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五句话讲清“供给侧改革”

　　改革，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理由，在任何国家都需要理由，没有理由，或者说找不出理由，他们就不可能呼唤改革，因为人民不会支持没有理由的改革。中国为什么在此时能顺利地推出“供给侧改革”?简单讲就是：“需要求”已经不愿意同“供给侧”恋爱了。

　　在讲“供给侧改革”之前，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几个名词：计划，市场，配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为了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国内经济学家和主要官员都异口同声地质疑并批评计划经济的严重缺陷，都说计划经济只考虑“以产定需”，而不是主动地“以需定产”，大家全都相信，只要以需定产，供给与需求就不会出现严重矛盾，百姓需求什么，我就生产什么，百姓没有需求，我就不会生产，供需就容易出现平衡。“以需定产”如果实现了平衡，用市场实现资源配置就会更科学优化，不会产生资源浪费现象。经济学家用这种理想主义的迷魂药给中国人吃了几十年，然而并没能够阻挡严重过剩现象在中国出现，正如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过剩危机一模一样。有人会说，中国没有完全实行绝对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改革目标才没有达到，错不在市场经济。然而，我想说的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因为实行市场经济进而解开了周期性危机的死结。

　　中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也并不意味着会否定市场经济的万能作用，相反，经济学家仍然会用新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帮助这项改革得到新的支撑。很多人都愿意承认严重过剩的现象存在，但绝对没有人会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失误，更不会有人因此愿意放弃自己对市场的高度迷信思想，他们会得出一个新结论：“供给侧改革”是市场经济的新一次科学运用。

　　下面回到大家耳熟能详的“供给侧改革”身上来，我想用五句话来解释这项轰轰烈烈的运动。

　　第一句话：供给侧改革必须消肿。我们国家，现在供给侧最严重的问题是供给浮肿，很多产业呈现“三多现象”，人多，产能多，库存多。人多，导致企业竞争力不足，生产效率不高;产能多，导致开工不足，反过来恶化了人多;库存多，又导致产能无法实现。相互之间表现为恶性循环，与需求侧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人多，就要去余人。怎么去掉多余的人?当然还是要从国企开始。企业效益不行，你再爱国企，终归还是不能强行反对“下岗潮”的再出现，因为财政和银行都不可能继续愿意挑担子，挑得越久，拖死的越多，我们现在不敢再大张旗鼓地提“破产下岗论”，但其实还是要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样的路，形式委婉一点而已。

　　产能多，也要去，比如说钢铁、水泥、煤炭、房地产等行业，不去产能，即使消去了部分人的冗余，整个产业仍然不可能有良性发展，恶性竞争和资源低效仍然会长期存在，去产能过程必须与去人的过程同步。

　　库存多，恐怕不只在少数行业存在，而是在很多行业都存在，只不过某些行业能够通过国内外两个市场进行消化，困难相对小一点，而有些行业无法向国外市场转移，比如说房地产，再多的房子库存，你也只能在国内消化。凡只能在国内实现去库存任务的产业，“供给侧改革”最后一定会表现为“危机转嫁”，即过剩危机的最终承担者是全体老百姓，中国人口多，危机分摊变得相对容易，所以，房地产危机喊了很多年，大危机仍然没有在中国出现，这是“人口红利”之于不动产行业的正效应。

　　第二句话：供给侧改革必须配合减负。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当它顺风顺水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负担重的感觉，人多，被视为力量雄厚，产品多，被视为制造能力强，交税多，被视为社会贡献大。但是，一旦面临困境的时候，引以自豪的东西全成了负担，企业就恨不得一次性把包袱全扔掉，自己扔不掉，就希望政府帮忙扔。中国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直白点说，就是要帮助企业扔包袱，也即减负。

　　中国政府帮助企业减负脱困不外乎以下几个手段：一是减税，二是加速折旧，三是扩大公司债发行，四是放松投资贷款条件，五是扩大消费信贷和不动产抵压，六是鼓励“空白记帐单”的流行（不细化）。减税有利于企业，但不利于财政，于是，赤字膨胀政策便悄然推行，要坚持多久，暂时还不清楚，这会对整个国家的未来构成新的负担，其它各项政策短期看都有利于企业运行，但从长期看，都是透支式政策，企业减下来的“负”，一定在某个时期由更多人来“负”。

　　第三句话：供给侧改革必须搞结构优化。前十年，中国更多地强调“结构改革”，现在，用“供给侧改革”来包含“结构改革”，其核心思想仍然是改结构和调结构，供给端是一个整体，它的结构优化决定了它的供给科学性，结构不合理，无论你消肿或者减负，都解决不了与需求端的相对平衡。

