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论列宁《哲学笔记》的当代价值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去年8月为纪念列宁学习、研究、写作《哲学笔记》100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现已发表于今年《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第2期上。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刊物发表时将个别内容和文字删去。为使读者更深入阅读该文，现将原文发表。欢迎各位网友批评指正!

　　论列宁《哲学笔记》的当代价值

　　—纪念列宁《哲学笔记》写作100周年

　　郝贵生

　　[内容提要]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不仅有巨大的理论和历史意义，而且当代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是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和精髓思想。二是有助于提高全党和全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三是有助于识别和批判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特别是诡辩论的思维方式。四是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形势及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本性。五是有助于理解掌握《矛盾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真正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六是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学习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理性思维 辩证法 诡辩论

　　100年前的1914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年代，列宁在极其繁忙和艰苦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阅读、研究黑格尔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等著作，做了大量摘录、批注，并把其学习的精华思想集中在《谈谈辩证法问题》和《辩证法十六要素》等短文中。后原苏联30年代将列宁的所有关于哲学方面的读书笔记汇集起来以单行本出版，简称《哲学笔记》。建国后我国出版的两版列宁全集中，分别在38卷和55卷刊载《哲学笔记》。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撰写了专著和大量论文详细阐发了该书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深化、丰富和发展。列宁《哲学笔记》的理论贡献和认识当时时代性质、战争性质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历史价值是极其巨大的。我们今天和100年前列宁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面临着这些新的情况和特点，学习、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思想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有助于提高全党有助于深入理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和精髓思想，进一步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要丢掉根本，丢掉灵魂。那么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任务就是如何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精髓，究竟如何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运用到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认识、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高度评价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中的极大作用。他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的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把他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恩格斯还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只能产生于生气勃勃保持自觉辩证法传统的德国人之中。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引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因此，深刻理解和掌握辩证法思想对于理解、认识和运用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哲学笔记》中多次提到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同上，第149页)列宁谈到《资本论》“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既是生长又是运动)。”(同上，第307页)列宁说：“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同上，第150页)列宁还说：“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同上，第290页)列宁的这一论述实质是说，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批判继承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就不能真正理解、掌握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和内在本质特征的《资本论》论著。同理我们还可以说，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思想，也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全部著作的精神实质。

　　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客观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发展变化的，其本身经历存在、本质、概念的发展过程，后外化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其《逻辑学》著作就是按照绝对精神的这三个发展阶段分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黑格尔对客观绝对精神的认识过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就是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过程。黑格尔的存在论、本质论及概念论实质是人们对物质世界认识发展的客观过程即从客观存在的现象到一级本质、二级本质的认识过程。黑格尔在《概念论》中谈到这一过程时说：“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由于它(环节)，最初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自己的他者，—应当叫做辩证法的环节。”((同上，第190页))因为这句话明显带有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晦涩特征，所以列宁摘录后评论说：“规定不是明确的!!”(同上，第190页)，接着列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改造，分解为三句话：“(1)来自概念自身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发展去考察事物的本身];(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物)，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同上，第190页)列宁做出结论说，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然而列宁意犹未尽，在这三句话的基础上又说“也许可以比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即大家所熟悉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其中第一条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第七条指出：“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综合、总计。” (同上，第190页)(同上)这两条是辩证法十六要素中最重要的两条。第一条实际是指出运用辩证法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认识的客观性，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事物本身，绝不能把事物的枝节、现象、个别实例当作客观事物本身。列宁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学习、研究认识到，一般人们认识事物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把个别实例、现象、枝节当做事物本身，实质是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其思想方法原因就是背离了辩证法思想。如何达到“考察的客观性”呢?列宁指出，只有自觉运用分析和综合的结合，也就是自觉运用辩证法的一切基本思想。列宁抓住黑格尔这句话并分析出辩证法十六要素。这可以说是列宁读黑格尔著作揭示并做出最精华、最深刻、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改造世界首先必须客观地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客观规律性。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清除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改造为唯物辩证法之后，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思想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象列宁那样直接从黑格尔著作做出“考察的客观性”那样直接明确的结论，但他们实际已经理解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为了客观认识事物本身。马恩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都典型体现了通过分析与综合的结合达到客观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是如此，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正处》等大量著作无一不是自觉运用分析与综合达到客观认识事物本来面目及其规律性的目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列宁的辩证法十六要素思想，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有著作的深刻思想和科学方法，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二、有助于提高全党和中华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克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浮躁、急功近利、眼光短视等鄙视哲学理性思维的现象。

