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听转基因专家酒后吐真言

　　说转基因专家张口就是谎言也不全面，转基因专家也有说真话的时候。下面这位转基因专家，不管是良心发现，还是心直口快，或者是酒后吐真言，总之他说得这些话，有点意思，信不信由你。

　　“你们没搞过的不知道，.转基因育种其实难度很大，搞出一点成果不容易。我跟你说，人工转基因，就是把一个生物体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DNA中的生物技术。有人说转基因等于杂交，大自然也转基因，这是说给那些不懂装懂又自以为是的官员听的。你们说得对，转基因是跨物种，是大自然永远都不会出现的。大自然能出现，那就不叫转基因了。他们所以那样说，也是被你们给逼的。不那样说，转基因大家都不接受，尤其是官员有疑虑，不接受，那就麻烦了。”

　　“转基因常用的方法和工具包括农杆菌介导转化、花粉管通道、核显微注射、基因枪、电破法、脂质体等。你们常提的BI蛋白、草甘膦、致癌农杆菌，花椰菜病毒，这些听起来都挺吓人。吓人的，我们尽量不提。由于转基因的这些方法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转基因的操作十分繁琐，常常要重复成百批次的转基因操作，在成千上万个转得不成功或转得不对位的植物体中找到一个理想的成功个体。一千个植株中能有一个就很好很好了。按要求，转基因种植必须严格隔离，当然是怕出问题啊。物理污染是死的，转基因生物是活的。你们说转基因危害健康，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啥不危害健康?农药也危害健康。转基因还有一些问题，包括一旦释放到环境里，很难收回来，那才是大麻烦。这些我们能不知道吗?美国种植转基因专门设有“避难所”，有“隔离带”。为啥?中国就这点土地，再设隔离带，本来就很少的实验田，变得更加拥挤，难哪。反复试验，找到成功的个体，接下来又是十分繁重的扩繁工作，周期长，风险大，一不小心或一个自然灾害，就前功尽弃了。你说我们容易吗?”

　　“转基因给我们育种人的不仅仅是繁重的工作，更要命的还有长期的等待。一个新品种出来通常要7~8年，甚至十几年。我干了这么多年，眼看都快退休了，哪里能说回头就回头啊，我回得去吗?我回头谁给我开支?谁养活我?”

　　“.转基因工作特殊，改行十分困难。转基因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方法有极大的不同，我们一些年轻的同志从打毕业就搞转基因育种，学校里学的其它育种方法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改行搞其它育种，那还得从头再学。还有，转基因育种用的设备与传统育种用的设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实验室里的大型设备全是为转基因打造的，那是花了很多钱的。把它下马了，换成搞其它育种，哪里还有钱重新买设备?”

　　“不瞒你说，更重要的是转基因课题有的是钱，其它课题无法跟转基因比。仅国家重大专项经费就有200多个亿，了得!建国以来全部的育种科研经费，加在一起也没有转基因重大专项多。钱这个东西，有不喜欢的吗?有不需要的吗?这么有钱的课题，我们不搞，那搞什么?你查查袁隆平杂交水稻有多少科研经费?袁隆平不搞转基因行吗?搞杂交的经费能跟转基因比吗?再说了，还有发论文，得论文奖，晋升职称。没有转基因这样抢眼的好课题，没有论文，我的学生们拿什么晋职称?没有钱，没有职称，后面的日子怎么过?”

　　“我们的专业圈子里都是搞转基因的。我搞转基因，当然不能说转基因的坏话。我要是像你们那样说转基因，像法国塞拉利尼那样，那不是砸我自己的饭碗吗?今后我就是不搞，也不能公开说转基因的坏话，否则我就是砸了别人的饭碗，那我在这圈子里还咋混啊?”

　　“转基因错在哪?错在孟山都啊。转基因技术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被认为是非常有前途的科学。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孟山都公司为了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把开发的主要方向定在了人类的食品上，从西红柿到小麦、水稻，也就是定在了全球大多数人主要食物的育种方面。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错误。把一个基础研究才几年，许多问题还搞不清楚的技术，首先应用在人类生存安全最最重要的食物上，这怎么可以呢?怎么能让人放心呢?他们太急了，因为急，就为转基因技术埋下了祸根。”

　　“本来这个技术可以先放到林业、花卉、以及食用量很小的佐料药品等方面的研究，等到技术和安全防控研究都比较成熟了，确实能控制安全了，再搞西红柿、小麦、水稻。可是他们没这样做。不过话说回来，真要这样做，转基因一时半会发展不起来，孟山都他们也就发不了大财了。你去看看孟山都股票的价钱，它为啥那么高的股价?没有主要食物的转基因，他挣谁的钱?用什么支撑股价?”

