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学术研究的“快餐化”现象深层次根源分析

　　【内容摘要】《光明日报》1月5日发表黄典林同志《学术研究的“快餐化”倾向有害无益》是一篇好文章。笔者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深层次的根源。首先从主观原因分析：一是功利化的科研动机和目的。二是对教学与科研工作关系的错误认识。三是不注重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四是缺乏勤奋刻苦的研究精神。五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六是肤浅、片面、不完整的知识结构。其次从客观原因分析：一是私有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也影响到高校领域。二是大学存在扭曲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理念。三是错误的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四是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五是缺乏正常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六是偏离或背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大学教育的路线和发展方向。

　　笔者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第一线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直至退休。在实践中，早就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太多了。上个月，笔者在网上发表了评论西安交大校长演讲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不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认识中国高等教育问题》，文中提出和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九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是自己一生对教育问题观察认识的结果，背后有大量感性的具体的事实材料做支撑。前些天，在网上又看到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传媒大学黄典林副教授的文章《学术研究的“快餐化”倾向有害无益》(以下简称“黄文”，见附录)，读后感到是一篇好文章，也非常赞同文中的基本观点。其好就好在直面和正视高校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且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当今整个社会掩盖粉饰现实阿谀奉承之风极其盛行的状况下，《光明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了。在此为《光明日报》点赞!为黄典林同志点赞!

　　该文揭示的学术研究“快餐化”即急功近利现象笔者在职时也发现过，但高校学术研究方面不仅存在“快餐化”，还存在弄虚作假现象、垃圾文化现象、唯书唯上现象、权钱利益交换现象、以权谋私现象、价值评价扭曲现象等等。这些现象不都是孤立的，往往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多种现象并存。我想任何一个在高校工作时间较长，且有正常思维、是非美丑清晰的人(不要以为高校领导、教授头脑都清醒、聪明，高校教授甚至各级教育部门甚至教育部的领导糊涂虫的人太多了)对高校问题都应该看得很清楚。且篇幅所限，不一一具体列举现象和事例了。

　　笔者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是书斋的哲学，而是实际的哲学，是批判撞击现实的哲学。哲学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应该通过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透视出其背后深层次的的思想、政治、经济等根源。只有全面和深入揭示出现象的根源，才能真正找到解决这些现象问题的具体的医药良方。本文正是运用哲学方法试图揭示学术研究“快餐化”现象的背后的各种根源。

　　黄文把学术研究“快餐化”定义为“脱离了探索未知、解决真问题的宗旨，在一套‘唯论文’量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控制下，被扭曲为一种只有空洞的数量和外在辞藻，成为无实质性内涵和思想贡献”的科学研究现象。其实不仅是“无实质性内涵和思想贡献”，而且是虚假内容、错误内容。不仅是“唯论文”，也是“唯著作”、“唯项目”、“唯奖项”、“唯成果”。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科研工作者本人身上，也存在于高校校、院领导身上，也包括教育部及国家、省市有关科研的管理部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笔者结合自己对高校科研工作的观察，从主客观两方面对黄文再做进一步的揭示：

　　一、主观原因

　　主观原因主要是从科研主体即科研工作者自身找原因。它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功利化的科研动机和目的。

　　大学教师都要评定职称，都要工作考核，评职称和工作考核都要与科研成果联系起来。任何一个大学老师考虑自己的职称没有错误。学校通过对老师科研成果的考核评定职称也没有错误。但一个教师究竟为什么搞科研?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学教师肩负着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探求未知追求真理”的社会职责，为社会和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成果，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进步。那么从你一踏上教师岗位，就应该准备和进行基本的科研活动。只要你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一般经过几年或十几年努力，大多都应该能够完成科研的基本任务。但有些教师，平时不重视科研和有意识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一到评职称时，才着急起来。因此就通过各种白猫黑猫论的途径、方法努力凑够评职称的“论文”等成果。这种仅仅是为了评职称或工作考核，仅仅是为了获取个人名利地位而搞“科研”能不“快餐化”吗?甚至为达此目的而弄虚作假。近些年来，高校抄袭剽窃，假论文、假研究成果不断见诸报端和媒体。就研究者本人来说，就是功利化的研究动机、目的导致而来。抱有这种研究动机者大多在职称评定之后，基本放弃了科学研究，或者也只是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应付差事。

