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1）——整体与节点

　　新中国成立已近七十春秋，在不算很长的时间内，中华民族努力改造了自己的家园，每一个时段都有各自的重点和成就，如果能辩证看待这一个进程，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为祖国自豪的道理。

　　然而，在整体之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又被分成了几段。它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纯属相同背景下不同立场者的思想界碑。这种“分段”可能成就了一些理论及人物，但毫无疑问地分化了大众情感，人为制造了国家内部的思想分歧甚至是撕裂，由此引发的斗争可能远远惨烈于外来压力所造成的持续性负作用，令人不安和担忧。

　　今年是一个特殊年份，有关改革与开放的纪念活动会掀起一个新高潮，这也意味着左右之争会达到一个峰值。有关改革与开放的始点之争，过去一直存在，于今尤为激烈。

　　我，极其渴望从官方到民间都能抛弃分段式观念，把新中国作为一个完整成功的形象推向前进，努力避免陷入思想内战。若处理不好，纪念未弥合分歧，裂痕可能会继续扩大化。

　　在未来的不同时段，我想站在自己的视角对改革和开放做全方位总结。今天主要谈新中国的整体与节点问题。

　　一、改革的始点探讨

　　★从国体上看

　　新中国宪法这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告诉我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封建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而在这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又略带资本主义特征的混乱社会。新旧社会对比，国体改革是质变改革，是历史性改革。在这之后，没有哪一年、哪一种改革比这次改革动作更大，国体始点就是总路线始点，它决定其后一切形式的改革，违背这个基石，也就违背了宪法。

　　★从政体上看。

　　新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封建的六部制、军机制，也不是中华民国的伪议会制。

　　新旧社会对比，新中国的哪一个历史节点曾经改变过宪法规定的政体?如果没有，应该说后期的任何一个改革动作都没有政体改革更有资格作为改革始点。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变，也就是讲，1978年这个节点并没有超越宪法框架，其改革性质仍是整体中的节点，而不是革命性新起点。

　　★从经济所有制上看

　　新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中国的前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完成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程是一个由私转公的主体过程。1978年之后，开启了一个由公向公私混合的局部逆向发展，私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是事实。但，即使有这样的转变，宪法上并没有抛弃“公有制为基础”这个大前提，实践上也没有完全放弃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

　　假如单看所有制的比重，1978年可以作为新中国的另一个起点，但并未超越第一个始点的历史影响力。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仍然强调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个大根本。所以，从所有制角度看，1978年的新改革在层级上仍从属于新中国初期整体改革的一部分。

　　★从土地所有制上看

　　新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从法律上讲，中国没有纯私有性质的土地。

　　辛亥苦命，它只是赶走了皇帝，其它什么也没有改变，几千年的土地私有仍是私有，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仍然是空想，其所谓的“大同社会”最终变成了“四大家族”的家天下，地主阶级仍然是土地的主人。

　　只有，也唯有新中国改变了几千年土地私有的属性，这次改革的历史意义空前绝后，后期的任何改革动作都不可能超越这一次改革，没有任何改革有这一次改革的始点意义重大。

　　在土地公有制的集体背景下，中国农、林、水利等方面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水利工程95%是完成于前三十年;“北大荒”的大农业至今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不只是满足了粮食生产，而且在稳疆、固疆和促进民族大团结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中国边疆政策大改革是历史上稳疆最扎实的改革，没有初期的这些改革(含西藏、内蒙等地)，今天的边疆局面难以想象。

　　如果我们把“分田单干”看成为再一次土地权变化的开始，那么，改革重定新起点也有相当充分的道理。但是，它没有将中国明确推进至宪法层面的完全土地私有，没有人敢说今日中国是土地私有制社会。

　　从土地所有制角度看过去近70年，1978年的土地改革力度当然也未超越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力度，因而也只能把它看成是土地整体改革的灵活运用，仍只具节点属性。

　　★从工业体系的构建上看

　　如果新中国用毛泽东时代做为一个时期，毛泽东之后再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话，那我们可以清楚地讲：毛泽东时期已经为新中国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后期的发展要么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再扩大，要么就是“市场换技术”的代工式膨胀，中国工业的独立自主性和原创性，后四十年并没有超越前二十九年。“代工繁荣”不足以成为更值得自豪的始点理由。今天的现实已经看得很清楚，凡属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产业，大国都要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大国之争，争的是自主能力，不是表面繁荣。(具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及《中国共产党简史》)

　　1978年3月，华先生代表中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时期总任务”的大改革规划，提出来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基地和十大油气基地等。

　　不过，这个宏伟规划并不被后人承认为改革节点，因为当年有人给出了另一种评价：这是“左的冒进思想”，这是脱离国民经济比例的做法，会给国家造成严重后果。(摘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80页)

