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劳动效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

　　刘光晨

　　六、效用劳动的价值构成

　　商品所代表的具体劳动，它的交换价值——即其交换得来的社会劳动量[生活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为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生产方劳动消耗的补偿c+v+m(代表为利润生产的情况)，或c+l(代表非为利润生产的情况。l=v+m)，这里显然c代表的实际依然是生产方自己的劳动消耗。一是作为社会对其劳动效用比之于同类使用价值的评价和奖惩u。前者是用于生产方劳动量消耗补偿的量，后者是奖惩给生产方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量(这里且不管它进一步转化的形式)。写作公式：交换价值=c+v+m+u或c+l+u。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c+v实际是被看做成本的;m+u本来是作为工人的自由生活量的(先假设一个简单再生产)，这里却要完全转化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转化成资本家的利润。m+u是剩余价值最终的实现形式,我们给它取个代号f【f=m+u】。

　　注意，u值根据商品效用情况可正可负。因而部门商品总价值中实际是不存在u值的，因为有正有负二者对冲掉了。部门商品的总f=m+u值,实际就是部门总m值。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公式c+v+m,实际是部门商品具体交换价值公式c+v+f平均化的表示，和部门商品价值的总值公式。

　　社会主义商品价值公式，可以记做c+l+u或l+u(l=v+m)。也可以记做c+v+m+u或v+m+u。在这里，m+u在社会主义时期叫公共必要价值，与v的个人必要价值对应着，不再叫剩余价值。不管是形式上如何划分，由于使用价值的社会规模的需求的大体固定，社会主义生产总会把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实际就是作为公共必要价值m+u的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剩余价值部分的一部分，转变成人们的自由生活时间(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也是需要有积累的)。

　　七、交换一般

　　对社会来讲，同类商品的市值[后来发展成生产价格]永远是他可以给生产者的最高的成本价值补偿量k’。至于这个市值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商品生产中生产方实际的成本消耗量k【c+l或c+v+m】，这不是他可以关心的问题。用市值大体的作为成本消耗的补偿量，是社会必须先定的接受的量，然后，才是根据同类劳动的社会效用及其价值的比较，对此劳动的社会效用的评价奖惩的量[当然从来不可能存在主动地奖励，否则就不叫买卖了，一切都是通过讨价还价不得不接受的]。这虽然是个虚拟的过程，但却指导着交换的实际。

　　对生产者来讲，好的时候市值永远是他可以获得社会补偿的“最低”的量，尽可能的多要;坏的时候，底限实际是他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成本c+v，成本必要劳动量v都挣不回来就赔本了。然后，每一个生产者都会在自己成本c+v的降低主要是劳动的成本价值v的降低和劳动的效用价值u的不断的提高中，追求尽可能多的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价值量。

　　另外，生产者对商品价值的理解，还有其特殊的一面。就是对生产者来说：在交换价值量c+v+f中，只要是刨除了实际成本消耗量补偿的部分c+v，就都是他自己自由生活的量f。因而对生产者来说，既然有个大家必须接受的市值在那里，只要他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消耗c+v【降低原料成本和更新资本的技术构成】和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用【不断改善商品的效用】，他就可以尽可能多的得到自己自由生活的量。又因为在竞争中成本转移价值c相对的是一个定量(由于竞争必然的也在不断的降低)，因而这最终就演变成了，只要生产者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价值(尽可能少的劳动量。用机器代替人实现)，和不断的提高自己劳动效用的价值，就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生活量。而当众多同类劳动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者都去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部门内部不断的产业升级革命。既不断地更新着部门的生产手段，又不断地改进着部门商品的效用。实际是从两个方向上同时推进着劳动节约的进程。

　　在这个地方，m+u不管是作为剩余价值，还是作为公共必要价值，为了维持u永远为正，而不是为负，人们就不得不无时无刻的处在各部门商品不断的效用竞争竞赛当中。

　　八、生活量的等价交换和劳动量的非等价交换

　　以上都是就单纯的生产者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讲的，主讲商品W的价值实现和构成，至多涉及W-G的过程。

