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和否定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部典型著作

——评刘鼎新同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

郝贵生

　　内容提要：刘鼎新同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是一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理论著作。其要害一是歪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公开为“自私心”辩护。他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且特别强调要“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并以能否“管住”和“用好”自私心作为衡量社会制度、主义好坏和进步的根本标准。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二是扭曲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我们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是阶级教育和为人民服务教育已经过时，新常态下应该把是否“管住”和“用好”自私心作为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作者思想实质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名，变相推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性自私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改头换面，罩上一层漂亮、华丽的外衣伪装贩卖之，是歪曲和阉割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根本、灵魂，也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在军队中的突出和典型表现，是军队腐败现象愈发严重的重要思想根源。

　　关键词:人的本性  自私心  思想政治工作

　　近两年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特别是对军队内部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判。部队许多腐败者都是少将以上的人物，且多人担任过做政治工作的“政委”职务。人们都在思考，我们党历史上政治工作做得最好的军队系统为什么也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腐败现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现了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我们党以政治统帅军队的关荣传统。因此，2014年10月30 日在福建古田镇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即新古田会议。习近平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核心思想“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并深刻剖析了军队思想政治和作风方面存在的10个突出问题。笔者完全赞同习近平同志的论断，认为造成中国当今包括军队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放弃和扭曲了我们党和军队几十年来最宝贵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原海南省军区政委刘鼎新同志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就是一部歪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扭曲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典型的理论著作，也反映和揭示了军队内部大面积腐败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该书的封面刊载了理论界许多重要人物极其之高的评语，如“一部解读人的思想奥秘的力作”、“寻找破译‘心灵密码’的钥匙”、“一部继承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理论专著”、“一部引领人们走出思想困局的理论专著”等等。该书出版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时报、湖南日报、海南日报及多家杂志也发表大量无限拔高、吹捧性的评论。原总政治部青年局局长韩晓东与基层政治工作杂志社吴勇社长对作者写了采访报道《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的启示》(刊载在《基层政治工作研究杂志》2011年第10、11期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社副总编诸克艰采访作者报道《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贵的探索者》(刊登在该杂志2011年第11期上)，《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王跃春和总编室主任佟加林采访作者一周，写出报道《人，世界上最特殊的物质》 ，并于2011年3月专门为刘鼎新这本专著出版一期专刊。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海南分社等新闻组织领导也先后采访作者，发表了采访报道。

　　一、该书的要害是公开为“自私心”辩护

　　该书的直接内容是阐发人的本性的理论著作。笔者2012年曾经写过《人的本质、本性究竟是什么?—与刘鼎新同志商榷》一文，发表于《探索》杂志2013年第2期。拙文主要指出该书有五大错误即：一是其书名有媚俗倾向，二是把人的本质单纯归结为精神是错误的，三是把人的精神概括我“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 是简单、片面、肤浅化的结论。四是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是错误的，五是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批判。但当时是从商榷的角度写的，因而某些地方很不深刻。这五点其中第三点和第四点是最主要的。第五点是批判其论证三、四点的哲学思维方法。由于作者把人的本质、本性单纯归结为精神，且又以音乐的七个符号和自然界的七种颜色为由，把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共同人性归结为七种基本之心，如他说：“凡是人，从他开始懂事起，头脑里都会自然地成长出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等七个心，或者叫七种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传。”。(第5页)

　　整个全书就是围绕这“七心”展开的。这种认识是作者本书最引以自豪的，也是许多大人物竭力吹捧的所谓“创新”成果。笔者文中说：“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包含了人的这‘七心’，但全部或主要归结为这‘七心’就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深刻。说其不科学，就是把人的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绝对是错误的。自私心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后出现的精神现象，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私有观念也将彻底消灭。说其不全面，现实中的人的有些精神就没有概括进去。如同情心、兴趣心、爱心、恨心、意志、情感等。说其不深刻，这‘七心’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分类，它只属于社会心理部分，而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逻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等就没有包含进去，更没有阐述这‘七心’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作者对思想的这种分类方法，孔子学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这些理性因素究竟属于那一种心呢?其实它根本不在这“七心”之列，但却与“七心”有密切的联系。但离开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对‘七心’做出科学的解释。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的人对上述‘七心’也必然做出不同的解释。同时，作者借助于音乐有七个音符和图画中的七种颜色简单推论出人的思想构成也必有‘七个心’或七个意识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书中最大的错误要害就是公开为“自私心”辩护，且把这一点看作本书的最大创新。作者说，他要 “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永恒现象，在常态情况下，其属性是良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坏的。作者要纠正多年来对“自私心是世界万恶之源”的各种偏见。而且从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类以往不同社会的特征：原始社会是“不管只用”，奴隶社会是“强管强用”，封建社会是“分管分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管纵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只管不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管慎用”。(第295—260页)

