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的守护者——记共产党员滕增寿

 在我们第一次交谈中，他就坦言相告：“我是一个工人党员，没有系统学习过《共产党宣言》，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员都不能忘记，并且应当无条件地为之奋斗终身的。这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今年二月十六日，是滕增寿同志逝世三周年。

　　国企私有化的紧锣密鼓，使我想起了这位为捍卫公有制，振兴国企奋斗了一生的国企英雄和他倾心打造的国企改革样板浙江东方集团。

　　15年前的1999年4月，笔者因为出席中国科社学会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在温州召开的一次社会主义问题学术会议，才知道，原来传说“只有五星红旗还在飘”的温州，居然还有一个在改革开放中高速崛起的国企改革样板。在它的背后，就是这位令我敬佩不已的国企英雄。随后便因为敬佩而特意向他请教，同他探讨如何根据他的实践，修改、补充我的书稿(《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结构新论》)，由此结识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国企改革的璀璨明星。

　　会议期间，滕增寿同志没有露面。是东方集团的一位副总，在会上讲述了他和东方集团的令我震撼的故事。我和他的交往自始至终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因为一再推迟见面之旅，而留下了未能见上一面的终身遗憾。

　　也许是因为他打造的国企改革样板和我撰写的书稿，揭示了相同的真理，两个不同职业的共产党员用不同的语言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理想，我们第一次通电话，就“一听如故”，并且倾心吐胆。在我们的第一次电话交谈中，他就坦言相告：“我是一个工人党员，没有系统学习过《共产党宣言》，但是我知道，《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员都不能忘记，并且应当无条件地为之奋斗终身的。这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

　　为了这句话，滕增寿同志把他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在捍卫公有制，发展国营企业上了!

　　他一生经历了两度创造国企辉煌和两次被迫赋闲，为振兴国企而生，为捍卫公有制而死。在改革开放中，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搞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无论是创造辉煌还是被迫赋闲，都是为了发展壮大国企，捍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所谓“改革”严格划清了界限。

　　1974年，他从办家属工厂开始，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把家属工厂办成了我国第一家拥有全国一流产品的国营玻璃钢专业生产厂。1984年，他在被迫赋闲七年以后，重新回到他亲手创办、己经被搞得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玻璃钢建材厂。他就在这样的平台上，扛起了国企改革的大旗，在温州这个著名的私营企业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了一艘位列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行列的国企旗舰，为我国国企改革树立了样板。他用胜于雄辩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是高效益的，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同样是高效益的，有力地击穿了一切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污蔑国企体制的鬼话。

　　滕增寿同志的杰出贡献，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他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全国十名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的优秀领导干部等等一系列光荣称号。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91年10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温州视察。他谁也没见，直接驱车东方集团，找到了滕增寿同志，认认真真地听了他两个小时的工作汇报和经验介绍。江泽民总书记不断点头称赞，又题词鼓励。回京后，总书记还多次在会上表扬滕增寿同志，肯定他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骄人业绩。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招待会之前，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界模范代表。江泽民走进会见大厅时，一眼就认出了被安排在第一排第一座的滕增寿同志。工作人员刚要介绍，他早已紧紧握住了滕增寿的手，连说“你们干得好!你们干得好!”紧接着，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都同滕增寿握手问好。在这些领导人中，唯一未曾到过“东方”的就是胡锦涛。可是令滕增寿吃惊的是，就连他也知道：“你是浙江东方集团公司的滕增寿。”事后，滕增寿了解到，原来胡锦涛曾为一份关于东方集团公司的典型材料作过批示。胡锦涛未曾到过“东方”，但对东方集团和他本人的情况还是十分关注，了如指掌的。

