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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为《寂静的春天》中译本而序:让春天不再寂静

2015-11-19 09:38:21  来源: 蒋高明博客   作者: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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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中译本,编辑部特邀我做序。该书已正式出版,特将所做的序言部分在这里转发。《寂静的春天》是环保历史上的杰作,希望卡尔逊的呐喊没有过时,让我们一起唤醒人类,正视我们生存的地球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让生态文明之花开遍大地。

 

  在人类进化历史上,环境污染成为“事件”是近100年来的事。确切地讲,工业革命使得人类有了挑战大自然的资本,从生态平衡被大规模打乱的那天起,环境污染就开始出现了。然而,300多年前从英国策源的工业革命,毕竟局限在少数发达国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局部的,相对较轻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人类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农药就是这些有害物质之一,它不仅杀死了人类以外的生命,还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对于农药第一个大声说不的,当属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

 

  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是,环境恶化使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个死寂的春天。造成这种局面的元凶是农药DDT。但具讽刺意味的是,DDT竟然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DDT有很高的毒效,尤其适用于灭杀传播疟疾的蚊子。但是,它消灭了蚊子和其他“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益虫。而且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体内,当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死亡。

 

  20世纪30-60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英国伦敦烟雾、比利时列日市光化学烟雾、日本“痛痛病”“水俣病”等严重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时期。虽然不断有人因环境污染而失去了健康和生命,但活着的人们却很少将生命健康与环境恶化联系起来。

 

  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当时主流的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卡森之前,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卡森用大量的事实,向人们讲述这样的道理,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物种的消失也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今,地球面临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全球变暖、臭氧层消失,无不证明了卡森做出的悲剧预言的正确性。卡森的呐喊,唤醒了公众,环境保护从此深得人心。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近些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臭氧层保护公约》《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等国际公约不断出现,各国政府都积极开展了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

 

  笔者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所在的研究组叫“环保组”,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环境保护的课题组之一。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听说什么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教材几乎都是翻译西方的。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盲目学西方,尤其是忽视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酿成了环境污染的诸多悲剧。当前的乡村生态系统,尤其农田,无不充满杀机;水、土壤污染了。城市里雾霾出现了;医院了挤满了病人;连最基本的食物和水也出了问题。

 

  先以农药为例,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进程。人类与“害虫”抗争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人类并没有控制住“害虫”的危害。一百多年后,人类并没有放弃灭杀“害虫”这条错误路线,而是越走越远了,当年西方犯的这个错误现在中国重演。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份农药清单:

  溴酸钾、硝基呋喃代谢物、敌敌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蟎特、噻蟎酮、三唑锡、杀螟硫磷……

  上面所列的仅仅是我们的食物中可能接触的农药种类的“冰山一角”,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相信很多人对它们是非常陌生的。很多化学名词是吃出来的,是媒体曝光了食物污染后,我们才知道身边人造化学物质的存在。倒退四十年,中国人接触的农药种类只有区区六六六、敌敌畏几种,且很少在食物链中使用。现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标使用的农药就高达3650项!其中鲜食农产品高达2495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2495项就是我们食物中可能会遇到的。如果打印出这个清单来,需要几十页A4纸。目前人类到底使用了多少种农药?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因为化学合成的新农药越来越多,光中国农业部每年登记的新农药就达到千种以上。

  目前,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面积达1.8亿公顷次。半个世纪以来,使用的六六六农药就达400万吨、DDT 50多万吨,受污染的农田1330万公顷。农田耕作层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别为0.72和 0.42 ppm;土壤中累积的DDT总量约为8万吨。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小的一部分(<10%)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

  更槽糕的是,农药不仅仅在农田里使用,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也在用,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小区里,也逃不开农药的阴影。如果卡森活到今天,她看到人类如此大范围内使用如此众多的农药,那么,她的《寂静的春天》的书名恐怕要换成《死亡的春天》。

  农药对人体的伤害,以中国农民最重。若按年龄说,则以妇女和老人最重。发达国家喷施农药用飞机或大型拖拉机,而中国采取的是原始的肩背式喷雾器,喷雾器喷出来的就是毒。农药有机溶剂和部分农药漂浮在空气中,污染大气,吸入人体有可能致病或致癌;农田被雨水冲刷,农药则进入江河,进而污染海洋。这样,农药就由气流和水流带到世界各地,残留土壤中的农药则可通过渗透作用到达地层深处,从而污染地下水。