　　历史有时非常难以琢磨，当中国在年末正式提出“改革开放”这一主题之后，恰恰是以这120个项目作为改革要实施的重点，包括宝钢、江铜等都是当今中国国有工业的先进代表。换句话讲，在“三全会”之前，中国的改革思路早已经清晰且规划全面，是前导性的，并非完全等到“三全会”以后才准备加快改革发展步伐。

　　★从国防体系的构建上看

　　大国，国防是基础，国防是定心丸，没有一个具有震慑性的国防体系，任何建设都是芦苇上的鸟窝——风吹蛋打。

　　新中国前几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通过朝鲜战争，让世界最不可战胜的美军臣服，赢得了世界的尊重，通过多次局部战争让中国得到几十年的相对和平与稳定，确保少数霸权国家和周边好事国家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毛泽东时代的国防体系不只是保证了当时的国家安全，核弹、核潜、导弹部队、卫星体系还让中国进入了世界军事一流俱乐部。没有这些东西，世界上的所有大国恐怕都不愿意跟中国公平握手，没有这些东西，中国有谁敢在世界巨头集会上大声说话?中国谁有底气在处理国家争端时理直气壮?中国有谁敢对强大的美国侵略者摞狠话?从今天的现状看，我们越发能够体会到当年留下战略威慑力的极端重要性。

　　1978年，国防领域近乎全部改革都没有离开过前时代的独立创造，近期出现的旧航母和新航母也只是突击攻关的结果。从改革角度看，不存在超越前期历史成就的可能性，因为它们至今仍然未形成真实战力，还不具备战略威慑力。

　　也就是讲，从国防改革角度看，改革始点亦始于新中国，而不是其它节点。

　　★从人民地位的转变上看

　　人民地位变化，是一个国家真实改变的最重要指标。

　　人民地位，我们要看两点：一是妇女地位；二是工农地位。

　　妇女地位，新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一次性解决最彻底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妇女在新旧社会之间的政治地位得到如此天翻地覆的巨变，妇女的下层地位都彻底得到了解放。

　　1978年之后，妇女的大流动再次改变了自己的地位和形象，这种改变并不都是值得推崇的，虽然妇女的流动自主权在极速增大，但它不是妇女政策改革的理想新起点，恰恰是一次挫折式的弯曲之路，大量女性重新走上了失足道路。

　　工农地位，新中国的工农地位可以从历次人民代表的比例上得到验证。自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代表比例是不断提升的，至1978年，工农所占比例已经达51%，而后又呈下降走势，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

　　中国仍然是工农大国，工人和农民能否有自己阶层的代表足以说明其自身地位，没有他们的地位提高，就谈不上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不再继续展开，从国体、政体、所有制、人权、经济发展和国家基石等方面分析，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的整体性根子始点定在哪里是可以得出准确结论的，这个结论是纲领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历史性的，而不仅仅只是物质性的。当然，整体始点要强调，并不表明后期的改革节点不重要，新时期的、有特色的节点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也有决定性。从两个方面辩证分析再归纳，可理解为：改革纪念，既要强调整体性起点，又要强调历史性节点，这样才能保证新中国伟大事业的承前启后。

　　二、开放的始点探讨

　　★从建交历程看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为118个，未建交的国家以美国为首。不过，美国已经于1972年跟中国开启建交谈判之门，尼克松主动来华访问，只是鉴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其它原则问题拖延了时间，直至1979年正式建交。日本于1972年9月与中国正式建交。可以认为，“尼克松访华”和“中日建交”两大国际事件的发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

　　从这个过程看，新中国政府一直在主动向世界开放，并不只是对亚洲开放，截止1978年，与中国建交的情况是：亚洲27个国家，欧洲31个国家，非洲43个国家，大洋洲5个国家，北美洲5个国家，南美洲7个国家。开放的广度具有全球性。

　　在与建交国的合作中，经济技术合作是全方位的，也是积极有效的，并不存在新中国主动要求走封闭发展的道路。(详情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444页至554页)

　　★从国际组织参与主动性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参与国际组织和参加国际会议是非常主动积极的(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417页到443页)，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为：1、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逐步实现了与前苏联近乎并驾齐驱的影响力;2、在国际事务上，以原则立场积极参与并主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拟定;3、在非洲事务和亚非拉解放事业上积极主导了“亚非人民大团结”进程;4、成功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走了蒋介石无能政府的代表位置，以暂新的形象当好常任理事国。

　　在这之后，中国只主动参与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它的作用和影响还不具备国际性。

　　★从拒绝建交国家的原因看

　　在相当长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主要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意识形态和台湾问题的原则分歧;二是中国对独立自主发展原则的坚定不移，不谋求市场换繁荣;三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作风。

