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讯徐东)12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李志敏书法艺术研究会主办，乌有之乡网等单位协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隆重举行。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巩献田教授担任本次大会的主持人。来自首都各界深切怀念主席且兼忧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近200名爱国人士热情参加了本次大会，与会嘉宾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叔侄毛坚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林炎志、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原副会长曹长盛、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光武、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赵小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教授范正美、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独立新闻评论员郭松民、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等人。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合唱《东方红》，继而庄严肃立，表示对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缅怀。

坚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城乡一体化思想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文茂

　　社会主义的城乡一体化本质上是城乡关系和工农联盟问题，目标是解决三农问题，途径是通过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城乡双向互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在城乡一体化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资本主导下的错误路线的矛盾和斗争。

1、毛泽东城乡一体化思想的核心内容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说过：“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260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路线是通过公社工业化，使公社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中心，就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并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小城镇和新农村，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城乡一体化。这里的本质是依托公有制经济在国家城市发展的同时，建设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小城镇和新农村，而不是资本主导下的所谓城市化。

2、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前提是坚持毛泽东的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

　　毛泽东在1959年2月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在毛泽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公社工业化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通过公社工业化，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现农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可以说，没有了公社工业化，或者没有了农村集体经济支撑的农村工业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只能是空中楼阁。

3、毛泽东的城乡一体化是公社工业化带动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转型，国家工业化带动原有城市的发展扩张

　　公社工业化带动的农村城镇化，具体表现为农村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这一进程的基础是公社一级企业和事业的发展，非农产业园区的建设，经济总量的增长，使公社成为经济集中集聚的主要载体，并通过对传统村庄的改造建设城镇化社区，成为农村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科技文化中心。随着公社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转移以后，原有的传统村庄必然面临整合集并的问题，那时，根据农业生产的区域规模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传统村落进行整合，建设规模适宜的新型农村社区，与中心区小城镇形成一体化格局，这就是传统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城镇化过程。

4、毛泽东的城乡一体化是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形成社会主义阶段新的工农联盟

　　这一发展过程表现为：(1)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对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的保护和支持。所谓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无非是在大于高级社(现在的村级)的乡镇一级的规模上，建立一种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和组织，使其更加适应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便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利于这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2)国家适当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并且在产业布局上向农村地区倾斜，城市国有经济不断地向农村集体经济转移和扩散工业项目，带动公社工业化发展，使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同步进行产业升级。(3)国家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公共服务等领域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入。(4)以工哺农呈现两种态势，即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补贴和公社工业化发展后集体经济内部对农业的反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5、毛泽东的城乡一体化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家计划为主导的城乡经济发展互动的过程

　　这种体制、机制是以两种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家计划调控为主导、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城乡统筹和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依托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制度建成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这里的关键是：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既是城市发展的产业基础，也是城市吸收农民市民化转移的主要载体;而农村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则是农民就地实现产业转移和城镇化集聚的体制保障和组织载体。改革开放中之所以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并且加快了两级分化，主要是大量国有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被私有化的直接结果;而过分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又使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手段弱化，使城乡关系的演变被国内外资本势力所主导。

6、北京地区城乡差距的扩大恰恰在九十年代私有化改革以后开始的

　　从北京郊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毛泽东的城乡一体化思想是我国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北京的实际情况是，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对农村的支持从来没有停止过。早在1958年3月，市委、市政府为加快农业机械化，从市有关单位调拨了200多台车床、涡轮机等设备，抽调了一批技术工人，帮助农村建立了308个农机修造厂(站)。1958年，市委决定成立区县工业办公室，并提出了农村工业化、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1960社队企业总收入占当年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19.9%。

　　1968年北京市为了支援郊区农业生产，组织城市工业支援农业服务队，实行“厂社挂钩、定点支农”。到七十年代初，先后组织了268家城市工矿企业，抽调2000多名技术工人，组成了1704个支农队(组)，帮助农村建设三级农机修配网点。有些支农单位把本企业的产品带到公社厂(站)加工生产，帮助发展社办企业。

　　自1973年开始，北京市普遍派出城市机关、企业的干部轮流到农村去，帮助农村发展农业和社队企业。到1973年，郊区农村社队办的企业达到2923家，从业人员8.1万人，实现总收入2.1亿元，占农村三级总收入的22.5%。

　　1975年，北京市召开了郊区工业规划会议，将城市工业800多种产品下放到区县或社队生产。同时，市革委经济领导小组决定，在农村发展服装厂，每县5个点，由市属服装厂定点帮助直至正式投产。市外贸局帮助农村建立了一些毛衣厂，为建设出口基地打下基础。还决定每个公社建一个建筑队，为城市建设服务。

　　到1978年，郊区社队企业从业人员22.6万人，比1973年增长178%;总收入7.9亿元，比1973年增长2.7倍，占农村三级总收入的比重，由1973年的22.5%上升到1978年的41.9%。据统计，1978年郊区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12.56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1.9%。

　　1979年3月，建立了市人民公社企业局;根据首都工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向农村扩散下放产品和零部件生产。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1985年乡镇企业发展到15962个，就业农民76.3万人，总收入52.08亿元，为1980年的420%;利润8.61亿元，为1980年的265%;税金4.30亿元，为1980年的520%。这一阶段农村非农产业的各项指标年增长速度均在20%以上，其中税金的年增长速度在39%以上。

　　由于农村非农产业的高速增长，保证了这一时期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农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改善。从城乡居民收入情况看，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差距逐渐缩小的时期。到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比值最低，为1.17：1。以后，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北京的情况是：1990年1.38：1，1995年1.83：1，2000年产2.21：1，2005年2.25：1，2008年2.30：1。所以说，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恰恰不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而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大面积私有化的90年代以后开始的。背离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也就背离了城乡一体化的正确方向。

　　2015-12-25

张文茂在北大纪念毛主席大会的演讲(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