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是“炒作”，还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是“炒作”，还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

　　郝贵生

　　自4月6日毕福剑视频曝光后，引发了中国舆论界极大的震动。媒体、网络、微博、微信短短几天发表、传播了无数多的文章、短评、照片、跟帖等，立场、观点、认识不同甚至尖锐对立。参与人数如此之多是近些年来极为少见的现象，而且这种争论还将继续持续下去。也正是在各种对立思潮激烈交锋、碰撞之际，4月13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毕福剑风波再接着炒就变味了》(见附件)，核心思想是给这场交锋定性为“炒作”，且已经“变味”，呼吁立即停止“炒作”。

　　一、这场激烈交锋与争论是“炒作”吗？

　　什么是“炒作”?搜狗百科这样解释：“炒作指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做反复的宣传，是一种非常规的新型传播模式。炒作一词在台湾、香港等地区流行已久，一些记者经常会把一些新闻事件或名人的行为大肆炒作，以增加销量或收视，有不少是把小事化大来引人注目，过程中常会加入一些主观臆测和未经证实的内容；有些艺人为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会自行炒作新闻。炒作的基本的目的是人气，也就是大众的注意力，最终目的是名气和金钱。”由此看出“炒作”有三个特点：一、媒体对人或事物作反复、不断的宣传。二、宣传过程中小事化大，且加进一些主观臆测和未经证实的内容。三、目的是炒作人捞取名气与金钱。那么我们看看这次围绕毕福剑视频发生的如此大面积、大范围的思想交锋是否符合“炒作”的含义呢？

　　第一，这场大争论的主体究竟是谁？

　　这场思想领域里的激烈交锋有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一个是某些主流媒体及各种右派势力，另一个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大多数。4月6日视频刚刚曝光，就立即引发人民群众在网络、微博、微信的口诛笔伐。而主流媒体的态度是什么呢?首先4月7日，就是这个《环球时报》发表《毕福剑言论“不雅之照”流出谁之过?》，该文核心内容不是谴责毕的言论，而主要责问视频流出的过错，且把毕的言行简单定性为只是“不雅”。明眼人立即可看出，该报的态度是不主张批判毕的言行，且指责流出视频者的罪过。4月8日《中青报》发表文章《毕福剑，你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主要批判毕的言行，但主要指责毕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言行不谨慎。人民日报虽没有发表文章，但在9日人民网上挂上前几个月曾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不告密、不揭发是一条道德底线》，间接指责流出视频者是“告密者”，是“不道德”的行为。该文立即在光明网等众多网站转载，且有些大网站还发表《大张旗鼓的告密文化从何而来?》等文，还把“告密”现象与文革联系起来。大多数主流媒体置若罔闻，不对此做任何报道和评论。只有中纪委机关报发表短评文章，要求毕福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讲规矩。《环球时报》13日文章显然是7日文章的继续，目的是继续压制、阻挠人民群众对毕的谴责和批判。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主流媒体并不希望反复宣传毕事件，右派势力更竭力反对，其希望不是小事化大，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导致争论影响扩大、深入发展的主体恰恰是被毕福剑言行激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既然主体不是“媒体人”，由此怎么能够说是“炒作”事件呢?

　　第二，究竟是谁加入了“主观臆测和未经证实”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一个人或事物、事件的宣传必须建立在对该人或事物的“真”的认识上。人民群众对毕的批判，恰恰就是依据视频提供的客观事实，没有任何的添油加醋。而恰恰是主流媒体加进了“主观臆测”和“未经证实”的内容。4月7日《环球时报》文章还没有真正搞清楚视频流出的过程及原因时，就主观断定主要错误不是毕的言行，而是流出者的告密行为。人民网重发批判告密者的文章也是建立在谴责有人“告密”的所谓事实行为上。这不是子虚乌有、无的放矢吗?还有些人把毕的言行场合主观界定为“私人普通的饭局”，而事实是文化方面的外交活动。如果真按照《环球时报》把这次事件定性为“炒作”的话，“炒作”者恰恰是歪曲事实的《环球时报》和主流媒体本身，而非人民群众。

　　第三，人民群众愤怒批判和声讨毕福剑的丑行是“名气与金钱”吗？

　　按照“炒作”的第三个特点，炒作人必须是为捞取“名气和金钱”。请问《环球时报》，争论双方究竟谁是“最终目的是名气和金钱”呢?是人民群众吗?显然不是。人民群众之所以愤怒声讨毕的言行，恰恰是毕侮辱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侮辱了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千千万万个流血牺牲的革命前辈和先烈，侮辱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和灵魂。这里有一丝一毫的个人“名气和金钱”吗?按照“炒作”定义，炒作人出于个人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大肆扩大宣传某个人或事件是“炒作”行为。同样，当一个人或事件不利于媒体或“炒作人”时，媒体或“炒作人”利用手中话语权竭力压制、阻挠该人或事件的宣传行为，同样也可能有其卑鄙目的，这一目的也离不开金钱和利益。《环球时报》在毕事件上确实不是有意扩大宣传的所谓“炒作”，而是有意缩小、压制、掩盖该事件的“炒作”，但其手段也是“加入一些主观臆测和未经证实的内容”，其最终目的也是利益，即维护毛泽东最痛恨的那些新的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

