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一贯口头主张“自由”、“民主”的右翼公知纷纷跳出来对王伟光进行围剿，在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充满了对王伟光院长的断章取义、人格污蔑与人身威胁。学者、公知们诸如孙立平、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纷纷斥责王伟光为“文革复辟”、“姚文元重生”、“鼓动底层造反”、“奇葩”、“幽灵”、“反动权威”、“纳粹”、“走资派”，威胁王伟光会“死得很惨”、“应该绞刑”……这些话说的惊心动魄，咋一看让人脊背发凉。右翼学者公知跳出来搞转移斗争方向、“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借此来制造混乱并进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是为了巩固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根本利益，推动这股反动势力日后对广大人民进行专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文章甫一公开，便引爆舆论。一贯口头主张“自由”、“民主”的右翼公知纷纷跳出来对王伟光进行围剿，在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中，充满了对王伟光院长的断章取义、人格污蔑与人身威胁。学者、公知们诸如孙立平、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纷纷斥责王伟光为“文革复辟”、“姚文元重生”、“鼓动底层造反”、“奇葩”、“幽灵”、“反动权威”、“纳粹”、“走资派”，威胁王伟光会“死得很惨”、“应该绞刑”……这些话说的惊心动魄，咋一看让人脊背发凉。
江荣生微博截图
混淆概念 曲解原意 帽子满天
其中，跳得最高的当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王占阳坚持认为，“王伟光把阶级斗争说成‘主线索’，这就是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疾呼“这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是要不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问题”、“邓论、基本路线被否定”、“请中纪委严查”、“这是一个极严重的违纪事件，其所产生的后果之严重，已到了非公开、严厉处分不足以平息事态、安定人心、明确方向的程度了。”
王占阳微博截图
王占阳大呼公开处理、严肃查处王伟光，所依据的竟然是对王伟光原意的肆意歪曲。
被王占阳等右翼公知反复炒作的那句话原文是：“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句话，任何稍微有点判断能力的人都能够理解，是涉及认识论，不涉及方法论的说辞，即是王伟光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描述与判定，并不涉及如何应对这个时代(即以什么为纲)，随后，王伟光得出结论：“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也是一个认识论上的结论。
不过王占阳却得出了方法论上的的结论：“这就是公然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实在让人大跌眼镜。王伟光原文明确说到：“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
既然王伟光完全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论，而王占阳却下死力攻击王伟光的方法论，那么王占阳们到底在攻击什么?这就有必要了解王伟光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方法论。
在这篇文章中，王伟光所反复强调的方法论，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阶级斗争”。王伟光称，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国内外颠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行专政。
此处粘贴王伟光原文段落：“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王伟光认为，在“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阶级工具的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是哪些“特殊情况下”呢?王伟光谈到，“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当下，如果不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
讲到这里，其实就非常清楚了，原来王伟光的中心意思是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来抵御国内外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而加强这种专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来自于对时代的判断：我们时代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
换句话说，王伟光认为在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现实下，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论，专政对象是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
王伟光不是讲的不清楚，相反，正是讲得太清楚了，矛头对的太准了，便把那群主张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群体给惹怒了。
而作为这个群体的当然代表之一王占阳，跳出来疯狂攻击、污蔑王伟光的方法论--人民民主专政，想必王伟光自己也能够意料得到，这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王占阳搬出宪法、党章、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理论，来攻击王伟光，真不知王占阳搬的是哪国的宪法，哪个党的基本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到：“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
而在党的基本路线里，明确提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
而邓小平理论，也反复强调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本主义、加强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
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巩固社会主义，出自党章宪法，出自党的基本路线，也出自邓小平理论，王占阳之所以要对我国宪法、党章、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中的这些内容进行攻击，扣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帽子进行污名化，恐怕是自己在我国长期从事西化、资本主义化的工作，担心专政力量专政了自己吧!
为了对付王伟光，王占阳硬生生将认识论混淆成方法论，实质上是为了攻击王伟光所重点提出的方法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维护“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的利益。
公知围剿 转移斗争大方向
与王占阳的“混淆概念、乱扣帽子”的手段不同，孙立平及其他一批学者公知采用了更为高明的斗争策略：转移斗争大方向。
我们通过读王伟光的文章可知，王伟光所阐发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是破坏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体、是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群体，是勾结国外势力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常年来，由于“阶级分析”(习近平语)视野的缺乏，人民民主专政力量式微，破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势力不断坐大，他们不断蚕食和占领我国各大高校、学术机构和传媒机构，推销民主宪政、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同时，他们也不断推进我国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试图将我国推入殖民化深渊;更有甚者，还不断地煽动民族仇恨，推动民族分裂，同情恐怖分子，极力美化神化美国，为美国扶持疆独藏独打掩护，误导我国外交。这些人，正是王伟光所提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公知们看到了王伟光言论的定向杀伤力，急急忙忙地转移斗争方向，将矛头对准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王伟光，大家请看：
公知@徐昕称：“请王伟光公布财产，让大家看看你是啥阶级”、 “王院长只要公开资产，就能定你个阶级了”;
公知@刘耘也附和道，“公布财产，看看你属于什么阶级”;
@张鸣称：“王院长起码会有自有住房吧，按现在北京的估价，怎么说也超过1千万了。”;
袁裕来转：@李宇晖_Huey称，“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号召阶级斗争。在大家拿起红缨枪之前，是否应该先搞清楚王院长是哪个阶级的，以免斗错了人?当然，实在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根据社科院的最新精神，属于探索性错误。”
@老榕则直接判定：“哼，我看象走资派、反动权威、总之，地富反坏右那种”
@吴稼祥称：“应该像审判纳粹分子一样审判”
@何三畏则直接出来威胁到:“如果是这样，王院长伟光先生应该第一批或是第二批进去?”
