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世界黑夜的贫困与我们时代的虚无主义

　　何谓世界黑夜?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一书中，通过对荷尔德林的阐释得出：自从赫拉克勒斯、荻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离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了。这意味着上帝的缺席，不再有上帝明显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而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了。透过海德格尔的表述，我们感到了人类堕入的这一黑夜，其实比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的人类之黑夜更其黑暗。因为，此前的人类仿佛懵懂未开的婴儿，尚未感知到上帝和神性的存在，理性还未觉醒，沉浸在童贞的欢乐中浑然不觉。但现在不同了。上帝来了又去了，就象父亲抛下了自己的儿子，复明的盲人又重陷失明，在黑夜中行走的人丢失了手中的马灯。那种失落和悲伤、困惑与茫然，无疑是铭心刻骨的。但事情的严重性似乎还在于：“世界的黑夜时代是贫困的时代”，由于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但何谓贫困?除了前述的“上帝之缺席”外，海德格尔还特别指出：贫困者对自己的处境不仅一无所知，还在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海氏进一步分析道：“时代之所以贫困来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

　　于是，虚无主义在此找到了它的立身之地。海德格尔在另一篇论文中将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视为这个“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到来的标志。海氏认为，“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不在场”。而在当代，“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往往只被人们当作流行的标语来使用，表现出极大的模糊性和任意性，仿佛一个人皈依了某种宗教或信仰，它就不在虚无主义之列;反之，一个思索虚无及其本质的人就是什么都不信的“虚无主义者”了。其实，在尼采那儿，虚无主义并非只有在基督教和上帝被否定，或者在许多人传布的一种鄙俗的无神论之处才起着支配作用。对此，海德格尔指出，“上帝死了”这句话恰恰与“不信仰上帝”的人们毫无共同之处，而表明那些“完全无信仰的人们”根本还没有理解作为他们本己的“命运的虚无主义”。在这儿，海氏将虚无同人自身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因为在他看来，无信仰绝不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基础，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上帝”这个名称是表示超感性的理想世界的 ，后者包含着尘世生活中高于这种生活本身的目标，并且从“高处”规定了尘世生活。而当尼采宣告这一理想世界的破产，亦即“上帝缺席”之后，随着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留下了一个空白，这使得一种永恒的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成为可能。

　　然而，所谓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并不意味虚无主义只是一种“堕落的现象”，尽管对世界来说，“就只剩下世界本身了”，但在以往的最高价值失效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为这个变得无价值的世界进行一种新的意义生成与价值重估?

　　至此，虚无主义的本质被尖锐地突显出来了。我发现，在尼采那儿，真正的虚无主义被称为“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其本身就成了“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它决不自欺欺人，仅仅只看到“阴暗的东西”，为一切找到失败的根据，还要求知道“普遍苦难意义上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它看到了危险，但不想做任何掩盖和粉饰，它既看穿了那种对以往失却的东西的“回归”的一味期望的“不妙之处”，同时也深入分析现象，要求人们去觉悟那些如何保证对历史状况的控制的条件和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我们时代种种甚嚣尘上的文化现象，便不难发现，对虚无主义存在着多么严重的的误解或者误读。在一些人那里，虚无主义甚至被当作道德上的贬义词或谴责语来使用(比如对鲁迅的某些诘难);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将当代生活中泛滥的流行趋势，如物质发达和大众文化勃兴之后的“后现代”状况，简单地指认为虚无主义的世俗化表征(如对王朔小说的某些评估)。但这个以狂欢和消费为主导话语的欲望现场，同我们前面述及的虚无主义有何干系呢?它甚至连尼采所说的“弱者的虚无主义”都称不上。因为，它把自己囚禁在价值空白地带，既不回溯以往，也不瞻望未来，甚至也不眷顾自身，像陀螺那样原地打转、自得其乐，似乎宁愿永久停留在黑夜，压根儿不盼望黎明的莅临一样，并且以为其狂欢的那块小小“空地”就是世界的全息图像。这是一种海德格尔说的“世界黑夜”的典型特征，并且因为其“自欺欺人”地粉饰“此在”的真相，“把自身掩盖起来”，而陷入了极端的“贫困”(这与其物质上的日益发达恰恰相反)。于是，“痛苦的秘密被掩盖起来了”，像夜幕一样浓重、无边无际。所以海德格尔才说：“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而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并且，“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于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这可谓是海氏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做出的绝妙预言和注解。