　　在滕增寿同志勇敢地扛起国企改革大旗，探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为国企改革树立了光辉榜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党和人民给予他一系列崇高荣誉的时候，媒体对他保持了惊人的沉默。像滕增寿这样一位国企改革旗手、东方集团这样一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正确道路的国企改革样板，我在出席温州学术会议之前，居然一无所知。温州会议之后，我曾经到网上求助“百度”。它居然对我说“抱歉”!而当滕增寿同志逝世时，大小媒体突然一起兴奋起来。如果这是作为生前对他报道太少的补偿，也算是这些媒体人良知未灭。但是，有些媒体的报道所反映的，却是不加掩饰的如释重负之感和弹冠相庆之意。什么“东方集团曾经的辉煌无法阻挡改革步伐!”(说明白一点，应当讲“东方集团社会主义改革的曾经辉煌无法阻挡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步伐”。这句话，无意间泄露了这些人一直刻意掩盖的一个客观事实。这个客观事实，就是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观和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实践之间的斗争。不然，如果大家搞的都是同一个“改革”，“改革”的辉煌怎么会阻挡“改革”的步伐呢?——摘引者评)什么“东方集团告别了滕增寿时代”(指“改制”。——摘引者注)，什么“最后的报道”(滕增寿同志的思想、精神，和他的辉煌业绩，他探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他为国企改革树立的光辉榜样，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而且会随着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严重后果的逐渐暴露，越来越不会忘记!是谁给你权力下这道禁令，从此不许再提起，不许再“报道”呢?——摘引者评)等等。弹冠相庆之意溢于言表，仇视、否定和急于忘记，害怕再提滕增寿和东方集团的急切心情毫不掩饰!

　　这并不奇怪。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着社会主义的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两种对立的改革开放观和两种相反的改革开放实践的斗争。斗争的交点，是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还是通过改革搞垮社会主义，实现资本主义化，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滕增寿勇敢地扛起社会主义的国企改革大旗，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实践，逆私有化潮流，创公有制辉煌，树立国企在改革大潮中高速崛起的样板。坚持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观，搞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实践的人们能不为他的逝世而兴奋起来，弹冠相庆吗?能不急切地希望人们彻底忘记他吗?

　　但是，如果随了他们所愿，就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

　　要深化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就必须忘记滕增寿同志、滕增寿精神和滕增寿同志的辉煌业绩。因为它们揭穿了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所有谎言。

　　要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就不能忘记滕增寿同志、滕增寿精神和滕增寿同志的辉煌业绩。因为它们代表了“事物的本质”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能没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而要建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就需要滕增寿同志这样共产党员的一颗公心和无私奉献精神，需要东方集团这样充分体现公有制的无限生机和强大活力的光辉榜样。我深信，随着光阴的流逝和尘埃落定、水落石出后的真形暴露，人们一定会痛定思痛，更深刻地认识滕增寿同志和东方集团对于端正方向深化改革，对于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意义。我们绝不能像某些媒体某些人急切希望的那样，把滕增寿同志和东方集团彻底忘记！

　　现在，新一轮的私有化浪潮，正冲着我国最后一点社会主义家底汹涌而来。这是彻底私有化，彻底资本主义化，彻底殖民地化的最后一役。他们要毕其功于此役，还拉上了一帮洋伙伴。这帮洋伙伴，不但跃跃欲试，还要指手画脚。俨然一副主宰者的神气!所以，目前的私有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国化，其结果必然就是中国的彻底附庸化、殖民地化。在这个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更不能忘记滕增寿和他创建的东方集团。不能忘记滕增寿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仰!

　　为了这个“不能忘记”，笔者抱病撰写本文。作为一名年过古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希望全党同志，不要忘记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为璀璨的国企改革明星，不要忘记他的辉煌业绩为我国国企改革树立的光辉榜样，不要忘记他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探明的一条正确道路，更不要忘记邓小平及江泽民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理论。如果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不听了，连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也不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们一定要像滕增寿同志那样，牢记邓小平及江泽民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的理论，牢记《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善待慎处国企。

　　在讲“深化改革”的时候，先必须明确是深化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深化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

　　在讲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发展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还是自由化、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伟大成就?

　　在“风雨无阻”，日夜兼程的时候，先应该搞清楚到哪里去。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还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地走向资本主义化、充当帝国主义的附庸、殖民地呢?

