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思想矛头直接对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封建文化。其标志就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确实给于孔孟儒学思想以沉重打击，且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极其巨大的作用。但是，毕竟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其并没有因为五四运动的沉重打击和新中国的成立而销声匿迹，且在新中国70年及各个领域极其顽强地表现出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反作用。不仅建国初期如此，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封建主义与国门大开后涌进的以金钱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相互勾结起来，在中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向马克思主义、向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今年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笔者回忆2010年在天津《中老年时报》与南开大学某教授等人的一场辩论就是同儒家思想激烈斗争的突出和典型的表现。
第一回合
2010年4月23日，天津《中老年时报》第7版《春秋》栏目刊载了南开大学杨心恒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人的精神》。该文首先从浙江大学一个教授的演讲中一段话谈起。这个演讲中说，日本人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精神。杨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任何发展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他举例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包括日本近代以来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支柱。“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的，而是从它们长期通过生活的社会历史中成长一起来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精神，虽然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他们民族精神的底色是不会改变的，更不能用外来文化代替本民族文化。”因此杨文提出，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于是他在文中详细阐发了孔孟之道的主要思想和社会功能。特别谈社会功能问题时说：“孔孟之道是为大一统国家服务的，他反对犯上作乱，主张纲常有序，社会稳定。所以凡是要造反争霸的人，都不可能接受孔孟之道。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没有一个是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帜造反的。但是当他们起义成功掌握国家政权以后，又都把孔子当圣人，都用孔孟之道治国安邦，因为除了孔孟之道外，他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思想来治理国家了。比如刘邦造反，不见儒生。但是汉兴60年后汉武帝就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循环往复，延续2000多年。”因此杨文结论说，孔孟之道就成为中国人的道统思想，简称道统。并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他接着说，目前中国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工作与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理想精神，怎么办?从西方引进?过去引进过，水土不服。自己创造，谈何容易?杨文的最终结论是：“引进不行，创作不能，只能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中国人的精神食粮。这就是要继承和发展道统思想。”它在今天都是适用的。而且“其主旨是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不正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吗?为什么不可以大力提倡和发扬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必须的。”这就是杨文的核心思想。这不是典型地为“孔孟之道”扬幡招魂吗?不是典型地把五四运动彻底批判、打倒的“孔家店”重新拿来作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指导思想吗?而且这种极其荒谬绝伦的文章竟然刊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我们党主办的媒体上?写这种文章的竟然是著名的南开大学学府的一位大学教授?
我读完这篇文章很气愤，但静下心来一想，《中老年时报》刊载这样的文章并不奇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究竟如何走?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究竟要不要改Q易Z?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一种严重的思潮就是要把作为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思想即孔孟之道拿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各大学学报和有关媒体发表了大量类似文章，甚至人大著名校长所鼓吹的“新国学”理论就是变相的新儒家思想。那个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红得发紫的北师大于丹女士更是把孔子的代表作《论语》捧为“现代青年人的心灵鸡汤”。怎么办?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是置之不理，还是迎难而上?我选择了后者，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即《应提倡做社会主人的精神》，虽是一篇批判文章，但不能从“大批判”的角度写，而只能从学术探讨和商榷的角度写这篇文章。写好后，送给编辑部。我当时估计，八成报纸不予刊载，但我想他登不登是一回事，我写不写又是一回事。我送到报社，就尽到了我作为共产党员和学者的党心、良心和社会责任。两周后即5月7日的《中老年时报》7版即春秋版刊载了拙文。拙文的主要观点：
一是强调“中国人的精神”实际是说“中国人的文化”。文化是一个时代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映。文化本身就是化人，就是塑造人，就是塑造一个时代的人格模式和标准。孔孟之道本质上是中国封建时代和经济基础的反映。其所塑造的人格模式、标准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权力至上的不平等地位、不平等权利的主奴性的人，是对权力者和大人物不得有任何主见和反抗意识的丧失人格的任人宰割的人。鲁迅早就把这种满口“仁义道德”的文化称之为“吃人”，称这个时代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它的确是为保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服务的，但本质上是为不平等的封建统治秩序和稳定服务的。
