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词条里解释“害人虫”，一是于人有害的虫类;二是比喻干坏事的人。

　　1963年1月8日，毛主席将所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书赠一位身边工作人员，词曰：“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郭沫若的原词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上，题目：《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词曰：“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主席在词作中要扫除的“害人虫”，在毛主席诗词鉴赏类书籍注释及人们的理解中都指向词条中的第二条“比喻干坏事的人”，特指苏联赫鲁晓夫之流，这可能有失偏颇，看当时的历史背景，虽然跟赫鲁晓夫展开了论战，但在形式上还不是那种彻底撕破脸皮式的，例如毛主席在词赠工作人员的当天，还同周总理谈话，说“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暂不发表，待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发言后，连同他在最高苏维埃会上的女言一并答复。”在审阅与苏联论战的文章时还表示：“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他在1963年2月23日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还说：“我们现在来好好地团结起来，好好地把分歧问题来解决一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拖一拖，把现在这一种僵局搞活跃一点。”2月25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当刘少奇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同赫鲁晓夫立即分裂，认为分裂有利，并且举列宁的例子，说列宁是坚决要求跟第二国际划清界限和决裂的”时，毛主席说：“那是后头，开头不是，经过很长一个时间。”这些都说明，当时中苏还没有翻脸，即便翻脸，毛主席也是主张摆事实说道理的，而且从他跟刘少奇的对话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不赞同与赫鲁晓夫决裂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怎么可能把赫鲁晓夫比喻成“苍蝇”呢?怎么会把赫鲁晓夫比喻成“害人虫”呢?再说，毛主席明明在词里说“扫除一切害人虫”，是“一切”，怎么会特指赫鲁晓夫?再说，结合郭沫若的原词，也无法得出就是特指向赫鲁晓夫发出的战斗檄文。我一直觉得，毛主席词里所写的“扫除一切害人虫”，是一种泛指，它既泛指那些害人的虫类，也泛指那些干坏事的人。

　　如果害人虫泛指包括那些害人的自然虫类，其实也不会削弱诗词表达的意义。

　　因为害虫不是一件小事情，“虫灾”一直是中国人面临的大问题，它引起灾荒，引发瘟疫，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是人们的心头之恨，所以人们才会用它来比喻那些做坏事的人。在毛主席的诗词文章以及社会实践中，跟害虫的交集屡见不鲜，有时真令人疑惑，是不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派谴他来“除虫”的呢?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咏蛙的词：“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毛主席常常用害虫来表达对那些坏人的厌恶，1941年1月20日他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他指斥亲日派：“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那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1942年5月23日，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那些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鼓舞人民的勇气和信心的人形容为：“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1943年7月12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怒斥国民党指示汉奸文人张涤非发表解散共产党的电文：“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1952年1 月 4 日 晨五时，他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变质的分子，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一段中的"变质的分子"，改为了"叛徒和毒虫"。

　　对于那些真实的自然的害虫，毛主席也是必除之而后快。

　　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这说明，在战争年代，人们就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了非常显著的“除虫”效果。