　　在“壮士断腕”，拼命一搏的时候，先搞清楚你要干的是什么事，要为谁断腕，为谁拼命?你要干的是完善、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加速资本主义化，殖民地化?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断腕、拼命，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断腕、拼命?是为祖国人民断腕、拼命，还是为美国财阀、华尔街金融大亨断腕、拼命？

　　热情，无疑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如果方向、路线没弄明白，或者弄错了，热情又是非常危险，甚至罪恶的东西。有一句名言;“无知识的热情，犹如在黑暗中远征。” 如果 在方向、路线问题上无知，甚至无知到不知有方向、路线问题的存在，这种远征更是万分危险。总之一句话：

　　今日细说滕增寿，只盼三思而后行。

　　一、滕增寿一创国企辉煌——办家属工厂办出了一流国企

　　滕增寿同志是浙江省首届劳模。他1954年光荣出席浙江省首届劳模大会时年仅十八岁。1956年，二十岁的滕增寿宣誓终身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作为一名工人党员，他开始了无私奉献国营厂，自觉捍卫公有制的辉煌人生。

　　上世纪70年代，为解决待业青年就业，不少企业纷纷办起了家属工厂。1974年，滕增寿接受组织的委托，带领七名待业青年，白手起家办家属工厂。他们成功研制出了中国市场上第一个玻璃钢浴缸，接着就把价廉物美的玻璃钢卫浴和玻璃钢厨具变成了中国家装产品市场上的新宠。到1976年底，前后不过三年时间，就把这个家属工厂办成了拥有全国一流产品的全国第一家国营玻璃钢建材专业生产厂——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并且达到良性循环的最佳营运状态，成为温州市的国企榜样和利税大户。

　　这是滕增寿第一次创造国企辉煌。它虽然无法与他后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打造的国企旗舰——东方集团相比，但滕增寿作为“国企虎将”、“国企能人”的名声已经响遍了温州市、浙江省和全国建材行业。他和几个待业青年的故事，则随着他们的玻璃钢产品，被销售商和广大用户视为传奇，争相传颂。

　　二、滕增寿第一次被迫赋闲——专等重返国企的那一天

　　1977年年初，踌躇满志的滕增寿被迫离开了红红火火、蒸蒸日上的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第一次“赋闲”在家。至于他是如何“被迫离开”的?笔者在那次学术会议期间得到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是有关资料介绍：滕增寿“‘文革’中被扣上‘唯生产力论’帽子，批斗了64次， 关押过4次。因他刚直不阿，不作违心检讨，最后被赶回家长达7年之久。”另一个版本是我们下榻的东方集团旗下东方宾馆的两位职工，在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滕增寿带领七个小青年，办家属工厂办出一流国企的故事以后，叹了一口气，才说出来的。他们说滕增寿是被以“提拔”的名义“挂起来”的，一挂就是七年。因为会期有限，加上没想到15年后的今天要写这篇文章，当时未能深入采访查证;后来在与滕增寿同志的交往中，又没有想到向他本人求证。如今，斯人已逝，不知谁能拨开凝云。故在此无法给读者一个肯定的说法，深感遗憾，非常抱歉。如果哪位知情的朋友愿意把这段故事讲清楚，给读者一个明白。我将万份感谢。不过，滕增寿从此赋闲七年，是两个版本一致确认的。

