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5周年和逝世20周年。
这几天，一些媒体又借着纪念邓小平，祭出“彻底改革政治体制”、“普世价值”、“不要搞意识形态争论”的老调。实际上他们是意在言外，根本不是要纪念邓小平，而是借着歪曲邓小平的只言片语，来推动私有化、自由化、西化的错误改革方向。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纪念邓小平首先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了。
【核心提示】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在关键时刻为改革开放再次把关定向，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讲话的报道中，解读邓小平遗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
2014年8月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结合2013年12月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这两次纪念活动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号：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实事求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奋斗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继承和发展，这是一条土生土长、承前启后、不可割裂的中国道路。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和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他们的理想信念，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坚持沿着他们开创的中国道路走下去。
在纪念邓小平的热潮中，也有一些观点有意或无意地曲解邓小平，曲解邓小平理论。有人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彻底决裂，朝“普世价值”靠近。也有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皆是源于改革开放，他们甚至责备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者”，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这两种观点虽然立场不同，但都是把邓小平时期和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割裂开来，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
这个标准，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一切历史人物都是适用的。
按照这个标准，把两位伟人放到历史长河中，我们清晰地发现：虽然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少具体问题的做法上有区别，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这种区别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共同远大目标的前提下关于具体路径的区别，是在同一场万里长征中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区别。他们的区别，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阶段性目标不同、工作重点不同和外部约束不同而导致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道路问题。和一切落后国家一样，中国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政治经济上依附于外部大国、发展模式上照搬外部大国的倾向。从世界历史上看，除了少数具有地缘战略特殊性的小国可以依靠依附和效仿发展起来之外，依附型发展道路并不成功。能否摆脱在政治经济和发展模式上对大国的依附，关系到落后民族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三次比较严重的依附和迷信的倾向，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这三次倾向，正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和纠正的。
第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和武器支援，其内部高级官员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在政治倾向上高度迷信美国。
这种迷信就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国记者白修德写道：“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如此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这个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 [2]。
而与之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解放道路，坚持全民族抗战，开展土地革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赢得了人民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依附道路的结束，避免了沦为美国附庸的命运。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了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毛泽东领导的，也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完成的。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
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选择了“一边倒”，因为当时只有苏联能够给予中国安全保障和重工业支持。但是新中国从一开始就强调独立自主。特别是1958年之后，随着苏联对中国提出搞共同舰队、驻军、服从苏联全球战略等要求，中国果断地坚持原则，不惜同苏联分道扬镳。在国内政策方面，早在1956年就开始反思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做法，逐步向地方下放企业管理权、调动地方积极性，推行体现工人民主管理的“鞍钢宪法”等等。
虽然在探索中国独立自主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失误，但总的来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成为一个灵活性和分权化相当高的国家，避免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固化。如果没有这些努力所奠定的中国道路的内生活力，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基础，中国也极有可能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出大问题。
这次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和迷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1956-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在摆脱对苏联的迷信和依附中，邓小平承担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带队赴苏联参加谈判和论战。阐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立场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就是由邓小平主持讨论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议恢复邓小平工作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3]可见，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邓小平和毛泽东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的迷信和依附倾向。
改革开放，在扭转了一种倾向之后又逐步出现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迷信，邓小平对此坚决地进行了纠正。
改革开放初期，他顶住党内外的压力，坚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确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亲自领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且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4]。
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党内一些迷信西方模式的领导人，邓小平领导全党坚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在中国一度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时，他又领导中国顶住压力，在原则立场上绝不妥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
邓小平同毛泽东一样，都是照搬照抄的反对者，都是独立自主的坚持者，都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这一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新一届中央领导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对外坚持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信念。那么，在国内发展道路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群众路线、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只有具体做法的区别，没有方向和本质的区别。
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和共同富裕，这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仅仅出于信仰，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认识，是从中国历史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要解决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贫穷大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走那种“先形成贫富分化再缩小差距”的西方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这不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要么自身过于弱小，要么依附外国列强，出卖民族利益，都不可能承担起现代化的重任。
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走了“先解决公平问题再解决发展问题”的道路。通过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树立了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建设了一个“扁平化”的国家。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工业化的社会成本，而且做到了公平分担工业化的成本，避免了仅仅由中下层民众承担。
同时，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那个历史时期，创造性地为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社会福利，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护，有力地巩固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的公平正义，和对外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把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看作是不可打破的生命线。
1965年，毛泽东已经察觉到党内的某些倾向，他在重上井冈山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5]
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阐述过同样的道理。他说：
“公有制占主体，实现共同富裕。这两条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6]，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7]
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20世纪90年代初，当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时，邓小平及时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主张，应该把缩小收入差距、克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会见记者时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这是对共同富裕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最大公约数”的继承。
毛泽东和邓小平：矛盾中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看似对立，实则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矛盾的重点有所不同，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