　　二、毕福剑仅仅是言行不谨慎吗？

　　《环球时报》为什么称这次争论继续发展下去会导致“变味”呢?我们看《环球时报》如何评价这次争论的。

　　一是说争论双方朝着不同方向越引申越远：“原因是围绕这件事的部分网上辩论越来越尖锐，朝着不同方向越引申越远，从而使风波附加了人们在一开始未必能想到的意义。”

　　二是对毕如何处罚，被当成“政治宣示”：“其中一些人宣称，是否对毕做法律追究之外的最高处罚，是相关方面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对大是大非立场明确不明确的试金石。不能不说，这是一顶相当有压力的‘帽子’。与他们相反、通常被称为‘自由派’的一方则大谈‘言论自由’，后者编出各种讽刺性段子，比如以后饭前饭后高唱‘革命歌曲’，把毕唱评段子中评的嘲讽部分全换成肉麻吹捧等。”

　　三是上纲上线：“这似乎是中国舆论场颇为顽固的惯性：只要有一件轰动的事情出来，其政治意义就会放大到极致，很难以原来的规格落地。由于毕事件涉及毛泽东、解放军等核心政治元素，辩论的最激烈部分根本刹不住车，斗争的双方似乎一定要把对这件事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由此可以看出，《环球时报》这里一是扮演了所谓“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对争论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二是认为 “变味”的共同表现就是竭力从政治上看问题，都要“上纲上线”。从中不难看出，《环球时报》指责争论双方的态度和方法，其实恰恰暴露了其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综合《环球时报》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其观点就是认为，毕福剑事件也就是小事一桩，不就是饭局上拿领袖和共产党、解放军开个玩笑吗?即使有外国人参加，但玩笑还是玩笑，最多就是一个言行不谨慎、太随意、有些低俗罢了。个人做个检查，单位给个纪律处分也就罢了，为什么非要从“政治”看问题，“上纲上线”，揪住不放，如此较真呢?所以这两篇文章侧重点都不是主要批评和谴责毕福剑，第一篇侧重批评“视频流出者”、“告密者”及其所谓“卑鄙”手段，第二篇则侧重指责双方“上纲上线”，也就是“变味”的表现。这是变相的继续为毕言行辩护的观点，是典型的错误立场、错误观点、错误方法。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官员和公众人物确实都有可能言行不谨慎，不过是对一般的非社会大是大非问题说错了话，说过了头。但毕福剑的这次言行是对开国领袖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的侮辱和嘲弄，是对几千万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的亵渎，是对中国革命的根本否定，是对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宪法的最大藐视。任何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如果内心真没有这种思想，即使酒后失态也不会如此“出格”。这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毋庸置疑的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无须任何人上纲上线。《环球时报》怎么能够把它归结一般的言行不谨慎呢?怎么能够指责“政治意义就会放大到极致”呢?

　　三、争论双方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环球时报》对毕福剑行为本身定性的错误，就决定了其对这次大争论的定性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其反对从政治上认识该问题，实质是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问题。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被某些权力者和知识分子妖魔化了，形成了谈“阶级斗争”色变的畸形现象。其实，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利益有关，阶级斗争就是利益的根本对立。对毛泽东是拥护还是反对，实质是反映根本对立利益的立场问题。美国一个学者谈中国当代反毛非毛主要有三种人：一是被推翻的反动派及其后代，二是文革中受批判的走资派等人及其后代，三就是当代既得利益者。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看来，毕福剑行为表现的是其思想深处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国革命的刻骨仇恨。其本人是个既得利益者，其言行及其赞扬者代表了那些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及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后人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当代社会的邪恶势力与腐败集团的根本利益，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和把社会拉向倒退的社会基础。这个事件不单纯是毕个人一时的言行不谨慎，它实际是这些年来整个社会反毛非毛现象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和表现，特别是表现在官场和知识分子队伍中，包括高等院校、党校和各种官方媒体中，甚至也不绝对排除《环球时报》内部也有毕福剑一类人物和现象。《环球时报》竭力为毕开脱很可能就是这一原因。而对毕福剑的批判、对一切维护毕的丑恶行为的言论的批判，实质是对这种现象和思潮的批判。因而绝不单纯是对毕个人职业和党籍的处分。其整个批判实质是已经觉悟的人民群众自发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利用党章、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对中国当代一切反对和根本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对中国当代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和行为发起的一次反击战，是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共产党领导、捍卫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成果的保卫战，是响应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两年来一再强调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号召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当今正义、进步势力与邪恶、倒退势力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尽管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相当多的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最不愿意提的“阶级斗争”理论，但这就是客观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其既不依《环球时报》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依人民群众的意志为转移。前两年，习近平同志谈到苏联解体问题时痛感当时苏联没有男儿站出来。中国当今由对毕个人言行的批判而引发的对整个错误思潮实质是复辟资本主义思想基础的批判正是中国男儿勇敢站出来的具体表现。《环球时报》贬低、诋毁甚至完全否定其批判的意义，其立场究竟是什么，不昭然若揭了吗?