　　滕增寿赋闲在家的七年，正是温州人忙于发家致富的时候，各种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而国营企业的路则越走越窄，纷纷倒闭。当时上上下下流行一种说法，或者说有一个“共识”，叫做“国企搞垮了才正常，搞好了就奇怪了”。与此论相应，在党的生活中，也有一句同样可以称为“共识”的话，叫做“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就是带头发家致富。先富就是先进。”评价一个党员先进不先进，就看他能不能先富起来！因此，不少党内党外的朋友都劝滕增寿：“不要再等着去干国企了，出来自己干吧。凭你的聪明才智，谁能富在你滕增寿的前头!”还有外商慕名而来，用髙薪聘请他出国干。但是，滕增寿铁了心：非国企不干。他总是用那句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回答朋友们的劝说和外商的盛情：“我的舞台在中国，我的岗位在国营厂！”他看到包括自己亲手创建的建材厂在内的国企，被一个一个 “正常”地搞垮，心急如焚，急切期待着重返国企的那一天。决心要“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以探明国企改革的正确道路，树立国企改革的光辉榜样，用胜于雄辩的事实，证明国企一定能搞好，即使在市场条件下，也一定能搞好!

　　不少人对滕增寿的“非国企不干”很不理解。他们认为，当今的潮流是私有化，尤其在温州，要振兴国企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次社会主义问题学术会议，一共安排参观考察了三个典型。除了滕增寿同志打造的国企旗舰和国企改革样板“东方集团”，还有两个私企明星“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这三个典型都够“典型”，正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观和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实践。

　　笔者参观考察了两个明星私企以后，理解了朋友们对滕增寿的“很不理解”。

　　两个私企明星的两位老总，原是某国营大厂的两位推销员。他们有共同创业的经历，最初是合伙干的，到1991年才正式分立门户。

　　他们的“创业史”大体是这样：作为国营大厂的推销员，他们享受国营大厂为他们提供工作条件，拿着国营大厂的工资和补贴，使用国营大厂的经费，充分利用国营大厂的商业信誉、产品品牌、销售渠道和产品市场，生产推销自己的仿冒产品。开始是自己动手，敲敲打打、拼拼凑凑，仿制出一些产品，贴上国营大厂产品的商标，混在国营大厂产品中销售。小试成功以后，就雇人在家乡开办了地下工厂，批量仿制，冒国营大厂品牌，混在国营大厂产品中销售。像这样从生产仿造到销售，有形无形成本、费用大都由国营大厂支付，地下工厂自然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随着地下工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不断增加仿制冒牌产品在销售总量中的比例。由在大量国营大厂正牌产品中掺入少量仿制冒牌产品，到三七开、对半开，再到倒三七开，到大量仿制冒牌产品中掺入少量国营大厂正牌产品。国营大厂正牌产品则由畅销到滞销，直至停销。一个企业的产品品牌、销售渠道和产品市场在不知不觉中被人冒用和取代，不垮就怪了。原来在“国营企业搞垮了才正常，搞好了就奇怪了”的秘密中，竟有如此一项!

　　物质不灭。一边是国企的墙脚被挖，一边就必然有人发财。1984年7月，在私有化大潮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地下工厂，公开亮相，注册为“乐清求精开关厂”。两位“创业”人也双双实现了从国企职工到私企老板的飞跃。1991年，两位老板分立门户。他们分别与外企合资，建立了“中美合资温州正泰电器有限公司”和“中外合资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1994年分别组建了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1995年、1996年又先后经国家工商局核准注册，双双成为无区域性全国大型企业集团。

　　笔者之所以参观考察了这两个私企明星以后，理解了朋友们对滕增寿的“很不理解”，对滕增寿同志重返国企，再创国企辉煌的艰难险阻和恶劣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不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两个靠挖国企墙脚创建私企的实例，更是因为上述资料不是笔者专门采访调查而来，都是这两个明星私企集团在散发的宣传材料中、抪放的视频资料中，和接待人员的讲解中公开作为经验，引为骄傲，以无比自豪、十分自信的口吻，生动形象、绘声绘色地向参观考察者介绍的。这是比多少实例更令笔者震撼的。因为它反映的是一种气候，一种环境，一种倾向，一股朝流！在这股朝流之下，是与非没有了界限，守法与犯法、立功与犯罪也都没有了界限，人们近于疯颠地随着朝流狂奔，没有谁问“去哪儿?”也没有谁问“干什么?”只是疯狂地一窝蜂朝前奔。所以，“灭公兴私”、挖国企墙脚创建私企，竟被当成“改革发展”的正道、成功经验加以宣扬。不仅他们自己敢于自信地讲，骄傲地讲，还受到媒体的追捧、上级的表彰和领导的肯定。许多人津津乐道而不存丝毫的疑虑。没有这种气候，这种环境，这种倾向，这股朝流，两位明星企业家的“创业”史是绝对不敢公开示人的。

