的高级别会谈也正在结出果实。3月5日至6日，文在寅派遣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率领韩方特使团访问朝鲜。以此为契机，美国方面对朝韩接触做出了正面回应。3月8日，特朗普在推特透露朝鲜半岛问题取得重要进展，他与金正恩的会面正在计划之中。3月25日至28日，金正恩首访中国，与习近平会见。4月27日9时30分，金正恩跨过军事分界线与文在寅会面，由此拉开了一系列围绕朝鲜半岛的首脑会晤。5月7日至8日，金正恩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习近平会谈。6月12日，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举行一对一和扩大会谈，而他访新乘坐的飞机是中国提供的国航包机。6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金向金正恩发出了访俄邀请。约一周后，6月19日至20日，金正恩第三次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见。文金会、习金会、金特会，以及即将上演的普金会和日本半心半意谋求的安金会，形成了半岛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景观。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所有会面均以金正恩的多边外交活动为中轴，朝鲜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角色，朝鲜方面是撬动这一进程的主要方面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朝鲜无法单独撬动朝美对峙的僵局。由于文在寅总统的当选，韩国政府极为坚定、有力、迅速地回应这一进程，使得南北双方为和平而站在了一起，从而暂时取消了美国的战争理由，为此后的系列变化奠定了条件。因此，韩国也是撬动这一进程的主要方面：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将南北双方置于一种能动政治的中心;也只有南北双方将半岛和平的总体利益置于各自国家利益之上，才有可能形成上述“共同努力”。南北双方在区域政治中扮演能动角色，促成美国、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利益各不相同的大国转向双边和多边和谈，尤其是迫使美国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和首脑会晤，并以此为契机，改善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缓和了因萨德问题而导致的中韩之间的紧张。由此，此次南北首脑会谈是2000年金大中-金正日、2007年金正日-卢武铉平壤会见后的第一次，朝美首脑会谈是半岛南北分裂以来的第一次。这是19世纪以降东北亚秩序变迁中的重大事件。

战争状态的世纪绵延

　　朝鲜半岛的命运与东北亚区域秩序/无序息息相关，而所谓秩序/无序几乎都是大国主导的结果。朝鲜半岛处于被动的地位。我在这里举出两个例子。首先是19世纪至朝鲜亡国这段历史。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地区逐渐陷入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秩序/无序，其标志是英、日、俄、美等霸权国家通过武力征服、殖民统治、瓜分势力范围等方式，用帝国主义国际秩序取代曾经长久维系区域和平的东北亚传统世界秩序。这一秩序的特征即大国博弈，在主权秩序概念之下，从根本上剥夺弱小国家的主权。1859-1861年间，英国与俄国围绕对马海峡进行争夺，触发了幕末日本围绕“征韩”的争论及其后控制朝鲜的尝试。为了抗衡俄国在亚洲的扩张，英国保守党政府曾有联合清政府的设想，直到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英国才正式放弃联合中国牵制俄国的念头，日本由此废除了治外法权，获得了与西方列强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九天以后，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的直接诱因是朝鲜东学党事件后日本对驻朝清军的攻击，但这一事态的形成可以追溯至1885年4月18日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以及更早的江华岛事件(1875-1876)。事实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1887年，日本参谋部就已经制定了《征讨清国策》，不但预谋攻击北京和长江中下游，而且明确地将从山东半岛至台湾的沿海地区及岛屿全部纳入日本版图。《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长期谋划的产物。

　　日本的野心是在帝国竞争的态势中展开的。马关签约后仅六天，就发生了俄国主导、德法加入的“三国干涉还辽”，东北落入俄国势力范围，胶州湾陷入德国之手(1897)。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干涉，而联军之一的俄国利用这一局势出兵占领东北全境，引发了与日本及英国的矛盾。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正是为了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权益。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日本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加入了各帝国间为争夺殖民地而展开的国际竞争。1904年，作为上述序列事件的产物，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因日本想统治朝鲜的欲望所引发，然后通过入侵朝鲜而肇始。日俄战争始于朝鲜战争，最终发展为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