　　黑格尔之所以研究和写作《逻辑学》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当时德国整个社会特别是思想理论界轻视哲学理性的思维。特别是康德哲学把理性与感性、知性与经验绝对对立的倾向，强调具体知识、具体经验、具体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而排斥作为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作用。所以他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康德哲学“曾经从科学方面，为排斥思辨的思维做了论证。”《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这种通俗的学说“迎合了眼光只向当前需要的时代必需;这就是说，正如经验对于知识是首要的，而理论的洞见对于公私生活中的干练精明，则甚至是有害的，实际练习和实用的教养，才是基本的，唯一要得的。”(《逻辑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接着黑格尔说，由此“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同上，第2页》，而从事抽象思维严谨的人孤独起来，被同胞所抛弃，且被隔绝于世界之外，甚至消失掉。黑格尔竭力反对这种现象，他研究、写作《逻辑学》正是批判这种现象，科学阐明哲学的巨大社会功能及其与科学、生活与常识的关系。他不仅在《逻辑学》中，而且在《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哲学的功能做了大量精彩深刻的论述。同时。黑格尔还认为，哲学要成为科学，不能从低级学科如数学中借助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和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而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本性，及这种内容自己的反思。列宁摘录了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关于哲学功能及哲学的产生方法的有关论述，并给以高度评价。列宁高度重视哲学理性思维对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思维能力的极端重要作用。所以他才如此下大功夫学习、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马克思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以哲学为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不能离开理性思维。然而，黑格尔指出当时德国轻视哲学、轻视理性思维的现象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却重新出现，且愈发严重。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不讲理想、信念、信仰，不讲精神追求，且追求金钱和个人利益至上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由此导致人们思维方法的急功近利、浮躁、眼光短浅、直观，同时极端鄙视哲学理性思维。“跟着感觉走”就是中国当今思维方式的形象写照。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许多普通民众中，相当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也极其严重。这也是造成中国当代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人格素质降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社会急需科学的哲学理性思维。认真学习、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于提高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的素质和能力意义非常之大。

　　三、有助于认识、批判和清除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特别是诡辩论的错误思维方式，树立唯物辩证法的全面、发展、联系、对立统一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著作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阐发了辩证法思想，恩格斯把黑格尔著作中的辩证法思想称之为“无数的珍宝”。同时黑格尔还运用大量事实并从理论上揭露、批判了辩证法的对立面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其特殊表现诡辩论。“形而上学”一词直译过来是“物理学之上”。它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整理其老师著作时起的概念。把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现象等具体科学的著作称之为“物理学”，其研究抽象理论的部分编为“物理学之上”一书。意指“抽象理论”，实际与“哲学”含义相同。该概念翻译为中文时，利用《易经》中“形而下者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学”，于是就把“物理学之上”翻译为“形而上学”。前述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如同一个庙里没有至上的神一样。这里的“形而上学”就是指“抽象的哲学思维”。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阐发辩证法的“同一性”理论时，强调辩证法的同一性是包含差别、对立的具体的同一性。与这种观点对立的另外一种“同一性”理论认为，同一就是同一，是不包含差异、矛盾的同一。于是黑格尔把这种“同一”理论称之为抽象的同一理论。因“形而上学”概念本身有“抽象”的含义，于是就把这种否认差异、否认矛盾的抽象的“同一性”理论称之为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其含义就区别于作为“哲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大量表现为看待事物的孤立、静止、片面、否认矛盾的特征。黑格尔著作中大量揭露这种思想的表现、特征和危害性。列宁也多次摘录黑格尔有关论述并给予唯物主义的改造。

