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最资本主义的英国都是免费医疗，中国却要指望医疗市场化？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最资本主义的英国都是免费医疗，中国却要指望医疗市场化？

　　医疗的市场化，一直也是我们国家医改里面一直争议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势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市场。

　　根据“完全竞争市场”的定义，无数的消费者、无数的生产者，他们谁都不能影响价格，要信息对称，要生产同质的产品，要进出都是自由的，这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那么在我们医疗领域，其实1965年，美国著名得诺奖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的文章里面就指出了，医疗是最市场失灵的，因为我们一般的消费，我的消费我做主，也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想买什么，我看看这个样子，看看这个价格，摸摸我兜里的钱，我的消费我做主。

　　所谓的市场能够有效率，是因为消费者和生产方能够在市场上博弈。而在医疗上，是医生替你做决策，因为你并不懂你是得了什么病，你应该吃什么药，你要不要做检查，要不要做手术，是医生替你做主。那医生替你做主，医疗消费就是医生替你定的，也就是你的消费你做不了主。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而我们医生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一切服务他给你提供，他是供给侧，同时他是需求侧。所以供需都在医生一手，那你想一想，他能市场化吗?他要市场化了，病人不就是被强宰的鸡吗?宰你没商量。

　　所以应该从全世界来说，医疗都是非市场化的。英国最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是免费医疗体系，它90%的医院都是公立医院;我们香港特区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它93%的医院是公立;德国、法国的主体都是公立和非营利性的医院。

　　我们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能以极少的成本改善人民的健康，就是一个完善的公立医疗体系。那个时候没有医患矛盾，因为老百姓充分信任你，他到医院知道医生不是要挣他的钱的，所以治好治不好，他都不会怪医生。你看那个时候的条件那么差，中国现在的医疗技术，绝对跟世界同一水准，跟当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不是一个概念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剧烈的医患关系，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制度符合医疗规律。

　　而今天，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的医院尽管叫公立医院，但是它都是自我盈利、自我生存的市场主体。每一家医院谁管它?都是它自己挣钱了。我们现在大概大型公立医院，像上海北京这些大型公立医院，国家财政给它的投入应该不到6%，它的主要收入都是来自于老百姓和医保。而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医院没有政府替它兜底，我们的医改到现在并没有改医院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和分配制度。

　　医生的收入大家都知道的，无非就是那几个部分，所以他当然要创收。我就老开玩笑，我说我们一个医院院长其实挺不容易的，他眼睛一睁，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是一样的，每天要进几千万，他这个医院才能运转，他要把收入指标分解到科室，科室又分解到医生。所以医改尽管已经九年了，医院的创收机制没有变，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医院都是要创收的，所以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市场化带来的。

　　我们国家深化改革最近这些年叫“放管服”，我觉得在经济领域确实要放，但是在社会领域，特别在医疗领域，可能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因为你的管理成本太高。

　　比如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深圳出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这个孩子的出生某种程度上就是放的结果，他生出来了你怎么管?现在这是很尴尬的一件事，这件事对中国科学家的名誉污名化很厉害。其实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走在前面，我们有最大的人群，发展又快，但是我想这些科学家未来要想在国际上发最好的文章，可能都会被严防死守，因为你失去了人家对你的信任。

　　我们目前无论是食品、药品以及医疗行业，政府都要加大监管，这既是国际的经验也是我们现在问题导向。我们管的能力太差，管的力量太差了，你先把它管好才敢放，否则怎么能放。

　　其实还有我们极端市场化也不成功的案例，就是江苏的宿迁。这里曾经把所有的医院都卖了，但回头又建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就是一个城市，也就五百万人的一个城市，所有医院都是私立的。它也试了，试了十年以后又走回头路了。

　　无论是国际的经验，还是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单纯的市场化肯定解决不了医疗的问题，而我们医改恰恰要走的，就是政府怎么更好地为老百姓兜底，让老百姓有信任感、获得感、安全感。因为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四十年改革开放，很多经济领域确实是政府少管这个事就好办，但是医疗它不是市场，它是社会领域，它是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这只手必须进去，保护老百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