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关于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几点看法

　　从统治阶级视角看阶级斗争为纲：关于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几点看法

老田

>>>专题:王伟光事件与阶级斗争

　　王伟光的文章提到阶级斗争和专政，这大大地刺激了党内外公知们的神经，引起群咬和围攻。其实，王伟光的文章对于现实和转型过程的揭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群策群力加以展开讨论，本文是老田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作出的一点初步的判断。其实，被统治阶级组织起来反抗，那种形态的阶级斗争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间是偶然的反常形态，通常的阶级斗争体现为统治阶级如何看待被统治阶级最基本的政治利益利益诉求，这是阶级斗争的常态。所以，分析阶级斗争最好是把统治阶级放在视野的中心位置来进行观察。

　　1、毛泽东1942年提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知识存在形态的“二分法”：“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到了1963年他在这个二分法基础上，分出一个科学实验，成为三分法：“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毛泽东：人的准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毛泽东那里，阶级斗争就是社会科学的内核，是人类关于社会知识的全部。而一个社会的阶级和社会结构，在解释社会现象时具有最优先的位置和最高说服力。

　　2、统治阶级的再形成过程：1978年以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搞活”，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先贵并且拥有了超额话语权，与这个最主要的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的是：占有较多份额经济资本、权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资本精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确实已经成为高踞于大众之上的统治阶级。把改开搞说成是欠缺政治改革配套的经济改革，并不能完整反映三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全面变化，而从社会结构的演变出发，得出结论则是更为全面和准确。

　　3、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的不兼容程度很高：阶级分析作为一种观察视野，仅仅是对社会结构和精英阶层对于资本、权力和话语权占有状况的确认，尚不足以阐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性质，要加上统治阶级如何对待被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经济诉求之后，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是否兼容被统治阶级的基本政治经济利益决定了阶级矛盾的对抗性，仅仅描述作为社会结构的阶级现象，还不足以得出真正的结论：阶级斗争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和程度存在，而作为政治冲突的阶级斗争性质，完全依赖统治阶级是否兼容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目前，中国的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的兼容程度极低，不仅剥夺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使其感到没有出路，而且对于统治阶级的替补和候补成分——小资白领的大多数——的剥夺程度也相当高，使其中大部分人感到当今社会毫无出路。也就是说，中国的阶级矛盾是很尖锐的，阶级矛盾的对抗性程度较高。如果阶级分化和利益对立，无法被人们确切地感知，显然谈起阶级斗争真有可能“撕裂”社会，而掩盖阶级斗争说不定真的有助于建设和谐社会，假如阶级分化和对立特别是对于被统治阶级利益不兼容的状况很严重，很容易被感知，就不存在所谓的撕裂问题——毕竟会原本就已经被撕裂为互不兼容的两大群体。毛教员说“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不仅包括阶级分析法，还包括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基本政治经济利益的兼容性判断，两者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纲”，与“目”成为对称。

　　4、统治阶级排斥的社会阶层非常多：站在统治阶级对立面的广大民众，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白领的大部分，这两拨人对于阶级矛盾的感受大部分相同——统治阶级那里没有出路，但是对于解决阶级矛盾的取向则截然相反。CJQ教授曾经精辟地指出：当权派形左实右，小右派形右实左。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政府形象往往极差，处于动辄得咎的地位上，网络和媒体上批判政府的声音都拥有大批热情的听众，不管这些批判的声音到底是“左的”还是“右的”，换言之，阶级矛盾尖锐化时代的主旋律是：政府丧失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领导权。

