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按：这两天，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构思、写作、修改这篇探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文章上，囿于知识结构、思想深度、逻辑水平和表达能力，本文一定存在许多问题，顽石热切希望同志们、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我将根据大家的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当然，文章相对长一些，不耐烦看长文章或者对此类话题没有兴趣的朋友，您就绕道吧。
有些历史人物不是政治人物，有些政治人物还没有成为历史人物，二者有交集，但不是重合;我下面要谈的对人物的评价与二者都相关，故一起列举。预作说明，免得授人以逻辑混乱之柄。
近日，对于某些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评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网上网下都有很大的分歧，有些观点甚至针锋相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
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人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别、认识问题的深度相异、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差距，更重要的是阶级地位不同、立场不同，故而对同一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评价会呈现较大的差异，甚至天差地远。这是正常的，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求全部统一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尽管对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认识会因人而异，但并非没有客观标准。在这里，我试着提出一些评价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标准(或曰原则)供大家批评指正，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一德掩大恶
只要正常长大成人，完全没有犯过错误和从来没有做过好事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如果有谁从来没有缺点，从未犯过错误，那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人(是什么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神，神也会犯错误)。伟大如毛泽东也有缺点，比如太过仁慈(仁慈本来是优点，但太过仁慈就可能成为坏人利用的弱点);也犯过错误，比如当年土城战役对敌情判断有误。由此看来，倘若将一个人说得完美无缺，甚至把缺点当优点讴歌，将罪孽当功绩称颂，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否定这个人。同样，任何坏人，哪怕是大奸巨恶，都或多或少有优点，或多或少做过有益的事情。比如，赵高、秦桧都比今天的汉奸有文化，汪精卫早期还是激进的革命者。
只看优点，世界上没有坏人;只看缺点，则世界上没有好人。有朋友曾经对我说，世界上没有不可原谅之人。大概他就是只看人的优点。这种对人的评价方式完全忽视了小节与大节、支流与主流的关系，当然是片面的。评价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关键就是看大节、看主流。秦桧早期是主战派，在南宋抗金中提出过非常有见地的建议，可被俘之后就投敌叛国，后来官至宰相，却暗通敌国，杀戮忠良，使南宋收复河山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明熹宗时期，皇帝虽然还号称万岁，但实际权力却控制在九千岁魏忠贤手中，魏忠贤是那个时期不折不扣的权力核心。魏核心力主抗清，在统筹抗清的过程中基本上能以国事为重，赏罚也还算公平，这是他于国有功的一面;但魏忠贤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自封核心，祸乱朝纲，严重破坏了明代的政治秩序，给明朝的覆亡直接埋下了祸根。尽管秦桧、魏忠贤多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从大节、主流看，他们都是大奸臣，而绝不可能成为大忠臣。让下跪千年的秦桧站起来，替位居奸臣排行榜前列的魏忠贤平反昭雪，这样的行为只有反人民、反民族的败类才做得出来。
看大节和主流，是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最主要的标准。
二、不要只看某个阶段，而要综观整个人生
中国人评价人物历来讲究盖棺论定，这是有道理的。白居易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形象地阐释了必须瞻前顾后、盖棺论定来评价人物的道理。
如果只是截取某个片段来评价一个人，则很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根本不靠谱的。秦始皇身边的中车府令赵高还算中规中矩，可成了二代核心的赵高权力欲迅速膨胀，无恶不作到了令人发指的境地，强大的大秦王朝之所以很快土崩瓦解，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赵核心所赐。汪精卫早期“跟着走”(追随孙中山)无大错有小功，但最终却堕落成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也是铁的事实。如果仅仅拿早期的赵高和汪精卫来给他们定位，那他们岂不都是正面形象?可无情的历史却将赵高、汪精卫之流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无论一些人怎么翻案都是枉然。如程潜、傅作义等国民党起义将领，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但最终弃暗投明，为战火不再蔓延，为生灵免遭涂炭立了大功，所以他们仍然是国家的功臣。
人的思想是动态的，发展的，尤其是随着环境的日渐改善，权力的不断增强，人的思想行为往往会发生各种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自觉的。比如，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中，很多革命者连饭都吃不饱，可其中的一些人在打下了江山后却非茅台酒不喝。正是因为预感到一些人有变质的可能，谙熟历史而又深怀忧惧的毛主席在进北京之前才要告诫共产党人决不可学李自成。尽管毛主席有英明的预见，尽管他老人家提前做了忠告，可随着江山的日渐稳固，特别是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大大小小的李自成还是层出不穷，历史的周期律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轮回将要开始。
