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这两天在热传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颖奇新写的文章《致敬倪光南》。
倪光南院士的事迹笔者以前已经有所了解,然而夏颖奇这篇细节丰富的回忆文章卒读下来,仍然令笔者为之动容。
倪光南院士身上所承载的正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普遍具有的“老黄牛”精神。
毛主席诞辰110周年的时候,笔者还在念大学,那时有幸拜访过学校建校之初的老校长武光。文革十年,武光老校长却是被“关押7年半、流放3年半”,但他对毛主席毫无怨言,反而从历史变迁中读懂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临别时武光老校长赠送了他的书《征程花絮》,并在扉页上写了八个字:“抬头望远,低头看路”。
人们通常用“埋头拉车”来描述“老黄牛”精神,“低头看路”与之意思相通,但还不足以完整概括,加上前四个字“抬头望远”实际上才是完整的“老黄牛”精神。标题说倪光南院士“不懂政治”绝无贬低之意,但确有批评之意。倪光南院士身上并不缺乏“埋头拉车”或“低头看路”的精神,但“抬头望远”的精神却是有所欠缺的。
倪光南在悼念中科院计算所老领导王中田的文章《我的良师益友—记中科院计算所原六室王中田主任》中写道:
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党政干部,一个是科技人、常常在实验室里研讨技术,谈古论今,直到深夜……如果是在今天,一个干部像王主任那样,如痴如醉地学习科学技术,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主任这样做却遭到了许多非难和指责,甚至被扣上“只专不红”“业务挂帅”等帽子……
而主流媒体对于倪光南的报道,在回顾历史时也总要玩弄一下伤痕文学,又是什么“闭关锁国”,又是什么“荒废科研”。可见,倪光南对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是颇有微词的。
与倪光南痴心于科研、不关心政治截然相反的是,柳传志却是嗅觉灵敏、热衷于政治的。柳传志是干部子弟出身,1966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十所,能言善辩的他在运动一开始就是风云人物,干了很多胆大妄为的事;后来毛主席出面扭转方向,柳传志的父亲成了批斗对象,他才摇身一变成了逍遥派。1971年柳传志被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担任研究员,与倪光南成了同事。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柳传志就从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日常文章中嗅到了“商机”;1984年,他拿着计算所给的钱和地开始创办公司。
毕竟那时很多科研项目下马,科研人员都很苦,流传着“搞原子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计算所还指望自己孵化的公司将来反过来养活自己呢。不仅是联想,当年中关村的老大四通也是中科院创办的,而北大则有方正,清华有紫光、同方,当然还有计算所更早创办的信通。
信通是中关村首家股份制企业,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科学仪器厂、海淀区农工商总公司各出资100万成立,计算所所长曾茂朝担任董事长。1984年12月5日,在曾茂朝指定下,计算所科研人员倪光南与信通公司、中航深圳工贸中心联合研制联想汉卡,两家公司提供风险投资和设备。联想公司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公司”虽然于11月9日就已成立,但是怕担资金风险就没有自己研发联想汉卡。
但是,联想汉卡并非全新的事物。
1968年7月,计算所研制了卫星监测用的717机,倪光南所在六室显示组为该机研制了我国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他们就是那时开始研制汉字显示技术的。就在那时,倪光南所在的六室研制出了“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并111机上专门为联想式汉字输入方法设计了带光笔的汉字显示器。
111计算机。控制台左边的一个显示器是1970年倪光南参与显示组研制的汉字显示器,控制台右边的一个显示器是后来倪光南专门为联想式输入法设计的带光笔的人机交互汉字显示器,可看到插在键盘上的光笔。
联想汉卡正是在此基础上研制的,所以严格意义上讲,联想汉卡只算是毛泽东时代的“科技成果转化”。
当然,与毛泽东时代已经积累起来的完全独立自主的集成电路、半自动接近式光刻机、高速随机存储器,以及全面支持汉字通信、汉字情报检索、汉字精密照排、微型机汉字操作系统、汉字数据库系统、汉字工具软件、汉字全文检索系统以及汉字输入、输出设备的1974年上马的“748工程”的整套中文操作系统比起来,联想式输入系统算不上什么核心技术。然而,即便是毛泽东时代并不核心的技术,后来也为联想带来了上亿的利税。
1984年-1985年,中关村各公司开始对计算机的汉字输入系统、打印系统等进行研制,汉卡成为研制方向。和其他汉卡不同的地方,联想汉卡利用中国文字的上下文关联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1985年4月,信通公司首批100块联想汉卡投放市场,股东之一的计算所也要承担推销任务。恰巧当年中科院进口了500台IBM计算机,由计算所负责技术维护,计算所就给这批微机全部配上了联想汉卡。首批的100块联想汉卡,信通公司自己仅销售出去7块,而算上这500台IBM,计算所头单售出的可不止其余的93块。