  大范围、高浓度、高强度使用杀虫剂,虽暂时控制了虫害,却也误伤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使过去未构成严重危害的病虫害大量发生,如红蜘蛛介壳虫叶蝉及各种土传病害。此外,农药也可以直接造成“害虫”迅速繁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方农田使用甲胺磷三唑磷稻飞虱,结果刺激稻飞虱产卵量增加50%以上,用药7~10天即引起稻飞虱再度猖獗。农药造成的恶性循环,不仅使害虫防治成本增高,更严重的是造成人畜中毒事故增加。

  “人虫大战”并没有挫伤所谓“害虫”的锐气,“害虫”在人类发明的各种农药磨练下,反而越战越勇。在农村,农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他们打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照样泛滥。药越用越毒,虫越治越多。虫子多了必然要再花钱买农药,这就给农药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了滚滚利润。

  针对“害虫”,我们换个思路治理会怎样?即不采取对抗的办法,不用农药,而是恢复生态平衡,“害虫”数量会增加吗?自2007年起,笔者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租用40亩耕地,在山东平邑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我们全面停止使用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现了出来。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担心受到昆虫危害;黄瓜、西红柿、芹菜、茄子、大葱等蔬菜接近常规产量;过去严重影响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虫已被脉冲诱虫灯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时候,每只灯每晚可捕获各种“害虫”达9斤,目前每晚捕获不到30克。一滴农药不用,“害虫”反而不产生危害了。目前该农场已发展到500亩,在全国推广10万亩。

  昆虫有时间上的生态位差,被抓的多为夜间活动的“害虫”,而益虫、尤其鸟类晚上很少活动,所以没有被伤害。“害虫”还在,这个物种并没有消灭,它们还有吃的喝的,但是想形成大种群还面临着下面一道道关。生态平衡建立起来后,益虫益鸟多了,它们想成灾都没有了机会;没有农药、除草剂,燕子、麻雀、蜻蜓、青蛙、蟾蜍、蛇、刺猬都回来了,它们也要吃东西啊,“害虫”就是它们的美味佳肴。多样性的作物混种增加了抗虫害等风险的能力,多样性的生物群落是稳定的。在生态农场,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蔬菜,还有莲藕、大豆、花生、芝麻,如此多的作物种在一起,虫子都不知道去吃那一种,加上它们自投罗网,各种天敌守候,在真正的有机农场里,虫害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有人说,将杀虫的基因转到庄稼里让庄稼自己生产“农药”不是更好吗?这恰恰又打乱了生态平衡,是按了葫芦起了瓢。虫子不吃你转抗虫基因的庄稼会吃别的,并没有除根。而且那么多种虫子,基因又具有特异性,也就是一种基因防一种害虫,那你得转多少种基因啊?为什么不利用现成的物种呢,自然界为我们准备了现成的成千上万种害虫的天敌,这些物种会携带多少亿个基因呢?转基因除虫技术,正如持薪救火,是错将汽油当成了水泼向了燃烧的火焰中。事实上,转基因后不但要继续打农药,还要用专用农药,专用化肥,专用除草剂,这“三专”再加上转基因专利这“一专”,四座大山压榨之下,农民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农田里没有了“害虫”,“四专”吃什么?

 

  农药贩子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的成果。当我将我们的做法跟一个农药贩子讲时,他非常烦躁,并反复讲,他们的农药如何如何有效,并如何如何没有毒副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转基因鼓吹者们,同样不希望看到用生态平衡的办法解决他们认为是大问题的问题,因为他们将收不到专利费,卖不动他们的专用除草剂和专用农药。无独有偶,当年卡森的呼吁,也引起了利益集团(主要是农药商)及其收买的无良专家、媒体的恶毒攻击,她在人们的咒骂声中离开人世。所幸的是,她留给了人类丰厚的环保遗产。

 

  再来看“杂草”。在农田生态系统中,“杂草”几乎是农民最头疼的。除草几乎占据了农田管理的一大半时间,也是农活中最辛苦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就是农活劳累最生动的写照。“杂草”顽强的生命力,让农民防不胜防,年年锄草,年年长草。人类与“杂草”斗争的几千年,至今没有太好的办法,直到发明了除草剂,人类暂时占了上风。然而,人类发明的草甘膦除草剂以及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的使用,在暂时终结了“杂草”连年危害后,却因草甘膦在食物中残留,最终可能会危及人类。