　　而就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讲，他们的交换就成了W1-G-W2的过程。很明显这是一个等价交换过程，即按社会劳动量标示的生活量G的等价交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1用他的具体劳动产品W1交换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量G，具体劳动W1的价值得以实现;然后生产者1又用他所得到的生活量G，交换来需要这个生活量的生产者2的具体劳动产品W2，W2的价值得以实现。两位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围绕特定的生活量G等价交换。

　　实际上这又是一个非等价交换过程，即两个生产者各自在生产W1、W2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即W1、W2的价值，实际不等。

　　如果我们把某具体劳动单位劳动量可生产或交换的生活量,叫做此具体劳动的单位价值,那么,处在效用不断变化中的各具体劳动的单位价值(既决定于商品的效用，又决定于单位时间使用价值的产出率)，就往往各不相同,因而同等生活量的劳动者双方，它们各自所消耗的劳动量成本价值，就往往也各不相同。

　　九、工业革命的机制

　　在劳动量的非等价交换中，劳动双方劳动量实现交换的比例，可以用对方劳动的单位价值(单位劳动量可生产或换回的生活量)与己方劳动的单位价值的比表示[在这里我们先假设c相等把它抽掉了]。而这个比例同时也就代表了此劳动对它劳动的一种支配能力。

　　因而，如果从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看，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最终又不过是交换双方劳动，对对方劳动按劳动量的一种支配能力和比例关系。支配他人即社会劳动量的比例越高，也就意味着己方生活量的实现量越高。商品社会，人们生活量的实现，是通过对社会劳动及劳动量的支配实现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任何一个生产者他劳动的目的都是消耗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成本转移价值量可以看作生产者本身的劳动节省，因而也可以看作生产者的劳动消耗)生产换回尽可能多的生活量，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的量。这就要求尽可能的提高劳动的效用和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商品产出量。

　　以上是就分工中生产方来讲的。就生产方而言,他具体劳动的更高的社会效用本身，就代表着社会必须要付出相对市值更多的作为生活量的社会劳动量，才可以得到这种社会效用，就代表他对社会生产力更高的支配能力。而对分工生产的另一方，即作为消费方的社会来说，虽然在供求大体平衡的条件下，它对某一部门的生活总投入基本是稳定的，但它可以把本来向某部门旧效用商品的消费转为对新效用商品消费。社会对新效用劳动的选择，和从旧效用商品那里挪出的相对同类劳动的市值给新效用商品多付的部分生活量，即为社会对该效用产品的消费性投资倾斜。

　　产业革命中，正是劳动的非等价交换，正是社会向部门新效用产品的不断的消费性投资倾斜，和生产主体间为争夺这种倾斜，才最终促成着具体劳动效用的或产品效用的不断更新递增和各部门不断的产业升级革命。

　　十、成本及效用趋同趋势和利润率平均化趋势

　　在理解部门内部劳动效用的竞争和不同部门劳动的非等价交换问题的时候，应当犁清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1.部门内部的竞争，最终会导致从效用到成本到资本构成的趋同趋势，和利润的平均化趋势。

　　2.部门间的逐利竞争,同时也会导致部门间从成本到资本构成的趋同趋势，和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

　　也就是说，不管是部门内部还是部门之间，各生产主体的成本劳动消耗和劳动价值，总是处在趋同的平均化的趋势当中，劳动的非等价交换与劳动的等价交换趋势是相适应的。关于劳动量的等价交换问题我们只有放在部门之间和从部门平均的角度才可以近似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在竞争中，我们也才可以理解商品交换中为什么生活时间尺度会演变成劳动时间尺度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趋势。并且趋势永远只会是趋势。生产主体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效用更新问题的存在，决定了这个趋势总是会不断地被打破。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趋同是趋势，趋反也是趋势;下降，也会不断地反升上扬。直到劳动消灭进程把商品社会推进到接近它终点。不过，在此之前，部门商品的效用更新，总体总是围绕这种趋同趋势所产生的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运行的。

　　十一、市场价值与部门基于效用更新的商品结构变动

　　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各自是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间竞争的结果【可以完全采取马克思的概念】。效用竞争中市场价值基本与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效用商品的价值相同。市场价值一经形成，商品交换就围绕市场价值进行了【在生产价格形成后围绕生产价格】。这和马克思的论述基本是一致的。不过，在部门商品因效用的更新换代中，又有不同的特点。

