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美国和欧洲各地速度更快。尽管这些国家最初疫情泛滥时，措施不力，但近些天已经开始重视以来，纷纷采取多种措施，如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等。但却有两个国家极其特殊：
一是瑞典：据《环球时报》报道，瑞典官方12日决定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统计，该国也将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斯德哥尔摩的一名官员表示，已经没有可能阻止新冠疫情在瑞典的传播。该国公共卫生局则称，将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医护人员、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新闻处发言人埃里克·伯格隆德11日深夜表示，斯德哥尔摩地区正在减少新冠病毒检测人数，从12日起，对于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停止检测，只对已入院者和高危人群进行抽样。伯格隆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说：“我们已经改变策略，不再尝试检测每个人。如果你年轻力壮，即使有新冠肺炎感染症状，我们也将不再检测。无论你是去过高危地区，还是曾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请等待症状发作和消退。”瑞典《每日新闻报》12日报道，斯德哥尔摩官方称，以前大范围检测太耗费资源，政府没有能力对每个确诊病例进行追踪，现在医疗系统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保护弱者，完全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二是英国。3月12日，英国政府宣布，该国疫情应对措施从“遏制”阶段进入“延缓”阶段，即要放缓病毒的传播，也就是不再去完全控制这个病毒，让人们在今年夏季慢慢地去感染，然后逐渐康复，进而在冬天之前达到“人群免疫”的目标。按照英国政府首席科技顾问帕德里克·瓦伦斯的说法称，英国政府采取这种策略的原因，是趁着春天到来，天气回暖，让英国人在冬天之前都获得对病毒免疫的能力，这样到了2020年底冬季如果疫情再出现就不怕了。
对英国政府这种所谓抗“疫”行为，两句话简要评论：一是表明英国政府对科学知识的极端无知和愚蠢。二就是英国作为资格最老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本性的典型表现。笔者着重谈谈对瑞典行为的认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马克思把“资本”的剥削、贪得无厌、肮脏的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所以不大愿意称自己为“资本主义”，于是改称“市场经济”国家，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称之为“计划经济”国家。但欧洲有一个特殊国家即瑞典，从来不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称是“市场经济”国家，而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个“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具有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它的名称就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如果说，苏联解体之前，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特别是在中国虽有一些影响，但影响并不大。但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突然吃香起来。原来西欧一些所谓工人政党极端不喜欢苏联社会主义，他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称之为列宁、斯大林的“专制社会主义”。苏联解体了，就证明苏式的“社会主义”即“专制社会主义”失败了。而瑞典自上世纪初社会民主工党参与瑞典大选获胜，工人政党首次通过选举进入宪政政府，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探索。几十年过去了，瑞典宪政制度依然健在，十分巩固，国内没有发生过内战和动乱。瑞典经济上也进入世界首富行列，并以“从摇篮到坟墓”最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而闻名于全世界。
而苏联的所谓“专政社会主义”最终解体。也就是说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与苏联的“专制社会主义”竞争中，瑞典获得了胜利。实践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似乎胜于“专制社会主义”。不仅那些西欧的所谓代表“工人阶级”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工党”竭力吹捧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某些官员、教授一方面借苏联的解体鼓吹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失败论、错误论，另一方面也开始撰写大量文章和著作，把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楷模，并号召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应当把瑞典模式作为学习的典范。原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教授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概念并不始自于马克思、恩格斯，当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否定因素开始了它的发展时，虽然它当时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是用一种新的剥削方式的阶级压迫社会取代另一种剥削方式的阶级压迫社会，因此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也始终伴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思想领域，就出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新的一种社会思潮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一词的词根源自拉丁语sociare(社会)，意指联合或共享。当“社会”一词后加上后缀“主义”形成“社会主义”概念时，意指由独立个体的人之间组成的社会成员之间应该拥有公平，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社会主义”概念始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把他们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公平、平等”的社会，但许多人发现了这个社会仍然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公平现象，于是主张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把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称之为“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概念的产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否定因素，这种否定因素的特点就是“公有制”。欧洲著名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付立叶、圣西门更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作为区别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这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最突出的成就。但是他们这种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仍然是照搬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理性原则即“自由、平等、博爱”。 他们没有把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看做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看做“理性原则”主观推导和构造的产物。他们主张这种社会主义的实现靠思想家个人的实验，而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不支持甚至强烈反对当时英、法、德已经爆发的三大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是所有制问题，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种消灭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思想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系统深入的阐发。
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产生之后，围绕社会主义是否要消灭私有制?是否要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马恩时代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苏黎世三人团(伯恩施坦是其中之一)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是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的。马恩去世之后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是是上述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在欧洲许多国家影响到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与伯恩施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不妥协的坚决的斗争。列宁所建立和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1918年更名为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通过十月革命把书本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变为实践的现实的社会主义。但欧洲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始终反对列宁的这种社会主义，继续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上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实质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变种。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这股思想的典型代表，其要害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进一步导致这股思潮的泛滥和影响。中国也有相当多的官员和教授加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大合唱之中。原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和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就是他们中的急先锋和典型代表。
因此我们无论从“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也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但实际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虽然科学社会主义也讲公平、平等，与这种社会主义似乎有些相似点。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都首先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讲“公平、正义”。离开公有制的所谓“平等、正义”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的表面的虚伪的公平、平等。我们再看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2004年，中国一位“民主社会主义”信仰者访问瑞典采访原瑞典首相，也是原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卡尔松时，卡讲了这样几个观点：
一是如何评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我们看来，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具体所有者的体制，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是乌托邦，无法适应市场变化。二者都导致了苏式社会主义的低效率。我们如果也那么搞，恐怕不但不能长期执政，而且早就会落选，被选民赶出议会。”
二是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本质。“有许多人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公式去对照检查瑞典，认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地球上的社会主义是多元化的，从来就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上面那个公式不过是斯大林为自己的苏式社会主义定做的，而且他们自己也过不了关。苏联工人长期低工资，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夺，能说是‘按劳分配’吗?”