　　在这场以朝鲜和中国东北(满洲)为战场的战争中，不仅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相继现身，而且美国以新的调解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影响了日俄之间的和谈及《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作为调解者和仲裁人，美国所采取的并非中立立场。1895年，由美国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加尔文·布莱斯(Calvin Stewart Brice，1845-1898)牵头、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参股的美中发展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 ACDC)成立。公司的目的是积极谋求在华铁路、矿产和其他工业特权，其中包括谋求中国东北铁路沿线资源开发权和为期30年的铁路建筑垄断权。除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之外，美国也试图以利益均沾的名义遏制俄国在中国东北利益独占，进而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开疆辟土。但这一政策因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强势存在而未能成功。据日俄战争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结算额，“全收入的82%由国债和一时借入金支付，国外公债的比率达到全体的40%”。这里所谓国外公债主要源自美国和英国。为了抗衡俄国的势力扩张，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华尔街金融寡头向日本提供贷款，总额度占日本军费总开支的40%。然而，《朴茨茅斯条约》加强了日本在黄海和日本海的控制权，伴随日本从俄国手中租借辽东半岛，获取旅顺和大连的军事港口，并垄断东北区域的贸易，美国的哈里曼铁路计划终于破产。一场更为迫近的太平洋地区的争夺将在日美之间展开。这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在亚太争霸面临的新挑战和新角色。

　　与美国的新角色直接相关的就是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割与朝鲜战争的爆发。关于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研究汗牛充栋，但南北分割的形成比哪一方面率先动武甚至更为根本：没有欧洲战后瓜分势力范围和大国避免直接对抗的事实，就无法解释朝鲜半岛南北分割的格局;分裂和内战的格局是殖民主义历史和大国主导的战后秩序所决定的。在冷战时代，南北双方是东西两大阵营相互斗争的前沿之一，民族独立倾向、意识形态对立与全球和区域霸权秩序相互纠缠。从更为宽广的范围来观察，美苏对抗和朝鲜半岛的分裂都可以在更早时期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找到历史脉络。就冷战结构的形成而言，美英是主导，苏联是相对被动应对的，鉴于二战的经验，斯大林建立缓冲区的建议有其历史原因。朝鲜战争是继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之后的又一场与朝鲜半岛直接相关的战争。就宏观条件而言，上述所有战争都包含了围绕朝鲜半岛的争夺。在这些争夺中，朝鲜半岛的抵抗运动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一道，成为东北亚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因此，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不同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甚至也不同于太平洋战争，其中包含着弱小民族寻求解放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在当今格局中，南北双方可以穿越历史的迷雾，发现在对抗中隐含着的共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南北双方均不承认南北分割的格局，都试图探求民族统一的契机。但李承晚在美国主导之下率先举行单方面的选举和建国，并实行独裁和镇压，已难以担当民族统一的主导力量。韩国社会运动包含着对分割朝鲜半岛的霸权力量的抵抗，而北方对于民族统一的坚定信念与韩国社会运动的这一底色难道不存在重叠部分吗?南北双方不是冷战分裂格局的主导者，但在寻求民族统一方面却是抵抗霸权秩序的能动力量。无论是从社会运动中汲取能量的文在寅，还是寻求自主改革的金正恩，他们跨越种种险阻、寻求民族和解的握手也内在于这一抵抗的脉络。

　　在上述序列中，朝鲜半岛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朝鲜半岛的安危同时也是中国的安危。从明万历年间发生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又称壬辰倭乱)，清光绪年间的甲午战争(1894-1895)、清宣统年间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中华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1931-1945)，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朝鲜战争(1950-1953)，每次朝鲜半岛的危机都将中国卷入其中。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中国主动发起或主动介入的。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及此后的全面侵华战争(1931-1945)中，也有许多的朝鲜儿女以中国为根据地从事针对日本殖民者的武装的和政治的抵抗运动，并直接参与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形态如何，中国与朝鲜半岛因地缘、文化和历史的紧密联系而不得不承担相互依存的命运。2017年底，在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而呈现僵局之后，文在寅总统选择12月13日即中国为纪念南京大屠杀而设立的唯一国家公祭日访问中国，并在首场访华演讲中提及对于中国经历的这场悲剧，韩国人“感同身受”。在朝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之际，金正恩三次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见，也正体现了这一休戚与共的关系。

