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政治的”经济

　　“政治的”经济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18大以来，对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高层的认知似乎越来越清醒。尤其是“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一说，其中所展现的政治经济学境界，已远远超出了自诩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解高度。于是，经济学的“伽们”个个瞠目结舌，一副窦娥冤的委屈模样。其实，现代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除了“科学地”刻画了经济现象之外，在揭示本质联系这件事情上，不过是包裹着“科学”虎皮的伪科学而已。有关的事实很多，下面以“产能过剩”为例。

　　（一）观察者为何测不准？

　　在新自由主义眼里，凯恩斯主义不仅是麻烦(滞涨)的制造者，还是无能(束手无策)的代名词。其实，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罢，都是为了资本主义万寿无疆而鞠躬尽瘁。既然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相煎何苦这么着急呢?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不待见凯恩斯主义，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把产能过剩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就是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有效需求不足”的境界，虽然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其中隐含的判断是：产能过剩与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必然的内在关联，也有必然的外在关联。换言之，资本主义并非无辜的羔羊。

　　于是，那个尊萨伊为祖师爷的“供给学派”坐不住了，虽然牙口已然老朽，形象也不太中看，可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纯洁性，不得不重新披挂上阵，并成就了新一代的“供给学派”的名声(比如里根经济学的实践)。

　　这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有位经济学副教授问我：“中国的经济学者，不论左边的还是右边的，现在都在充满热情地论证，中国当下产能过剩的原因不是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可现实明摆着是“有效需求不足”嘛!到底是需求不足，还是供给不足，老师，您怎么看?”

　　既然问我“怎么看”，那就必然涉及到“看”的角度，也就是观察者的位置和角度选择。位置和角度很重要，它决定了“看”的结果和判断。这一点，连“自信心爆棚”的自然科学也口服心服。比如：

　　——物理学有一个“观察者效应”，指的是：“我们几乎没办法不影响我们所观察的事物——只不过是影响程度高低不同而已”。

　　——量子力学有一个“测不准原理”，指的是：“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方位角与动量矩、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

　　上面的道理或许太专业，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科学观察这件事虽然讲究“中性”、“客观”，要“实事求是”，但并不是纯而又纯的东东。因为，观察必然受到观察者自身所处位置的影响。

　　诸位想想，自然科学都不否认自己的观察会受到“位置选择”的纠缠;经济学的判断若想摆脱“立场选择”，岂不是“扯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吗(比如“超越左右”的郑永年)?

　　所以，我告诉那位年轻的副教授：“产能过剩的原因究竟何在?不可能有统一答案。这取决于你做出判断时所处的位置，也就是你观察问题的立场选择”。

　　（二）对谁而言的“过剩”？

　　围绕“产能过剩”的争议，为什么“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因为不同的立场选择会导致不同的判断结论，混论也就不可避免了。

　　问题很清楚，有关过剩原因的争议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不同的观察者所看到的“产能过剩”，其位置和角度很不一样。也就是说，产能过剩的原因究竟是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这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而取决于评价主体的“立场”选择。

　　若用“测不准原理”来定义：供给侧的量越确定，需求侧的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反之反是——“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

　　站在供给方的立场观察，产能过剩的症结不在需求侧，而在于“供给侧”。也就是说，对生产者而言，正是由于生产的产品不能使资本获得满意的利润率，所以产能过剩了。供给方(供给侧)观察产能过剩，若不作出这样的判断，那才是咄咄怪事。

　　站在需求方的立场观察，产能过剩的症结不在供给侧，而在于“需求侧”。也就是说，对于消费者而言，正是由于“有购买力的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没钱消费，所以产能过剩了。需求方(需求侧)观察产能过剩，若不作出这样的判断，那也是不可能滴。

　　一般来说，基于供给侧的判断，往往体现着资本方的立场;而基于需求侧的判断，则更多体现着劳动方的立场。我说的这两个“体现”，想必有人会坚决反对：为什么供给侧就不能体现劳动方的立场，而需求侧就一定会体现劳动方的立场呢?

　　回应这个质问，涉及到对立场的定位和对价值判断的定性，恐非一句“存在决定意识”就可以轻松搞定。历史经验告诉我，为了“不争论”，更为了本文能够活得久一些，我加上了“一般来说”这个前提，必须的。

　　（三）“绝对过剩”能否用利润率来把握？

　　一位博士生告诉我：“现在有很多商品早已‘绝对过剩’，比如喝水的杯子，我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杯子。但是，杯子花样翻新了，我也许就会买一个回去。这说明，现在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

　　产能过剩的症结究竟是在供给侧，还是在需求侧?这与观察者的立场和位置有关。问题是，不论你站在什么立场来观察，都不能用利润率来衡量“绝对过剩”。“绝对过剩”看什么?不是看利润率，而是看需求;什么需求?不是看“有购买力”的需求，而是看“绝对需求”。所谓“绝对过剩”，就是相对于“绝对需求”的过剩。而所谓“绝对需求”，就是指不受购买力限制的真实需求。