无数事实表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只有结合其整个人生进行综合评价，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合符事实的结论。
三、既要看他说什么，也要看他做什么
有人认为，评价人物主要看他做什么，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政治人物来说就还有些片面。自古以来，那些有理想讲道德的政治家都追求“立言”。政治人物，尤其是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人物说的话不仅反映了他本身的品质和境界，还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评价政治人物一定要看他说什么。毛主席倡导“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成了党的宗旨，还成了那些高尚的人的行为准则。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因此成为了几代人的道德楷模，极大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道德风尚。邓小平提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其影响力甚至比毛主席倡导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还要大，当然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影响力。同样是倡导向雷锋学习，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的题词就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个性，甚至还反映出了他们不同的品性，我曾经有一篇文章对此做过专门分析。“谁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邓小平的题词最具言外之意，你不得不佩服他的过人之处。
即便是看一个政治人物说什么，也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只看某时某地说过什么，而要综合起来看，全面地看。一些实用主义者有时为了某种个人需要，也可能大谈共产主义信仰，也可能高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以此断定他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很可能会闹出大笑话，因为过不久他就可能就强调不管姓资姓社，甚至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是必须的。再比如，有人先是纵情讴歌文革，后来又对文革全盘否定，这就如同一个人说完了他的矛无坚不摧，又接着说他的盾可以抗住任何矛一样，我们该相信他的哪种说法?如果心里本来就是否定文革的，却在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将文革美化得无以复加，其道德人品恐怕比周恩来怒斥的连妓女都不如的向忠发总书记还要差上几个档次吧。如果当初本来就是发自内心赞美文革，那后面的全盘否定又该作何理解?像这样反复无常到连道德底线都没有更不要说具有崇高信仰的政治人物，会伟大光荣正确吗?
当然，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也还一定要看他们做了什么，即既要看广告，更要看疗效。如果会上讲廉洁奉公，会下却大肆敛财;一方面讲为人民服务，一方面却拼了命为人民币服务;口口声声讲共同富裕，实实在在只让少数人富裕;表面上捍卫公有制，暗地里却大搞私有制;口头上坚持社会主义，实际上干的却是资本主义;要求别人的孩子奉公守法，却纵容自己的儿女为非作歹(国内呆不住就护送去国外);评价别人可以展开大讨论，评价自己却只允许不争论……凡此种种，都应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重要参照。如果只听表面说的，却不看背后做的;或者故意忽略做得下作的肮脏之事，而只拿说得动听的话来评价，那么这种评价就既不可能让大多数人信服，也必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如果不看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荼毒百姓祸害中华的事实，只看那个“曲线救国”“和平救国”的旗幡，那汪精卫也会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
四、既要看做事的结果，也要看做事的动机
我们一般评价事物往往看重的是结果，这种评价方式固然很有道理，但毕竟不够全面。评价事物不能忽略其发展过程，尤其不能忽略了决策者规划设计的动机。如愿以偿，得偿所愿，说明动机与结果相吻合;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则表明结果和动机相背离。比如，有人想将大家引入正途，由于幽暗昏惑迷了路，结果却误入歧途，那么我们应该宽容这样的引领者;如果引路人本意就是想将大家引入歧途，让历史在他的脚下发生转折，那我们就应该诅咒这样的引领者。
由于主观性太强，一个人做事动机的好坏的确不容易判断。但不容易判断，并非不能判断。比如，同样是犯罪，法律上就有“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之分，相关法律条文对此有明晰的规定。举个例子，某公司总经理想对他的企业进行改革，可他的改革措施不被一些员工甚至高层管理者接受，为了推动他的改革，他就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公司发展壮大，是要让全体员工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导致公司经营不善，那就说明改革失败了;如果改革让公司少数人更富了多数人更穷了，那就说明改革失败了;如果改革使公司人心涣散道德沦丧，那就说明改革失败了……”没过多久，总经理的那些“如果”都一一得到了应验，一些人甚至当面向他指出继续改下去的危害，而总经理本来有能力扭转改革的方向却不仅置若罔闻，坐视不理，放任公司走向末路，还声称要杀开一条血路继续改下去，你能说总经理当初的改革动机是好的吗?改革出了问题只是因为那些部门经理能力不济或者用心不公吗?也许有人要问，这个总经理有什么必要把自己管理的公司搞垮?他或者仇视董事会成员，或者要报复曾经让他难堪的员工，或者被别的公司收买，或者搞垮这家公司便能让老婆孩子一夜暴富……或者前面的原因同时存在，总之，这样的总经理是一定有的。我们许多曾经无比辉煌的国企不就是这样被改掉的吗?
