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且看民国作家说民国

　　民国到底怎么样?只要稍稍知道一点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包括早已经远离了战争、动荡、饥馁、衣不蔽体的年轻人，都知道日本侵华占领半个中国、屠杀中国人尤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发生在民国，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民国，也知道军阀混战发生在民国，也知道五卅惨案、四一二、七一五屠杀共产党也发生在民国，也会知道工农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并把他们赶出大陆的历史发生在民国，也知道东三省的丢失、张学良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发生在民国，沈崇事件发生在民国，还有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也是发生在民国，等等。在民国，洪宪皇帝让唾沫淹死了，北洋政府被轰下去了，国民政府又怎样呢?且看国民政府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是个什么国家呢?

　　国民政府时期，应从1925年开始吧，直到1937年，不，从1931年开始，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就全部侵占了我们的东三省，又从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欲图全面占领中国的侵华战争，八年期间，日寇占领了东部的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不容易的，牺牲了两千万同胞，在这八年中，还能肯定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会再有什么“范儿”的，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之后的三年解放战争，那是“民国范”和“国粉”都会更感到“耻辱”的一段时期吧，不需要再说了。看来也只有所谓的什么十年会不会有什么“范儿”的。不妨查查看。那么在那个时代的文人或者作家们又是如何描述民国情状的呢?在那些作家中，“民国范”和“国粉”可能也不愿再听、再看鲁迅先生等人的文章，那么好了，尽可能找些“民国范”和“国粉”们不太厌烦或者很喜欢的作家的文章来看看。

　　且看叶灵凤一九二七年九月写的《北游漫笔》：

　　“最初在天津的一月，除了船进大沽口时两旁见了几个红裤的小孩和几间土堆的茅屋以外，简直不很感觉北国的意味。我身住在租界，街上路牌写的也不是中文，我走在水门泥的旁道上，两旁尽是红砖的层楼，我简直找不见一个嚼馍馍大葱的汉子，我几疑惑此身还是在上海。白昼既无闲出去，而夜晚后天津的所谓‘中国地’又因戒严阻隔了不能通行，于是每晚我所消磨时间的地方，我现在想起了还觉得好笑。每晚，在福绿林或国民饭店的跳舞厅中，在碧眼儿和寥寥几位洋行的写字员之中，总有我一个江南的惨绿少年，面前放了一杯苏打，口里含着纸烟，抱了手倚在椅上，默视场中那肉与色的颤动，一直到深夜一二时才又独自回去。有时我想起我以不远千里之神，从充满了异国意味的上海跑来这里，不料到了这里所尝的还是这异国的情调，我真有点嘲笑我自己的矛盾了。”

　　“北京茶馆酒楼和公园中‘莫谈国事’的红纸贴儿，实在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怪事。不过，同一的不准谈国事，在北方却明示在墙上，在南方则任着你谈以待你自讨苦吃，两相比较，北方人的忠厚在这里显出了。”

　　叶灵凤从上海租界游到天津租界，还都是洋人的天下，租界，除了上海，天津，还有广州，大连，青岛，武汉等等诸多的吧。在中国的土地上，却还要听从洋人的戒严令，一个小资情调的文人在洋人的舞厅中也只有一个资格做着无聊的看客。“莫谈国事”看来是全国城乡的老“规矩”，不过北京人忠厚，用文字提醒你，而在南方，不提醒任着你说，却早有耳目伸出抓人的架势了，而那时也正是老蒋的天下吧。

　　张恨水《五月的北平》中说到：

　　“现在，这里是邻近炮火边沿，对南方人来说这里是第一线了。北方人吃的面粉，三百多万元一袋，南方人吃的米，卖八万多一斤。穷人固然是朝不保夕，中产之家虽改吃糙粮度日，也不知道这糙粮允许吃多久。”

　　在朱自清看来：“在我，也许可以说在我们这一些人吧，北平实在是意想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几年前周启明先生就写过，北平是中国最好的居住的地方”的大城市北平的中产之家也改为吃糙粮度日，而且还不知吃多久，可见那个时代的民艰之深了。