　　在马克思那里，因为不用考虑部门商品因效用更新问题所产生的商品结构因而需求供给结构变化问题，所以马克思考察的多只是由于总供求变动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变动的问题。但在考察因效用更新所产生的部门商品结构变化从而需求供给结构变化问题的时候就不同了，在这里部门效用地位不同的各商品的价值因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处在一系列不间断的变动当中。市场价值在这里是部门商品结构变动中所有商品价值的参考依据。

　　它首先是与主导市场价值的成熟效用商品同类近似效用商品价值的确定依据，实际上近似效用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市场价值。

　　然后它还是新效用商品交换价值确定的依据. 新效用商品的交换价值总要高于市场价值交换。即使有新效用商品强行按照市场价值出售，或快或慢也必然要造成对市场同类落后商品价格的强行挤压下挫，和对市场的强行占领。这就如DVD代替VCD的过程，DVD刚上市的时候，价格远远高于VCD,而等DVD价格下调大量投入市场，VCD就成了地瓜价，再后来直接就淘汰了。也就是说在效用递增生产中，新效用商品的价值永远不应该等同或低于市场价值，而只应该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只能是一个参考量。

　　市场价值还是考察各商品在市场竞争在部门商品结构变动中所处地位的依据.比如,一商品的交换价值高于市场价值，说明此商品是新效用商品，市场需求向新效用商品转移，而同部门内部也就还处在更新换代的产业革命性调整当中。随调整进程的发展，此交换价值将持续下降，但同时此效用产品也将逐渐占领市场。如果其交换价值已经与市场价值持平，就说明部门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完成，同时此产品也已经占领了市场。此时此劳动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效用价值，就只有大力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消耗。但这时，市场已经在随时准备着产品效用新的更新和调整了。

　　在这里要注意两种不同的情况：在不断的产业革命性调整行业——主要是工业，也包括作为农资的种子行业等，在这些行业，商品往往并不是因为没有了使用价值才退出市场的，而往往是由于竞争，一旦有了新的更新了的效用商品就主动退出市场的。在商品效用的竞争中，使用效用落后了，也就意味着早晚注定要在市场中淘汰出局了。这前面已经说过了。以上即使在共产主义产品经济阶段也是一样。另一种情况，是基础生活品行业，如粮棉，这类商品不存在大规模的效用更新问题，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们的效用问题就往往仅仅是体现在供求的相对变化上，实际是体现在农业品相比工业品相互供给能力的变化上。产业革命性调整行业的生产效率和使用价值效用竞争，在农业类则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和单位产量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封闭的体系中，却因为生产资本的总必要劳动量对总必要生活量的限制，根本无法使农业总产量增产至可以超出其满足受总必要劳动量限制的社会必要生活总量的某种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它的价值不是无法实现，就是要贬值实现。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要维持一定的农业富余供给量，就必然是需要对农业进行补贴的。因而，三农问题不只是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的问题，其实早已是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靠资本主义本身不行。

　　注：关于农产品价格走向问题，马克思是从工农业产品生产率的对比中分析的，我认为，实际还要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受总必要劳动量限制的社会必要生活总量对农产品可实现总量的局限思考。

　　总之，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特定部门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总量是大体固定的，因而社会对特定时期特定部门的总生活量或说总劳动量投入就大体也是固定的。部门内部不同生产主体的效用劳动竞争，最终不过是对该部门从社会所分得特定总生活量份额的排它性争夺。

　　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曾经极大的推进了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然而，马克思有一个不足，就是在他由浅入深诸多的经济学假设中，唯独没有设及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劳动价值论分析问题，始终没有把竞争中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作为一个有经济学意义的现象考察对待，而竞争中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又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客观存在。