　　毫无疑问，尼采、荷尔德林、里尔克和海德格尔就是这样的“虚无主义者”。而在我们的时代，除了那些被误读的“虚无主义”之外，“本己”的虚无主义却寥寥可数，而且由于世代的聒噪与遮蔽，其“歌声”就更加难以让人寻觅和辨识。在汉语世界，鲁迅当然是最大的一个虚无主义者。此外，当代作家中的史铁生、北村和诗人海子等也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当可被视为一个虚无主义的杰出文本，他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对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个人因失信沦入黑夜之后的孤立处境及其生成过程中(即普遍苦难意义上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显露出的人自身的虚弱与悖谬，给予了充分细致的考察，其所达到的深度，在中国文学乃至整个思想领域，恐怕是罕见的。而北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作品，一改他以前那种沉溺于语言狂欢的“先锋写作”，着力探讨人丧失信仰之后，深陷在世界的“黑夜”挣扎和呼喊的种种触目惊心的悲惨景像。在此，我想以他的一篇并不以人注目的小说《病故事》为例，来考察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意义上”的苦难是如何发生的。

　　小说由外科医生李森讲述的两则他亲身经历的故事构成。一次值夜班时，李森接待了两名工伤的民工，一个年老，一个年轻，两个伤势都很重，生命垂危，需要马上动手术，但他们都没有钱，按照医院的规定，不交钱是不给动手术的，这意味着两个民工只能躺在病床上眼睁睁地等死。李森动了恻隐之心，想帮助这两个濒临绝境的人，他为此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搏斗，他手头的钱都买了股票，而另外几万块钱存的是定期，把自己的定期存款取出来帮助两个素不相识的民工，值得吗?李森犹豫了，并且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小说的开头有一个细节，那位老民工被抬进来时，手中死死捏着一个钱袋，被另一位值班医生讥讽道：“哈，这个老财奴，死要钱!”而当李森试图动员老民工把钱袋里的钱拿出来做手术时，却被告知，他已经把救自己性命都舍不得的那笔“进城买豆浆机”的钱，给了那位年轻的民工。李森愕然不已，老民工却平静地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死了也够了，他那么年轻，还有老婆孩子，事情还没做完呢!”当李森给那位年轻民工做完手术回到病房时，老民工已经不声不响地死了。临死前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钱袋。尽管他的内脏已经完全损坏了，即便动手术，死也是注定了的，但李森却感到了“羞愧”。小说写到这儿，有一段对话：

　　你羞愧什么?我问。李森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取定期呢?我说，可是你取了也救不活呀。李森说，是呀，可是我为什么没去取呢?我说，晚上银行都关门了，你怎么去取定期呢?李森说，我是说，我为什么不敢决定去取定期呢?我说，因为它是定期呀。李森又说，为什么我能用活期的钱去帮助人，定期的钱就不行了呢?

　　李森发出了一声叹息：“我觉得活着毫无意义。”这句话乍一看有些没头没脑，毫无来由，却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即李森由于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良知和爱的稀薄和缺席状态，被黑暗笼罩的不安与怯懦，他为此深感羞愧和折磨，这种折磨如同蚕食桑叶那样，一点一点地啃嚼着他的内心，使他寝食难安，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快乐起来，并且发出了那声“活着毫无意义”的感叹。李森没有“把自身掩盖起来”，所以他才发出了那声感叹，从而使“痛苦的秘密”得以裸露出来。这一痛苦既是李森个人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只不过许多人“自欺欺人”地将此真相掩盖起来了，丧失了感知这一内心贫困的能力，因此也就像“鬼打墙”一般，把自己牢牢锁定在“世界的黑夜”难以自拔了。就此而言，所谓世界黑夜，其实就是人的内心被黑暗笼罩和吞噬的境况。

