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北京地铁拥挤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北京地铁是国内大城市中修建最早，线路最多、里程最长的城市，尤其是近几年，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但任何一个坐过北京地铁的人都有一个深刻感受，就是非常拥挤，尤其是上下班时间，英国伦敦市长到北京体验北京地铁的感受也是这两个字。最近，网上纷纷传言，造成拥挤的主要原因是票价过低，因此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依靠价格杠杆来调节。客观说，北京地铁票价确实过低，可能是全国拥有地铁城市中票价最低的城市。笔者记得，当初市政府之所以定如此之低票价，是为了鼓励人们出行坐地铁，减少地面开私家车和坐公交车人数，以减低路面交通压力。所以市政府一方面投入巨大资金修建如此之多、之长的地铁线路，另一方面又投入巨大财政贴补地铁运行亏损部分。满以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地面交通压力，又通过地铁提供人们出行之便利。但事与愿违。地铁一条条新线路的开头，也确实在超大城市的北京地区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面拥挤的私家车。但坐地铁人数却越来越多，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更是拥挤不堪。固然造成这种状况与票价之低有直接的关系，适当调整票价也是必要的。但是否是造成拥挤的根本原因呢?提高票价之后，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拥挤问题吗?非也!

　　笔者认为，造成北京地铁拥挤的根本原因是畸形、片面的社会发展理念。

　　第一，社会的发展理念究竟是扩大差别，还是缩小差别?

　　一个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必然形成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与地区差别的客观现状。而这种差别最终表现在人们的物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上。那么作为执政党和政府部门就必须面临着一个社会发展理念问题：是保持甚至继续扩大、加速这种差别，还是努力减低、缩小这种差别?不同的社会发展理念实质是体现执政党和政府部门的不同的宗旨和价值理念。我们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奉行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此形成的社会发展理念必然是努力减低、缩小这种差别。建国后，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总的目标就是努力缩小三大差别。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号召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道理很简单，缩小差别不是物质方面一平二调式的平均主义，而是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提高中小城市、农村和边缘地区的社会生产能力。而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人，是需要一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精神和一定科学知识、科学技术的人。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建国以后，大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大批现役和复原转退军人响应党中央号召，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由此才导致相对落后、荒凉的地区一座座新型中小城市的兴起，才有边疆经济建设的飞跃发展。笔者2007年到过新疆，亲眼目睹过千里戈壁滩的荒凉和新疆建设兵团以及开发克拉玛依石油工人的巨大成就，由衷钦佩他们的开拓者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文革期间达到高潮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六二六”城市医疗队到农村去等等也是服从于这一国家发展的总体理念，是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和手段。这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真正的科学发展理念。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否定，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否定，导致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的总体理念也程度不同地甚至根本否定。他们认为，号召、组织大学生、青年人到落后、艰苦地区去是违背人性，应该把个人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第一位的东西，鼓励人们自由选择、自由流动。笔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反映农村青年恋爱观的电影《人生》。其主题就不是鼓励农村知识青年努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本地落后面貌，而是有意无意宣扬青年人离开落后的家乡、地区到城市去，到海外去。因此从那个时候起，社会倡导和鼓励的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甚至是180度的转变。虽然没有公开直接的口号，但实际上，“到海外去，到城市去，到最能赚钱和成名成家的地方去”已经成为全社会倡导、鼓励的理念。大批农民离乡背井到城市打工，农村学生通过高考途径改换门庭，小城市人到大城市，大城市人到特大城市，到海外去，已经成为近几十年中国人口流动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中国的北大、清华等所谓一流大学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才培训基地。中国当代大学毕业生的首要选择“北上广”就是这种社会发展理念的典型表现。笔者在新疆时，曾听到这样一种形容第一代开拓者的声音：“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许多人以此为自豪，也有相当多的人抱有责怪和埋怨的情绪，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因此相当多的兵团子女后代就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内地，特别是沿海大城市。这就是全国各个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人口剧增的根本原因吧。以北京为例，北京已经是一个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上虽然不是中心，但经济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北京真需要那么多人吗?到北京的人是为了国家发展、北京发展，还是为自己淘金赚钱和成名成家?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来。这就是北京人口剧增、城区面积急剧膨胀的根本原因，其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地铁发展速度。这也是北京地铁拥挤的根本原因。北京地铁票价上涨，一时可能缓解拥挤现象，但这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绝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北京地铁拥挤表现出来的大城市人口盲目过快增长是整个中国社会畸形、片面发展的缩影。固然，大批农村人到城市打工给城市发展做出了极其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家乡呢，贫穷落后的地区呢?事实上，他们的家乡与地区与城市、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别却越来越大，实质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甘肃省有一个高考升学率极高的县份，其大学生毕业后几乎没有人回到家乡，由此造成大学生越多，家乡越贫困，反过来进一步刺激青年人依靠升学离开贫困地区的恶性循环现象。习近平同志去年年底到距离北京较近的河北省阜平县农民家访问。有的农民一家全年总收入才二千多元。即使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可能有些人钱赚了不少，但他们有幸福吗?笔者也有农村亲属到大城市打工，钱也不少，但他们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节假日，没有组织关怀，没有工会帮助自己维权，没有固定和较好的住处，没有城市人的各种劳保待遇，不知哪天就被老板炒鱿鱼了，一旦遇到灾难和突发事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前几天，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放贵州省到浙江海宁的一农民工因孩子突发疾病无钱医治，无人关心，走投无路，一时头脑发热，突发到银行抢劫。固然其个人行为是违法行为，但我们不能不思考，造成其行为有否社会原因呢?而且这种社会原因仅仅是农民工的救助机制吗?贵州本身就是落后地区，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鼓励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落后面貌，非要支持到发达的浙江省做贡献吗?再联想到去年，贵州几个十岁左右的农村流浪儿被闷死在城市的垃圾箱中。17日的《今日说法》又播发云南省丈夫长期在外打工的妻子与人发生婚外情导致血案发生的惨痛事实。解说员说，农村40%的人命案都与农民外出打工有直接关系。这一系列的客观事实难道不引起我们对整个社会发展理念的反思吗?