　　实际上，只要承认了效用的实在性和商品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按马克思对价值价格问题的理解、解决这些问题实际是轻而易举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分析，在竞争中效用更新了的新效用商品，由于它相对旧效用商品更能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所以，社会对新效用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加大，社会投入部门的总劳动量中投入新效用产品的部分就会增多，如果供给量一时满足不了需求，价格就会升高;反之，由于社会对部门商品需求总量是固定的，劳动投入总量也是固定的，因而随旧效用商品需求量的减少，其价格就会降低。在这里，部门内一部分商品的效用高企，是与另一部分商品的效用相对下滑甚至丧失统一着的;一部分新效用商品的价格高企，是与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下滑相统一的;一部分新效用商品的抢占市场，是与另一部分商品的退出市场相统一的。总之，这些分析方法马克思实际上早就用过了。

　　当然，一旦按上面解释，总需求总社会劳动量在部门不同效用商品各生产主体间的分配变动，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货币偶然的流动即价格变动解释，而只能按买方或社会对自己价值根据商品效用的有序转移解释。这里就有必要重申明确一下交换价值及其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个工作马克思实际已经做过了，只是经常与价格问题纠缠在一起【有不明确的地方，需要梳理】，往往为人所忽略。

　　本文结合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看似复杂了一些，实际是更逼真地反应了商品社会的实际。而这实际已经是对马克思理论基础框架的一个补充和调整。这个补充调整正确不正确，只能以它对现实的解释力为评判标准。

　　要搞懂劳动效用价值论，还要分清马克思批判过的效用价值论和新的劳动效用价值论的区别，旧的效用价值论不承认价值是劳动的价值，分不清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往往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浅薄如此，这当然应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然而新的劳动效用价值论不同，它已经完全是建立在了前人(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比马克思更加突出了部门内部不同效用劳动实际存在的效用奖惩问题和工业革命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各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变化问题，认为具体劳动的质量或说效用虽然不能创造价值，但可以影响价值的实现和人们对社会劳动的分配(而这一点，即根据效用决定生产计划，正是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生产所强调的)。这是马克思所不具备的。

　　关于劳动价值论向劳动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我们应该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及其以前的时代,产业革命虽然已经开始,但商品使用效用的不断的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和递增发展,还不是很明显的事,因而人们各自的劳动对之于社会的效用方面的差异就不是经常的事情,解决旧的劳动价值论框架尚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对不同效用劳动的评价机制的问题，在当时就不是经济学的很迫切的任务。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能明确涉及这一内容就是很正常的事.在那个时代即使所谓的效用价值论,也还不过是把效用理解成消费者的一种主观的感觉，肤浅得不值一提,这都是由当时的具体的历史实践决定的.

　　而今天不同了,彩电就是鲜明的比黑白好,大哥大就是比BP机强,节能灯就是比普通灯有效益,今天的社会,不同的劳动对于社会进步的效用就是明显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对工业革命中,推动着工业革命发展的不同效用劳动的奖惩机制，和它影响需求及供给结构的机制做出解释,这是马克思的时代所始料不及的.因而今天的劳动价值论就应该发展成为效用劳动的价值论.即工业革命中,社会对不同劳动的对之于工业革命发展的效用的价值量度论,和在这种量度奖惩中不断推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的理论. 这是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价值规律之所以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个前提。今天的时代再把劳动价值论仅仅按照以前理解已经成为错误.

　　十二、四部类生产和不断地生产生活革命

　　我们前面讲了使用价值的效用实质，及与效用商品价值实现有关的一些问题。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效用作为生产者满足消费者与自然关系状况的这么一种生产关系，它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发展，无非是通过劳动与生活资料的交换、生活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交换、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交换，以及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内部的交换进行的。这样效用这种生产关系，就进一步涉及到社会生产的各大部类分工问题。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促进作用——人们的生产生活革命，最终是通过各部类的分工生产合作实现的。

　　我们假定生产生活革命能惠及每一个人。

　　马克思曾经研究两大部类生产再生产。根据生产生活革命的特点，我们则把两大部类各自一分为二，把社会生产进一步分成四个部类研究：

　　1.基础生活品部类 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 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 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 c4+v4+m4

　　注：部类的总f=m，u正负对冲掉了。

　　在效用竞争中，其中1部类不断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基础生活品; 2.部类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提供物质条件，2部类商品效用的任何提高，都会转化成对人们生活中体力脑力活动的节约和生活效率生活质量的提高;3.部类为人们生产方式的革命提供物质条件，3部类商品效用的任何提高都会转化成各部类生产中，人们对劳动的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4.部类不管是从生产范围上还是从资源利用方式上，不断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束缚。