　　笔者认为：一是把自私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是原始公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观念，谈何“不管只用”?二是作者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自私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人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人们的利益也有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同时个人利益也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时统一，有时是矛盾的、对立的。阶级对立社会必然会出现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他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用损害和牺牲他人、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所谓“自私心”或私有观念就是后者这种情况。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也根本谈不上存在私有观念。只有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才存在“自私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私心。只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心。“自私心”是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本质。农民等劳动者虽有自私观念，但不能说农民的本质、本性是自私的。作者的这种所谓“创新”实质是把剥削阶级的 “人的本质自私论”改头换面，否定共产党人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思想。他攻击毛泽东时代对私有观念的批判是“只管不用”，今天强调共产党人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是对自私心“大管慎用”、“管住用好”。(第260页)书中说，100多年来，人们都喜欢争论主义好坏，比制度优劣，打了几十年口水仗都没讲清楚。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标准：“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努力创造一个这样的好制度、好主义，它能‘管住’自私心，又能‘用好’自私心。人类只有在这种制度促进下，才能逐步进化到更高境界。”(第261页)“‘管住’和‘用好’自私心，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对付自私心的基本方针，也是人类朝着更高境界发展进化的努力方向。”(第261页)这不显然为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合理的“自私心”做理论上的辩护吗?这不显然否定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吗?这不显然与《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思想唱对台戏吗?这不典型地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吗?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腐败分子不都是从所谓“自私心”的合理性开始走上腐败之路吗?作者所以做出如此错误的观点，从哲学角度就是运用唯心史观。笔者在批判其第五点时做了分析。现在看来，作者这些观点就是受西方“普适价值”的严重影响的结果。

　　二、该书彻底扭曲了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

　　笔者所写一文侧重批驳该书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而没有批判其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其实，作者的“人性”内容正是为其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提供理论依据的。作者在总政治部青年局韩晓东局长的采访录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抓的是以启发阶级觉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阶段是全国解放后，主要是抓的是预防阶级复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以配合各种具体管理工作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阶段是2009年以来，在全军深入开展以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作者说：“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具有特殊职业要求的人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纯自然人的教育，而不是对某个阶级的人的教育，是在阶级不再存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社会大环境有革命状态向常态状态下的人的教育。那么人的常态下的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样?新的历史时代需要我们作出回答。在社会恢复常态，人的阶级属性淡化以后，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党要在处于这种状态的新时期的人和中国人社会实施科学管理和有效服务，迫切需要对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作出科学解释和系统回答。”(韩晓东、吴勇：《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的启示—访海南省军区政委刘鼎新》，《基层政治工作研究杂志》2011年，第10、11期)作者接着说，本书，“正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大转折，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了处于社会常态下的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时代大课题，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同上)

　　作者的这段回答，可概括几点内容：一是革命和建国前三十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因为那是阶级斗争时代。二是改革开放后，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思想政治工作转入具体的管理工作。三是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人类的非常态。今天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研究人类常态下的思想状况。四是常态下的军人已经不是阶级的人，而是“纯自然人”;军队已经不是阶级的军队，而是常态社会状态下的“纯自然人”的无任何阶级属性的军队。这不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作者概括我军前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对的。第三个阶段指出其基本内容是配合管理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实质是已经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作者本身的职务就是专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于是开始研究所谓“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军人和军队也不再具有阶级属性”下的所谓社会“常态”下究竟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于是他就“创新”出社会常态下的人的本性是“七心”，同时特别强调“自私心”也是人的永恒的本性，共产党人不能消灭“自私心”，应该既要管住、制约，又要最大程度利用、用好。“管住”、“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由此推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或主要内容就是紧密围绕“管住”、“用好”自私心。这就是刘鼎新同志新形式下提出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新内容，也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最大“创新”。这究竟是创新，还是扭曲、倒退?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核心思想的所谓“创新”绝对不是创新，而是彻头彻尾的扭曲、倒退，是变相推销剥削阶级的腐朽观念，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偏离和背叛。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今天究竟是否过时？