　　5、统治阶级再形成如何可能：改开搞年代是承接文革时代而来的，所有的官方叙述都是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是一个有待梳理的重大转折，其思想和政治内涵尚未得到充分清理。不过，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指出：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同盟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性是根本性的，五一六通知的措辞是“党阀”和“学阀”，十六条的措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是公有制社会里头的统治者。著名的萧功秦教授所宣扬的“新权威主义”，完美继承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叙述的走资派理论，不过萧教授也不是简单抄袭，而是一种“倒过来”的走资派理论，张姚等认为党阀和学阀联手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坏事，萧教授则认为这是好事，而且，还需要把权力集中地掌握在权力精英阶层手里(萧教授还说要是民主化的政府就没有能力把几千万工人下岗)，话语权由知识精英垄断起来以“培养公民文化”，整个社会关系的改造则交由资本家群体去培植所谓的“契约精神”，这样才能够保证复辟事业的顺利推进。应该如实地说，就社会结构转型和再造的推动者而言，萧功秦教授与张春桥姚文元的看法没有区别，只是张春桥姚文元否定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按照其阶级本能去挤压平民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由此推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而萧教授则反过来予以全盘肯定和褒扬，并且说为了避免“红衫党”和“黄杉党”的互殴，还需要由精英阶层继续垄断权力和话语权，不能开放民主。综合张春桥姚文元和萧功秦教授的内在共识，中国近三十多年的转型最初是由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推动的，当今中国阶级结构的形成就是权力和话语权主导的，按照萧功秦教授的看法，这个过去存在的现象还是继续下去的必要，否则国将不国。萧功秦以新权威主义曲折地重申张春桥、姚文元曾经全面表述过的走资派理论，在反面证成了那种社会结构分析法的有效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那种社会结构分析法的理论预见性，一些网友研讨继续革命理论被一些自由派指斥为“文革余孽”，但萧教授就不同，他能够更大程度地提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学术信誉”却没有余孽的帽子，这将使得他能够比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更多地证成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学术信誉(当然是从反面进行的)。

　　6、统治阶级不妥协的阶级意志：组成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的资本家群体，业已提出“官学产煤”四大同盟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的背后折射出一种坚决不对社会下层“妥协和让步”的坚定意志。任志强长期坚持房价还不够高、还能够继续上涨的预测，这种预测是否正确毫无价值，有价值的是：作为资本家对于利润的欲望与多数小资白领成为“房奴”的矛盾对恃中间，资本家群体根本不考虑让步和妥协。高房价背后，是由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组成的“三头分利同盟”，因为城市中间底层劳动者业已不可能成为合格的购房者，所以，实际上站在这个三头同盟对面的是小资白领阶层的大多数。朱镕基任上曾经提出要壮大中产阶级的政策目标，而三头同盟的主要受害者群体发言之前——例如邹涛在网络上声称组建“不购房同盟”之前——中央政府业已主动关注中产阶级的疾苦，多次主动出台政策要调控房价，但是，房价就是在中央政府的系列调控中间一路走高。这个事实说明：不仅是资本家群体主张实行强大的“官学产煤四大同盟”，证以房地产业的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房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确实是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分利同盟，这个同盟力量之强大业已超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范围，能够毫无顾忌地实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丝毫都不考虑对候补统治阶级群体(小资白领)的让步。薄熙来作为统治阶级内部有觉悟的人士，注意到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提出在经济上要向底层让步，在思想上(至少是在唱红歌方面)要小小地迎合一下底层反抗所选择的政治文化符号，结果被统治阶级内部强势之手构陷和大V扣上“左派”帽子，予以肉体和精神上的全面镇压。薄熙来的认识起点其实与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王安石很相似，其结局也很相似，其遭遇都一样体现了统治阶级不妥协的意志。