　　在这个部类区分中，实际的交换是这样的：

　　【V1、m1、V2、m2】内部交换，1.2.部类的人既得到了基础生活品，又得到了生活方式品，不断实现着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

　　【V3+m3+V4+m4】与【C1+C2】交换，3.4.部类的人得到基础生活品和生活方式品，不断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同时1.2.部类得到生产方式品和物资原料品，不断实现再生产和生产方式革命;当然，通过1.2.部类对4部类资源的消耗和对原料半成品替代商品的选择性交换，这个交换还不断促进着人们对于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要求和发展。

　　【C3、C4】根据3.4.部类各自与1.2.交换形成的的定价内部交换，实际上既是完成物资调拨以继续生产，也实现了各自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同时也还促进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拓展范围的发展，总之是还促进着人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进一步要求和发展。

　　除了从资源束缚中的解放，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最终是对人们总的劳动时间的逐渐地尽可能地缩短，和对人们总的自由生活时间的逐渐地尽可能地延长。考虑到人们总的生活量大体是个相对的定值，那么在每个人都和他自己的生产力统一着的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尽可能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尽可能延长，就是人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当然,在付出的劳动量规定人们的实际生活量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消灭同时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资本主义条件下，m或f不但转变不成工人群众的自由生活时间，反而要进一步转变成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资料即机器对工人劳动的排挤，以及通过饥饿政策维持的对雇佣劳动制的巩固。劳动的消亡本来应该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成了剥夺群众生存手段和群众毁灭的条件。

　　这样，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劳动的消亡进程相伴随，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和为了生存，资产阶级和大众本身就还有个劳动的人为再造运动与之适应，我们可以循着惯例依然把它归于非生产性劳动之列。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在缩减，非生产性劳动就要有一定程度的扩展。金融赌博、扩军备战、洗脚洗头、色情卖淫、卖菜传销、服务、所谓第三产业，不管怎么个说法，虽然也不是没有有益的内容——人类总要发展文化服务事业的，但如果考虑到它的出发点基础的还仅仅是为了维持人的基本吃饭问题，就都不过是为了维持人类动物式的生存斗争，不得已的或反动的运动，从而延迟人类解放进程而已。而即使是这个不得已的实际反动的运动，劳动终结的进程都在不断的蚕食着它的阵地，让它无法安生!

　　关于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我将在我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探讨，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的生产才可以完成劳动的消亡进程，从而实现人从劳动中的最终解放。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真正讨论的意义。

　　总起来说，共产主义是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的生产，而资本主义则无法实现这种社会自由生活的生产，只能勉强维持社会必要生活(维持资本生产的必要劳动)的生产，并且即使这个必要生活都往往维持不了而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是利用基础生活品部类的剩余生活量，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必要生活量为资产阶级生产尽可能多的个人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再多，群众都只能为生存奔忙。人要从自然中得到彻底地解放，必须要共产主义才可以完成。

　　十三、社会总财富与总效用递增

　　一个社会，如果我们刨除了人口的骤升骤降因素，我们说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那个总生活量大体就应该是固定的。因而我们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就不是这个生活总量本身，而应该是这个生活总量的内容和刨除了同期大众总的实际劳动消耗量的剩余，即它可实现的同期大众劳动外总的可自由生活时间的量(当然,这个劳动外更多自由生活时间的量也可以转变成大众短时间内更好的生活,并且,我们姑且不用去管这个量在继续的生产和消费中如何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各自如何表现)。这个量越多，就说明这个社会劳动消灭的程度就越高，发展的阶段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又因为这个自由生活量的产生和增长,最终是人类用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能动驾驭物质运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实现]，不断降低着人的劳动消耗提高着使用价值的产出效率造成的，因而我们又完全可以用此期的自由总量比上期自由总量增加的的量，来表示劳动效用递增的总量，并且，还可以用这个递增的总量与先期剩余总量的比率——总效用递增率，来表示工业革命中效用递增的比率。这里，不管是一段时期效用递增的总量，还是一段时期的效用递增率，都是用来衡量同期工业革命劳动消灭进程发展状况的指标。