　　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一种极端恶劣表现就是诡辩论。其主要有四种特征：一是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摘录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古希腊诡辩论早期最大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黑格尔认为这一命题实际是说，认识对象以人的主观意念为转移，没有任何客观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人们常常把辩证法看做一种技艺，好像它是基于一种主观的才能，而不是属于概念的客观性。”(《列宁全集》第55卷，第192页)这种所谓“基于主观的才能”和“技艺”就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术。而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实质是指客观辩证法。二是抽取事物的片面现象作为论辩的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具体的即多样性的综合，而诡辩论则从具体事物中随意抽取某一个片面、现象、枝节、实例或规定当作事物的根据和本质。黑格尔说，辩证法且不可与诡辩相混淆。诡辩的本质乃在于承认规律的片面的抽象原则本身即是对的，只要这一原则能够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列宁充分肯定这一思想说：“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1995版，第307页)列宁还说：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8卷，1990年版，第364页)三是鼓吹“抽象的否定”，排斥肯定的绝对的否定。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矛盾双方相互否定。但这种否定是具体的否定、是包含肯定的否定。而诡辩论则把矛盾双方绝对对立、完全割裂开来。黑格尔说，非存在和存在绝对分离、排斥不是辩证法，而是诡辩论。“因为诡辩是依据未予批判和不假思索的无根据的前提而作的推理;而我们称辩证法是高级的理性运动，在这种运动中，那些似乎是全然分离的规定通过自己，通过它们本身而相互过渡，前提则被扬弃。”列宁摘录这句话，并在旁边批注：“诡辩和辩证法”(《列宁全集》第55卷，1990年版，第89页)字样。列宁还说：“机智而且聪明!对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黑格尔作了分析并指出：它们之中有运动。有限的?就是说，向终点运动着的!某物?—就是说，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说，是这样的不规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55卷，1990年版，第91页)四是割裂或混淆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的关系。辩证法认为，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一般不是个别，绝对不是相对，但任何个别中有一般，相对中有绝对，没有不包含一般的个别，不包含绝对的相对;也没有脱离个别的一般，脱离相对的绝对。但是诡辩论往往主观主义地应用二者关系，要么割裂其关系，把一般、绝对脱离个别、相对;或者把个别、相对脱离一般、绝对。要么混淆其关系，把一般、绝对等同于个别、相对，或者把个别、相对等同于一般、绝对。列宁在谈到辩证法与诡辩论在相对绝对关系问题上的区别时说：“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来说，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第306-307页)