　　第二，对教学与科研工作关系的错误认识。

　　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发现高校有两个基本矛盾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真正搞清楚：一是教与学的关系，目前基本上重教轻学。不懂得学生和学习活动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再一个矛盾就是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笔者所在的学校成立初期的教师大多都是中学老师转为大学教师，他们大多把中学的教学活动特点带到大学来，不懂得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的本质区别，因此不懂得大学科研活动与教学活动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促进关系。在这些老师看来。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只要认真教好书，能够得到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即可。他们认为大学教师不一定非要搞科研。因此主张评定职称不一定要与科研成果挂起勾来。笔者最初走上教学岗位，发现有些年长的教师就持这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许多中青年教师。其实他们不真正懂得大学教学的实质，教师本人就必须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因为大学教学不仅传授书本现成的知识，还要教给学生探求新知识的能力。你自己不具备这种能力，如何引导培养学生这种能力呢?但学校一般都硬性规定科研的指标，并与职称挂起勾来，因此造成有上述观念的教师或者放弃高级职称的评定，或是临时抱佛脚，仓促应付，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由此形成的科研成果能不是低水平的“快餐文化”或“垃圾文化”吗?

　　第三，不注重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笔者实践中发现有些教师轻视科研工作，认为搞科研很简单，不就写几篇文章吗?我只要拿出几天功夫下点苦功夫，文章很快就能写出了。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搞科研必须具备一定科研意识和能力。大学科研意识和能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在实践中逐步培养和形成的。所谓科研意识，就是必须具备进行科学研究的自觉性、主动性，不是要我科研，而是我要科研。科研意识的具体内容包括问题意识、观察意识、写作意识和创新意识。所谓科研能力也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写作能力，以及在前几者基础上形成的有独立提出新见解的能力。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一种意识、能力的培养绝不是一簇而就，而是一个自觉的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培养的。而一些教师平时不注重这种科研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即使一些研究生毕业，其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也相对较差。企图在较低的科研意识和能力情况下，又想拿出较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应付评职称和完成科研任务，也只能导致“快餐化”的结果来。

　　第四，缺乏勤奋刻苦的研究精神。

　　马克思讲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也就是说进行科研工作必须有勤奋刻苦的精神。这句话实际也是马克思从事《资本论》研究工作的真实写照。我们今天大学进行科研工作，也需要马克思那样的科研精神。我所接触的有些在教学上优秀的老师除对科研工作的轻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勤奋刻苦精神，不愿在收集和整理资料方面下太大的功夫，不愿意经常进行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和钻研，怕苦怕累。但又迫于评职称和工作考核等外界压力。不得不应付科研。这也是导致“快餐化”的重要要原因之一。

　　第五，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

　　科研的过程本质是认识的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毛主席谈到认识过程首先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要完成这个过程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感性认识十分丰富，二是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因此研究的过程不仅如何体现在最大程度地收集资料的过程，也表现在如何整理资料、提炼概括的过程。这个正确的思维方法就是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何科研工作不仅文科研究、理工科研究也都需要科学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论述太多了。但现实中一些研究人员轻视哲学特别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一定有哲学思维，要么是唯物论、辩证法的思维，要么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以科研选题为例，选题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社会现实的需要，是努力回答社会现实中人们的模糊和疑难问题。但相当多的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是唯书唯上，直接或间接把科研变成了对书本和权力者观点的论证，而且不自觉的前提就是前人或外国人、权力者的观点都是真理。同时竭力回避现实生活中真正需要回答的尖锐的甚至所谓“敏感”性的问题。由此导致这种所谓“研究”成果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但许多这样的成果不仅易于为刊物特别是核心刊物刊载，而且屡屡获奖。有些研究者就瞅准这种现象，观风使舵，哪些研究项目、课题易于为官方认可、易于刊载、易于获奖，就研究什么题目。这种现象太多了，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专业研究人员，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相当之多。笔者不一一例举了。因此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研究成果一定会导致程度不同的“快餐文化”、“垃圾文化”、“虚假文化”等。

　　第六，肤浅、片面、不完整的知识结构。

　　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要有完整的知识结构。古人讲要专与博的结合，也就是在专业上要最大程度地专和精，在知识面上要最大程度地博。笔者在在职时经常给文科学生讲要树立大文科意识。而且这种知识结构要形成一个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这不仅是搞好教学的前提，更是搞好科研的前提。但笔者发现部分大学教师的知识结构既不专也不博，或者只专不博。“决裂”电影中葛存状扮演的大学教授“马尾巴的功能”式的知识结构现象现实大学中大有人在。不仅感受到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专业学科中有这种现象。其它学科也同样存在。笔者曾经参加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有的老师发言中就指出了历史学存在的“碎片式”研究方法即把完整系统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学内容割裂为孤零零的一个个人物、一个个事件，努力挖掘其细节。研究得似乎很深入，但缺乏对人物、事件的宏观、本质认识。就如同苏轼诗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上”。说明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整和不系统性。这种现象也是造成“快餐文化”、“垃圾文化”等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特殊的原因，笔者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客观原因