二是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与孔孟之道相对立。其精髓是要大多数人真正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人民群众做主人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孔孟之道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使中国大多数人真正成为主人，现实生活中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多次开展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这种批判绝对是必要的。固然文革对孔孟之道批判有极端倾向，改革开放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有些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确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性内容也加以高度吹捧，似乎孔孟言论句句是真理。似乎只有儒家文化才能救中国。
三是强调当今社会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确实需要每一个领导者和学者认真思考。杨文也在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结论是孔孟之道让中国人丢了，所以才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不稳定，才需要重新弘扬孔孟之道，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这是笔者同杨文的根本分歧所在。笔者认为，恰恰是中国人深受孔孟之毒的深刻影响，导致一部分官员“官本位”意识极其严重，恃强欺弱，利用权力占有剥夺他人劳动成果和侵犯群众权益，并极力压制和打击敢于给他们提批评意见、揭发他们错误和腐败行为的小人物。同时也导致相当一部分群众和弱者在强权者面前唯唯诺诺、麻木不仁、毫无权利和抗争意识。这正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社会不稳定的思想根源之一。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谈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绝不能把代表封建文化的孔孟之道当作救兵。表面上可能有暂时的缓和，但潜在的矛盾会越积越深，越来越大，社会秩序就越混乱。反之，我们今天恰恰需要的是继续加大对孔孟之道糟糠内容的批判。对权力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树立民主、平等意识，树立权力为人民的意识，对于无权力的普通群众和小人物来说，要努力克服和清除奴性意识，树立社会主人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只有人民群众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真正确立，社会的正义力量才能真正压倒邪恶，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
笔者完全赞同杨文中提出的当今社会要突出和强调“中国人的精神”，但不能恢复孔孟之道，而是要倡导代表人类最先进文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提倡的社会主人精神，社会民主、权利平等意识，并不断批判和清除孔孟之道的奴性意识，伴之于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才能使中国人民真正自强不息，真正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
第二回合
笔者以为，拙文发表后报社可能不再发表争论文章。没有想到仅隔5天即5月12日春秋版刊发了署名“齐忠敏”的《主人身份需确认》(简称齐文)。该文一上来就对拙文中的“社会主人”一词大发喆难?说什么“‘社会主人’一词尚需验证，是新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人?还是兼‘时代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主人?好像还是历史发展的主人，总之比较抽象。”他接着说：“假如一名职工，他应是企业的主人，但是他走到办公楼前辈保安挡住了。假如一名农民。他应是村庄的主人，但是村主任做事，从来不和他商量。假如他以主人的身份，惹恼了掌权的人，保安可以档他，警察可以抓他。前不久的河南拓城县村民赵作海和以前的佘祥林，显然不是被当做主人对待的。”齐文接着批判拙文社会主义时期“孔孟之道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并没有使大多数人真正成为主人”观点时说：“此言谬亦，孔孟之道讲礼义廉耻。和社会主人的奉公守法是一致的，绝不会成为谁做主人的障碍。障碍在于以往的斗争哲学，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不停地搞运动，以致人人自危，主人的热火罐还没抱两天就凉了。想想看，同志都变成了敌人，哪里还有什么主人。”齐文在解释孔孟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含义时说，其“初衷完全可以理解，即是在其位，谋其政，君臣父子各要尽自己的本分，担起自己的责任。”齐文在解读“官本位”的含义时说：“无论如何难以把‘孔孟之毒的深刻影响’和‘导致一部分官员官本位意识极其严重’联系起来。如今昏官庸官贪官，他们连文凭都是化钱买的，或者找枪手代劳的，谁还肯坐下来读书呢?作者大可不比把孔孟之道咒骂成‘孔孟中毒’，孔孟倡导中庸，再看贪官们有几个不出格不过火，他们搂起钱来根本收不住手，懂什么过忧不及?”齐文全篇都在为孔孟之道辩护，否认孔孟之道在当代中国的消极影响。同时，他在文章结尾中又不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动工农大众当家做主人。”但他又说：“我们多么盼望做主人啊，然而事实是人微言轻、捉襟见肘、时常受到命运的捉弄，讨个公道都难，有这样的社会主人吗?比如你对医生谁俺是社会主人，对孩子的老师说俺是社会主人，对城管说、对拆迁干部说不能亏待俺这个社会主人，有人听吗?至于孔孟之道，它没有空口承诺什么，主要教我们修身养性，古为今用，当中国人的精神指导，没什么不好。”一句话，还是应该落实杨文的基本观点，把“孔孟之道”作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加以提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做社会主人”都是空话，现实中根本做不到。
齐文的观点显然我是不能同意的，且他对“孔孟之道”的这种认识，我见的太多了，根本没有任何新意，其全文逻辑推理混乱。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决定立即提笔批判之。但需要批判的内容太多，特别涉及到对“孔孟之道”内容的剖析。写长了报社肯定不给刊登。我经过认识思考，决定抓住齐文的要害问题，做到短小精悍，但也不能保证绝对能够刊登。我从形式逻辑“不能偷换概念”入手批驳之，写了《讨论问题不能偷换概念》一文。
文章首先指出，齐文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违背了形式逻辑中“不能偷换概念”的原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例1：笔者所讲的“社会主人”含义当然是指的新时代的主人，或社会主义的主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会得出这一结论。而文中却说“社会主人”概念含糊，“比较抽象，身份不明确”，由此得出主题“主人身份需确认”。这种把对方不存在的含义强加给对方，再加以批驳，这种论证方法是科学的吗?