我们再来比较两个历史人物。
陕甘总督任上的左宗棠与士兵同甘共苦，儿子大冬天从湖南去看他，他却让儿子和士兵一起住帐篷，这个儿子因此受冻生病，最终死在了他的的营房。可当新疆被外部势力渗透而独立了的时候，当朝野上下大多数官僚特别是三朝重臣李鸿章坚决反对收复的时候，60多岁的左宗棠抬棺亲征，鏖战边塞，用一年多时间将这片脱离中央政府11年控制的宝地收复了。再看李鸿章，接受沙俄贿赂出卖东北主权姑且不说，控制煤炭开发从中获取巨额利润暂时不谈，就说他筹建北洋水师吧。李鸿章将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完全当成了李家军(北洋水师只听命于他)，任命完全不懂海军的安徽老乡丁汝昌做提督，以致甲午海战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失败当然不只这一个原因)，结果是李中堂亲自签订《马关条约》将中国送进了灾难的深渊。比较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处事动机，谁为了国家，谁为了个人，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
只要有正常思维，有一般的逻辑分析能力，寻踪觅迹，追根溯源，多本是能看清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做事动机的。当然，有些人会故意看不清。
五、既要看少数人评价，更要看多数人评价
谁人背后无人说，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就会有更多人说，这是客观事实。任何历史人物、政治人物都要受他人臧否，从来不被褒扬或贬抑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大概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有人诋毁，鲁迅也有人抨击，汪兆铭的诗将一些人感动得潸然泪下(能产生如此共鸣的人，对汪先生一定有高度的认同)，今天的一些果粉还在喊着蒋总裁万岁……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有人说好，有人说歹，固然正常，但如果我们要比较准确地评价这些人物，就一定要分清楚是哪些人说好，哪些人说歹。恩格斯这么评价马克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即要分析那些说歹的人是否是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私敌，如果不是私敌，那是哪一类人的公敌。搞清了这个问题，就容易评价历史人物和政治人物了。毋庸置疑，诋毁马克思的人就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公敌。毛主席生前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和全世界许多人的崇拜，嫉妒他的人说，这是毛泽东自己搞个人崇拜。可毛主席去世快40年了，纪念堂前、韶山冲里依然每天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去祭拜去朝圣，莫非他离世之后化作了神灵在继续推动这种个人崇拜?有的人被官方抬得很高很高，被主流媒体刻意打扮得很美很美，可老百姓如何对他?不过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罢了。看看今天的民间，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而纪念另外一些人的时候却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种现象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一些官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百姓真诚的拥戴，即便遭受缧绁之厄，也动摇不了多数人对他的敬仰;而另外一些官员，所到之处，百姓避之唯恐不及，他离开之日，便是百姓最开心之时。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受到多数人敬仰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就是好人，而被大多数人唾弃的就是坏人。
六、既要看生前评价，更要看身后评价
综观历史，我发现许多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生前和身后获得的评价判若云泥，甚至截然相反。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先驱梵高，生前寂寂无名，穷困潦倒，死后家喻户晓，享誉全球，去世很多年后才被评价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与哲学家”。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君王，即便是那些昏庸不堪的君王，他们生前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不仅完全操控了喉舌，还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谁敢不对君王极尽赞美?哪怕是面对一个蠢蛋，精明的大臣都会称颂圣君。自己要被杀头了，为了不株连九族，还要“谢主隆恩”。这就是专制导致的对人物评价的异化。可上下五千年，真正被后世称为明君、圣君的有几个?秦二世时代核心赵高指鹿为马，权倾天下，那个时候谁敢不说他推动的转折很伟大?可二世以后呢?袁崇焕生前不仅被刚愎自用的崇祯勒令反思，还因莫须有的通敌罪被杀了头，当时北京城的百姓争啖其肉，可若干年后，真相大白，他终于成为了一代民族英雄。
一个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是不是圣明，是不是伟大，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儿女追封的，更不是靠权势胁迫别人承认的，历史终归会给以公正的评价，没有人能例外。
七、既要看所处环境，也要看时代背景
每个人都会受到生活环境和所处时代的局限，即便是伟大人物也不能例外，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就要充分考量生活环境和所处时代对他们的影响。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他们生存的环境和所处的时代。汉武帝会骑马却没有骑过自行车，唐太宗能射箭却没有打过枪，毛主席用毛笔写了数千万字的雄文，却不会用电脑键盘打字。我们能骑自行车、能打枪、能敲键盘的人，敢说自己比他们伟大吗?