　　在小说讲述的另一则“病故事”中，恰恰是对这种境况的象征化表述：李森的表姐是个盲人，他刚出生几个月就害了一场病，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她不知道什么是白天，什么是黑夜，不知道什么是红，什么是白和什么是黑。眼一瞎，“什么都变黑了。”表姐意识到这一点後，伤心得流下了大滴大滴的眼泪。这使李森感到，表姐是个多么不幸的人。然而不久以后，当李森再次见到表姐时，发现她与以前相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我来到她面前，惊奇地发现她在看我，而且在端详我”，清澈明亮，喜乐安详。李森困惑不已，以为表姐的眼已经治好了。因为，“一双瞎了的眼睛是无法这样看人的。”但事实上，李森表姐的眼睛并没有治好，但她在求医的过程中，知道了自己“很好看”，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并且是“唯一的一个”，“是宝贵的”，表姐再次流下了泪，但这次流的泪不是悲伤的，而是喜悦的泪。因为，“自从那天起，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那天以前，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才是瞎眼……我现在心里快乐、平静。”但当时李森听了表姐的这番话，以为她是编了个故事安慰他，也安慰她自己的。后来，李森考上了医科大学，娶妻生子，还当上了外科大夫，“表姐的记忆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数年后，李森忽然听说表姐的眼睛彻底治好了，震惊之余，他非常想见到复明后的表姐：“他失明的眼睛都那么明亮，复明后的眼睛我无法预测会怎么样。我想，她一定非常快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和她分享这快乐。”于是，李森决定回家一趟。然而，事实上的情形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表姐复明后的眼睛里没有他期待的那种“明亮”，反而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表姐说她解开纱布的那一天的确非常激动，看见了渴望已久的这个世界，“看见了山、水、树木，看见了太阳……过去听见的一切现在都看到了。”但同时她又看到了人，发现“人有时会生气”，“脸上没有喜乐”，她看到的美也不如“内心的清晰”。看得多了，心不平静了，躁动起来，不如过去那么快乐。她甚至想，“人是不是非得有一双眼睛呢?”故事是以表姐的这样一段话结尾的：

　　因着我的软弱，我愿意重新合上我的眼睛。我祈求为了我的心，使我目复盲。

　　这显然是一则寓言，它所揭示出人的身心严重分离和错位的境况正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黑夜”的逼真写照。故事中的老民工和表姐都身患疾病，内心却是健康、光明、充盈的;而包括李森在内的我们许多人，却深陷于躁动、不安和爱的匮乏与亏损的苦难之中，相对于他们，我们才是真正不幸和有病的孤立无助的“盲人”。我们之不幸，乃在于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是否获得了真正的安妥与快乐。内心被一层厚厚的灰尘所遮蔽，长满了莠草，满心荒凉却浑然不觉、懵懂无知，不知道去打扫。这就是最高价值自行废黜之后存在的被“遗忘”和“悬置”状态。而更可悲的是，我们不原意去面对自己的这种真实处境，错以为身体的愉悦和欲望的放纵，就可以全权取代良知与信仰的缺失，但我们内心的律令却一刻也不肯欺骗和放过我们，每当夜深人静，在我们独自于自己相守之时，它会像幽灵一般，悄悄地潜入我们昏昏欲睡、日趋麻木的大脑，来唤醒我们、折磨我们，使我们愧悔交加、不得安宁!

　　这就是虚无主义者们时时对我们提醒的“普遍意义上的苦难是如何发生”的真相。正是他们，让歌声依然栖留在“贫困的大地”之上，使得我们最终走出“世界黑夜”成为一种可能。诚如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局促，

　　我们观看和计算我们的年岁之数，

　　但诸民族的年岁，

　　莫非有一只凡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