　　中国是大国，要想在美、苏、英、法等核大国主导的世界中获得尊严与独立，核力量不可缺少。正是基于这一独立性的原则立场，让许多国家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和并施以遏制手段，从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中国人民无情打压。但是，中国人民挺过来了，中国核力量达到了世界级高度，航天与导弹水平达到世界级高度。再到后来，拒绝建交的国家也挺不住了，它们希望中国委曲求全的愿望落空了。

　　到了1978年，在硬实力面前，建交之路慢慢表现为自然性扩展，霸权作风和意识形态分歧都开始靠边站。1978年之后的建交应视为前期工作的顺延，不应视为建交始点，更不能视为中国的开放始点，但可以视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始点。

　　★从新中国的对外输出能力看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表现为：一是政治思想输出，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发出大国声音;二是经济成果输出，主要是争取亚非拉国家给予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至今仍是依靠;三是阶级理论输出，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全人类阶级理论;四是军事革命输出，主要表现为支持落后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抵抗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

　　1978年以后，中国所有的对外输出都没有超越以上几个核心基点，区别在于对西方阵营的态度，对西方的包容性大于之前。这与西方阵营解除对中国制裁是分不开的，也与西方阵营生产要素力求主动占领中国市场分不开，当时的西方国家商品高度过剩，寻找中国市场也是其重点战略。(详见《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是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并没有单方面敌视某类国家的倾向，更没有闭关锁国的主观故意，客观现实所造成的外交障碍随着中国在关键技术和关键成就上取得突破而得到逐步消融，这些突破为后期进一步扩大开放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个基础不是简单的数量积累，而是带有牢固兄弟关系甚至是阵营性质的朋友圈，没有这些朋友的坚定支持，即使是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是飘浮的，尤其是在与美国争夺主导权时，离开新中国前几十年的兄弟阵营简直难以想象。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判断，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是对世界全方位开放之始，1972年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节点，1978年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另一个历史性节点。

　　三、用前瞻视野看待改革和开放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有两个“隐形印象”：一是前几十年不想改革;二是新中国前几十年闭关锁国。这两个“隐形印象”的负面影响很大，它会让人有否定新中国前二十九年的直观感觉。

　　从过去到现在，我个人一直支持改革，也支持扩大开放，因为，无论是从新中国历史的哪一个阶段来看，一直都在设法践行改革和开放，即使中间有过曲折经历，也不能说谁有意抵制过改革和开放，侧重点不同而已。

　　现在和将来，中国在处理改革和开放两个要件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改革和开放不是满足西方社会的需要。

　　毛泽东时代为中国人独立自主地与世界各国打交道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武装基础，也为后来与西方人打交道奠定了安全保障，根本性解决了中国人接触西方人的恐惧心理。但到了后来，面对西方，国人从“不恐惧”又回到了“怕得罪”的旧历史循环，改革开放成了获得西方认可的承诺，也成了中国人给自己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国内喊，国际喊，如果不喊，西方人就会抽我们的鞭子，打我们的屁股，抢我们的权利。

　　党的十八以后，中国有了很大转变，中国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明显加强，不再象以前那样畏惧美欧。

　　未来，我们的改革和开放应该是为中国而提，不应是为西方而设的特殊礼品，更不是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保证书”和“宣誓词”。

　　★改革和开放不只是为满足国内私有资本的需要

　　经过后几十年变革，产生了中国式资本阵营，这个阵营还在不断地扩大，这个阵营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控制不好，很有可能将中国带入到“寡头力量”阶段。这个阵营，已经控制了中国诸多方面，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影响力接近湮没于资本的噪音中。资本，聪明而高调且不时失时机地将改革和开放设定为自己的“教义”，短时期内具有相当强的传播优势和接受普遍性，对于普通的人民群众来说，被洗脑的可能性也很大。

　　总体来讲，资本已经把“改革”和“开放”这个词当作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绝对法权，谁不推行，就是原则错误，谁就有可能失去一切，这是值得党和人民高度警惕的负效应。我不是一个100%排斥资本的人，我比较能容忍部分行业的有限资本，但我不太赞成借口号搞变相损公肥私。

　　如果资本统治了一切，改革开放将会谬以千里。

　　★改革和开放不能出现方向性迷失

　　中国的宪法方向是什么?是社会主义。

　　现处于什么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

　　如何保证改革和开放不至于迷失方向?