　　当代中国缺乏理性思维实际是缺乏科学的理性思维。非科学的理性思维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比比皆是。笔者2009 年曾经写过《<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理论现实意义》(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对中国当代社会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具体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中国当代社会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方式也极为突出，尤其是诡辩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充斥于各种公开媒体、学术刊物和人们讲话中，包括大学教育活动中。例如自1995年几乎每年都举行国际大专辩论会，各个大学也都把举行这种形式的辩论赛作为大学生经常性活动。固然这种活动对扩展学生知识面和提高思辨能力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活动本身以输赢为目的，以人为制造对立命题为辩论内容，以抽签选题为基本形式的辩论活动本身的缺陷，由此完全背离人类辩论活动的最重要原则即真实原则。那么辨手们为了输赢，就必须主观主义地应用各种根据和实例，必然导致整个辩论活动中胡搅蛮缠式地诡辩思维方式极其普遍。其表现出来的诡辩论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黑格尔和列宁所批判过的。然而这种辩论活动的组织者却始终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且《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还竭力吹捧、赞扬。笔者2011年曾经写过一篇揭露批判这种辩论活动的文章《大专辩论赛背离辩论的灵魂和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30日)。在笔者看来，这种辩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诡辩现象恰恰是中国当今思维方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尤其是基层人民群众与强权者、强势者进行辩论说理过程中，强权者、强势者经常表现出诡辩论的思维方式。因篇幅所限，笔者不一一例举了。学习、研究列宁《哲学笔记》有助于对形而上学尤其是对诡辩论的现象及其实质的批判，有助于识别、清除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学及其诡辩论，树立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四、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世界形势、认识西方国家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本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努力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如何认识时代性质和战争性质、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等，就摆在列宁面前一项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确实出现了马恩时代没有的许多新情况，那么是否说明马恩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和必然灭亡的本性已经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应用大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新资料论证《资本论》结论中的错误或过时，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也借口资本主义某些经济上的新政策，鼓吹“超帝国主义论”思想，否认战争的根源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鼓吹和片面夸大战争的民族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号召无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保卫祖国”，实际是直接参与到帝国主义国家相互残杀的侵略战争中。列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哲学笔记》中阐发的唯物辩证法，在占有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垄断和垂死的本性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形而上学特别是诡辩论的思维方式。列宁批评资产阶级学者虽然也引用大量原始和新材料，但他们看不到这些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他们惊叹于帝国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而看不见“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认为，只有掌握全局，抓住本质，才能弄清楚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认识战争的性质也是如此，他说：“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生活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各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第577—578页)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却抓住战争中的个别因素和个别实例如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战争的民族性否定整个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1995年，第482页》而普列汉诺夫抓住一点表面现象和枝节、实例，抛弃最本质的全面的东西，正是一种典型的诡辩论。列宁说，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创造了新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地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宁正是按照辩证法观点考察战争问题，他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出发，详细占有交战国大量经济、政治材料通过分析做出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掠夺全世界、联合各国封建主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对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性的。弄清了战争性质，就能够确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态度。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和策略不是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保卫祖国”，而是利用战争危机来反对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列宁就是以这种对待战争性质的认识、态度和策略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政府，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较比100多年前的列宁时代，变化更大、更快，新情况、新特征更多。如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有权与经营管理的分离、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劳动者福利比重的增大、发达国家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和调控、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等等。同时二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也出现重大挫折和弯路。所有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要求人们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揭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本质是否根本改变?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否是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如何认识时代特征和本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人们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一种是借口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本性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中国社会发展的挫折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结论是错误的。当今时代的主流特征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解放的年代，而是和平和发展的年代，是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年代。所有这些观点都有大量现实的依据和材料，但能够说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笔者研究了这些观点的论证方法，不难看出，几乎他们都是在重复列宁时代资产阶级学者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的方法，把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暂时的现象当作本质、主流，把个别实例、枝节当作事物本质的所谓“根据”，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更不能从事物的总体、总和中把握本性、本质。如全球化现象确实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但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没有间断和停止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上的掠夺和剥削，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军事上的武装侵略。同时，二次大战后的近70年期间，局部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而战争的深层次根源就是表现为当代霸权主义行为的资本主义制度。苏联解体、中国发展中的挫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固然有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不完善和经验不足等因素，但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对立斗争的结果，是西方国家以和平演变为主要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扩大、增长的结果。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失败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人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一边，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认识当代国际形势的本质、主流、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剥削、压迫、侵略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并学会辩证处理国家交往中的各种矛盾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固然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特征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始终不能够为表面的、暂时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所迷惑，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本性的论述，不能忘记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教导。在与西方国家交往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不能够囫囵吞枣地把西方一切成果原封不动、全盘照搬过来，必须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建设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路线，绝对不能把自身的经济发展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战车和体系之中。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军事上始终保持对霸权主义侵略本性的高度警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并最大程度联合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组成共同的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而绝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沆瀣一气，打压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文化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与各个国家友好交往的同时，始终警惕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