联想汉卡每块的利润高达千元,这在当时可是巨资。计算所可不愿甘当占股1/3的股东以及拿货的经销商,于是在曾茂朝和柳传志的运作下,安排并劝说倪光南进入联想,许诺推荐倪光南入选首届工程院院士,最终把联想汉卡从信通公司抢回到亲儿子的计算所公司(后来的联想)手中。
失去联想汉卡这个下金蛋的母鸡或许是信通后来走上走私道路的重要原因。当年进口计算机的关税在300%左右,这意味着走私计算机的利润也高达300%。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间,信通公司把走私美国康柏286计算机,以12000元的价格批发给一级代理商,用16000元的价格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用2万元的价格批发给三级代理商,而康柏286在中关村的零售价格在3万元左右。
包括联想在内的一大批中关村企业都参与其中,获利巨大。后来东窗事发,为了不让联想等多家公司在信通公司走私案后集体“翻船”,有关方面做出相关决定“清查信通公司走私案的问题时,不涉及中关村其它企业,要把信通公司与中关村企业分开。”
翻这段旧账,一是为了说清楚联想汉卡的来历,二是为了告诉大家,那些外表光鲜的中关村“高科技”企业家创业致富的“鸡汤”背后,其实是写满了“吃老本”、组装国外配件当二手拿货商以及灰色地带的不堪过往。当然,与后来普遍的化公为私的抢劫行为比起来,“走私”这样的灰色地带都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故事,而真相却是“三个企业家赶走三个科学家”——方正的张玉峰逼宫王选、四通的段永基排斥王缉志、联想的柳传志赶走倪光南。倪光南和王辑志是比较干脆地被“出局”,王选则是逐步淡出方正,于2006年黯然去世。
倪光南毕竟是搞科研的“老黄牛”,与那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家”自然不同。90年初联想攒了足够的钱之后,倪光南就想着芯片研发,去搞自主核心技术。这样的想法很快被柳传志否定,进而导致持续数年的倪柳之争。
企业家们“吃老本”,也从没有想着全吃,而是怎么短平快地来钱怎么吃,联想汉卡并非核心技术,研发周期短、投资不大、见效却很快,直接装在从国外买回来的主机上就可以用,吃起来比较容易;而要把毛泽东时代完整的计算机技术老本吃下来,则意味着长时间的巨大投资,企业家们从“资本理性”的角度当然要拒绝了。这也是当年柳传志给倪光南写信否定倪光南在上海建立芯片开发中心的主要理由:
倪柳之争到1999年以倪光南的惨败告终,“不懂政治”的倪光南最终败于“懂政治”的柳传志。
“懂政治”这样词后来被自由派精英污名化了,其实“政治”的背后不就是路线之争吗?倪光南的“技工贸”与柳传志的“贸工技”的分别并不如自媒体所描述的那么大,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其实也是服务于购买国外核心配件进行计算机组装业务的,只是倪光南不甘心于此,想造中国自己的芯片、自己的主机,毕竟新中国在1979年就已经造出了第一台完全自主的微型计算机。只是倪光南没有看到,“技工贸”与“贸工技”背后,其实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路线之争。
这不是倪光南一个人的认识误区,而是一大批自以为被解放的科技工作者共同面临的认识误区。毛主席号召斗争的时候,他们做逍遥派,不理解甚至怨恨毛主席;到他们看到问题想斗争的时候却为时已晚,自己反而被孤立。至于企业家赶走科学家以及化公为私、鲸吞国资的行为,根源不就是毛主席所痛批的“私”与“修”吗?
离开联想后,倪光南加盟了一家想做国产CPU的“方舟科技”公司。在这里,倪光南继续发扬他的“老黄牛”精神,不仅不要薪酬,还利用自己的威望为方舟拿下各种补贴以及采购订单,各方面条件甚至比在联想时期还要好。但是,方舟项目却失败的一塌糊涂,彻彻底底。
倪光南所加盟的方舟科技本身只是一家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公司,方舟总裁李德磊终归只是一个海归商人,看重的是“专项拨款”以及“政府采购”的巨大利益,看重的是有项目优惠带来的房地产开放便利。这不过是“老黄牛”倪光南碰上了另一个“企业家”的故事。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倪光南虽然在2001年4月做出了中国芯“方舟1号”,但是因为缺少生态支持,导致用户拿到产品后无软件可用。没有大量的用户反馈,存在大量软硬件BUG的“中国芯”自然也就不具备更新迭代的可能。最终,方舟CPU停止开发,公司破产清算。
靠着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胡伟武的龙芯团队其实今天或多或少地也面临相似的困境。
1965年,毛主席与张平化谈话,曾经说过一段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
“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方舟”的彻底失败以及“龙芯”的困境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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