  农田里有多少“杂草”呢,南方与北方明显不同。以我们熟悉的北方为例,春季小麦田里播娘蒿、王不留行、荠菜、独行菜、小蓟比较常见。由于小麦是头年秋天播种的,越冬返青后小麦成了优势种群,“杂草”暂时竞争不过小麦。但一旦不加管理,播娘蒿等就迅速增长,可以覆盖整个小麦田。但是,毕竟春天雨水少,温度低,“杂草”还不是最凶的。而夏季就不同了,北方农田雨季温度高、光照强、水分好,这样就给了那些机会主义者的“杂草”提供了爆发的空间。即使像玉米那样高秆的作物,其下还常见十几种“杂草”,如马唐、旱稗、马齿苋、牛筋草、碎米莎草、铁苋菜、醴肠、鸭跖草和青葙等。

  “杂草”获得今天这样的恶名,估计是现代科学以后的事情。在古代农书上,人们对“杂草”并不像今天的人这样深恶痛绝。如对“杂草”的防治,古人竟然用“锄禾”这样的说法,禾是庄稼,怎么锄掉呢?原来,锄草的“锄”与除草的“除”不同,前者是给庄稼地松土,兼切断“杂草”地上部与地下部的联系,同时切断了土壤毛细管,起到控制“杂草”兼保墒的作用,这样的农活农民一年要干好多次。过去农民一旦锄头拿上了手,就一直到收获,而今天农活则是喷雾器一旦背上了肩膀,就一直到收获才停下来。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不管土地的感觉,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的污染。其实,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从空气中几十米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还有伤害作用,难道人会安然无恙么。打除草剂那几天,农民都是不敢开窗户的。

  传统的人工锄草方式,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劳动力短缺,而衰落了。在美国这种古老的技术恐怕彻底消失了。在中国只有五十岁以上的老农民还会锄草。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技术呢,就是除草剂。大量使用除草剂,且不论环境效益,“杂草”并没有被控制住,相反,“杂草”年年用药,年年发生,甚至在美国使用了抗除草剂的转基因技术后,农田里出现了“超级杂草”。

  为什么农田里“杂草”难以防治,甚至除草剂“培育出了超级杂草”呢?这是与“杂草”的生态习性有关的。农田“杂草”大都是一年生植物,它们属于机会主义者,一有空间就去占领,它们对养分要求不高也不挑地段,无论是贫瘠的荒地还是肥沃的耕地,即便是人类不断踩踏的田埂上,只要有机会就繁殖,就会结大量的种子,并通过多种方式进入到土壤里。那些埋葬在土壤里的种子,一般很难除掉,除草剂对它们毫无办法,即使用火烧,地上部烧光了,但种子在地下还能保留。这就是古人为什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道理。

  生态除草怎么做呢?一是要控制种源,不使其结种子,在成熟前后治理,可以用中耕机将刚萌发的“杂草”幼苗翻到地里,也可以用传统的人工锄草;二是以草治草,如人工播种有肥效左右的一年生豆科草本植物占据“杂草”的生态位,或者种植具有匍匐生长、且密度很大的蛇莓,这在苹果园、梨园、葡萄园里非常有效;三是秸秆覆盖,即将上茬作物的秸秆粉碎还田,利用秸秆中的生化物质对“杂草”实施抑制;四是作物轮作,不让“杂草”适应人类的种植规律,如在北方,小麦季后不是规律性地种植玉米,而改种大豆、花生等,同样玉米季后也不是单一地种植越冬的小麦,也可种植能够越冬的大蒜,我们观察过,当合理轮作后,杂草的种类可由8-10种减少到2-3种;五是人工拔草喂牛羊,但前提是农田里不能有农药,不能有除草剂。没有农药和除草剂的鲜草,那些食草动物们如牛、羊、驴、兔、鹅、甚至猪是非常喜欢的。小时候,山东农田里“杂草”很少,那些“杂草”哪里去了?竟然是被我们这些孩子加上部分妇女控制住了。可见,今后对付“杂草”,也正如应对“害虫”一样,采取生态平衡的办法,而不是粗暴灭杀的办法,同样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进了重大的环境法律变革,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节,不应成为寂静的代名词。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人民同样有权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放心的食品。对于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对于日益泛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污染,是到了果断治理的时候了。

 

  蒋高明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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