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 | 读思录(三）

　　(1)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59;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就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6页)】

　　(2)大卫·哈维曾经说：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持续加速，你去问普通的美国人一天能有多少空闲时间，他们会说：“我忙疯了，没有一丁点自由时间!”每个人都在赶deadline，每件事都越快越好，城市中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我们需要慢下来，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慢下来，资本主义是关于加速，资本要高速流动，因此它们编造了时尚，加速消费，加速淘汰，加速破坏，加速重建。我们必须每年都要换新手机，我们还要新的这个，新的那个。我现在还在用我奶奶的叉子和刀子，刀刃非常锋利，已经有120多年了。资本主义如果制造能用120年的东西，它们就破产了。甚至学术界都是这样的，我1960年代进入学术界，那时候的学者一辈子出两三本书久就很了不起了，但是现在的学者可能一年内就要出一本书，不光看数量，还要看引用率，社会不断迫使学者制造意义不大的论文。我们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垃圾讯息上，比如看电视、读新闻、刷推特。川普昨天说了什么，今天又说了什么，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占据了所有人的精力，变成了非常大的娱乐产业，好像世界上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事情了。人们都疯了，都在这上面寻找即时满足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根本无法使人满足。如果你到了一个没有网的世界，会感觉很失落，但当你无意间终于有空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你会发现“星星原来长这样子，我已经忘了天上还有星星好久了”。

　　(3)魏巍逝世已经十一年了，世界又发生了许许多多发人深省的变化。与十一年前相比，中国更深地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是如此。主流社会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抵御资本主义的信心和能力。但礼失求诸野，魏巍那些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堪称“投枪匕首”的政论时评，仍然在网上悄悄流传。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少数人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现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就此而言，魏巍的精神是不死的。人民始终惦记着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忠诚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临终前那句“革命到底，永不投降”的遗言时常在人们耳边回响，激励和鞭策着后来者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在这个时代，不仅“智识阶级”和那些被右翼精英洗脑的小知和屌丝们早已拜倒在资本权贵的豪华大氅下，就连许多曾经的革命“同路人”，也争先恐后地背叛自己当初的信仰，由左向右一路狂奔，以诅咒和诋毁中国革命为荣，堕落成了权贵利益集团的鹰犬和吹鼓手。魏巍却始终怀揣着不灭的信仰，以老迈之躯，扛住了“黑暗的闸门”。魏巍无愧于“战士”的称号，他被左翼知识团体和中下层普通民众奉为“当代鲁迅”，是名副其实的。只是这个“鲁迅”，不是早已被右派精英们洗白的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鲁迅，而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家鲁迅。

　　(4)在毛泽东的词典中，“劳动”和“人民”始终是两个神圣的词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这道律令面前，知识分子必须无条件地做一名“小学生”。这样的价值信条，对知识分子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也许都是难以心悦诚服地领受的。但它绝非毛泽东的个人癖好，从马克思到欧洲早期的乌托邦主义、社会主义者，以及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都将对底层劳动者的尊重看作是消除剥削等级制度、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一个举足轻重的砝码。而毛泽东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全体人民塑造成“有理想、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甚至连“五七干校”这种半工半读的形式也不是毛首创。作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创立者和印度国父的圣雄.甘地，其创建的“真理静修院”，从形式和内容上似乎都与“五七干校”颇为近似。

　　(5)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只是伟人祠里一个普通的伟人，伟人星空里一颗普通的星，而1949年后，我们不得不为毛泽东单建一座伟人祠，历史伟人的星空里，毛泽东成为了最耀眼的一颗，那些渺小的嫉妒者，试图遮挡住他的光辉，但总是被他发出的光照见得更加渺小。基督被犹大出卖，不得不死。他选择了死，并扛着那个钉死自己的十字架去刑场。毛泽东不得不也扛这样的一副十字架去死。这个十字架就是“文革”。与基督不同的是，毛泽东自己精心的、自觉自愿的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并把自己钉了上去。基督的神性就这样被毛泽东超越了。毛泽东“钉死”了自己，而人民获得了自由。被他拯救的人们，虔诚的将他解救下十字架，就这样他复活了，并将不再死去，并将庇佑每一个弱小者的心灵和魂魄。当他们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不再孤独;当他们害怕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有力量;当他们失去生的勇气的时候，想到这个名字，就会看到曙光和希望，就会懂得珍爱生命。【右而左】