　　随着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人们总生活中总的劳动时间和总的自由生活时间的比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假设是劳动的消灭进程可以惠及每一个人，或是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这种变化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

　　假定总劳动日不变，这种变化就体现在劳动日内部劳动时间和自由生活时间比例的消长变化上;假定劳动日内劳动时间和自由生活时间比例不变，那么这种变化就体现在一定时期内总的劳动日和总的自由生活日比例的变化上。当然社会实际生活中，两种情况是可以有交叉变化的，与生产率提高联系着的社会总劳动量的减少，既可以表现到日劳动时间的减少上，也可以表现到总劳动日的减少上。与此相应，社会总自由生活量的延长，也既可以表现在日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上，也可以表现在总自由生活日的延长上。

　　但上述变化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会有的。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生活时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把社会总生活量看做是与社会总劳动量同等的。这里的社会总生活量，并不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那个社会总生活量，而是指社会总必要生活量，即支持社会总劳动量的那个必要的生活量(受总工资规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量对生活量的规定作用，社会实际生活量理论上永远不可能超出剩余价值生产所需的社会实际必要劳动量。

　　当然，上面这个结论，与资本主义也可以通过发展一些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发钞票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搞一点再分配，通过让群众按揭未来劳动让群众提前消费，通过掠夺其它民族然后给群众分一点‘汤’喝以缓和延迟阶级矛盾爆发，并不矛盾。也与资产阶级可以对无产阶级做出些许让步(所谓福利国家)，让无产阶级随生产率的提高些许提高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全社会生产率提高了，同样工资水平自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总雇佣劳动力数量也降低了)，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正好是从反面证明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十四、工业革命的本质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消灭人类劳动的革命。

　　社会生产的产品，除了人本身的机体，就是生产工具。社会生产的发展，除了人本身的延续，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工具发展本质上就是用一种比一种更先进的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不断延长，直至最终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先是扩大人的劳动能力，最后是消灭劳动和资源，把人从劳动和资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参看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辨正》】。

　　更确切讲,工业革命是消灭劳动和资源的革命。

　　劳动，基础的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同时劳动也就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属性的劳动。

　　第一个方面的规定性：劳动是以人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以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目的，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在此规定性范围内的劳动，称生产性劳动，或原生性劳动。随人对物质运动驾御能力的充分发展，当人本身中与人的劳动功能相应那部分物质运动被人类驾御，人自身作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最终代替否定为止，此规定性的劳动即原生性劳动也即消亡。

　　第二个方面的规定性：劳动是在第一个规定性的基础上，即在原生性劳动的基础上,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最终表现为获取一定的生活量)，人们一切符合规范的社会活动【比如抢劫不能叫劳动，在中国卖淫也不能叫劳动，但在欧洲卖淫可以叫劳动】。我们把此一规定性范围内的劳动称衍生性劳动。它在一定范围内与非生产性劳动重叠。而第一个规定性的劳动即原生性劳动一当消灭，人们的社会活动一旦不再以获取个人或集体的生活资料(生活量)为目的，第二个规定性的劳动就会还原成纯粹的社会活动，衍生性劳动即同时消灭。比如上网聊天，如果是以谋生为目的，就是劳动，如果不是以谋生为目的，就仅仅是社会活动。

　　关于劳动消亡问题，详细请参考《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的专门章节，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还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最终条件。

　　劳动的消亡过程是一整个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人们复杂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即共产主义革命。

　　劳动效用的更新和发展，除了人本身的更好的生产和前期对人们生产生活能力的扩大外，最终不过是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劳动的目的不是继续劳动，而是更少的劳动。使用价值效用的发展、劳动效用的发展，说到底，除了人本身更好的延续和生产,最终不过是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在延长和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工具上的发展，是人生产生活能力的扩大和最终从劳动、资源、时空束缚中的解放，是人逾多劳动外自由的生活时间。

　　总之一句话，劳动或使用价值的效用，除了人本身的延续和更好的延续，在文明创造工具对劳动、资源、时空束缚的否定中，在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客体世界的自由当中。

　　(未完待续)

刘光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劳动效用价值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