　　郁达夫一九三二年在写《钓台的春昼》中讲述了他去钓台的缘由：

　　“一九三一年，岁在辛未，暮春三月，春服未成，而中央党帝，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我接到了警告，就仓皇去了寓居。”

　　到底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什么把戏，不得而知，不过从接到警告中，也知道一二了。郁达夫一九三三年搬家到杭州后，在一篇文字中这样写到：

　　“向晚雨歇，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问先搬来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个亮一点的灯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决不是世外的桃源，这样要捐，那样要税，居民的负担，简直比世界哪一国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电灯一项来说，每一个字，在最近也无法地加上了好几成的特捐。‘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三更人静，门外的巷里，忽传来了些笃笃笃的敲小竹梆的哀音。问是什么?说是卖馄饨圆子的小贩营生。往年这些担头很少，现在冷街僻巷，都有人来卖到天明了，百业的凋敝，城市的萧条，这总也是民不聊生的一点点的实证吧?”

　　“……路上行人稀少，老远老远，只看得见一部慢慢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车的后形。从狭巷里转出东街，两旁的店家，也只开了一半，连挑了菜担在沿街赶早市的农民，都像是没有灌气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萧条复萧条，衰落又衰落，中国的农村，果然是破产了，但没有实业生产机关，没有和平保障的像杭州一样的小都市，又何尝不在破产的威胁下战栗着待毙呢?中国目下的情形，大抵总是农村及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到大都会去。在大都会的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变成殖民地的新资本家，或变成军阀官僚的附属品的少数者，总算是找着了出路。他们的货财，会愈积而愈多，同时为他们所牺牲的同胞，当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来。结果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公式：农村中的有产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产者集中大都会，等到资产化尽，而生财无道的时候，则这些素有恒产的候鸟就又得倒转来从大都会而小都市而仍返农村去作贫民。转转循环，丝毫不爽，这情形已经继续了二三十年了，……社会的症结究在哪里?唯一的出路究在哪里?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

　　沈从文是这样回忆他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家乡：

　　“我离开家乡凤凰县已经四十年，前后曾两次回到那个小县城里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离开湘西时，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军阀残杀人民，芷江县属东乡，一个村镇上，就被土著军队用清乡名义，前后屠杀过约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县曾普遍栽种鸦片烟，外运时多三五百担一次。本地吸烟毒化情况，更加惊人，我住过的一个部队机关里，就有四十八盏烟灯日夜燃着。好可怕的存在!现在向小孩子说来，他们也难想象，是小说童话还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时，看到的地方变化，是烟土外运已改成吗啡输出，就在桃源县上边一点某地设厂，大量生产这种毒化中国的东西。这种生财有道的经营，本地军阀不能独占，因此股东中还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远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码头的流氓头子。这个毒化组织，正是旧中国统治阶级的象征。做好事毫无能力，做坏事都共同有分。”

　　一九二九年钟敬文游西湖后在《西湖的雪景》的末尾写道：

　　“我们到湖滨登岸时，已是下午三点余钟了。公园中各处都推满了雪，有些已变成泥泞。除了极少数在待生意的舟子和别的苦力之外，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男少女，老爷太太，此时大都密藏在‘销金帐中，低斟浅酌，饮羊羔美酒’——最少也靠在腾着血焰的火炉旁，陪伴家人或挚友，无忧虑地大谈闲天。——以享乐着他们幸福的时光，再不愿来风狂雪乱的水涯，消受贫穷人所应受的寒冷了。”

　　看到这段文字，我不由得想起了《月儿弯弯照九州》这首哀曲了。

　　近年来一个女作家备受“民国范”和“国粉”们喜欢，她就是张爱玲，请看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这一段：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0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成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颌，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透过衣服的变迁，“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富家的人尤其女人还有各式衣服来创造，而广大的小百姓恐怕连衣服都没的穿了。

