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个伪命题 

——兼与“辽宁王忠新”同志商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标准》)。打着“科学无禁区”的旗号，掀起了一股以所谓“拨乱反正”为总纲，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社会思潮。

　　如果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政变，还只是中国上层政坛的一场组织人事变动，它还不足以从整体上改变中国发展的政治方向;那么，经过1978年这一场所谓“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并逼着全国各省党政干部“表态”、“统一思想”，这才从根本上扰乱了人们思想。从此，彻底改变了新中国3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的一切变化——打开潘多拉魔法瓶的瓶盖，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

　　如今重读这篇《标准》，人们不得不佩服：这确实是一篇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杰作”，是共产主义叛徒最为成功的一次“跪着造反”，是一剂最为剧毒的、毒害人们思想的迷魂药。

　　《标准》通篇使用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语言，自命为真正掌握了“真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然而，它所攻击、反对的恰恰就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正确命题。可是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嘴里，它却可以背弃革命理论的阶级性(立场)特征，在这个正确命题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从而把它变成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面“黑旗”。

　　《标准》披着反“四人帮”(实为反毛泽东)的外衣，武断“文革”中对十七年“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对部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的论述，对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等的批判，都被“实践证明”是荒谬的，是“无稽之谈”;从而判言这些都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拨乱反正”。

　　可惜的是，时隔近40年后的今天，实践却无情地、确确凿凿地证实，这些曾被《标准》批判、否定了的东西，恰恰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当年，《标准》中曾气壮如牛地写道：

　　“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如今，这些话究竟应到了谁的头上?这个“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不就是组织《标准》这篇文章的人自己?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所谓《标准》的出笼，原本就是一个策划于密室、由胡某人等精心炮制、最终目的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阴谋，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它的政治目的，在《标准》中早有自白：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打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标准》的实质。请问：在当时，《标准》要打碎的是什么“精神枷锁”?要冲破的是什么“禁区”?结论很清楚，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

　　必须准确地批判错误的东西

　　今天，面对现实，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

　　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结果，终于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如今的中国，已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私有剥削制度已在中国复辟;原先被《标准》否定的——“文艺、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存在‘黑线专政’问题”，“存在‘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问题”，“社会主义时期存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问题”——都已成了活生生的现实!30多年的社会实践已经证明，《标准》的批判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为此，今天对《标准》进行反批判，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我们必须遵循科学批判的原则，准确地去批判错误的东西。

　　日前，“乌有网刊”上有一篇“辽宁王忠新”同志写的文章——《用“唯一”混淆“第一”是形而上学猖獗》，笔者觉得此文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批判的科学性上似乎不太准确。为了批判1978年这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政治阴谋，他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给否定了!

　　王文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第一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然而，《实践论》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选集》第273页)又说：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同上)

　　何谓“只有”?何谓“只能”?所有辞典都解释为：“唯一有”、“唯一能”是也。“只”，就是“唯一”的意思，绝没有其他的含义。

　　另外，《实践论》中还直接使用过“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提法，注意，这在逻辑上是一个“全称肯定”的(即无条件地肯定的)概念：

　　“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毛泽东选集》第282页)

　　可见，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命题的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修正主义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歪曲了客观事实。

　　那么，《实践论》中既然使用了“只有(唯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真理的标准只能(唯一性)是社会的实践”的提法，为什么还会出现“第一性”的提法。

　　这里，王文的理解似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实践论》在论述“真理标准”时，使用了“只有”、“只能”——也就是使用“唯一性”的提法;当在论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时，才使用“第一性”的提法，因为只有承认物质的第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至于王文中提到“检验真理的标准具有多样性”，并标新立异地提出了“五个主要标准”，即：“逻辑”的标准;“坐标的标准;“良知”的标准;“高级推理”的标准;“社会实践”的标准。这就从根本上远远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了!须知，“逻辑”也好，“坐标”也好，“良知”也好，什么“高级推理”也好，有那一个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里，检验真理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个“社会实践”的内涵就是：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俗称“三大实践”。这些道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讲得非常明确了，我也毋需在这里再画蛇添足地“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