　　○○认清改革的历史永恒性。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处在时时刻刻地改革进程中，尽管不同的阶段叫法不一样，有时叫“变革”，有时称“革新”，有时又叫“变法”等。但是，本质含义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嘴上的“改革”，如果人类没有改革，怎么能进步到现在这样的信息社会?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更是沿着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只要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天天把“改革”局限在口号层面，更没有必要让资本把刀架在脖子上执行有利于它们的改革，改革必须保持根本制度下的渐进性和人民性。

　　○○认清改革的普遍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改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进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执行推动社会发展的改革，“改革”这项事业无须纪念。为什么无须纪念?因为改革是普遍的。刻意纪念反倒容易引起争论甚至是分裂。为了纪念伟人，可以搞些活动，我相信国人无太大分歧，但要避免前后几十年相互否定。如果纪念活动演变成群体互撕，于国于民都相当有害。

　　○○认清改革的历史侧重性。不同时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不一样，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一样，采取的改革手段也不一样，改革的侧重点会不一样，最后产生的结果肯定就不一样。当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出现变化，社会局面可能也会产生新的不同特点，改革就必须从解决一种主要矛盾转化为解决另一种主要矛盾。

　　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第三世界大国，选择了旗手角色，不能沦为附庸;我们要进联合国，我们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阵营和阶级阵营的帮助，我们将毫无作为。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战略问题解决以后，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建设的步子也明显加快，与西方的接触也快步前进。(前面有论述)

　　1978年以后，中国对“独立自主”做了新解读，“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中国改革的外来阻力大为减小，西方资金的推动力明显加大。可以认为，近几十年，中国的改革侧重点放在了资本创造生产力上面。从物质的丰富程度来讲，改革的进步性很快让人民忘记以前的一切，“物质欲”一直伴随三代人走到现在。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单用物质来考察改革成果还为时尚早，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还有很多。

　　未来，改革和开放的重点又是什么呢?是为了国内资本?还是为了西方资本?或者是为了构建更扎实的社会主义基础?

　　○○认清开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很坚定地认为新中国初期的开放是主动的，不是闭关的，并且当时的开放没有被它国牵着走。后来，中国在此前基础上有了更大胆开放的勇气，物质取舍决定开放范围，物质上的满足与否，是衡量开放对错的标准。西方对中国由单纯意识形态围剿转向到以经济围剿带动政治和意识形态围剿。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实现对中国“变色”。

　　未来，如果我们的开放被动顺着西方的要求走，最后防线就有被突破的危险，相信新时代中国能应对这一挑战。

　　○○认清开放的局域性。有人说：“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些评价，从物质上看可以成立，没有人能否认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中国产业的代工性极其严重，连一向被视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城市公益事业也被跨国集团设法操控。科技、文化、经济、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置于西方的无形和有形之手，讨好西方人认同是当前中国部分精英的主导心态，谁例外，谁就是反动余孽。这很可怕。持阿谀奉承心态的部分国人没有活在自尊中，“只要能亲美，受辱也心甘”成了相当人等的共识。比“裤档开放”更可怕的是中华民族处于一种“大脑动物化”趋势，完全失去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应有的气质和内涵。

　　未来，我们可以重新识别一下开放的局域性吗?

　　○○认清开放的自私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处于相对开放态，不能处于绝对开放态，涉及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开放，各个国家会大有不同，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会以国家利益为重。中国，很多领域的开放可能曾经被阴谋者所利用，有些领域可能中了外国阴谋者的圈套，有些是中了内奸的圈套，部分困境又可能是内外勾结的结果。

　　同胞们!美国在不停地给中国上课，它已经用无数事例告诉中国：我不想让你进的领域，你中国的针也插不进；我想进你中国的领域，必须闯进，哪怕用武装开路。

　　未来，我们的开放能否也有一点点自私性?

　　2010年，我把“改革”和“开放”定义为中性词汇，不主张神化。后来，大家写文章都这么套用。现在，我还是坚持，改革和开放只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同历史阶段，其任务和方式可能有别，目的永远相同——为了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把“改革”和“开放”独立于某个时代过度解读，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中国必须尽快走出“以个人需要决定历史”的旧阶段，要尽快走上“依实事评价历史”的新正确道路上来。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无疑是一个最激荡人心的改革大时代，也是社会主义走向一步步胜利的时代，后期的延续改革无疑也有值得书画的彩章，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和开放同样也是波澜壮阔。

　　我真心不希望中国一直陷在对改革和开放的始点争论中，我不认为某些关键词有特殊纪念的必要，我只希望全国人民都能面向未来，共创中华民族伟大新时代。

　　我对中国未来保有信心，因为中国有近十四亿人。我对以祖国为根的中国人有信心，浮游的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都不是我心中的依靠，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未来，如何改革？如何开放？由谁主导？为了谁？

　　总结论：

　　从历史、现实和将来看，新中国初期谋划了改革和开放总路线的整体性，它是中国各项事业的起始点。1978年的“三中全会”又是新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节点，这个节点服务于总路线始点。　　

　　修稿于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