　　“孟山都钻了美国法律的空子，一个“实质等同”，就把一些转基因推上了很多国家平民百姓的餐桌，完全没有人体安全实验，因为搞这种实验需要太多的钱和太长的时间。你查查一个新药从科研到临床、到审批，需要多长时间就清楚了。”

　　“孟山都犯的第三个错误的是“哄上瞒下”。他们对政府和国会，可以花大价钱，叫他们不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立法限制;而对老百姓，他们既不说明他们在安全上做了什么工作，也不在食品上搞“转基因”标识，就这样让老百姓稀里糊涂地吃，这哪行啊。你瞒得了初一，瞒得了十五吗?早晚还不是露馅。”

　　“对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孟山都错误的第一个惩罚来自欧洲。欧洲的科学家们说什么也不相信，靠一个十年前八字还没一撇的技术搞出的东西，十年后把它摆上餐桌，就敢信誓旦旦地说它绝对安全;欧洲各国政府的首脑能是傻子吗?当然不是了。所以他们说什么也不敢把一个没有进行过科学的人体实验的新型食品拿给自己的国民试吃。对政治家，做这样的冒险，那就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不仅仅是食品安全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要担负政治后果的，搞不好是要被送上法庭审判的。”

　　“现在麻烦了，全世界对转基因食品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波及到非食品方面的转基因工作，以致于我们这些搞转基因研究的人，在外人面前都不敢随便说自己是干啥的，以免被别人另眼相看。我要是跟外人说我是搞转基因的，他们准得用对待投毒犯的眼神看我，你信不信?”

　　“我们国家搞转基因研究本身没有错，这项技术在生物学界影响深远，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落后了，我们将来就可能受制于人。错在于有些人把美国错误的理念和路线也带回了中国。如张启发老师，他回国后，早年在水稻基因组测序和功能基因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为我国杂交水稻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他后来很快转入了转基因食品研究，搞了转基因水稻，一发而不可收。升了院士以后，渐渐地有了傲气，听不得不同声音。又加上有些马屁精私下称呼他是“转基因水稻之父”，更是顿生霸气。“转基因水稻之父”的水稻，十年转不出去，急啊!急功近利啊!他不找自身的原因，反倒利用院士的身份，大做政府的攻关工作，犯了和他美国师爷一样的错误。”

　　“农业部也是急功近利，一心想抱一个“首创转基因水稻”的大金娃娃。审批过程中排斥不同意见的专家，如排斥环保部推荐的首席专家薛达元。转基因安全鉴定搞暗箱操作，转基因“安委会”请的专家许多自身也在搞转基因，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结果可想而知，连政府形象都受影响。”

　　“总之，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核心一个“利”字，是这一严重错误的幕后推手。古往今来，一个“利”字，坏了多少好事啊!”

　　“为什么抗虫水稻滥种集中发生在湖北?院士、转基因水稻之父，湖北省、农业部的大红人，谁敢偷他的东西?我说了，纯的转基因水稻不可能用于大田种植，它也要搞杂交。而杂交稻育种，特别是转基因稻，不是小的种子站、研究所能搞的。湖北转基因种子是谁干的，只要他想查，就不会查不出来。只要他想整，就一定能把偷他种子偷他专利的人整个半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没有人敢动他的东西，所以根本不用查，不查他也知道是谁干的。他自己还差运作的公司吗?为什么不到别的省去搞?他要搞资料啊，周边搞才能看得到。借用农民的地，农民的劳力不花钱。资料有了，产品农民自己卖，多好啊!转基因水稻的管理和一般的新品种不一样，它要做安全性试验，试验中的全部产品除留样外，全部得销毁，那烧的可都是钱啊。给农民种，一卖，不就得了?新品种从批准种植到大面积推广，要用很长的时间。如果在新品种还没有被批准之前就流入市场，建立起产供销一条龙，不仅在未批之前就有经济效益，而且在批准之后就能迅速扩大市场。像转基因这样的东西，明明知道滥种而不告发，而且期望它做得越大越好，就是为了将来一旦品种批下来，就可以大规模收专利费、搞合作、迅速铺开，这不都是钞票吗?科学技术永远是双刃剑，转基因生物技术也是一样。尤其转基因科学与金钱结盟，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就不用说了。”

　　“我今天是不是喝多了?说清楚，我今天说的都是酒话，你们可别太认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