例2：笔者主张倡导做社会主人的精神，不是争论现实生活中是否做到和如何做到。但该文却例举现实生活中大量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现象遭到刁难的大量事实。但正因为没有做到，所以要倡导做社会主人，如果都做到了，我们还“倡导”什么?该文把争论之外的问题拿来做论据，不是无的放矢吗?
例3：孔孟之道确实有合理思想，今天也有积极意义，如“礼义廉耻”。但孔孟本身的“礼义廉耻”有他们那个时代具体的内容，其中许多内容绝对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倡导“礼义廉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是非美丑观念，与“做社会主人”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但与具体的孔孟的“礼义廉耻”有本质区别。该文借今天“礼义廉耻”的具体内容与“社会主人”精神的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取代孔孟的“礼义廉耻”难道不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吗?
例4：“官本位”作为当今社会流行的一个概念本身是指官与民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权力至上”、“拜权主义”观念，权力者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利用权力打击压制无权力者。其深层次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就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至上的等级制度和孔孟之道的“吃人”文化。该文却把“官本位”解释为“在其位，谋其政”。用今天的思想解释“在其位，谋其政”是说有一定的领导职权，就要负一定的职责是对的。但在权力至上的“官本位”的前提基础上讲“谋其政”，就决不是肩负为人民服务的“政”，而是谋取个人名利地位的“政”。这怎么能不是“孔孟之毒的深刻影响”呢?该文的错误就是用我们今天共产党人的“谋其政”的含义取代流行的“官本位”的特定含义，由此断定孔孟之道与“官本位”没有任何联系，这难道不又是一种典型的偷换概念的思维方式吗?
第三回合
争论仍然没有停止。5月28日《中老年时报》春秋版发表了署名“杨心恒、李万春”的文章《关于中国人精神的对话》(简称《对话》)。文章以李万春问，杨心恒答的对话形式反驳我《应提倡做社会主人的精神》的观点。简要概括：
第一，对郝文对社会主人的论证“实在不敢苟同”。郝文只说，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并没有联系实际论证社会主义制度怎样使人民群众做了社会主人。”杨李文认为，当家做主是人民的权利，不是精神。当前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宪法，依法治国，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主人，而不是提醒老百姓要有做社会主人的精神。“谁不想做主人，还用得着提倡吗?”