　　7、被统治阶级反抗意识形态的分散化现象：统治阶级的强大和强势，与被统治阶级的涣散和无力，互为因果。中国统治阶级所排斥的界限，大大高于传统统治阶级，把大部分小资白领都纳入受排斥的对象。但是，三十年来学术西化的结果，使得小资白领和底层民众分别选择了两套互相对立的反抗符号，小资白领竭力高举民主和市场化的大旗，而底层民众则回归毛泽东这个政治符号。在网络上，这两个符号相互冲突，构成一种“文革余孽”和“美分党”的对立和口水战。除了那些统治阶级内部的聪明才智之士外，大多数“美分党”是那种“形右实左”的受压迫者受剥削者。这种反抗符号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各种反抗行动归于无效，在反面促成了统治阶级的强大和强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的不妥协意志，还因为存在着实际上的“李代桃僵”策略而强化，主流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市场化还不彻底，政治学教授说中国还没有走到民主化政治的时间段，这种种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学说，都把社会怨恨集中到政府和权力精英身上，使得资本逻辑下的扩张和压迫行为得到很大程度的遮蔽，也因而变得更加毫无忌惮。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占据高校讲坛，大量小资白领都是从高校这样的社会生产性加工过的，因此，就自然地认定政府干预的存在是社会不公的源头，由此形成了那种“形右实左”的反抗话语，并发自内心地与传统共产党意识形态符号对立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间指出的那种现象：在物质生产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同样占据着统治地位。

　　8、资本不愿回忆交税将导致“人头税”的复归：经过十数年的无效房价调控之后，业已在舆论宣传方面完成了“人头税”复归的动员工作，普通民众逐步提高了接受收取房产税的心理承受能力。从统计数据看，购房信贷在房地产业资金来源中间不到六分之一，而所有出台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措施，都是把购房者的购房相关行为作为调控对象，从来不以“三头同盟”为政策调控对象。这个事实深刻地揭示了：中央政府对于最强大的地产分利同盟毫无政策调控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地产商人王健林夸奖中央政府说：这次没有提调控房地产是一个进步。预测以后税收政策演变中间，对于利润和经济流量征收的税负将会逐步减少，而针对生存条件——首先是住房——征收的税负将会增加，不出意外的话，房产税的征收将会逐步地扩大到全部住房，这首先可能会经过几个阶段过渡：首先是对单个家庭拥有一套以上的房产征税，逐步过渡到单位人均面积以上征税，最后实现对全部房产征税。估计中国以后的地方税中间，会逐步地变得与美国相仿：房产税将会成为最重要的部分，而由地税支持的各项公共事业例如教育等，都将由以房产税为中心的“人头税”来解决。从长期后果看，资本不愿意交税，也将有能力把税负转嫁给民众，央视曝光暴利行业——地产商——高额欠税数字，这是地产商阶级本能的体现，同时也检验出地产商与官员紧密结盟的法律后果(不交税却不会受到追究)，是检验“官学产煤四大同盟”紧密度的重要指标。税负转嫁的长期趋势和平民心理接受程度提升，体现的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力量及其不妥协阶级意志。也就是说，房地产三头同盟及其不受中央政策调节的事实，体现了中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程度。严重的阶级力量对比失衡，让统治阶级成员看不到对下层让步的必要性。

　　9、阶级斗争中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毛泽东《矛盾论》中间提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其实是映射真实社会中间的阶级斗争状况，那些拥有权力、金钱和武力的统治阶级是有优势的一方，占据主导地位，阶级斗争的对抗性质和斗争的方式都将由统治阶级决定，近似于物理学中间的作用力;而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只是反作用力。主要和次要的措辞，其实意味着社会中间无法实现物理学那样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对应和均衡关系，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作用力，远远大于和早于反作用力，因此，统治阶级有能力向外扩张自身的权力和利益，直到被统治阶级无法生存不得不奋起反抗的那一点为止。不过，社会和历史中间缺乏均衡，反作用力一旦被组织和凝聚起来，就必然地要大于作用力本身，最终达到彻底葬送统治阶级的一切优势为止，这其实就是历史上王朝循环所揭示的“阶级斗争逻辑”：先是统治阶级依仗政治、经济、文化和武力方面的优势，毫无节制地压榨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难于生存的客观条件导致其反抗成本接近于零，这就满足了被统治阶级全面觉醒和反抗的门槛条件，结果，在长期的阶级搏斗中间被统治阶级曲折地完成自己力量的组织和凝聚过程，最终达到全面压倒统治阶级力量的优势并埋葬之。