重新认识朝鲜与半岛危机

　　重新认识朝鲜是重新认识东北亚状况的必要步骤。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与从未终结冷战的“冷战终结”重叠而至，西方和隶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韩国等都成为了“后冷战”的胜利者。所谓冷战结构的瓦解只是其中一极结构的瓦解，而其瓦解不过是为另一极结构的“全球化”提供条件。这一格局的意识形态后果就是反共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彻底正当化和美国霸权性存在的“自然化”与“无害化”——冷战结束时，美国是唯一使用过核武器并在全球拥有近900个军事基地的最大霸权，也是将核武器带入东北亚并多次准备使用的冒险家，但在所谓“后冷战”氛围中，对于置身这一霸权构造内部的社会而言，美国霸权已经变成了“自然的”或“无害的”存在。对于极为活跃的冲绳反基地运动，除了少数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大众传媒鲜有人提及。与美国角色的“无害化”相反，朝鲜被普遍地描绘为最危险的、毫无理性的国家。(即便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的中国，也时常被描述为“邪恶轴心”之一，时时笼罩在“崩溃论”与“威胁论”之间。)伴随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冷战时代的区域关系逐渐缓和，如中日之间、中韩之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幅度地改善了，但朝鲜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困难和孤立。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朝鲜核危机的三大历史根源反而被遮蔽了：

　　第一，作为朝鲜战争的结果，1953年分别由朝鲜与美国方面、朝中方面与联合国军方面正式签署的《朝鲜停战协定》及其补充协议不是终战协定，而是停战协定，亦即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未因停战而真正终结。美国驻韩军队自1957年起部署了包括战术性核武器在内的进攻性武器;即便在美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美苏核裁军协议而从韩半岛撤出核武器之后，美韩始终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对朝鲜保持威慑，其中也包括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核威慑。

　　第二，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是由冷战末期和所谓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失衡所触发的。停战之后，南北分裂条件下的冷和平以美苏相对均衡的对抗局面为前提，朝鲜核政策的变化正是冷战结构的单方面解体造成的。在苏联帮助下，朝鲜于1959年开始建立宁边原子能研究所，并在1965年建成第一个2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其目的并非发展核武器，而是和平利用核能。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开发了更大规模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拥有了发展核武器的潜力。1985年，美国通过苏联向朝鲜施压，促使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伴随苏联社会主义体系进入改革和危机的时期，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在经济上高度依赖苏联支持的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并处于后冷战战略失衡的时期。朝鲜转向核威慑的目的是以自我保护为动力的战略再平衡，而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核专家外流也正是朝鲜核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

　　第三，作为朝鲜的另一后援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与美国修复关系，并于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其结果之一便是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在中国与俄国和韩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不但中朝、俄朝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而且美国和日本并未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在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金日成、金正日一边转向核武器的研发，以作为安全与政治的战略筹码，另外又试图寻找突破孤立状态和变革的机会，但后一方面的努力不是被忽略，便是因外来压力而终止。

　　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有关东北亚区域整合的讨论，朝鲜从来不在其中，也鲜有学者论及朝鲜，似乎朝鲜就是一个真空地带，一个等待其自行垮台的政治体，东北亚问题可以对其忽略不计。由于朝鲜的孤立状态，外界很难确切地了解和判断朝鲜政治的变化，从而有关朝鲜政治不确定性的说法此起彼伏。但就朝美、朝韩、朝日关系而言，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美、韩、日因国内政治变化而显现在对朝政策上的变化绝不比朝鲜更稳定。在某些方面，朝鲜的状态类似于中苏分裂后中国的被孤立状态，它在苏联解体之后经济面临极大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通过发展核武器以赢得自身安全和国际地位的努力。朝鲜核危机的全部进程都是在孤立、围堵朝鲜与朝鲜自卫、突围的互动中发展的，如果大国、尤其是美国不能承担责任，就难以解决半岛无核化的危机。

美国的责任与各大国的角色

　　我们只要排列出半岛核危机的几次转机及其失败的序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91年9月27日，在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总统任内，美国宣布撤除部署全球各地区的战术核武器，其中也包括部署在韩国的战术核武器，三个月后，即1991年底，南北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一个月后，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了接受安全保障协议，并于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接受了该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

　　但是，由于双方在核查进程中出现分歧，导致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一危机局势中，美朝举行副部长级直接谈判，并于1993年6月11日达成一个联合声明。1994年10月21日，美朝日内瓦会谈达成《朝美核框架协议》，在朝鲜承诺冻结核设施的前提下，美国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放组织，为朝鲜建造轻水反应堆并提供重油，但美、日、韩帮助朝鲜拆卸石墨反应堆和建造轻水反应堆的承诺一再拖延。2000年10月，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内，金正日特使赵明录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实现互访，但这一势头伴随小布什的上台而告终结。