　　同时，这次大批判也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史的学习和教育活动。自该视频曝光之后，笔者一直关注各种社会反映，同时阅读了大量评价和批判文章，这些文章体现了对毛泽东、共产党、解放军和中国革命极其强烈、深厚的情感，体现了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当代一切腐败势力和丑恶现象的无比仇恨，而且摆事实、讲道理，立场鲜明、分析透彻、思维清晰、有理论水平和深刻见解，且通俗易懂，是难得一见的一大批好文章。比那些所谓的一大堆头衔的大学者、大教授、大博导立场错误、逻辑混乱、充满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吹捧性文章或罗列一大堆谁也看不懂的名词概念的所谓“学术研究”文章强千百倍，也比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的一些文章强千百倍，如人民日报副社长写的那篇抬邓贬毛晚年生活的文章以及《环球时报》的这两篇文章。这些批判文章不仅在网络，而且在群众的微信中以迅猛的速度传播开来，表现了人民群众爱憎分明的态度。笔者天天通读之，不仅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再学习，而且是情感、信仰、理论、认识上的再升华、再提高，同时真实感受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晚年理论和实践给我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希望，社会主义的希望，也进一步更加坚定为毛泽东他老人家开创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港澳同胞也一定有同样的深切感受。

　　因此，《环球时报》所谓的“变味”表现恰恰是事件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变味”的不是人民群众的批判，而是《环球时报》如此荒谬的立场、态度和方法。

　　《环球时报》指责“变味”的目的是压制、阻挠人民群众对毕言行的批判。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压制、阻挠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会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和促进斗争的深入。当前对毕言行的批判实质也是近些年来人民群众各种反复辟斗争的继续和延伸，特别是去年王伟光文章、辽宁日报一封信、周秀云等事件以及对茅于轼、袁腾飞、胡舒立、柴静等人批判的深入，也是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所有这些斗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整体。笔者坚信，这次围绕毕言行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激烈大交锋一定会警醒更多的人民群众觉悟起来。《环球时报》充当中国历史发展前进的螳臂当车行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附件：

　　毕福剑风波再接着炒就变味了

　　2015年04月13日 03:13来源：环球时报

　　毕福剑“不雅视频”风波按说发酵得差不多了：事情的经过得到不少细节补充，比如那是一个“外事场合”，有白俄罗斯文化机构等外国人员参加。还有一种说法称，毕唱的是一个他从别处听来的段子，他的唱评是对两个角色的合成等。此外央视宣布对事件开展调查，并有“严肃处理”的表态。毕本人发表一份简短、但态度明确的致歉声明，他没有另做其他公开说明或辩护。

　　但事情很难就此画句号，央视如何“严肃处理”毕，变得高度敏感。原因是围绕这件事的部分网上辩论越来越尖锐，朝着不同方向越引申越远，从而使风波附加了人们在一开始未必能想到的意义。对毕做什么样的处罚，被这部分舆论当成“政治宣示”来说。

　　其中一些人宣称，是否对毕做法律追究之外的最高处罚，是相关方面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对大是大非立场明确不明确的试金石。不能不说，这是一顶相当有压力的“帽子”。与他们相反、通常被称为“自由派”的一方则大谈“言论自由”，后者编出各种讽刺性段子，比如以后饭前饭后高唱“革命歌曲”，把毕唱评段子中评的嘲讽部分全换成肉麻吹捧等。

　　这似乎是中国舆论场颇为顽固的惯性：只要有一件轰动的事情出来，其政治意义就会放大到极致，很难以原来的规格落地。由于毕事件涉及毛泽东、解放军等核心政治元素，辩论的最激烈部分根本刹不住车，斗争的双方似乎一定要把对这件事上升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毕福剑风波当然很深地触及了政治及道德问题，但我们认为，舆论场上围过来的海量争论和斗争不应变成这一事件的重心，从而主导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和原则。

　　大多数舆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但谁也不能将自己的主张视为社会正义的标准。不断发现的新细节显示，前几天关于上传毕唱评视频是“告密”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此外“言论自由说”也与这事情的场合及逻辑对不上号。

　　目前最激进的主张也没有要求对毕“法办”的，社会主流意见是认为毕的不雅唱评与他的身份和当时所处的场合完全不符，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严重对立，即使普通人在一般场合那样做，也是让人很不愉快的。毕承担相应责任，天经地义。

　　至于毕究竟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是应由央视全面调查后，依据党纪法规、央视台规及有关原则合理决定。其实这也是依法治国涵义的一种引申。我们期待看到央视的原则性，以及该台管理层的大智慧。

　　可以预见，无论那个决定是什么，都会有一些人表达不满，并对它做新的“上纲上线”。但这样的后续炒作大概不会维持太久，其最初的高潮很难再现。因为公众不是傻瓜，大家出于各种原因感兴趣的内容基本都知道了，再要把轰动性拉起来，就与“毕福剑”没多少关系了。那样的炒作究竟有什么其他目的，将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