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在天则所某研讨会上的发言

  （题注：前不久，本人应邀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中评网”主办的“自由表达与论争规则”研讨会。会议报道链接在此。本文是本人在会上两次发言的内容整理稿。）

    近几年中国社会左右派思想对立比较严重，左右如何划分，每人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没有必要细说。开这个会，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最近，茅于轼先生在沈阳、长沙的演讲活动遭到声势较为强大的抵制。我发了一个微博，专门讲这件事。我认为，有不同意见很正常，茅于轼先生有些观点我也不认可，也专门写过文章批评茅先生的观点。但我觉得，茅于轼先生80多岁了，把观点之争发展到行动对抗就不太合适。我觉得这是我们开这样一个会的由头。
    从观念分歧发展到语言和行动上的暴力对抗，这种现象我觉得不仅限于茅于轼先生这一件事，这些年来这样的事非常多，不管左右派都有。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朝阳公园约架，原因就是大家在微博上说来说去说得不高兴，就约好去打架了，还有人真的拍砖。还有最近比较热闹的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李承鹏签售也发展成了肢体冲突。行动暴力外，还有语言暴力，比方说易天，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在网上污言秽语地骂人，让人无法接受，无法看。前几年袁腾飞发表侮辱毛岸英的观点，他搞活动，一帮人去抗议。没有到暴力的地步，属于闹场，类似于今天茅于轼先生面临的，你搞活动人家去跑到现场抗议，闹场，都是一类现象。说明我们现在思想界，舆论界这样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不管左派右派，从观念之争发展到语言暴力、行动暴力都很多。大家缺乏心平气和谈话的环境。
    这个现象有一些现实原因。这个会议的主题是“自由表达与论争规则”，我觉得这样的命题在知识分子之间是可以讨论的，某种意义上大家也容易达成一些规则和共识。但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很多言论不是向知识分子发表，而是向大众发表。抛开左右派的分歧，大众媒体时代所需要的语言就是粗俗的、粗暴的。换句话说，有时候知识分子在和大众进行交流时，你获得的反馈往往就是很粗俗的表达，知识分子因此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跟着变得粗俗。没有办法，这是大众媒体时代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讲“自由表达和论争规则”，我认为知识分子之间可能会达成，但是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真的很难达成。除非给大众一个广泛的、良好的教育。但是，现在的大众媒体某种程度上是在破坏这样的教育，破坏规则的形成。知识分子常常要依靠大众和媒体来显示自己“人多势众”，而非有理。
    第二，即便在知识分子之间，我们说可以达成一些表达的争论的规则，同样也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知识分子自身行为也相当不检点。我跟我周围很多朋友说过，你们何必骂脏话？我说你私下里骂脏话，关在房间里聊天骂脏话还情有可原，你在微博上，写文章的时候都带着脏字，我说这没必要。他们给我的反馈很简单、很直接：那帮人全是用脏话骂我，为什么我不能骂？我就不能往下说了，大家毕竟关系不错。但我还是认为，那些习惯于骂脏话的人，可能是默默无名的老百姓，你有必要跟他一样吗？就算对方也是挺出名的人物，你也没有必要跟他一般见识。所以，知识分子自身语言和行为不检点，要形成一个表达和论争规则的共识，我觉得也是有困难的。
    第三，这几年在发表言论的渠道和表达上，借用一下左右派的概念，我认为右派可能表达的渠道更多一点，左派相对来说言论表达受到压抑。比如说乌有之乡网站现在还没有开；电视媒体上做嘉宾，左派比较少；报纸等媒体上写专栏这些事情也是右派多。在媒体上有通畅的渠道表达观点，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我感觉这几年右派表达渠道更加通畅一点，左派感觉受到一些限制。如果不同观念各自表达的权利都有差别，“自由表达和论争规则”就显得是一句空话。能不能形成？我希望能够形成，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有可能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里形成，要在社会上形成，我真的对此比较悲观。
    在这个问题上《环球时报》算做的比较好。《环球时报》曾经约我写一篇关于当今社会“汉奸”概念如何使用、评价的文章。我的一贯观点是：“汉奸”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骂别人是“汉奸”，老百姓为之可以理解，也管不住，知识分子随便用“汉奸”这个词就没多大意思，应该慎重。我这篇文章在《环球时报》发表时，同时刊登的是何兵关于同一话题的文章。环球时报这种事干过不少，至少显示出给不同观点相同的表达权利。但这种现象在其他媒体上很少看到。不是说没有，而是很少。比方说前几年《新京报》在报道《中国不高兴》一书热销时，也把支持的、反对的观点放在一起。内心是否有明确的倾向性不去说它，至少表面上有一个共同表达的机会。但这种局面真的很少。
   