　　在朝美关系因美国国内政治陷入僵局的时期，2002年9月17日，小泉纯一郎成为第一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金正日与小泉纯一郎代表双方签署了《朝日平壤宣言》。除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和有关关系正常化的承诺之外，日本方面也就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及给朝鲜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反省与道歉。朝鲜方面也释放善意，公开承认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绑架日本人质案的责任，并将其定性为“一部分特殊部门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正如美朝关系受制于国内政治一样，日朝关系的走向——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也同样受制于日本国内政治。朝鲜方面承认绑架案的善意在日本铺天盖地的媒体轰炸中被再度妖魔化，朝日谈判的曙光昙花一现。

　　2002年朝美围绕核问题的对话陷入僵局：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宣布朝鲜与伊朗、伊拉克为“邪恶轴心”，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将朝鲜列为使用核武器打击的对象之一。2002年10月，美国特使凯利访朝后宣布：朝已承认浓缩铀计划，指控朝正在发展核武器;朝鲜随即表示在半岛局势下有权发展核武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而朝方则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协议》。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双方互信面临崩溃。在美方的游说下，中国以三方会谈的方式为朝美沟通提供条件。“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举行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有韩国、日本、俄罗斯加入的六方会谈。过程充满曲折，但对话使得朝核态势基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六方会谈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协议在达成后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变故往往得不到执行，会谈常常陷入破裂，局势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紧张状况”。六方会谈是一种妥协形式，参与谈判的大国尽管都要求朝鲜弃核，但各自利益不同，难以步调一致地行动，其中美国无视朝鲜的安全关切是一个主要障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谓南北统一问题就是北方并入南方的问题，即所谓德国模式——这一模式不可能为朝鲜所接受。

朝鲜半岛和平契机的根据

　　在双边和多边谈判遭遇困境的时刻，美国方面宣称：朝鲜核问题的转机只能来源于制裁。但是，朝鲜战争以降，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对朝鲜实施制裁，直到今天，为什么从未生效?在冷战时代，朝鲜是东方阵营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不可能取得效果;在后冷战时代，中、俄、日、美的地缘政治利益各不相同，即便都赞成半岛无核化，在六方会谈的条件下，也无法形成真正的统一步调。促成大国达成脆弱共识、逼迫美国同意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的，恰恰是朝鲜在核武器方面的快速进步和貌似不惜一战的战争边缘政策。无论是否赞成这一政策，我们需要承认两点：

　　首先，作为一个地区小国，朝鲜所以能够扮演这一角色，是以其独立自主的主权状态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为前提的;在这一主权状态下，不是单纯地依赖大国庇护，而是寻求能够最大程度地抵抗外部压力的军事-经济体系，成为其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六方会谈未能取得最终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将其自身与其亚太盟国的关系投射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上，认为只要中国给朝鲜足够压力，就可以迫使朝鲜让步。因此，美国不但拒绝与朝鲜直接会谈，而且也不断地通过军事演习和经济制裁对朝鲜进行恫吓，并试图迫使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美国的错误不仅是将自己的秩序观投射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而且也不了解朝鲜在长期的反殖民、反帝斗争中形成的主体性需求。从金日成、金正日至金正恩，朝鲜领导人倡导的主体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朝鲜的这一独特位置和由核危机导致的高度紧迫感，在安全方面长期依附美国的韩国方面也难以形成寻求自主解决半岛危机的紧迫感和坚定性。因此，统一的政治必须在双方互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

　　其次，不同于台湾在冷战结束后日益高涨的分离主义趋势，朝鲜和韩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统一意愿。国家统一是南北双方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朝鲜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完成撬动上述和平进程的任务，配合其完成或与其共同完成的是韩国。在这个意义上，南北对话合作是对朝鲜战争遗产的颠倒：在战争时期，南北双方均以朝鲜全境作为国家边界和主权范围，以消灭对方作为实现统一的手段;和平进程同样以朝鲜半岛全境作为国家边界和主权范围，但改变了另一预设，即在政治制度不同的条件下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必须放弃一方吞并另一方的野心，开创一种不同于德国统一模式的统一模式。事实上，朝鲜在长期国际制裁下的顽强存在和其先军政策迫使人们认识到：朝鲜具有抵抗外部压力的意志和力量，韩国发达的经济和不完全的主权状态不足以单方面地统一半岛，试图等待自然瓦解或动用武力解决统一问题，都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因此，必须在尊重朝鲜地位的前提下，开启和谈进程。这是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总统以来的政策理念，也是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担任总统时期遭遇挫折的进程。