　　(6)同样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甘地和毛泽东，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体系之下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人类境遇倍感失望和深恶痛绝，但各自选择的反抗途径却是南辕北辙的。托翁和甘地主张通过内心的宗教反省，以根除人性中的自私本性，从而逐步改善世界的生存状况，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毕生追求的是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客观世界，醉心于通过急风暴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来打造出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世界。即便他们各自创立的五七干校和真理静修院、托尔斯泰垦殖队，在“改造”方式的差别上也迥然有别。真理静修院和托尔斯泰垦殖队的学员或参加者，是由创立者招募或自发成立的一批具有共同信仰的人，前提是自觉自愿;而五七干校是由发起者利用国家权威动员和强制“安排”的结果，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主动报名，甚至还有人因自己到干校学习和锻炼的申请没能获得批准而痛哭流涕，大多数人则是出于政治压力被迫参加的，带有相当程度的惩诫成分。所以五七干校后来被许多人指控是一种变相的劳改和流放。但事实显然并非全然如此。在当时，五七干校实际上成了国家选用干部和“人才”的主要途径，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干校经受“锻炼”之后，便以“新人”的面目重返工作岗位，并且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曾经参与创办《读书》杂志的老出版家范用于1969年下放到向阳湖五七干校，两年后便“幸获解放”，回到北京“抓马列著作的出版发行”，但他接到调令后的第一句话却是：“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个人有什么用?”而到了1973年，“五七战士”们也大都以不同的方式分期分批、陆陆续续“归队”。曾经喧腾一时的五七干校很快便人去屋空了。

　　(7)意识形态的藩篱之内在滋生谬误的同时，也蕴藏着催生真理的种子，如同宗教的苛刻教条里面也蕴藏着人心求真向善的普世情怀一样。历史的悖论和复杂性也许正在于此。在五七干校后期及至文革终止以后，一股类似于欧洲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的思潮便在中国大地上滥觞开来，并且开创了一个以人的主体性复苏和思想解放为标志的“新时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了新的时代主流。19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启动，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建构被许多知识分子认定为将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标志。20多年来的改革也正是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向前推行的一个过程。然而，如果认为对个体自由的伸张和资本市场的确立就可以消弭人类探寻真理的热忱和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则不免会陷入另一种极端的泥淖，人性的贪婪和堕落就可能冠冕堂皇地以自由的名义大行其道，从而对人类文明构成新一轮的毁损。作为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将对独立思考的权利的捍卫与对传统思想资源的不断发掘和新的思想领域的掘进置于同等视阈，才可以履行好这份义务，否则就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渊薮难以自拔。

　　(8)包容或正视那些来自边缘的异议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怂恿、鼓励某种极端社会情绪和“革命”的滋生。因为，无论对于异见和抗争者本身，还是既得利益阶层，这都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大甚至惨重的代价，并使社会重现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周期性震荡。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任何时候，革命都是一种绝境中被迫做出的抉择，而始终与底层保持着一种近乎亲缘般的伦理联系。就此而言，“革命”应该拒绝妖魔化的叙述，就像也应该警惕过去那种绝对神圣化的叙述一样。重要的是如何为各种利益主体和冲突性话语提供一个平等、民主和理性的对话空间，这不是讨价还价和商人式的利益估算，而是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价值互动机制，也是我们在日趋严酷的全球资本化语境下，寻求通往公平正义和理想社会的一条必经之路。

　　(9)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恩格斯】

　　(10)有人说过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艺术则是一种不妥协的政治，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政治和文学脱离不了关系，他们是互相影响、互相支配、互相渗透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有的人把政治过于窄化、通俗化，把政治当成是中央的文件、国务院推出的政策，事实上这是政治的日常形式。我们说的政治要更抽象一点，更本质化一点，是对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支配力量，是一种与我们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文化政治。这在中西方都一样，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在中国表现的更集中，更激烈。先锋派认为文学可以脱离政治而存在，这种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前30年中国文学泛政治化的反驳，但事实上它后来是矫枉过正的。并使得80、 90年代的主流文学与政治疏离，导致文学日益缩水，放弃和丧失了自己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