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汉奸走狗”及其他
——为《炎黄春秋》原执行主编“正名”
钱昌明
洪振快也许是铁了心要做一个“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名人”!
人所共知，“汉奸走狗”与民族英雄，是一对矛盾体，是一对死敌。两者是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的对立、对抗关系。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民族英雄，唾弃“汉奸走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崇尚民族英雄的优良爱国主义传统，这才保证了我们中华民族能历经无数危难艰险而不倒，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自己文化、能延绵至今与世长存的大国。
《炎黄春秋》原执行主编洪振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造谣侮辱、否定抗日民族英雄、烈士“狼牙山五壮士”，无疑就是把自己置于“汉奸走狗”的境地。当遭到爱国人士批判后，不仅不思反悔，反而以批判文字中有“狗娘养的”为借口，把郭松民、梅育新告上了法庭。结果，他输了官司，却又不愿“伏法”;继而上诉又被驳回，然而，他仍还要死缠烂打。
本次，“红歌会网”因刊登了刘宏泉的《致郭松民、王立华等人的一封信》，洪振快以文中有“新时期的汉奸走狗”字样，借此再把刘宏泉与“红歌会网”告上了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一个以污蔑抗日英雄烈士、美化日本侵略者为能事的人，居然也会顾惜自己的“名誉”，且动辄以上法庭说事，岂非咄咄怪事?实亦耐人寻味。
谁都知道：名者，实之反映也。一般说来，一个人的名与实应该是一致的。古人云：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颜氏家训·名实篇》)一句话，好人讲不坏;坏人吹不好。公平自在人心，是非当有公论。
刘宏泉系原“狼牙山五壮士”所在连的连长之子，他以自己掌握的确切史实证明：“狼牙山五壮士”系“地地道道的八路军正规军”(先属八路军115师独立团三连，后为独立师，再改为一分区，由杨成武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驳斥洪振快之流以编造故事的方式，污蔑他们“是欺压百姓的土匪”的烂言。同时，出于义愤，刘宏泉在信中自然也批判这种“替日本鬼子说话，与安倍唱一个调子”，斥责“带这种基因的人，充当了新时期的汉奸走狗，起到帝国主义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这有什么错呢?
对“汉奸走狗”，《辞海》的解释是：
“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所谓“走狗”：“指猎犬——后以指受他人指使，帮凶作恶的人”。
笔者不了解如今的法律怎样界定。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法律上倒是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这就是1938年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由陈嘉庚提议、通过的“11字法案”：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就是说，在日寇尚未失败、未把它们赶出国土之前，且不说投靠敌人，为敌人效劳的，即使是谁敢提一下与敌“和谈”，就应该认定其是汉奸!某个人一旦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汉奸，那是要入罪的。轻者监禁，重者可以处以死刑。
当然，法律定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会有变化的。在和平时代，像抗日战争时代那样严格的“汉奸”定义，自然已不再适用，有关的言行在法律上也可以不再入罪。然而，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在非法律范畴，“汉奸走狗”的言行在公共意识中，始终是可耻的，是不能容许的。“汉奸走狗”的言行在民族道德上，始终是可鄙的，是可谴责的，这就叫社会舆论。
现在，既然洪振快之流故意造谣、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事实是存在的(已被法院认定)，那么，人们根据这些事实作出推论，进行谴责、批判，这是逻辑的一种必然，是社会舆论正义的声音。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如果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这个人一定是白痴、低能;要么就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
洪振快是谁?《炎黄春秋》原执行主编是也!《炎黄春秋》长期来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发表大量虚无中共党史，虚无中国革命史的文章，客观上就是在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为颠覆现政权制造舆论，这中间就有他的一份“功劳”。
洪振快，原本是一个没有任何历史学术研究资历、更无任何历史学术著作，靠欺世盗名得来“历史学者”的虚名(参见拙作《揭开“历史学者”洪振快的面纱》)。他以“历史学者”打着“历史学术研究”之名，造谣污蔑、否定抗日民族英雄、烈士“狼牙山五壮士”，以恶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而名噪一时。这次，终因激起公愤，遭到爱国舆论的讨伐并受到法律的正义审判，终于因否定历史而翻了船。活该!奉劝洪振快，还是承认错误，改邪归正为好。别闹了，你再闹，事情只能越来越糟。
可悲的是，洪振快至今仍未吸取失败教训，还要去起诉刘宏泉与“红歌会网”，继续一条道走到黑。看来，他是“不到黄河心不死”，非要与中华民族为敌到底。如此死不改悔的人，其结果必无好下场。笔者预言，这样下去，最后，一定会被名副其实地以“中华民族的汉奸走狗”之名，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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