　　另一位女作家庐隐在《东京小品》的《异国秋思》中表达她对苦难中的祖国眷怀：

　　“我们却深深地眷怀着祖国，渴望得些好消息呢!况且我们又是神经过敏的，揣想到树叶凋落的北平，凄风吹着，冷雨洒着的这些穷苦的同胞，也许正向茫茫的苍天悲诉呢!唉，破碎紊乱的祖国呵!北海的风光不能粉饰你的寒伧!今雨轩的灯红酒绿，不能安慰忧患的人生，深深眷念祖国的我们，这一颗因热望而颤抖的心，最后是被秋风吹冷了。”

　　王统照一九三三年在写作的《青纱帐》中这样描述：

　　“稍稍熟悉北方情形的人，当然知道这三个字——青纱帐。……这些年来北方，凡是有乡村的地方，这个严重的青纱帐季，便是一年中顶难过而要戒严的时候。……如果一年地里不种高粱，那么农民的燃料便自然发生恐慌。……每年的这个时季，乡村中到处遍布着恐怖，隐藏着杀机。通常在黄河以北的土匪头目，叫做‘秆子头’，望文思义，便可知道与青纱帐是有关系的。高粱秆子在热天中遍地皆是，容易藏身，比起‘占山为王’还要便利。……而变成乡村间所恐怖的‘魔帐’了。”

　　让我们再看一看国民党的兵吧。

　　方志敏同志一九三五年在狱中写下了《清贫》，讲述了他与两个国民党兵的故事。

　　“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一个最不幸的日子，有两个国民党军的兵士，在树林中发现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他们满肚子热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镯金戒指一类的东西，发个意外之财。那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们于是激怒起来了，猜疑我是把钱藏在那里，不肯拿出来。他们之中有一个左手拿着一个木柄榴弹，右手拉出榴弹中的引线，双脚拉开一步，作出要抛掷的姿势，用凶恶的眼光盯住我，威吓地吼道：

　　‘赶快将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作出那难看的样子来吧! 我确实一个铜板都没有存;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我微笑淡淡地说。

　　‘你骗谁!象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拿榴弹的兵士坚不相信。

　　‘决不会没有钱的，一定是藏在那里，我是老出门的，骗不得我。’

　　另一个兵士一面说，一面弓着背重来一次将我的衣角裤裆过细地捏，总企望着有新的发现。”

　　这篇文章曾经是中小学课本里的文章，年龄稍大些的很多人可能都还连同漫画一起记得这篇优秀的短文。国民党兵都是认为当官的都是有钱人，而且搜刮起来是连一支笔都不会放过的。

　　暂时打住，用一九三六年郁达夫《怀鲁迅》来总结一下民国吧。

　　“……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捏紧的拳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些民国时期的作家或者所谓的大师们(除了上边的方志敏烈士外)，多数都是上流社会人，他们多能衣食无忧，游山走川，或者周游海外，有的在手绢上雕花玩弄着情调，有的陶冶于花草小品闲文之中(包括周作人)，偶尔也描述或者悲愤一下自己所处的社会(如上所引)，而绝大多数的同胞正向着苍天悲诉，残喘苟活，像野草一样生死由天，在这一时期，也只有鲁迅先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们，为民众呐喊，做着艰苦的唤醒民众的努力，在黑暗的民国时代，只有鲁迅先生以他深刻的揭示和泣血的唤醒铸就了“民族魂”。深刻揭露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唯有鲁迅先生，这也是台湾国民党对鲁迅著作长期封杀的唯一原因。近些年来，鲁迅先生的文章在课本中不断减少，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缺少认识民国反被“民国范”“国粉”们忽悠的一个根苗。

　　民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也在诞生着光亮，这光亮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解放力量。光芒照亮黑暗，黑暗便无处藏身。推翻民国是中国人民推动历史的必然。

　　今天，历史懵懂地追随“民国范”和“国粉”的人，切不可再被人骗下去，在别人美妙包装的编造下，去无知地否定解放自己祖辈父辈的共产党，这是极为不道德的，不讲伦理的，于大，是不懂是非不明道理，于小，是对自己先人的不孝，应该醒悟转身向着给民国招幡返魂的家伙们一击，把民国这个死尸狠狠地钉进棺材里，深深地埋葬在坟墓里!

　　民国返魂注定了必将是一出短暂的闹剧，妄开历史倒车的“范儿们”“粉儿们”只能以“头破血流”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