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弘扬井冈山精神努力实现“中国梦”
当年，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连生存都受到威胁，毛泽东同志始终坚信井冈山之路一定会成功，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天，我们更要坚持道路自信。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理论自信的基础，是密切联系实际。这种理论自信，必须做到既不迷信西方的学说理念，也不拒绝学习借鉴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制度自信是实现“中国梦”的制度保障。化精神力量为物质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站在世界发展新起点上实现“中国梦”，需要弘扬井冈山精神。应对国际挑战、把握战略机遇、灵活运用“底线思维”、增强战略定力，需要弘扬井冈山精神。当年，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创造了一系列敢于决断、搏击，适时将战略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的范例。今天，现代化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中国梦”的实现，会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除了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另一条道路。
（来源：《前线》2013年第6期）
梁柱：“有了马列，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
毛泽东关于“有了马列，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受到重视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由于国际和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使一部分党员理想信念失落，其中一些人热衷于宣扬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不能不严重影响到党内的共同语言，侵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这些思潮的喧嚣，已经不属于思想活跃的范围，而是突破了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坚守的底线；他们这样做，已主要不是认识原因，而是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就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从思想上加以厘清，以正视听。毛泽东说：“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这应当成为我们应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的锐利思想武器。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年第5期）
胡鞍钢：共同分享的改革才能获得人民拥护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之后，全体人民所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改革，互利共赢的改革，共同分享的改革，共同富裕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才能获得人民的理解，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护。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全社会改革收益最大化，改革成本最小化，保持天下大治，保证社会和谐。中国需要公平公正的改革。未来十年改革要把社会公平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保证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持续下降。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标志。中国需要互利共赢的改革。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是“我得你失”的零和博弈，改革本身是可以成为互利共赢的成长过程。改革就是13亿人民成为共同赢家的改革，中国需要共同分享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十几亿人能够共同拥有发展的机会，共同提高发展的能力，共同提升发展的水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中国需要共同富裕的改革。这既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又是改革的衡量标准。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5月22日）
程恩富：意识形态对立并未真正弱化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把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抑或是以往意识形态相互对立的国家，都卷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来。意识形态的对立表面上看是被弱化了，实质上是采用了新的隐蔽形式。当前，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向世界各国的渗透日趋明显，美国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借助高新科技手段遍及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正面临来自信息网络化的愈益严峻的挑战。一种信息的传播方式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掌握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就拥有了传播某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和影响力。借助信息优势，发达国家成为信息强国。在美国发起并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的主要平台。文化的双向交流也变成了单向输出。发达国家具有的网络优势，严重动摇着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意识、价值体系、民族文化与信仰体系，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对其优秀文化进行贬低、丑化。当然，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国家不只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文化建设领域的团结合作与互相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来源：《环球时报》2013年6月3日）
李北方：告别“TINA教”
有些英国的底层民众好像不大懂得“人死为大”的道理，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在伦敦、布里斯托、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出现了集会，“欢庆”撒切尔夫人的死亡。他们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那个婊子死了！”（The Bitch is Dead!）围绕葬礼，仍旧是抗议和争议不断，数人因此被捕。一首名为《叮咚！那个巫婆死了》（Ding Dong! The Witch is Dead.）歌也被“顶”上了排行榜的前列。
这些人大都是被撒切尔夫人推行的政策伤害过的，他们中有“下岗人员”、有被残暴镇压过的旷工、有因为教育经费削减而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人，当然包括虽没有切身体验但反对主流媒体粉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年轻人。
同时，赞美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这在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上也可以大规模地见到。对撒切尔夫人的赞美主要来自一些有权势的人物，英国政府也为她举行了国葬。撒切尔夫人的女儿援引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名流的高度评价声称，其母的所作所为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一切尖锐的争议说明，围绕着撒切尔夫人和她象征的发展方向的斗争不会因为她的离世而停歇——在她离开权力中心20多年后的今天如此，未来恐怕仍将如此。
撒切尔夫人是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浪潮的关键性人物之一。这种政策取向的主要内容有：推行小政府改革，放松监管；减税，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一切；镇压工人运动，摧毁工会，破坏福利体系；等等。新自由主义者声称，个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而自由只有靠市场才能实现。
“铁娘子”的绰号形象地表明了撒切尔夫人的固执和强硬，她坚信这种政策取向是最好的，她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首字母缩写为TINA）。自她的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别无选择”的粗暴论断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了，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政策上或多或少地滑向了这个方向，市场化、私有化、去监管化等信条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美国学者查尔斯·德伯将这种共识形象地称作“TINA教”。曾在工党政府任商务大臣的曼德尔森在2002年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一历史大势的注脚，他说，现在我们都是撒切尔主义者。
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TINA教”不仅企图控制政府的决策，它还企图宰制人的精神世界。正如撒切尔夫人所说的，“经济学只是方法，真正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内心和灵魂。”她要塑造的是什么样的人性呢？那便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即人除了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东西。“什么是社会？根本没有社会这回事！”
“TINA教”是一个恰当的命名。新自由主义（或者撒切尔主义）严格地来说称不上是一种“主义”，它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是无法自恰的，因为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它说宣称的政府退出和市场登场都无法实现。它勉强可以算是一种精英主义，她借助人的精神世界的革命来推进一个丛林社会，让强者可以做到“赢家通吃”，让1%凌驾于99%之上。
反观中国社会，可以说“TINA教”的影响无孔不入。它不仅渗透进了经济改革的实践中，也深刻地重塑了大众文化——几年前的一些电影让人总结出了“谁也不能信”便是一个旁证。
正如涟漪的扩散，当“TINA教”在其发源地已经渐失光环的时候，它在中国的影响力仍处于鼎盛时期。2008年金融危机促使很多西方人反思新自由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源正是放松监管之后的大规模金融投机行为。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没有同西方一道沉沦，恰是因为还保存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遗产，没有彻底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路径。但中国的“TINA教”信徒们对此视而不见，继续“传教”，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其召开恰逢撒切尔夫人去世），就有中国的经济学家重复多年来的老调，说不继续推进国企的私有化，中国就不会有真的市场经济，结果遭到了西方同行的反驳。此外，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在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对其政治生涯做了正面的总结。
英国的《卫报》在讣文中说，“在她的坟前不该有人跳舞，但也不应举行国葬。她的遗产是公众的分裂、个人的自私自利和贪欲的邪教，这些更多地钳制了而不是解放了人类的精神。”问题是，有些人——为数众多的西方政客和中国的“TINA教”信徒——完全拒绝面对这样的批评和反思，他们执意要将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推向更深的境地。
任何人的离世都是个悲剧，对爱他们的人而言是巨大的损失。但撒切尔夫人不是普通人，除了致哀，我们还需要面对她留下的巨大的政治的和精神的遗产。倘若我们还承认人是社会性的生物，还期待一个和谐的世界，还认为有必要弥合精英主义与大众政治之间的尖锐对立，就应该向“TINA教”告别。
（来源：《南方窗》 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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