　　造成学术研究“快餐化”更重要的原因是客观原因，也就是社会原因、大环境原因、发展理念、科研管理等原因等。

　　第一，私有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也影响到高校领域。

　　“改开”以来，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搞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打着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实则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即“看不见的手”观念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由此导致私有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各个地方、各个角落、各个领域泛滥开来。同样也严重影响到教育系统，也推行教育产业化，也通过物质刺激调动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教育从培养人的功能转变为知识分子捞取名利地位的名利场、转变为发财致富的地方。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教学与科研一律量化，细致又细致，且都与个人的所谓“绩效奖金”紧紧挂起勾来。由此造成相当多的教授搞科研不仅仅是为了评职称，也是为了赚钱、评奖，获取功名利禄。如此指导思想下表现在科研成果和数量方面能不“快餐化”吗?能不弄虚作假吗?

　　第二，大学存在扭曲、片面的发展和学科建设理念。

　　大学要发展没有错误，但大学发展的内容究竟什么?许多大学领导认为大学的发展一是归结为专业数量的发展、学生数量的发展、规模的发展、校园面积的发展、大楼的发展、自然环境的发展、排名的发展，二就是学科建设的发展，而学科建设就是科研项目的发展、科研成果奖项的发展、研究生点(包括博士生点、硕士生点)的发展、研究生及其导师数量的发展。所以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在某校开会，校领导都要介绍本校学校的规模、专业点、研究生点、学生人数等学校都可以量化的东西。同时，某机构每年都搞各高校、各专业、文理科大排名。因此各个学校就都把工作重点放在所有这些可以量化的东西，特别是研究生点、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获奖级别数量等，以此争学校排名、学科排名、专业排名，而不注重教学和科研的质量。在这种发展理念下，学校与学校，专业与专业都展开的激烈的竞争。学校制定名目繁多的措施鼓励争专业点、争研究生点、争项目、争发表论文、争获奖的奖励措施。于是各个学校校院领导、教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仅利用领导权力特别利用国家和省市掌握审批研究生点和研究项目、奖项大权的学术权力为自己学校、部门捞取利益。这在高校已经是尽人皆知的潜规则了。由此必然派生出大量的“快餐化”、“垃圾化”、“假冒伪劣化”的研究成果来。10多年前轰动全国的西安交大李连生造假项目且欺骗获奖事件正是这种错误的发展理念和扭曲的学科建设的典型事例。笔者10多年前，在《天津教育报》发表短文《究竟什么是学科建设?》就批判了这种扭曲的学科建设观念，强调学科建设的本质首先是人的建设，是学科研究人员自身素质、能力的建设。

　　第三，错误的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

　　笔者在一生的科研实践中遇到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研究成果的评价问题，说白了就是究竟是什么是好的高质量的论文?笔者写了一辈子文章，也看了一辈子文章包括学生的作业、本科和研究生学术论文以及刊物学报发表的、学术会议参会的论文，特别是某些知名人物发表在知名刊物的所谓“重磅级”论文。往往对一篇论文与其他老师，刊物编辑，与会议专家讲评等评价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如上世纪80、90年代哲学界所谓解放思想，相当多的人包括知名大学的知名教授以研究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为名，几乎完全照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所谓“创新”解读为主体性而否认客观性。这显然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但围绕这一问题，全国相当多的大学教师、教授包括知名教授写了一批又一批的文章发表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国家级及知名大学的学报上。笔者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也写了多篇反驳文章，但只有个别文章刊发出来。如复旦大学教育部的大红人愈吾金教授写了相当多的有关论文及专著。笔者90年代就写过多篇文章与之商榷，但都被各种刊物、学报枪毙。直至2005年笔者针对俞发表在《哲学动态》上的一篇鼓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文章《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写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反驳之，才发表在《哲学动态》第5期上。笔者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包括知名刊物学报上发表那么多的观点错误和逻辑混乱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国家级、省市级研究项目、成果垃圾化现象如此之多?黄文指出的“快餐化”的一些文章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这种“垃圾化”东西。笔者一直认为，科学研究就是通过研究自然和社会现象揭示其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促进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研究部门及媒体刊物，却研究和刊载如此荒谬、错误的大量研究成果，或者回避人民群众关注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如这些年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许多“成果”恰恰就是高校教授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国家正式媒体、刊物、出版社发表出来，而批判他们的成果发表却极其之难?前几年围攻王伟光、周新城同志的文章许多就发表在国家正式刊物上。高校相当一大批“教授”、“博导”就是依靠这些错误、荒谬的“研究成果”获得项目、职称、奖项、各种荣誉及各种学术权力的，且这些现象始终得不到管理意识形态的国家最高权力部门的揭露和批判，还在一定意义上纵容和助长。而各个大学领导及有关部门认为发表、获奖级别之高就一定是“优秀成果”，如获取“诺贝尔”奖的作品就一定是“优秀”作品一样。笔者认为，正是高校、出版部门及科研管理等权力部门这种扭曲的是非美丑善恶的辨别标准和能力也是导致“快餐化”“垃圾化”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第四，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科研工作的方方面面。