我们来看看建国初期的一桩公案。为了确保不重蹈1840年以来的历史覆辙，一穷二白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新中国，首先得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因此城市比农村放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后制定的国策。可悲天悯人的梁漱溟觉得农民太苦，应该调整发展思路。于是在新中国的发展思路上，毛泽东和梁漱溟有了重大分歧，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争论。梁漱溟因为“犯言直谏”而成了一些人心中的英雄，这个事件也长期成为右派攻击毛主席“独裁”“专制”的重要证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事人梁漱溟在晚年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短视和浅薄，对毛主席更加钦佩，于是对当初的冲动深深忏悔。梁漱溟当初的建议也不无道理，但考虑特殊的时代背景，考虑当时新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在财力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在根本做不到工农业生产齐头并进的现实面前，发展必须有所侧重。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当初决策的英明。如果不是那个时期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勒紧裤带优先发展工业，尽快搞出“两弹一星”，新中国会有60多年的和平吗?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吗?那些设计改革开放的人对谁去开放?拿什么来改革?让工人下岗，国企改制，国企是哪来的?可今天许多人(甚至包括主要领导人)常常用那时候吃不饱饭来污蔑毛主席不懂经济，来印证“改革开放”的无比正确。合理吗?公平吗?说这些话的人除了立场有问题，还表现得极其愚蠢(那些跟屁虫除外)。
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有“两弹一星”作为坚强后盾，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完全有能力捍卫海疆主权，有机会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被周边国家实际控制的南海诸岛全部收回，事实上，南海舰队还有位司令违抗天命率部收回了其中的七个岛屿(1988年)。可就在这位司令和他的战友准备一举而竟全功的时候，有人下令(当时谁有资格下令?)维持现状，继续执行韬光养晦国策，致使南海大多数岛屿至今仍然控制于越菲诸国。当我们翻开这一页历史的时候，真的感觉无比心痛!对导致南海基本失控主权大部丢失的人该做什么样的评价?
八、摆脱利害关系，跳出个人圈子
这一点是从评价者自身来说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局中人看问题难免偏颇，这是人之常情。一般来说，没有不好的孩子，没有不是的父母。多数情况下，孩子评价父母，父母评价孩子都难免会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绝大多数人都会恪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评价自己的家里人一般都是往好里说，像文革中邓蓉那样大义灭亲勇于揭发“老爷子”的毕竟不是多数。从这个角度衡量，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地跳出个人利害的局限，站在别人，尤其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评价人物，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客观。
很多人都可能听到过这样的议论：“因为某某让我吃饱了饭，所以他是个好人。”这种评价人物的逻辑很荒谬。姑且不说是不是某某让你吃饱了饭，光提出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评价标准就显得十分狭隘、自私甚至龌龊。照这个标准，金庸笔下的令狐冲就应该认定岳不群是个大好人，因为岳不群不仅养大了令狐冲，还教了令狐冲武功。可令狐冲在饱受煎熬反复挣扎之后，终于认清了岳不群的丑陋面目，最后选择了站在正义一边。令狐冲之所以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分得清大是大非，就在于他评价人物不是以个人利害为出发点。
其实，评价人物评价历史也可以看出评价者的器量与境界。很多人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过很大的冲击，甚至有付出生命代价的，但他们都能客观或者是比较客观地看待文革，并没有因为个人得失家庭荣辱而动摇对毛主席的信念，黄克诚、罗瑞卿是这样的;王光美、刘源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我的一些朋友，如莫邪，喜洲狼，还有我此次去朝鲜结识的何大哥，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我非常敬重这些能抛却个人利害关系来评价他人看待历史的人。
毛主席的儿女们很少在公开场合称颂自己的父亲，倒是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绝大多数都曾在各种场合无限怀念、深情赞美过毛主席。看看各类有关毛泽东的纪录片，老人家身边工作过的人接受访谈的时候，那娓娓动人的叙述、满怀眷恋的回想、真挚感人的笑声、奔涌而出的泪水的确有着极强的感染力，那些生活细节、日常琐事、人际交往、工作情景，无不凸显了毛泽东的伟人情怀与高风亮节。基于更真实客观的考虑，我曾建议纪念邓小平也应多拍纪录片，而不是虚构电视剧，不是总由自己儿女来讴歌，应该让那些接触过甚至长期接触过的人来描述他们看到的邓小平。毫无疑问，这样的纪录片会比“歌爹文学”更有说服力。
以上八条标准(原则)虽然未必很全面，未必都合理，也未必就科学，但我相信，历史人物、政治人物的评价终究是有客观标准的，不然怎么会有“公道自在人心”、“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之说呢?不然怎么会出现有些人流芳百世而有些人却遗臭万年的情形呢?按照这样的标准(原则)去评价岳飞、秦桧、左宗棠、李鸿章、周树人、周作人、毛泽东、邓小平等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即使做不到十分精准，但与真相的差距一定不会太遥远。诸位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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