　　10、毛时代的阶级斗争史和斗法：毛时代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虽然确实结成了要葬送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同盟，但还不能够说这两拨人就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了，还只能说是“准统治阶级”。不过，在基层政治生活中间，当权派(权力精英)往往和民众中间投机性最强的那一部分(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结合起来，损害多数人的政治状况，这个坏干部+马屁精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在每一个单位内部都构成封闭的小圈子，其中圈子内的少数人可以毫无节制损害圈外人的利益，这种状况也不能够说就是标准的阶级斗争，但是确实在每一个单位内部复制了少数人得益和多数人受损害的冲突结构，这在反右扩大化、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中间都有普遍而典型的表现，这也只能说是“准阶级斗争”。这种“准阶级斗争”寄生在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中间，把群众路线彻底异化为一种压抑多数人的小圈子利益。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支持那些受到损害的人群起来造反，结果是重新打开了一个新型的公共政治领域：在这个公共领域中间，造反派批判走资派和保守派的资反路线，当权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造反派，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说“两派都错了”是重新封闭这个曾经开放的公共政治领域，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胡耀邦领导“两案领导小组”主导全国的揭批查运动镇压人数超过2000万，其中浙江一省就超过400万人，云南超过150万人)，给保守派中间少数人提干补偿之后让大多数保守派也滚到一边去、在政治上彻底边缘化，此后就开始了当权派垄断权力不受群众监督的权力膨胀过程，封闭了那个文革期间到处存在的公共政治领域。在文革期间曾经开放的公共政治领域中间，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神圣同盟也是血债累累，据自由派人士宣传说胡耀邦和叶剑英都说过文革整了上亿人，那么，这个上亿人中间被镇压或者挨整的造反派人数要占据百分之七十以上，剩下还有百分之二十几是当权派和保守派迫害“非文革派”(例如陈小鲁、孔丹等人积极参与的“打黑五类”)。文革是毛时代阶级斗争最为典型的时期，这个运动的演变中间，是那些准统治阶级操作的准阶级斗争，去镇压异己或者伤害无辜，如果说整人或者镇压行为看起来还带点偶然性的话，那么封闭向普通民众开放的政治领域则具有必然性。要说文革证明了阶级斗争理论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那就是：文革期间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复辟力量的知识精英，绝大多数是参加了文革派一方，反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神圣同盟的倒行逆施。在文革结束之后，知识精英阶层才更为紧密地与权力精英阶层结合在一起，共同编写谣言基础上的文革史，把文革期间“反文革派”所做的一切法西斯行为都盖在“文革派”头上，也许这是一种入伙的“投名状”，或者这也是体现阶级斗争规律的现象，毕竟法国学者布迪厄说过知识精英是统治阶级中间的被统治阶级。

　　11、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斗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在共产党革命的年代，农村社会中间地主富农阶级拥有可出租的土地和余粮，也就是说具有经济优势，而贫下中农拥有人数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人多，双方的斗争方法，直接地与各自的优势联系在一起。1925年韶山大旱，地主富农利用粮食绝对短缺的时机，操纵粮价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贫下中农在毛教员的领导下组成“雪耻会”开展“阻禁平粜”的斗争。按照博弈论的概念，统治阶级(地主富农)拥有经济优势，所以可选的策略集合是市场和物价方面的策略，而贫下中农人数多，其可选策略是组织起来并开展舆论宣传攻势来讨论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这是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策略，换言之，组织起来搞好宣传攻势是与人数多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产权和交易自由操作物价和市场则是与经济优势相联系的。后来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也是这么干的，虽然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不再分田了，但是组织群众和颠覆剥削有理思想这两个方面，是决不让步的，各个根据地普遍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这样就形成了多数人的政治和舆论优势，有了这个方面的优势，共产党人才能够实施国民党颁布却没有能力贯彻下去的“减租减息政策”;建国后的“五反运动”也是这个原理：把工人组织起来再宣传宣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家就迅速混不下去了，自觉要求公私合营。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也指出：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资本主义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这样，毛教员就概括了平民阶层进行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组织起来形成政治优势并开展舆论攻势，建设起政治和思想方面对统治阶级的压倒性优势，是平民阶层进行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或者说仅有的“策略选择集合”，这个策略选择集合按照马列的语汇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论，对于执政的共产党而言，意味着要长期坚持扶持平民阶层的政治优势和舆论优势，1962年毛教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间公开指出：中共不是“全民的党”必须坚定地站在95%的人这一边而不是站在5%那一边。文革的实践中间，就体现为毛教员、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造反，还办起各种小报掌握舆论宣传，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机会主义同盟及其异化群众路线的行为，目的是防止准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的蜕化变质。