　　毛主席在世时，特别提醒全党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拿到党内生活中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毛主席提醒批判的这种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权力部门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愈演愈烈。同时这种商品交换原则也影响和扩大到教育系统。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权钱交换、权学交换、权色交换、学钱交换、学色交换等也比比皆是。那么在科研领域这种交换原则也极为严重。如某些学术权力者不仅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及弟子、熟人谋取项目、奖项，且与其它学术权力者相互交换。如某一个项目或奖项的评审组织评选时经常不考虑研究项目、成果的质量。今年评给某一位评委，明年就评给另一位评委。评委的权力大小也不同，权力小的评委也用金钱等物贿赂权力大的评委。各校院为获取项目、奖项，发动各种关系贿赂学术权力者。有时不好直接为评委送钱送物，于是就邀请评委讲学，不是因为其有真实学术水平，而是其有学术权力。通过多给讲课费名义贿赂上述人物。这在高校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秘密了。据笔者所知，某位掌握研究生点、国家项目的学术权力者每年到处被邀请讲学，收取大量讲课费，且给予邀请者许多方便。一些学校为通过学术权力者为本校获取更多利益，往往给这些学术权力者以比普通教授高数倍数十倍的年薪，同时还用高薪或住房挖其它学校的真正有学术权力的所谓“人才”。还有报刊、网站公开叫卖论文等都是商品交换原则的典型表现。如此科学研究，能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吗?能没有“快餐性”、“垃圾性”的研究成果吗?

　　第五，缺乏正常浓厚的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氛围。

　　科学研究固然研究者自身的素质、能力起巨大作用。但外界环境、研究氛围也极为重要。一个学校重视科研工作，除创造有利于科研的硬件条件之外，还要创造软环境。这个软环境就是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就要形成研究者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质疑、相互启发，正常的讨论辩论氛围。这种环境不仅能够提升研究者自身的科研意识、科研能力，而且能够相互撞击出许多新的火花和深层次的见解。笔者多年观察，一般大学大多不重视科研软条件的培养和创造。笔者在职时，曾给领导提过多次建议，如在各教研室、各学院经常把思想理论界、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拿来举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会、研究讨论会。再如硬性规定教师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后一定把会议概况向全院教师传达，形成一种惯例。但大多数领导把科研仅仅看做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仅仅通过加大物质奖励和考核要求激发研究者的积极主动性。由此造成部分教师科研意识、科研能力的欠缺。由此造成低水平或错误的“快餐性”的成果来。笔者发表在2007年我校学报上的一篇论文《大学要努力办成“学习型社会”》就揭示和批评了大学不重视培养浓厚的学习氛围、科研氛围的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来。同时即使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也缺乏真正的学术研讨、观点碰撞和交锋，同时竭力回避社会焦点。笔者某年参加的一场全国学术讨论会，会议负责人大会上公开讲。“敏感”性的问题不要涉及。笔者就不明白了，老百姓最关心“敏感”性问题，我们这些搞专业的大学教授们都不敢触碰“敏感”性问题，不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回答之，让老百姓怎么办呢?这叫做科学讨论会吗?难道这种会议只是为官方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唱赞歌吗?如此怎么能够引导与会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呢?