第二，《对话》认为，想做主人是人的本性，如同每个人都想发财一样，“谁都想做主人，就像说都想发财一样。发了财，你就可以在你的财产范围内做主，郝同志不是讲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吗?依据这个理论分析，经济上绝对集中，就不会产生政治上的民主。你看哪个企业家让他的员工们在他的企业搞民主?没有。民主是各种力量互相掣肘而产生的一种合力，一种管理国家的手段。”
第三，《对话》再次提出他们不同意拙文“应提倡做社会主人的精神”的某些观点，如“孔孟之道的 核心内容是要人民做奴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要打多数人真正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现实中打击人民群众做社会主人的现象都是因为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影响、建国后历次批判孔孟之道绝对是必要的等观点，但并没有拿出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来。
从这个《对话》中，笔者感觉到，《中老年时报》似乎是要给这场讨论画上句号。但文中的错误观点仍然很多。我还写不写?最后决定仍然要写。以《两种对立的“主人”观》为题目很快发给报社。结果一周未见报，两周未见报。我有些着急了。估计是责任编辑不愿意再发了。于是把拙文寄到《中老年时报》主编那里，直接指出《对话》的主要错误，《中老年时报》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不应该为孔孟之道鸣锣开道，应该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要结束这场争论，也应该用我的这篇文章画句号。不知是否我的这封信起了作用，过了几天即6月23日春秋版刊载了拙文。拙文的核心就是阐明笔者和杨、李、齐等人使用“主人”概念的根本对立。讲了三层含义：
第一，指出《对话》从“谁都想发财”推出和证明“谁都想做主人”的观点和推理方式是错误的。“谁都想发财”这种概括本身就不符合现实生活。那些为革命和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为了发财吗?孟泰、王铁人、雷锋、陈永贵、时传祥、焦裕禄、孔繁森等无数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是为了个人发财吗?前提错了，结论能够正确吗?同时“主人”一词不同的人使用其含义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所讲的“主人”思想是人上人思想的“主人”观，是 “为民做主”的“主人”观，是建立在人本性自私基础上的“主人”观，是根本否定和贬低被压迫者的英雄史观基础上的“主人”观。孔孟之道就是这种“主人”观。《对话》把“主人”与“发财”等同起来的“主人”观实际上是谋取个人权力、地位的“主人”观，是高高在上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为所欲为的官本位的“主人”观，是要他人做奴隶绝对服从自己的 “主人”观。
第二，指出马克思主义“主人”观与之根本对立及其科学含义。即“是建立在高杨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群众史观理论基础上的。是让劳动者自己认识自己的使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争做社会的主人，实现自身的最终解放。是人人当家作主、人与人权利平等的‘主人’观。少数权力者就其是人民的一员讲，也是社会的主人，但对多数的人民群众来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仆人’。这种‘主人’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权利观。它不能自发产生，而要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这种‘主人’观与自发产生的所谓‘发财’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应该把二者生拉硬扯在一起。 ”
第三，指出“当前社会传统‘主人’观和‘主仆’颠倒现象仍然很严重，许多群众的主人意识、主体意识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社会腐败现象严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胜社会腐败、丑恶现象的正义力量还没有完全调动和发挥出来。而正义力量的最终源泉永远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中。这就是笔者之所以倡导做社会主人精神的理论和现实依据。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也需要更多的人批判传统的‘主人’观，自觉学习和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主人’观，并伴之制度的改革和深化。”
文中最后指出：“倡导做社会主人的精神，就是倡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离开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髓思想，能够讨论清楚‘中国人的精神’这一话题吗?”
笔者第三篇文章发表后，《中老年时报》再也没有刊登有关文章。也许发表我最后这篇文章不是责任编辑愿意的，因而我可能得罪了这位责任编辑，我以后再给这个编辑负责的版面发去其它问题的稿件，再也没有发表过。
回顾9年前，笔者同杨心恒等人的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争论，其核心、焦点就是如何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孔孟之道的实质和价值，以及如何真正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生于100年前的发帝反封为实质和基本性质的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打倒孔家店”。同时，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分析认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也包括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但实践证明，作为几千年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孔孟之道学说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自行消亡，而极其顽强地存在于当代中国。尽管五四运动特别是建国以后多次对孔孟之道的批判，但由于文革的被否定，作为封建文化的典型代表孔孟之道又开始在中华大地肆无忌惮地泛滥开来，且与改革开放实践中主动敞开大门涌入的拜金主义思潮相互勾结构成了中国当代腐朽文化的显著特点，其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严重的思想障碍，制造出大批大批的拜倒在权力和金钱脚下的奴性人、单向度的扭曲的人。本次争论的对象南开大学杨教授等人为五四运动批判打倒的“孔家店”明目张胆地鸣冤叫屈、扬幡招魂，一方面说明孔孟之道的影响如此之深，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当代多少大教授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大学合格的大学教授。如此的大学教授能指望他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吗、能指望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社会问题吗?能指望他们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吗?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七大以后，又把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后历次党代会通过的的党章始终没有改变的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建设取得极其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和经验。但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社会生活中在特别是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部分权力者和知识分子中，自觉不自觉地抵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自觉不自觉地或程度不同地把孔孟之道和西方的普世价值直接或变相拿来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讲，我们绝不走改Q易Z的道路，但实际生活中令人警惕的错误思潮已极其严重。杨教授等人鼓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就是“孔孟之道”，就是改Q易Z思潮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必须把五四运动反帝反封的任务继续下去。不讲中国当今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不彻底批判和肃清孔孟之道的流毒影响，就不是真正的纪念五四运动和发扬五四运动爱国、担当、科学、民主的精神。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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