　　五、有助于理解掌握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伟大思想，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国情和当今社会现状，指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

　　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第一条就指出，考察的客观性，而要达到考察的客观性，就要自觉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运用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接着列宁就阐述了了辩证法十六要素即辩证法的联系、发展、矛盾、因果、现象本质、形式内容、否定之否、质量互变等基本原理。列宁还认为，不能并列看待这些要素，其中有核心思想。所以阐发十六要素之后，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第192页)这一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最主要的阐发和创新。马克思有类似思想，但不明确。列宁如此肯定和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一思想当时并没有展开，但列宁给自己提出了理论上继续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和展开。转年，列宁在总体上思考他的辩证法学习总结写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写道：“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同上，第305页)然后就从哲学史、人类实践、相对绝对、辩证法与认识论、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等多方面展开了对这一思想的论述。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中一项极其重大的工程。列宁原计划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写一部系统的大部头的唯物辩证法专著，但由于革命工作繁忙等多种原因，有生之年始终没有继续这一工作。毛泽东恰恰沿着列宁这一思路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1937年所写的《矛盾论》就是这一伟大工程的延续。文中一开始就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然后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围绕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等多方面、多视角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全方位的阐发和论述。这一著作不仅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而且深化和奠定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内容，给予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极其深刻、宝贵的理论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这一理论武器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了中国国情，科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以及革命策略和方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他同样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思想，预见新政权建立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依然会利用糖衣炮弹腐蚀拉拢革命者，“李自成现象”依然会发生，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政权依然可能会丧失。所以他在进北京之前的党中央全会上高瞻远瞩向全党提出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以及最著名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毛泽东晚年全部理论都是“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的延续和深化，也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及马克思主义其它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当今世界发展状况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不懂得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全部思想特别是其晚年思想中的闪光、精华、杰出内容。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极其艰巨。要真正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即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实事求是认识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杰出的贡献，认识中国当代现状及各种社会矛盾。而做到这一点，离开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做指导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客观承认，歪曲、丑化、根本否定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污蔑、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在当今社会极其严重。习近平同志近两年批评指出的中国当今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就是这股思潮中的典型代表。而在这股错误思潮中，除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立场的原因之外，就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和列宁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诡辩论思想，而且有过之而不及。如某些人鼓吹的1958年大跃进之后饿死三千人之谬论其思想方法就是实例、枝节之论、现象特别是假象取代事物的客观真理性。再如对关于知识的社会作用问题上，毛泽东讲过，一定条件下即掌握知识的人立场和政治方向发生偏差，知识越多越对社会有害。然而文革后，却把条件去掉，使之抽象化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所谓谬论。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矛盾双方相互转化都必须有条件，知识对社会发生负面作用也是有条件的，这已经为大量历史和现实证明了千真万确的客观真理，而批判者抽掉条件并强加于论敌，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诡辩论吗?再如，毛泽东时代究竟谁讲过“贫穷是社会主义”思想?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状况和西方国家相比确实相对贫穷，这是客观事实，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们党始终没有放松经济建设，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的论述比比皆是。可是当今主流媒体却把“贫穷是社会主义”作为对立面批判，天天宣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明目张胆利用客观现象捏造论敌没有的观点，再加以批判同样也是一种诡辩论。最近韦磊同志所写《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文通过具体解剖张戎等人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就揭露了海外某些人恶毒丑化、歪曲、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其也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诡辩论思想。如文中内容摘要中指出：“第一，从历史发展不存在客观规律性，而是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这个前提出发认为，中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莫斯科阴谋制造的，毛泽东成为革命领袖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外部偶然性因素、阴谋活动和玩弄权术的结果。第二，根据歪曲历史事实的需要进行历史评价，其具体评价方法是：违背史实进行评价，孤立、片面地评价，情绪化地以及根据需要来评价等。第三，在史料运用方面，采取伪造、剪裁、曲解、滥用史料等方法。” (韦磊《海外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取得了较大成就，但问题也极其之多，媒体也经常报道各种社会问题。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问题都是现象，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及本质是什么?究竟如何克服这些现象?笔者发现，主流媒体包括各种理论学术刊物几乎没有或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揭示其本质、根源，真正对症下药，找到克服其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虽然也有一些文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极其肤浅和表面。如中国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腐败问题，主流媒体大多只是从“权力的滥用”和“强化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角度去认识。总之，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不仅直接表现出社会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等等，还间接表现为对社会现象认识方法上带有的极其严重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思维方法的问题。这一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比那些直接表现出来社会现象还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学习、研究《哲学笔记》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实事求是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矛盾，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六、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学习素质和学习能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哲学著作相对于其它学科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尤其是黑格尔的著作，逻辑思辨性极强，且由于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使其带有极其晦涩难懂的特点。同时列宁的革命工作繁忙，又流亡国外。正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列宁在紧张工作之余，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啃黑格尔的著作，且挖掘出极其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列宁这种学习态度、精神和方法实际是他一生学习活动的一个缩影。列宁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勤奋好学。他刚上大学，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喀山省一个边远村庄。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勤奋思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珍贵的藏书和旧报刊。也就是在这期间，列宁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普列汉诺夫著作，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 李嘉图、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布克尔、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列宁后来自己回忆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时说：“后来在我的一生中，即使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也从来没有像从喀山放逐到乡下的那一年读那么多的书，这简直是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地读。”(《列宁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30页)列宁以后无论是在偏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还是在国外的流亡日子中;无论是在繁忙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学习。萨马拉、舒申斯克村、伦敦、巴黎、伯尔尼、克里姆林宫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深深留下了他勤奋刻苦学习的踪迹和烙印。列宁多次说过：“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5-786页)列宁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并在学习中不断把学问真正深入到他自身的血肉里面去的过程。列宁1914到1916年期间阅读了将近8000页的以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十种哲学著作，做了8个笔记本的笔记，在笔记中做了大量摘录、批注和读后语。从列宁的这些哲学笔记中，可以窥见到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认真读书和独立思考的可贵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