　　在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刻，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是一个重要事件。没有这一契机，南北之间的默契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如果说朝鲜为回应美国压力而形成的对应性战争边缘政策迫使各方迅速采取行动，那么，文在寅总统综合半岛和平统一意愿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局势和灵活果断的国际战略，让他成为迄今为止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板门店握手跨越对方边界的视频和照片震撼了全世界。文在寅是在朴槿惠遭弹劾、民意激荡的过程中当选的，他本人与韩国进步社会运动有着长期的、密切的联系。在高度动员的社会条件下，文在寅能够依托民意，较大程度地超越议会党派政治的限制，以其灵活的政治技巧，激活南北对峙的僵局。没有韩国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积累和支持，没有战后韩国社会对于统一的基本共识，没有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紧迫感，文在寅总统不可能靠一人之力展现这样的意志和能量。韩国社会每一次朝向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在增强韩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比较韩国与台湾及琉球的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韩国政治的潜力。台湾分离主义是日本殖民主义和战后美国蓄意培植的产物，但其成型主要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并预伏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缔结外交关系的过程之中。在中美媾和的同时，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并将并非琉球一部分的钓鱼岛同时交给日本管理，同时在承诺“逐渐减少”的前提下维持对台湾军售，并以国内法(《对台湾关系法》)制衡中美关系。伴随中国崛起的进程，遏制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美国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国防授权法”为美台实质性军事同盟提供法理基础，甚至邀请台湾加入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的建议也在考虑之中，挑战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则以价值观政治与之呼应，公开以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口号相号召，要求“自由民主国家”联合遏制中国大陆。琉球、关岛和夏威夷等构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帝国群岛的关键部分，由于琉球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军事基地及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军事前沿，处于美国帝国群岛的中心地带，故当地社会运动虽然极为活跃，给人极大的启发，但在没有日本国内政治变迁和周边环境变迁的条件下，难以撼动其霸权。

　　朝美首脑会晤不是发生在通常被认为“鸽派”的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而是发生在经常让人不安、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时代，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不按牌理出牌，并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特性的结果，也是以美国两党政治为轴心的政治危机的产物;恰恰是在政党代表性全面丧失、媒体“客观性”根本瓦解、民粹主义政治高涨的时刻，特朗普的个人特征才得以在美朝关系问题上显示作用。在朝美直接对话问题上，美国扮演了较为主动的角色。但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变化服从于其地缘政治战略，尤其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在朝美宣布即将举行会谈时，曾经一度盛行中国已经在南北和谈中边缘化的舆论，这一舆论虽然由于中朝关系和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位置的特殊性而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对华关系的主轴已经从接触转向遏制，即从将军事和政治遏制置于背景，通过鼓励其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遏制，到以直接军事、政治和贸易战的形式进行遏制，其目标没有变化，就是阻止中国崛起。

　　美国国内围绕中国问题的纷争不是是否需要遏制中国，而是如何处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和美国都存在。因此，探索朝鲜和平统一进程必须充分考虑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近期东亚区域的紧张态势与奥巴马时期的希拉里主导的“重返亚洲”计划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美国谈不上重返，因为从来没有离开，只是力图确保对中国的绝对优势而已。因此，尽管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于半岛局势具有重要影响，但不能将朝鲜半岛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国内政治之上。从基本方面看，美国的对朝政策服从于其地缘政治战略和维持其全球霸权的使命。

　　第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与贸易战对于朝鲜半岛和平及台湾海峡稳定的潜在破坏性。美国优先政策是在美国国力不足以维持其全球霸权时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其霸权地位和战略，恰恰相反，美国优先的实质含义是力图将其盟国更深地纳入美国霸权体系，以替代美国承担的部分经济和军事义务。以美国优先名义做出撤退姿态，同时加强对盟国的压力，以维护其霸权体系，是这一政策转向的内涵。