　　第六，背离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和发展方向

　　毛主席“古田会议”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红军明确为谁打仗问题。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训中三八作风第一句话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时代强调大学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大学培育的目标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是又红又专的人才。因此要求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明确为人民教书、为人民科研的思想，多数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点。“改开”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彻底抛弃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被看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世界观改造”再也不提了。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异化”的人，“单向度”的人，片面扭曲的人。笔者在职时曾写过的一些文章说，大学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同程度丧失了羞耻感，已经不同程度变成了小市民、商人和政客。所以大学科研工作中出现的包括“快餐化”、“垃圾化”、弄虚作假、权钱交换、权学交换、权名交换、学钱交换等现象归根阶段是知识分子做人标准出现了问题，是世界观出了问题，是是非美丑善恶观念出现了问题，也是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制度出了问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育的思想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是根本背离或偏离了毛主席所说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的根本宗旨和教育方针。

　　因此笔者认为，纠正学术研究中的“快餐化”等现象不能单纯从具体措施入手，只治标不治本。而要从根本上即教育的宗旨、方针入手，解决究竟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学教师?合格的大学教授?大学教师要不要正视自身存在的旧思想、旧观念、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要不要改造世界观?要不要政治挂帅?要不要又红又专?要不要做普通劳动者?为什么要搞科学研究?如何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和管理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是真正解决知识分子如何做人的问题，这才是克服学术研究中种种错误倾向的根本措施和方法。

　　以上见解仅供参考!望各级领导、老师及网友同志们批评指正!

　　2021年2月18日

　　附录：

　　学术研究的“快餐化”倾向有害无益

　　发布时间：2021-01-0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黄典林

　　【光明论坛】

　　随着近几年各高校纷纷加大对科研产出的要求，高校教师，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青年教师面临的科研压力也水涨船高。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与个人晋升挂钩的制度规则下，一些“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自我戏称)们不惜通过追逐各种热点或时髦概念、把同一主题稀释拆分为多篇“水文”，或者“新瓶装旧酒”式的对既有研究结论重新包装发表，

　　以实现科研发表数量的最大化。

　　这种氛围之下的学术研究已经脱离了探索未知、解决真问题的宗旨，在一套“唯论文”量化指标评价体系的控制下，被扭曲为一种只有空洞的数量和外在辞藻，成为无实质性内涵和思想贡献的“学术快餐”。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种“学术快餐”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由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期刊排名指标和科研工作者三者构成的互动循环机制，被裹挟在其中的高校青年教师很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这一现象。论文发表快餐化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现实原因。

　　一方面，迫于学校排名、学科评估等各种评价体系的压力，各高校不得不把论文发表，尤其是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成果的数量作为评价教师贡献度的核心指标。一些模仿北美高校“非升即走”聘期制的高校，更是把“高水平”论文的发表量与终身教职资格的获取挂钩。这种导向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陷入“唯论文”的恶性循环，重数量而轻质量，难免助长科研界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甚至导致“逆淘汰”的结果。

　　另一方面，各大期刊为了提升影响因子，在既有的排名体系中不断爬升，也不得不考虑所发表论文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关注、引用和转载。排名压力下的期刊编辑们，往往会更关注那些自带“流量”的“明星”教授写的时髦文章。相比之下，那些默默无闻的“青椒”们，即便学问做得不错，往往也会因为资历和题目不够时髦而被拒之门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得到编辑的青睐，追逐热点也就成为不少科研界新人的无奈之选。跟风模仿、扎堆发表、论文同质化在所难免。

　　无论是高校愈演愈烈的“唯论文”评价体系，还是学术期刊为了影响因子而引导作者追逐热点，在这两套体制规则下，只有那些能够迎合和适应这套快速产出规则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较好地生存下来，游刃有余;而那些追求“慢工出细活”，甚至“十年磨一剑”的学者将会发现，不仅各种正常的职业晋升和学术利益与己无关，甚至有可能还要面临“逆淘汰”的结果。

　　无疑，学术研究领域的这种“快餐化”倾向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现象极大地挫败了许多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违背了科研工作的基本规律。尤其是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来说，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较长的时间。而既有的这种一年一度的量化评价指标，让有志从事这类高质量研究的学者望而却步。更严重的是，这种体系从根本上扭曲了学术研究的宗旨，把以发现和回答真问题、贡献新知识和新思想，或者就重大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旨归的科研工作，异化为一种在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界内部自我循环的文字游戏，降低了科研工作对社会整体的贡献度，浪费了科研成本。

　　当然，我们说反对学术研究的“快餐化”倾向，改变“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提倡多元评价，并不等于不要论文。鼓励科研工作者多出高质量学术精品，既要保留现有评价体系中的合理成分，更要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在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上都相对友好的工作环境，让不同类型、不同特长的人才发挥各自优势，切实提高科研工作的创新水平。

　　令人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目前某些不良科研评价导向的危害，并开始纠偏，出台了一些实质性的解决办法。从全国教育大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再到前不久引起广泛反响的破除“唯论文”的呼声，相关举措层层推进，步步落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下一步，关键就要看各高校、科研机构如何将这些精神落实到各自的学风教育和专项整治行动之中，切实为科研工作者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良性发展的、鼓励创新的环境。

　　(作者：黄典林，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