　　解放后，毛主席批示卫生工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制定了鼠疫、霍乱、天花、白喉、斑疹、伤寒、血吸虫病等19种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形成了医疗卫生事业四项指导方针，即医疗卫生体系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中西医相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向为害人民的各种“虫”进行全面围剿。对血吸虫病的歼灭战就颇具代表性，1953年9月16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将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的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附函寄呈毛主席，毛主席随即致信沈钧儒：“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1955年，毛主席到血吸虫疫区视察后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5年11月17下午和次日上午，毛主席在杭州刘庄召集中共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的省委书记及上海局书记开会，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对血吸虫病的防治问题，提出：“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病都严重，必须消灭。可以消灭，七年完成。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直属中央。九人小组一年至少开三次会议。政府要成立防治委员会。”12月21日，他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1956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一场浩大的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1958年，血吸虫病流行区江西余江县率先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正在杭州视察的毛主席激动不已，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曰：“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华佗也拿它没有办法的“小虫”，被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大众“照天烧”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在《送瘟神》所写的后记中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毛主席总结的这三条“除虫”法宝是成功的神器，三者缺一不可。1957年12月16下午，在杭州刘庄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防治三种病:人的病、动物病、植物病。以清洁卫生除四害为中心。防治血吸虫病、除四害，要搞一个专门的委员会。”1958年1月4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通知如下：“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1958年2月7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将指示稿中的“各基层单位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月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一句修改为“各基层单位(例如一个生产队，一个工段，一条街道)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星期检查一次，各较大单位(例如一个合作社，一个乡，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区)应该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同时加写一句“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有领导、有组织、有科学、有群众的独具中国的特色医疗卫生体制让新中国的“除虫”大业所向披靡，继血吸虫病防治之后，又逐步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各级组织机构，对鼠疫、克山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每一种地方病进行全面防治。同时，国家在公共卫生服务上基本是免费的，195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牛痘和卡介苗，1960年代初，又逐步开始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病等展开免费计划接种。为了实施人民医疗，国家对药品价格一直实行控制政策，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还历次对诸如抗生素、解热镇痛药、维生素和地方病用药等关系百姓利益密切的药品进行大幅降价，降价幅度最高达95%以上，最少也在50%以上，尤其1969年的降价涉及1200多个品种，占全部经营品种70%以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除虫”思想的指导下，害虫们一个接一个被扫除了，瘟神一个个走路了。1959年，通过查封妓院，解放妓女，性病在中国绝迹。1960年，云南省西盟县永西寨成为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消灭了天花的最后一个地点。1964年，鼠疫在中国得到了完全控制。1970年代，疟疾逐步销声匿迹。结核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了控制。

　　难怪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对毛主席时代的“除虫”工作大加赞赏：“自从1949年后的新中国，在消灭和控制旧中国流行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方面、在建立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全国医疗系统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了提高环境卫生和公众卫生的水平，开展了以预防医疗为主的群众运动，不久，政府就自豪地宣布说，新中国已经消灭了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鼠疫、麻风以及性病和吸毒等。结核病和大多寄生虫病也被限制在了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国家花了大量资金用于医疗培训和修建医院，过去这些事情主要依赖于外国的慈善机构。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到1957年间，建立了800座西医医院，病床从30万个增加到90万个。受过现代西医培训的医生数量由1949年的4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5万人，还有17万护理人员。……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医疗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惊人的。”

　　我曾在一个旧书摊上买过一本叫作《疟疾防治手册》的小册子，编印者是胶南县卫生防疫站(今青岛西海岸新区)，编印日期为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小册子里除了介绍了预防疟疾的相关事项，还辑录了一首《预防疟疾歌》：“疟疾也叫发‘脾寒’，原虫就是病根源;神鬼食水是骗人，蚊子咬人把病传。党和政府关心咱，治疗疟疾不要钱。若是得了疟疾病，赶快去找卫生员，按时吃足八次药，防止以后病再犯;讲好卫生灭了蚊，保证不得疟疾病。全党全民组织起，积极防治莫迟疑;男女老少身体健，搞好生产保丰年。”这首歌是毛主席那个时代的人民“除虫”的真实写照吧。

　　“扫除一切害人虫”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做出的伟大功绩，在当时害虫肆虐的历史背景下，“除虫”方为大问题，是毛主席要解决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他在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的时候，一定也是浮想连篇，他一定想到了人民群众“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大战血吸虫的场景，也一定想到了人民群众万众一心灭“四害”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场景，当然，他也会想到那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盗骗、偷工减料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他还会想到那些对中国围困封锁的帝国主义，当然也会想到那到一心想走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必竟，他一直都是把那些干坏事的人比喻成某某“虫”的。因此，在该诗词进行注释的时候，还是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含义注释地广泛一点好，“泛指”一些，更能体现毛主席诗词的本义。

　　今天，这样那样的害人虫仍然在侵害着我们，侵害着这个社会，有些是死灰复燃，有些是以新的变种出现，“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是毛主席未竟的事业，任重而道远，我辈尚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