    （以下为第二次发言）
    关于语言暴力、行为暴力，在座的各位认为左派这种行为比较多，我觉得这可能与大家接受的信息不够全面有关。我不站在左派、右派的立场，我觉得两方面都一样，右派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你举任何一个左派暴力的例子，我都可以举同样多的右派暴力的事例。比如说一个网名叫“大众老虎”的人在中关村打了李承鹏的耳光，同样，艾未未也在朝阳公园门口也打了吴法天的耳光。那天现场有人想护着吴法天不要被人打，结果有人拿这么大一块砖拍在他背上。再比如说茅于轼先生最近在几个场合演讲遭到抗议，司马南也一样。司马南在青年政治学院演讲被人打断，司马南在海南演讲被人扔鞋，司马南在“四月网”演讲被一个网名叫“姑娘不高兴”的女孩闹场，还扬言“谁打司马南，她就同谁睡觉”。茅于轼先生在微博上说受到电话骚扰。同样，司马南的私人信息也被公布，他儿子的照片、他的家庭住址也被人公布在网上。司马南和吴法天都受到非常严重的电话骚扰，一天之内上千个骚扰电话，连续好几天。刚才何先生（何光沪教授）说要靠司法公正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以孔庆东那个判例为例子。的确，孔庆东在微博上骂一个不知名者的小人物“狗汉奸”，被海淀法院判罚了200元赔偿。这个事情已广为人知。我觉得这个判例很好。但是如果是一样的立案标准，光拿骂司马南、骂孔庆东的那些微博来说，海淀法院一年立十万起案都干不完。孔庆东只是骂了那个人三个字，就判罚两百块，易天等人用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骂吴法天，吴法天决定起诉，整整一年，法院根本没有立案。你说这是司法公正还是司法不作为？还是立场决定的？
刚才还有其他先生讲到，这种现象会不会导致文革，我觉得真有这个可能，不管左派右派都有导致文革的可能，我们不能说只有左派可能导致文革，右派也同样有可能。
    （张曙光先生插话：刚才说的所谓的右派里边，要打要杀的这些人，实际也是一种左，你怎么分左右？）
    我回答说：张老师，这个牵扯到我们对左和右的定义。我们这里一般按照社会上简单的左右阵营划分，而非左右的学术概念。比如说右派也有说过，民主之后杀你全家，民主之后把你们吊在天安门华表上，你查不到是谁说的。很多网民说，那要挂多少华表？天安门华表不够，就挂路灯杆上，北京的路灯杆不够，一直可以挂到廊坊、天津。所以，如果问有没有可能变成文革的这种非法制化的状态？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光存在于左派，右派同样存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是学者的理性探讨，理性思考，处于比较弱的地位。双方都企图通过借助群众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表达自己的诉求，双方都一样，没有说左派更强，右派更弱。这个问题共同需要大家警惕。
    主持人冯兴元：有没有右派比较严重的大标语，打倒什么，有没有？
    刘仰：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似乎右派比较少一点。
    我觉得当今因观念分歧导致暴力倾向的现象，跟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地位、身份、生存方式是有关的。古代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是有分层的，比如说苏东坡和王安石意见不一致，政治上还是对手，但他们还是能够友好沟通讨论问题。古代社会的老百姓是固定接受知识分子认定的那种知识、常识，古代社会的老百姓对知识分子，文化、文化人，有一种敬畏和尊重。在那种情况下，观念的分歧和争论容易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比较容易遵守规则。
    今天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大众，依赖大众媒体。这个时候你还要保持一种高于大众的身份和地位，有时候就处理不好这种关系。有时候你也得模仿大众的样子。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他是不是知识分子？这种时候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就乱了。乱的核心问题是，知识分子需要靠大众来赚钱。书的发行量，节目的收视率，需要讨好大众以获得回报。因此，整个知识界都容易对自身降低要求，导致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下降。它会影响到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骂骂咧咧的粗俗可能容易与大众打成一片，大家说你挺受群众欢迎。大众也会认为知识分子没什么了不起。而且我们讲平等，何必对你知识分子保持高高在上的尊敬感？于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也带有明显的街头吵架、骂街的特征，暴力倾向在所难免。这是造成今天因观念分歧而导致言行暴力倾向的很重要的原因。
    抛开左右派划分，讲自由表达和论争规则，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内部是有可能实现的。虽然也有难度，但超出知识分子范围，要想在大众层面下实现这个规则，至少短时期内难度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