　　列宁的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对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极其巨大意义。中国当今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必须客观地承认，中国人当今功利化、浮躁化、短视化而导致的全民读书学习的氛围越来越差。记得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这样一个描述中国人不读书的民间段子：教书的不读书，写书的不读书，出书的不读书，卖书的不读书，买书的不读书，管书的不读书。如果有读书的话，大多只是读实用类、技术类、趣味类等书籍。固然上述结论绝对化一些，但中国人认认真真坐下来读一些经典名著、读一些深层次的理性著作究竟有多少呢?读马列毛泽东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状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每况愈下。今年初，一名印度工程师所写《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红遍网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读书现状。中国共产党党章至今明确清晰写明，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不读马列毛泽东著作，不去深究马列毛泽东著作中博大精深包含比黑格尔著作中还要多得多的无数珍宝的内容，不去自觉用人类当代最先进的文化武装发展自己，怎么能够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呢?甚至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理论工作者也不读马列毛泽东著作，或者用西马观点，或者用当今时髦观点去解读和所谓“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当今的读书状况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学者的读书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笔者强调学习列宁，不是要求领导干部和学者都去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是学习列宁的读书精神、态度和方法。一是学习列宁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读书的学习价值观，二是学习列宁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学习善于理性思考的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四是学习列宁善于把书本知识进行消化，把学问深入到自身的血肉里，五是学习列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自觉运用书本知识回答革命实践中的大量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培养自身主动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等现代学习观念提到战略高度，努力拓展深化自己的学习范围，尤其自觉学习、研究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高度、方法分析和解决世界和中国当今的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

　　[2]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黄楠森主编：《<哲学笔记>注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4]黄楠森：《<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5]李辛生主编：《<哲学笔记>简明教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