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互联网——比马克思更危险的革命家

　　【破土编者按】在乌镇讨论了一周的互联网，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然而目前，各种对于互联网便利了生活的分析，落脚点几乎都在：它便利了消费，或它便利了个人金融——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赵磊老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出发，分析了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深入浅出，值得大家细细品读。

　　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与此同时，央视9频道跟进播放了一部纪实大片：《互联网时代》。

　　说到“时代”，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时代，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社会时代。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球互联网进入商用以来，到现在也仅仅20多年时间。然而把互联网定义为“时代”，名副其实。《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一部境界高远的纪实片，而且是一部很有学术含金量的纪实片。它真实地反映了当下世界的一个基本事实：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社会(注1)。

　　（一）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大工业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很不和谐，而且极不平等。供给学派的鼻祖，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个“创造”，与其说是供给对需求的积极引导，不如说是生产对消费的强势欺凌：生产占据着主子地位，消费居于屈从地位。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企业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媒体发布什么，你就看什么”。生产任性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常态化。

　　在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消费的不平等关系正在遭到颠覆。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生产越来越被消费所主导，以至于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生产消费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管伊藤穰一说：“在互联网上，生产者与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这个将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的社会主体无情地向世界宣告：各种各样以市场为生存平台的中介，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肌体的多余废物。对此，美国学者巴斯卡尔.恰克雅维奇肯定地说：“中间媒介的消失是一个自然结果”。

　　《互联网时代(第三集 能量)》列举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例子：雷军的“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的诞生，就是一个生产与消费融合的过程：让众多消费者来共同“创造”小米手机。雷军和他的同事把“你想要一款什么样的手机”的询问发布到网上，结果，“关于小米手机的畅想”迅速汇集成拥有1.8亿条帖子的专门论坛。被称为“米粉”的发烧友高达60万人，他们既是小米的消费者，又是小米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小米市场扩张的推动者。

　　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力，那么与“买卖分裂”的市场经济相比，“产销合一”的计划经济将是与互联网更能匹配的经济形态。我想，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一定会续写一篇《论互联网与计划经济》(注2)。

　　（二）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观念

　　自打我们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人类逐渐明确并强化了所有权(产权)的制度和观念。人类对时间和空间，对资源和环境，对一切事物，都有着占有和拥有的强烈欲望，这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法则。于是，私有制成了人类生存的“最佳”社会状态，而私有产权则成了经济学解读人类行为的“唯一”法宝。

　　当现代经济学还陶醉在私有产权编制的神化故事里面的时候，互联网却使得“共享”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状态。今天，对时间和空间，对资源与环境，对一切事物，人们更看重的是使用(共享)，而不是占有!正如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卢恰诺.弗洛里迪说：

　　“数千年来，我们发展出了所有权，或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汽车，我拥有我的衣服……互联网时代，实际引入了一种‘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这提供了一些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提供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使用文化’。在一个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

　　在一个以“这是我的”为文明标志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何以会变得“不重要了”呢?《互联网时代(第三集 能量)》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全美国有8千万部电钻，但平均使用频率只有13分钟。《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问:“我们真的需要8千万部电钻吗?”这是一个令产权明晰的现代社会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在一个私有观念盛行的社会，私人若不实际拥有一台电钻，就会很不踏实，很不方便。然而从“使用”的角度看，社会完全不需要私人占有这么多台电钻。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快捷方便地“共享”一部电钻，而并不需要自己去实际“占有”一部电钻。

　　当代哈姆雷特正面临着一个困惑：“占有还是共享?这是一个问题”。对此，《互联网时代》纪实片的编导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新时代的新财产观会因此产生吗?”

　　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新财产观”不是会不会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产生的问题。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每个人都处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阶级或阶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大卫.史塔克说：“社会结构的老系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随着等级上升，人数会越来越少”。

　　现在，互联网正在压扁社会结构的老系统，“网络社会”、“网络企业”、“世界是平的”、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主体间性”这个口号才真正成为后现代的标志。诚然，作为社会结构内涵之一的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故我，两极分化甚至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网络化的扩展，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甚至人们的婚姻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力结构，正在趋于“去中心化”和扁平化。

　　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经济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不仅反应迟钝，而且有着天然抵触。“普世价值”在二者上的选择性失明，使得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根本无法正视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性。尽管资本权力极力维持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经济关系中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也开始出现了“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注3)。

　　（四）互联网呼唤新的社会调整能力

　　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说：“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这些岗位将在5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说：“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时间，无人驾驶将基本代替人工驾驶。……美国有三百万人靠驾驶维生，他们怎么办?”

　　《互联网时代》展现了不久的将来的社会图景：随着计算机、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我们将怎样面对商品过剩和人力过剩的双重压力。对此，纪实片的编导发问：“这是个绝对丰裕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在同时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

　　其实，对新时代社会调整能力的变迁方向，马克思早就做过极为深刻的揭示，那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似乎被《互联网时代》的编导所忽略了。不过有一点，编导还是正确地意识到了：“现代福利制度，本质上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

　　在我看来，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不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改变不仅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权力公有制)的狂飙突进，而且也意味着经济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强劲呼声。

　　（五）结语：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有句广为人知的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很多人把这里的革命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这是不确切的。在马克思看来，最根本的革命是生产力的革命，有了生产力的革命，其他革命才有坚实的基础，生产关系的革命才具有客观必然性。

　　有左翼要给我戴帽子了：“你这是唯生产力论!”我说，且慢上纲上线。我这里是谈生产力在整个生产方式中的角色和地位，至于生产关系的作用，马克思已经做了科学分析：没有生产关系革命的跟进和保障，生产力革命要得到巩固和深化，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涉及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容另文讨论。

　　马克思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页)。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在马克思的语境里，革命就是创新，它既包括生产力维度的创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维度的创新。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创新看做是比那些革命家都“更危险万分”的不安定因素，足见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维度的创新，把它视为人类一切创新的基础所在。

　　套用马克思的话：“互联网，甚至是比马克思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注1：当我慨然叹谓：“互联网时代有如初生朝阳，改变正在展开，一切才刚刚开始”。一个朋友认真地追问：“明天我就去开微店，钱景如何?”我问：“什么是微店?”朋友问：“你有微信吗?”答曰：“没有”。朋友很失望：“得，你已经被奥特了”。还有更奇葩的，我一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朋友，来电感谢我对其大作的评论加点赞，并要加入我的微信。我很惊诧：“我没有微信，也没点赞啊?”答曰：“有图有真相，你跑不了!”

　　注2：上世纪50、60年代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算盘上的计划经济。未来的计划经济，将是建立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必须指出，虽然生产力的创新为计划经济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计划经济还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创新，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革命。

　　注3：举个眼跟前的例子，过去大学校长的指令必须通过层层开会，逐级向下传达，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从校长到院长，从院长到各系，从各系再到各个老师。现在校长的指令只需通过互联网传输，权力结构呈现扁平化的网络形状：一个电子邮件、一个网上通知、一个微信，就可以将指令及时快速地送达到组织的终端末梢。

　　更多文章请进入赵磊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olei1957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