　　第三，美国民主危机(政党政治、媒体的失败与民粹主义崛起)的危险性与可能性。战后美国政党政治和媒体舆论对中国、俄国、朝鲜等国的定位相对固定，在这种稳定格局之下，任何战略性突破都非常艰难。但从布什时代以降，美国两党政治失灵、媒体影响力衰落已经成为重要趋势，至特朗普时代，民粹主义政治正在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这是特朗普有可能在反对党反对、媒体激烈批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举行朝美会谈的条件之一。但在美国民主危机条件下，特朗普对外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反复空间和不确定性。在制度失灵的条件下，局势翻转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强了。

对朝鲜的安全承诺与中国的角色

　　在上述条件下，中国以及俄国对朝鲜的安全承诺是必要的。中国支持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主张以“双暂停”为起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相较于习金会之前的态度，中国在发展对韩关系的同时，着重重申了对朝承诺。金正恩要完成其历史角色，不但需要重建与韩国的关系，也需要完成对在南北统一进程中中国角色的再造，即通过重塑抗美援朝战争中两国在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中的血肉联系，创造一种推动区域和平的新纽带。在第三次习金会上，习近平承诺了三个“不会变”：“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谊不会变;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这些修辞显示了一种立场，即朝鲜半岛的自主性越强，越有利于中国的安全;以历史传统为依托，承诺对于朝鲜的责任，有利于半岛和平进程——这一进程不仅涉及萨德问题和美军撤出问题，而且涉及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和东北亚的区域整合。回顾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和漫长的伊朗核危机，美国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放弃已经达成的协议，转而动用武力。如果没有中国、俄国等大国对于同一进程的介入和承诺，就无法提供朝鲜方面的安全需求，而安全需求正是启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必要前提。基于19世纪以降大国平衡的教训，任何大国的安全承诺都必须是在尊重朝鲜半岛自主性的前提下的承诺，因此，寻找一种透明开放的国际框架，以确保这一前提，十分必要。在朝韩双方的自主决定与充分考虑朝鲜的地缘安全需求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充分发挥南北双方能动性、制约单极霸权主导的平衡点。

　　中国在这一进程中可以也应该扮演重要角色，但必须面对战后的历史遗产。Bruce Cumings于2017年秋季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从1945年至今的七十多年间，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遗产之一是东亚地区强烈的相互仇视。战争期间，美国仇视日本、红色中国、朝鲜共产主义者、越共等敌人，这些“敌人”也敌视美国。当专家们用日本奇迹等术语表述日本的成功秘诀之时，日本的反美主义已经很稀薄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敌视，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对日本的警觉。不同于西欧的情况，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仍然是一个现实问题，时刻可能因为当代局势的变化而转化为负面的历史资产。日本帝国主义之历史并不是敌视或仇视的唯一根源，真正导致这一敌视状态持续化的是隐藏在“自然化”和“无害化”的秩序和心态中的再造敌视状态的霸权性构造。在这种霸权性构造的持续化下，敌视状态可能因多种因素而发生局部缓解，却不可能彻底消退，且随时构成对和平进程与缓和趋势的阻断和逆转。在“中国崛起”引发了区域关系变化的时刻，美国主导的对中国的国际遏制战略也势必导致情感关系的转化。在面对这一重大国际局势变化的进程中，中国尚未找到推动和平进程的最为有力的理念和方式。可以说，东北亚各方对于一个和平东亚的到来都明显地准备不足。

如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与区域整合

　　2018年，朝鲜半岛在极为危险的军事对抗局势下赢得了一个转向和平的契机。这一契机也可能是推动东北亚全面和平的新起点。但无论世界格局，还是区域格局，均处于瞬息万变的时刻。因此，需要动员各种力量，推动和平进程。这里不揣冒昧，提出几点粗略的建议或思路，供进一步讨论。首先，由于南北双方是在不同制度条件下谋求和平统一，一个加速但不是短促的进程是必须的。朝韩、中朝、中韩、朝美、韩美的磋商和首脑会谈形成了一种态势，朝俄、韩俄，以及朝日的会谈也在计划之中。这一进程需要保持加速的态势，才能维系和改变朝美间的脆弱关系，并为这一关系提供多面的支撑。但加速不是速成，必须在长期进程中设定阶段性目标，协同建构未来框架。为了维持这一态势，朝与韩、美三方签署终战协议，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只有在终战状态下，双方的公民才有可能自由地互访，不仅实现被分离家族的团聚，而且为和平统一奠定前提。