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瑞典有什么义务必须遵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式呢?瑞典人创造了自己的公式，就写在它那面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上，不过四个单词：‘私有、市场、平等、福利’。解释起来也很简单：保护私有产权，通过市场调节、通过二次分配，达到大体平等，提高社会福利。这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85%的商业、94%的制造业都属于私有制。正是靠这一点保证高效率，保证能把蛋糕做大。这样才有可能实行高税收，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保证公平和福利。”
卡尔松的回答再直截了当地表明，这种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它的所谓高“福利”现象也首先是满足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之后，拿出些残羹剩汁施舍给工人群众罢了。以这种所谓高“福利”为特征就敢明目张胆称之为“社会主义”，不典型地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倒退吗?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社会主义如果是“公有制”为基础，必然在执政党和国家理念上奉行集体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观念，这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清清楚楚。当今面临新型冠状病毒在整个国家的横行肆虐，唯一的正确指导思想一是治，即最大限度调度已有的一切医疗资源救治已经感染者、患病者。二是防：即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多种措施阻止和割断病源的传播，把病源的传播力减小到最低程度，使感染者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此次中国抗“疫”的成功已经最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治不防，那么病毒必然会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导致更多的人群被感染，原有的医疗资源本来就有限，最后结果就是人群中大面积感染，整个医疗资源崩溃。最终倒霉的还是那些大多数普通的工人群众。而瑞典政府对待冠状病毒的态度和措施就是后者。
《环球时报》评论瑞典政府这一做法是“是第一个向新冠肺炎疫情公开举手投降的欧洲国家，该国的这一最新政策无论对保护瑞典民众的健康还是对协同全球抗疫都是高度不负责任的。”“然而以瑞典的公共卫生发达水平来说，它还远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湖北省有过多个人口远小于瑞典、医疗水平也低于瑞典的城市，出现了比目前瑞典多得多的病例，但是那些城市没有放弃，它们近日都实现了新增病例的归零。”“瑞典在没有尝试开展进一步防控动员的情况下，直接放弃了对疫情的全面抵抗，把抗疫战线缩小到医院的狭小部分，只保入院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将社会上的疫情几乎置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是对防疫规律的严重背离。”
笔者昨晚看到一条微信《这5个国家才是世界的榜样!》，介绍了古巴、越南、老挝、朝鲜即中国的抗“疫”状况。笔者这里只简要提一下古巴。
一是古巴有强大的社会医疗服务体系。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教育，政府预算的50%以上都实打实的用在了社会事业上……。古巴人均医生数是世界第二，仅次于意大利。
二是已经对蔓延世界的病毒传播做了充准备。目前古巴已有4例确诊病毒患者，但古巴不仅拥有足够的床位(已在11家医院开放了1322张病床，在十个隔离中心，准备了824张病床)和发达的医疗卫生技术，古巴更有高效的防疫机制。古巴已经推迟国内所有大型文艺活动、暂停电影院、剧院等场所的演出，还将向每个家庭发放消毒液。
三是愿意让至少有5名确诊患者的邮轮“布拉马尔女士”号停靠本国港口。此前，这艘邮轮在加勒比海多个港口被拒绝停靠。古巴政府表示，这项举措是出于“人道主义关切”和“共同努力应对和遏制快速蔓延的大流行疫情”的需要。
四是50年来有13万医护人员服务过70多个国家，不仅创造了大量外汇，也有力支援了其它国家的卫生健康事业。这次意大利疫情严重，也向古巴发出邀请，希望派医疗队。古巴已答应准备派出。
这就是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古巴。而号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在严重的疫情面前竟然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而放任病毒泛滥自流，幻想自生自灭!与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这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的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味道吗?原因就在于其经济基础是私有制，而非公有制。
同时也警告中国那些离开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和为人民服务等意识形态的一些官员、学者、教授其奢谈什么“社会主义”理论，那只能是假冒伪劣的社会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借这种“社会主义”概念之名，在中国大地上复辟资本主义。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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