　　建国以后，思想政治工作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实质是强调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教育的具体化，无论建国以后国际国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只要国际上帝国主义没有消灭，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就永远不能改变，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两个决裂”的历史任务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军人的无产阶级属性永远也不会转换为“纯自然人”的属性，军队也不会转换为脱离任何阶级的“纯粹”的社会军队。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永远不能改变。十八大后，习近平台同志来到西柏坡，再次强调“两个务必”思想对共产党人防止“变质变色”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去世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思想。难道习近平所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内容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过时了，没有指导意义了吗?

　　第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还是“非常态”？

　　作者“创新”实现政治工作的含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革命战争和存在阶级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的“非常态”，不存在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社会。我们党和军队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人类“常态”状态下的社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和进行变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典型的歪曲。大家指导，人类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这是社会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其存在的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常态”。无产阶级革命是“常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继续革命，要政治统帅一切工作也都是“常态”。今天共产党人的具体任务、工作特色、形式确实与建国前后发生了极其大的变化，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根本宗旨和阶级属性都没有改变，都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怎么能够根据今天共产党人的某些具体任务的改变而把共产党的历史区分为“非常态”和“常态”两个历史阶段呢?即使按照1981年《历史决议》的观点，也还承认今天一定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有时还很激烈。怎么能够按照作者的划分，把建国前后与今天的社会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所谓“非常态”与“常态”社会的区分呢?由此推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能够是正确的吗?

　　第三，“管住”、“用好”自私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作者由于把人的“自私心”作为人类社会“常态”下永恒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但又承认一定条件下的“自私心”的负作用。因此如何制约、管住、利用、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思想出发，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自私心“只管不用”在三个特殊条件下起极大作用，这三个条件是建国初期人民群众较高的阶级觉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群众的感恩思想。但三个条件以后“慢慢弱化和逐步消失”之后，“社会就寸步难行”，“社会由于缺乏对自私心的刺激，人们干工作开始出现动力危机。”“人民没有利益驱动力之后，最初的表现是干工作没有干劲”，且导致“物质匮乏，生活贫穷。”原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自私心管得过紧而管倒的”。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是“大胆利用人们追求生存发展的自私心”，但前提是“管住”，是“大管慎用”。因此，作者认为，不仅地方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具体内容都是如何“管住”、“用好”自私心、“大管慎用”自私心。

　　笔者认为，作者这里有三个错误。一是作者根本不懂他所说的毛泽东时代没有用“自私心”的三个特殊条件恰恰是我们党长期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而三个条件的丧失也恰恰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各种私有观念肆意泛滥的结果。作者把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出现的“人们干劲不足”的所谓负面现象归结为“不用自私心”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因果颠倒。事实恰恰相反，这是“自私心”泛滥的结果。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也是放纵私有观念的结果。二是作者把人们正当个人利益与“自私心”混为一谈。共产党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把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个人贡献结合起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对“自私心”的利用、“用好”完全是根本不同的问题。三是“‘管住、用好’、‘大管慎用’自私心”思想实际是说，共产党人要允许“自私心”的存在，要保护好“自私心”，要创造一切条件最大程度发挥“自私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实际生活中“管住、大管”自私心是假，“用好”自私心是真。试想，那些所谓要“管住”、“大管”自私心的人本身还要积极“用好”自私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管住”别人的自私心吗?能“管住”自己的自私心吗?这种所谓“用好”自私心实质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翻版，而“看不见的手”思想实质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这个思想实质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名，变相推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性自私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改头换面，罩上一层漂亮、华丽的外衣伪装贩卖之，是歪曲和阉割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在军队中的突出和典型表现。社会那些贪官包括军队那些贪官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践行作者所说的“用好”自私心的楷模和典范。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市场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政策、方法也是“用好”自私心的产物。