　　其次，在沿着无核化方向实现军事和解的同时，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在维持朝鲜自主前提下，帮助其经济发展。在朝鲜方面做出切实可行的无核化承诺之后，应该以谈判方式取代经济制裁，重启开城工业园，促进韩国与朝鲜的经济整合。在中国方面，应该提供更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发展新义州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合作。在朝、韩、中、日、俄等区域国家共同参与的条件下，启动新一轮的东北亚区域整合，促进南北双边和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区域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以多方参与的方式，建设包括铁路和公路网线(如南北朝鲜之间的高速铁路并与朝中铁路、朝俄铁路贯通，同时对旧的铁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在内的互联互通的新模式，超越目前单极霸权主导的区域和全球秩序/无序。

　　第三，和平统一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政治统一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但并不是全部。在政治统一形成之前和之后，如何改变和摒弃南北双方由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历史所形塑的偏见，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实现双方在历史认知、社会心理和文化上的和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这方面，不妨参考中国的经验与教训。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生活方式的差别也日渐缩小，但分裂势力在政治上推动的“国家建构”运动，以文化建构的方式渗透在媒体宣传、中小学教科书和其他形态的文化领域，成为台湾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陆方面，关于台湾的研究主要限于台湾研究的专门学者，在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中，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和其他方面的内容也较少涉及台湾。这一格局是在内战、冷战的历史中形成的，但至今没有根本改变。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内地与香港的联系日益密切，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整合极为迅速，但香港年轻一代的中国认识极为肤浅，有关中国的基本认识仍然深受殖民主义历史、冷战历史的影响，而在中国大陆，对于香港青年运动的兴起及伴随其中的分离意识，大多数人感到困惑和不解。无论是朝韩之间的认识，还是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之间的相互看法，都不只是在双边关系中形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关系所塑造的。因此，媒体和教育内容的改革不仅是双边关系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新认识19世纪以降、尤其是20世纪及当代世界的问题。如果不能彻底地清理殖民主义和冷战的遗产，根本性地扭转敌对和歧视心态，民族和解就难以真正实现。

　　最后，和平统一进程是一个民族主体的再造过程。正如2000年首次南北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北南共同宣言》所说，“南北双方同意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努力自主解决国家统一问题”是一个基本共识，在分割六十多年之后，作为新的政治范畴的全体朝鲜人民不可能只是南北人民的叠加或总和，而且必然是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诞生。因此，探索形成这一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进程，也就是探索实现民族统一的道路。这一探索应该比诸如联邦政府或松散式联合政府等政治形式方面的设计更为宽广，超越狭义的政治统一，而寻求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新途径。正如个人主体性永远是一种互主体性一样，民族统一或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诞生不可能是孤立的事件或进程，必然涉及全球与区域关系的变化和重组，因此，政治统一进程与新的区域整合和全球关联的进程势必是相互重叠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之间的关系困境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不平等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大陆方面，如果不能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出一套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更加公平、更加融合也更加尊重文化多样性、更有利于生态保护、更能够提供人们创造活力的发展道路，就难以突破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台湾和香港方面，如果不能对于东北亚区域内不平等状况以及台湾、香港的战后经济发展，置于冷战构造内部加以审视，就无法摆脱殖民主义和冷战史观投射在其中国认知上的巨大阴影。

　　对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而言，殖民主义历史和冷战状态对于朝鲜的经济困境与韩国的依附性发展的根本影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由媒体、教育等所创造的社会心态之中。为此，不仅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或在台湾海峡之间，而且在整个东北亚区域，展开重新认识当代世界、探索区域和平和自主发展道路的讨论，是极为必要的。从南北双方的敌对状态向新的“我们”的过渡，不仅需要在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超越危机重重的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需要探索重塑区域关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南北双方的和平统一进程在汲取双方和共同历史遗产的同时，更需要在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并肩前进、相互融合。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关于民族认同与统一的共识极为珍贵。这一共识意味着和平统一进程可以在民众普遍参与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只是少数政治家、精英人物之间的策略权衡或大国平衡的结果。这一民众普遍参与的状态是和平统一进程的自主性的基础。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应该也可能成为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和平进程和区域整合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