　　资本主义有没有“绝对过剩”的产品?当然有。比如，随着科技的提升和生产力的发展，某些基本生活用品会越来越丰裕，以至于可以用“绝对过剩”来定义这种“丰裕”。但是，在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绝对过剩”并非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要害，“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要害所在。

　　在供给方看来，杯子卖不出去说明，现有生产是“有效供给”不足，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注意，这是用利润率来衡量的结论。如果生产的杯子不赚钱，即使这杯子有人需要，它也是过剩的。对于供给侧而言，必须生产出能够赚钱的杯子，只有赚钱的杯子才能带来利润。所以，不能赚钱的杯子只能说明“供给不足”，生产出赚钱的杯子则证明了“需求不足”。

　　问题是，卖不出去或不能带来利润的杯子，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杯子已经“绝对过剩”了呢?不是。如果看利润率，现在大多数商品早就严重过剩了(比如商品房的高库存和鬼楼现象)，因为这些商品要么已经卖不出去(价格大大高于需求者的收入)，要么已经不能使资本获得满意的利润率了(卖不出去，何来利润)。

　　但是，仅仅因为“不能赚钱”，就能定义这种“过剩”是“绝对过剩”吗?不能。这些商品之所以过剩，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没有需求所以过剩了，而仅仅是因为它们不能给资本带来满意的利润率了。

　　换言之，在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篮子里，根本问题不在于“绝对过剩”，而在于“相对过剩”——即相对于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言，产能过剩了。不论你拿什么商品(比如杯子和马桶盖)来证明“绝对过剩”的普世性，都无法抹杀“相对过剩”才是资本主义面临的真正难题。

　　于是我告诉我的博士生：当“过剩”的杯子花样翻新之后，当“过剩”的马桶盖升级换代之后，你之所以“也许会去买一个”，那是因为你有足够多的银子去“也许”(有效需求充足)。如果你囊中羞涩(有效需求不足)，你就绝没有“也许”的可能性了。

　　当然，这里面也不是与立场全然无关。当今资本主义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所在究竟是“绝对过剩”，还是“相对过剩”?站在不同的立场观察，自然会有不同的结论。也就是说，答案的选择与立场的选择有关。

　　不管怎么看，“产能过剩”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本质，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相对过剩”既是资本主义存在的证明，也是资本主义“效率”的证明。没有产能的相对过剩，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但凡以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够消灭“产能过剩”，肯定就是在做大头梦。

　　（四）计划如何避免“过剩”之痛？

　　我们迄今观察到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产能过剩，而计划经济似乎没有过剩现象(在已有的经验上是“短缺”)。很遗憾，计划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不到30年时间，历史还没有给人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来比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过剩问题。因此，有关计划经济的“产能过剩”，我只能做一些逻辑假设。

　　从理论上讲，即使在计划经济背景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以至于会出现所谓的“产能过剩”。那么，整个社会生产会不会因为个别产品的“过剩”，而出现整个社会严重的产能过剩呢(就像今天市场经济下的情形)?我认为不会。因为，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分散决策”的“美德”不同，计划经济最大的“缺点”，就是“集中力量，统筹安排”。在计划的“专制”下，局部的“过剩”会被整体的计划统筹消弭掉，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逻辑。所以，既要“去产能”，又要“不暴力”，大概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做到。

　　拿计划与市场做比较，不是想证明谁更高大上，谁更有效率，而是要说明，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产能过剩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关联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和理解。

　　（五）理论自信在哪里？

　　比起只看某一侧的观察视角，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肯定更要客观一些——尽管两点之间的辩证仍然有着侧重点的选择和认定。严格说，在“过剩”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充满了辩证法：一方面，站在劳动的立场看“过剩”，于是有“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相对缩小);另一方面，站在资本的立场看“过剩”，于是有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判断(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平均利润率不断趋于下降)。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上述判断只是对“产能过剩”症结所在的定位，并不是对“产能过剩”根源的定位。在马克思看来，“产能过剩”的根源，既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也不是“平均利润率下降”，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之间的矛盾。

　　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效应”认为：“一个量子力学系统在某个特定状态被观察得越频繁，该系统就越可能保持原来状态。”以新古典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在频繁观察中发现：效率、和谐以及均衡，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之中内生出来的美德。可是马克思主义在频繁观察中却发现：失衡与危机，恰恰是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状态”下的必然结果。

　　两种观察的结论是如此不同，由此也证明了经济学在本质上并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着鲜明立场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从不隐瞒自己的阶级立场，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忌讳“政治经济学”这个称谓。问题是，与极力否认立场选择的“现代经济学”相比，究竟谁的观察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谁的结论更为科学呢?

　　政治经济学应当有这个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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