　　12、先秦儒家有一个内在的“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论语》中间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儒家把被统治阶级状况看作是统治阶级正当性的依据，这个思想是儒家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必须联系被统治阶级的生存状况和感受来看待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隐含的威胁是：那些让老百姓过不下去的统治阶级绝对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对这个思想的翻译最为传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不像社会学教授那样强调个人的资产状况，但却是整体性地把统治阶级的正当性与被统治阶级的生存感受联系起来看待，因此，这个思想就不仅仅是一种主张，还是一种政治和社会观察框架，有着方法论的地位。儒家这种功能性的阶级分析法，是从维护统治地位的最低限度要求出发去看问题的，可以称之为“敦促统治阶级的自我觉悟”，而统治阶级采取各种“主动向被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改良和缓和阶级矛盾，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改良派就是确实具有“统治阶级觉悟”的人。如果认识到统治阶级中间的绝大多数拒绝“觉悟”是一个经久不变的现实，那么，组织被统治阶级力量对统治阶级进行文化和思想上的“斗争”，视为通过外在压力逼迫统治阶级进行“非自愿的让步政策”，这其实就是毛教员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早期就主动组织民众进行低烈度的政治博弈，试图以此求得一个社会矛盾的缓和或者矛盾积累过程的中断。由此可见，儒家希望透过“内圣”路径培训出有觉悟的统治阶级成员(关注统治地位与被统治阶级状况的内在联系)去实现“外王”事业，而改良派就是具备统治阶级觉悟的人，但历史上一切真正的改良派都与统治阶级无限扩张欲望迎头相撞而失败(王安石、张居正莫不如此)，结果，如果要把改良进行到底的话，在逻辑上就要走到如何组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去制约统治阶级的无限扩张趋势，这就肯定要成为革命家了。由此可知，因为统治阶级个别成员可能有觉悟，但是，其主流或者绝大多数很多是无觉悟的，因此，一切改良派不仅不能实现改良而且还因为其得罪了多数统治阶级肯定不会有好下场，在改良派失败的逻辑道路上走到头，革命家就出现了。

　　13、目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本家群体主导下的“官学产煤四大同盟”，要把“李代桃僵之计”进行到底。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流经济学家戴园晨说：改革本来是要到天津的，但只说到通县，到了通县之后再说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后才说去天津。这也与姚文元1975年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间预言的“复辟三步走战略”：复辟派先是要大大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然后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再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的状况是化公为私已经实现了，今天中国工业公有制比重不仅低于1949年，也远低于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时期(当时工业固定资产公有制比重高达65%左右)。按照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需要改变上层建筑来适应完成了质变的经济基础，目前，党外公知和党内普世派，正在努力推进这一步，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上，北大教授贺卫方(同时也是美国线人)概括了改革第三步的大方向：就是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非法。整体上看，改革的最新步骤就是“到了天津怎么办?”不仅中国的南方系是力推这个方向，就是海外的舆论宣传，都助推这一努力方向，按照姚文元的措辞就是要“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的某一天，可能会有人出来说，姚文元比海内外任何一个人都更为准确地预见到了后几十年的中国演变逻辑，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说法，那可不是什么左派捧出来的，而是海内外公知、党内外普世派联手追捧的成绩。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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