@五岳散人更是恐吓王伟光要“死在断头台上”：“很遗憾的是，往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断头台的发明者死在了断头台上。这是历史规律，王院长三思。”
@张雪忠高呼王伟光“一定会死得很惨”：“王伟光身为社科院长，再怎么不学无术，也知道：要像文革那样搞阶段斗争，他自己一定会死得很惨。“
@江荣生给了一个主意：“应该绞刑!”
……
公知们不断地为“斗”王伟光出谋划策，可谓是花样百出，但就是坚决不与王伟光的原文原意沾边，坚决不讲“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这样的标准。因为一讲这个标准，便没理由专王伟光的政了。这样混淆是非+人格侮辱+人身恐吓的阶级斗争方法，是右翼公知们的阶级斗争方法，不是王伟光的阶级斗争方法，更何况，王伟光从头到尾就没讲过要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方法。
公知们对王伟光群起而攻之，只是为了“斗”王伟光一个人吗?不是的，他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群众宣告：所有有财产的人都将会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从而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的群众基础、合法性与正义性。
这次围剿，事关维护西化派、分化派、私有化派、资本主义化派的重大利益，清华教授孙立平亲自披挂上阵，通过设问的方式对王伟光进行栽赃。前面已经反复强调，面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王伟光提出的方法论是“人民民主专政”，从没有提出过“阶级斗争”的方法论，但孙立平一上来就斩钉截铁地说“请王伟光院长给出搞阶级斗争的方案和方法”。这要是让王伟光院长看到了，肯定哭笑不得：三个字，莫须有。
而后，孙立平开始给王伟光出“阶级斗争”的主意，他称，“第一，先得划分阶级吧。怎么划?公布财产?”孙立平延续了公知们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思路。王伟光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划分方法非常清晰—“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分子，怎么孙立平就视而不见呢?
“怎么划?”
凡是在我国鼓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民主宪政的人，推动我国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人，搞民族分裂的人，均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怎么到孙立平那里，就成了“公布财产”了?这里，孙立平是故意暗示王伟光要打倒所有有财产的人，误导公众的认识，这就不仅仅是转移斗争方向了，而是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从而把王伟光推到许多人的对立面去，剥夺其斗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随后，孙立平继续给王伟光出主意：“第二，阶级斗争怎么斗?需要戴高帽吗?需要游街吗?第三，无产阶级要成立战斗队吗?”其实，后面这两种提法，在第一条即斗争方向、斗争对象被转移并扩大化之后，就显得荒谬可笑了。但倘若是按照王伟光所界定的专政标准，难道广大人民就不应该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进行有理有节的“战斗”?难道广大人民就任由“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剥削压迫?当然了，“戴高帽”、“游街”等说辞，无非是流露出孙立平们对广大人民战斗素质的鄙夷。
孙立平微博截图
王伟光的文章不难理解，矛头所向也十分清晰，学者公知们却大张旗鼓地进行斗争方向的转移，是根据自己的切身政治利益所进行的博弈策略选择。如此混淆之后的唯一目的是保护被王伟光矛头对准的那一小撮人，即“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我国的反动势力。
只许资本专政 不许人民专政
孙立平是何许人也?在周永康案发前后，孙立平配合一干法律党和公知，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宣称必须要通过“宪政”才能够解决周永康这样的腐败问题。这严重违背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1989年就明确指出，“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而所谓的“宪政”，就是认为法律和国家是超阶级的，是代表全民利益的，从而掩盖国家与法律的阶级本质，维护在经济基础中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根本利益。孙立平与王占阳在我国鼓吹宪政，就是为了在我国维护国内外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实实在在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如邓小平所言，这只会进一步加深我国的腐败。
美国的宪政民主实践证明，宪政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本民主，强调了财产权利和资本规则对公民权利和平等原则的优先性，在人民的民主和资本的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
最近热销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及其伙伴用资本主义数百年经济发展的详实数据证明了：资本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的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率，因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必然趋势。也就是说，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是同步进行的。西方的宪政维护了资本对人民的掠夺性优势，形成对广大人民的专政。
除了孙立平与王占阳，此次跳出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无一例外均是在我国鼓吹资产阶级专政(宪政、新自由主义)，如赵士林、刘胜军、吴稼祥、刘耘、徐昕、杨佩昌、张鸣、袁裕来、何三畏、老榕、五岳散人等人，其中刘胜军甚至向党中央高呼选择性反腐，对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官员，其腐败问题一律暂缓或者不予追究，这个行为倒是很好地注释了“资产阶级宪政”对人民的专政本质。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站在最广大人民对立面的一小撮反动势力一旦受到人民专政力量的威胁时，总是要搞转移斗争方向、“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借此来制造混乱并进而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必要性，是为了巩固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根本利益，推动这股反动势力日后对广大人民进行专政。此次跳出来制造混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倒一切的王占阳、孙立平、刘胜军、孙立平、张鸣、老榕等人，就是这股“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试图在我国推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势力的乏走狗、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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