　　在这里，必须要提一下前一届推出的“4万亿刺激”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时，美欧陷入经济危机，中国为了配合欧美解围，自己主动推动了“虚胖计划”，人为制造了诸多原本过剩产业的进一步繁荣过剩，置自己强调的“结构改革”于不顾，造就了今天供给端严重畸形的现实。再往前推二十年，当时的内阁大兴“下岗破产”之风，其理由也是消灭过剩冗余低效产业，实现按需定产，结果也没有达到目标。总结起来讲，前二十多年中，我们一直在做供给侧的改革，然而，越改，供给侧的问题越恶化，并没有实现优化。

　　这一次优化供给侧能取得成功吗?未必能。道理很简单，减负相对容易，去产能很难，去低效很难，去资本狂热更难，明知房地产过剩，还去刺激房地产，那么，房地产就会假象地刺激一大批过剩产业，包括钢铁、水泥和建材等行业，只要这个假象存在，去了国企的产能，私企就会补进来，新的供需矛盾仍然会存在，只不过，私企的历史包袱小，困难没有国企表现得那么明显。然而，压缩国企的“去产能”不是真正的结构改革，是经济结构的“转手改革”，是资本控制市场经济成分互换角色的改革。真要实现结构优化，“平衡理论”应该成为指引中国改革的核心理论，舍此无它。

　　政府强调要优化产品，然而，马云的假货、水货、仿货泛滥销售，网店打死实体店私毫也体现不出产品升级的迹象，有些莫名奇妙的是，这样的企业居然能收到最高端的“贺电”，怪不怪?供给端能靠这些资本家优化?不可能。受宠，就因为马云的产业帝国庞大?

　　政府强调要优化供给端的目标是更好服务于需求端，然而，坑人害人的金融产品却合法地行走于中国，无数遇害的消费者维权无门，危害经济安全的产品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继续借“创新”的招牌逞凶江湖。需求端担责，供给端逍遥，如何优化?

　　第四句话：供给侧改革是一次经济美容。我们分析近几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改革过程只总结成功，不总结失败。这就是说，一次改革，就是一次美容，对自己所作经济决策的美容。所有人都能看到改革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但改革者一般会强调“改革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的存在始终是改革的理由，只要改革，永远没有谁需要担责，改革永远无责。

　　供给侧改革仍然遵循这个逻辑，所有美好的社会转变，最终都要归功于“供给侧改革”这个大决策之中，即使与这项改革毫无关联的世界性趋势也会被拉进其中，比如说科技进步和产品创新，近几十年的市场开放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不管你中国提不提新口号，世界科技仍然会进步，世界的产品也会及时更新，而中国自己，每一次科技进步和产品更新无不是世界性输入的结果，中国在原创领域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步，我们的软硬件进步都全面依赖于世界共同文明成果，国内，有能力创新和实现技术突破的企业，官方不提改革，它们仍然会主动创新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眼前的创新不足不是出于创新意愿，而是出于创新能力欠缺。中国不改供给侧，新产品、新科技仍然会继续流入中国，把未来新变化都纳入到“供给侧改革”的箱子中，只能实现经济美容，不能实质性改变中国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真要实现中国经济质变的美容，唯有一条路可走——更加全面的独立自主。

　　第五句话：供给侧改革会堆积循环矛盾。我在开篇提到过改革需要理由，因为如果一切正常的事情，你就没必要去改革，改革的本质是消灭问题，中国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反危机”的应对，过去积累下来的供需矛盾已经尖锐化，不改革，危机就会以恶性形式爆发，即我们常说的“硬着陆”。但是，取一端为锋的改革终究是补祸式改革，它在消除老问题的同时必将积累下一次危机的矛盾，这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过程。

　　前面提到的过剩人、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必将在新的改革过程中于另外一些行业中表现出来，消耗新行业的过剩，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对外倾销过剩的能力强，下一次危机来得慢，对外倾销过剩的能力弱，不到十年，必将提出新的“供给侧改革”，当然，一定会换个新名词取代。

　　最后，不妨做一个总结论：“供给侧改革”总体上是“反危机”的改革，不是经济体制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它只能解决危机中的部分问题，不能解决危机的周期性问题，要解决危机的周期性问题，靠的是制度，不是单向的政策。供需关系的相对平衡性要求决定了制度须具有适应性，并不是你看到了供给侧问题，就能够解决供给侧问题，因为资本不答应，如果政府过深地受制于资本，那么资本的实际权力必大于政府的实际权力，表象呈现的权力指数并不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