　　三、该书及有关评论和媒体报道反映了部分领导干部和学者知识、理论素养不足和世界观的严重问题。

　　首先表现在作者本人身上。人的本质、人性问题是思想理论界极其重要又难度极大的一个课题。作者作为一个非专业者敢于挑战这个课题，勇气值得嘉奖。但作者应该尽可能多地涉猎些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吧!可是作者在本书“参考书目”中仅仅列出了十多篇书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思想家的成果一本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只列出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列出。后面列出了刘少其的《论党》一书，《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李铁映的《论民主》及几本普通的刊物杂志等。以这样的知识阅读范围和贫乏的知识结构能够写出一本真正“创新”的人学专著吗?作者号称本书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且毫无羞耻地称之为“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著作”。如此自吹自擂，完全是一种“井蛙观天”、“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态度和方法。作者不仅一般社会科学知识贫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为欠缺。全书只有一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话，而且还引用错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概念理解为追求吃喝玩乐的庸俗行为。而本书引用时却把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当作恩格斯的原话(78页)可见作者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恩格斯的原著，更不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一个堂堂的少将级的省军区政委如此低劣的素质和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次，表现在高度评价该书的某些大人物身上。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作者写出了如此低水平的著作，那么作为其他领导和学者，特别是国家级的学府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怎么就不能分辨出来呢?且给予近似肉麻性的吹捧呢?据笔者所知，近几十年来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著作者为出版和发行，总要请有较高知名度的领导或学者作序或写评论文章。而有些领导或学者本人基本不看原书或简单粗翻一下，多由该书作者本人起草初稿， 由自己签名而已。同时也存在个别作者行贿送礼请高人写序或评论等现象。写序或评论者未必都真心同意或赞同书中的基本观点。但也存在某些领导或学者真心赞同和自愿者。笔者相信，给该书写序或高度赞扬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但笔者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一是这些人最起码的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心。如果自己没有认真阅读或不是真心赞同该书观点，怎么能够随便答应写序或写吹捧性评论文章呢?该书如果有其错误且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写序或评论赞扬者是否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呢?二是如果真心肯定并自愿评论者，那么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水平哪里去了呢?识别、分辨能力哪里去了呢?自身的素质或水平是否货真价实呢?

　　再次，表现在出版社和媒体人身上。如果说写序或评论者有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违心写之，那么出版社编辑甚至主编就不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书中错误如此之多，特别是其主要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怎么就丝毫没有发现呢?且作者本人已经在中央党校学习进修过，其该书初稿党校也多次审查过。笔者所看到的该书实际是第二版。该书出版后，中央主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时报》以及地方一些报刊、《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吹捧之声一个高于一个的评论文章，又是为什么呢?《中国青年》杂志不仅刊载对作者的采访录，而且出版专刊。我们编辑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水平究竟哪里去了呢?

　　笔者猜测，尽管十八大后习近平阐发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2014年初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年底新古田会议上又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和强化军队政治是军队的生命线等思想，中科院院长王伟光同志去年又在《红旗文稿》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但作者本人、高调赞扬其书的部分领导、学者、中央党校领导、编辑以及主流媒体的编辑至今也未必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要害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作者本人以及涉及该书的其他所有人，之所以做出如此之多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的评价，最根本的理论根源就是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放弃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军队等问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思想。如果认识到不应该放弃和背叛这些观点，就可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以及错误的评论、报道。反之，就不可能认识到。我想多数人还可能沉浸在理论“创新”的自豪和喜庆之中，说明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被西方“普适价值”的荒谬理论侵蚀到何种严重程度。虽然这些人目前还挂着各种共产党人的招牌、穿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军队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西方国家“第五纵队”的角色。中国当代腐败特别是军队腐败如此严重，所谓“‘管住’、‘用好’自私心”的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荒谬理论功不可没。

　　(本文刊载于《中华魂》杂志2017年第4期上，发表时个别地方做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