　　第二，城市和地区发展要不要具有特色和重点?

　　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说过，中国是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这个特点。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最多，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资源分布、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等差别极大。由此造成整个中国的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完全都可以全国一盘棋，根据各个地区不同优劣势等多种因素进行有重点有特色的总体发展，没有必要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大而全的发展，同时给予相对落后地区以资金、政策等多方面的优惠条件。关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而且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思路发展的。如三线建设、部分大学西迁等。但笔者认为，也有失误的地方，最大的失误就是北京的发展。客观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适当发展经济也是必要的。但不知何故，建国后北京却建立起大型钢铁企业即石景山钢铁厂，由此造成后患无穷，直至90年代才决定外迁。但北京发展经济的步伐却没有停止下来。本来最靠近北京的天津有一个大型港口即新港，其吞吐能力在全国港口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北京完全可以利用之，做到北京、天津互赢的局面。但北京非要与天津竞争，在与新港非常近距离之处与唐山合建起一个规模也较大的新的港口。这难道不是地方主义、重复建设吗?由此表明北京发展观念的片面性和畸形特征。现在看来，北京如果不改变发展理念，如此下去，岂止是地铁拥挤、交通拥挤?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都会接踵而来。北京要根本改变地铁拥挤现象，不是简单调价或再加大地铁建设速度所能解决的，最根本的是要调整发展理念和思路。而做到这一点，就要给自己在全国的大棋盘上科学定位。笔者认为，北京要真正科学发展，不能过多发展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而且应该缩小自己的发展内容。这就是说，北京应该仅仅把自己定位于中国政治中心，这是其它任何地区、城市不能取代的。北京当今发展过快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单位太多，尤其是高等院校，其带来的弊端相当之多，笔者这里不一一例举了。笔者建议北京取消文化中心的内涵，除保留北大、清华等几所知名大学之外，大多数大学都要迁到其它省市特别是西部地区。不仅能够减少北京人口的发展，也能够带动西部中小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实，上世纪80年代，北京著名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就外迁到安徽省，可惜只此一家，不能根本改变北京发展的整体布局。

　　中国当今社会发展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各个城市、地区既有普遍问题，也有特殊问题。北京地铁拥挤是一个特殊问题。但无论普遍问题，还是特殊问题几乎都与整个社会发展畸形、片面的总体理念和指导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又是什么原因造成各级领导者的畸形、片面的发展理念呢?这一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