例如，包产到户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先声。但是，也有一些观点把包产到户绝对化、教条化，得出“体制改革，一抓就灵”的印象，从而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之前的人民公社完全对立起来，进而得出今天应该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农业集体化，解决了农业机械化、良种和技术传播、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问题。全国水库库容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亿方增加到1976年4200亿方，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新中国成立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8]，农民的预期寿命从30多岁增加到60多岁，农民普遍享受到基础教育。
这些都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生产条件，已经同建国初期大不一样，远远不是“一改革就吃饱饭了”那么简单。如果脱离了毛泽东时期的农业成就，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都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
人民公社管理不善，固然会导致劳动积极性不足，但是要看到，在传统农业最稀缺的并不是劳动力投入。在我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劳动力对提高农业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如果不解决机械、水利、交通、通讯、良种、工业化支持等主要属于公共产品的要素（毛泽东将其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即使把人累死也不能显著提高产量，而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这些公共要素。一旦具备这些公共要素，再进行包产到户，就能够有效激励劳动者使用这些要素，发挥家庭经营精耕细作的优势，还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在毛泽东时代，我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也不具备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条件。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农业集体化，和邓小平时代的包产到户，是前者为后者打基础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
类似地，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包产到户的体制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而小农经济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的脆弱性暴露出来之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我国农业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他说：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9]
在许多问题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这种“否定之否定”、“正题-反题-合题”的现象。
又如对外开放。毛泽东时代，我国没有全面开放，并非是主观上要闭关锁国，而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不断成熟，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无原则地全面开放。
再如发展战略的选择。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战略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中国既不能像英美等国那样通过对内圈地、对外扩张来完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通过牺牲主权、充当大国的军事基地来换取经济援助，而只能集中国内的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正如毛泽东所说：
“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10]
改革开放之后，有条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消费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一度在一些战略性基础产业上减少了投入;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重新加大了重视，这也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的过程。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打破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并且排除阻力予以实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领导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11]
有人认为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为“改革开放能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不切实际的理想”，这是对邓小平的误解。邓小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表现在他对个人及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邓小平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候的共产党，没有丝毫物质利益，革命的前途也很渺茫。如果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那时有一千一万条路可以选择，但是不可能选择提着脑袋干革命，不可能忍受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挫折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惜排除党内外巨大阻力，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阻止了一些人试图把中国引向歧途的做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2]
正是邓小平维护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抵制了新自由主义，没有使中国像苏联那样改变颜色，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具有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他们都认为，中国只有走一条新路，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而这条新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的理性选择，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中国的历史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教训证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靠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简单地加入全球分工来谋求独立与发展的道路走不通;只有走一条新路，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的新世界，才可能跳出兴衰成败的周期律。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需要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前所未有的事业。要打破旧的发展模式、旧的利益格局、旧的思想文化，就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出现反复。没有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就不可能应对探索新路所要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同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又都不是空谈理想的人，他们坚持理想百折不挠，为了理想敢于和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它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明确的：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两极分化，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这条新路怎么走？谁都不知道。只有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成果，同时又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不可亵渎的教条。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可以利用资本，但是必须要搞清楚这些手段为谁服务。正如他所说：“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他在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中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3]
可见，邓小平从来没有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绝对化、教条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再次强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认识，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静止和停滞的论点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能够继续保持繁荣，就是因为保持着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从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不断吸取营养，完善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从东方到西方，从华尔街到广阔的拉美大陆，都在反思原有的发展模式，反思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对全球带来的危害。
作为经过五千多年辉煌历史、一百多年苦难抗争、六十多年艰苦创业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停滞和迷信呢？“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如果把改革变成了教条和迷信，改革就没有生命力了。
习近平纪念邓小平的讲话，在关键时刻为改革开放再次把关定向，使借助纪念邓小平推动中国“西化”、新自由主义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称：“中国媒体对习近平讲话的报道中，解读邓小平遗产——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自然发展，而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否定。”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继续走好中国道路，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开创的道路走下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最好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吸收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包括吸收中华民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从党史国史中获得启迪，创造新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失去理论自信，关键是中华民族不能失去文化主体性，这样才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注 释：
[1]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 刘永峰：《时代》如何塑造中国，《时代教育》 2009年07期。
[3] 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手稿，1972年8月14日，引自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9章。
[4]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5] 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6]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7]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8] 董忠：《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第2期;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60年》，《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第1310-1311页。
[1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页。
[11]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2]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笫365页。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经济导刊》 【作者授权】)
原标题：坚持中国道路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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