　　在这样疯狂地“灭公兴私”的大潮中，国企能活下来就万幸了。滕增寿要重返国企，收复国企失地，再创国企辉煌，谈何容易! 真像是痴人说梦。

　　但是，滕增寿不仅信心十足，而且底气十足。

　　滕增寿同志的信心和底气何来?

　　他说：“他们说我有什么过人的智慧和胆量，那是笑话。没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领导，我那点小聪明管屁用!我胆量再大，也是靠党在背后撑着的呀!”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将长期存在着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斗争。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还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总设计，还包括了严格的验收标准的。他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滕增寿同志坚信，有邓小平理论，有党的领导，有广大职工的支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一定能战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为了战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振兴国企，捍卫公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拒绝一切个人发财致富的名利诱惑和盛情邀请，一心一意地耐心等待，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国企，收复国企失地。他要用自己的实践把被颠倒了的国企真理再颠倒回来，用事实告诉人们：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人类社会最合理、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有最强大的生命力。

　　三、滕增寿二创国企辉煌——在私营企业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国企旗舰

　　滕增寿同志在被迫离厂，赋闲在家，耐心等待七年之后，终于盼到了重返国企的这一天。

　　原来，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在他被迫离开以后，便连年亏损，早己资不抵债，濒临倒闭。职工们日夜思念带领他们白手起家，从办家属厂开始，办成一流国企的老书记、老厂长。他们用静坐、请愿等方法，要求市委、市政府让赋闲在家的滕增寿同志回厂。市委、市政府终于满足了职工们的愿望。1984年初，上级根据群众的要求，重新任命滕增寿担任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党支部书记、厂长。

　　1984年4月1日，是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职工们的盛大节日。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兴高采烈地迎回了老厂长滕增寿。离开七年后，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已经面目全非，早已资不抵债，濒临倒闭。像这样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小厂，当时在温州，在全国随处可见，都正在“正常”地走向死亡。他十年前办家属工厂是从零开始，现在则必须从负数开始了。

　　很多人都以为滕增寿疯了。说他重回建材厂，不仅仅是自讨苦吃，而且是自毁英名，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他们认为，国企的土崩瓦解是大势所趋，神仙也拦不住，滕增寿更是拦不住。

　　建材厂职工不这么看。他们相信老领导一定能领着他们度过难关，走出困境。

　　其实，滕增寿的心思，谁也没有看透。回到这个己经濒临倒闭的老厂，呈现在眼前的虽然是一片破败景象，但他却有虎归山林般的兴奋和激动，大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迈气概。他是黙背着岳飞的《满江红》回厂的。这是他苦苦等待七年之久才终于得到的岗位!他要通过自己在这个岗位上的实践，突显国企的强大生命力。他要揭穿国有企业搞不好的鬼话，粉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种种污蔑和攻击，改变当时流行的“国企搞垮了是正常的，搞好了才奇怪”错误观点，证明不是国企搞不好，只是国企在某些管理环节上还需要改革，并且亲自“改”出一条搞好国企的路子，树立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国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样板，重建人们对国营企业，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锣鼓鞭炮声一停，滕增寿对职工们大声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就是不相信国营厂搞不好，不相信社会主义搞不过资本主义!”

　　这句话引起全厂职工的共鸣。破败冷落，毫无生气的厂区，一下沸腾起来。

　　正是这个共鸣，使全厂上下憋着一股不服输之气，拧成一股攀山登峰之绳。他们都决心跟着老厂长，再创大业，让人们看淸楚：国企一定能搞好!滕增寿因势利导，认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带领职工，坚持国企依靠广大职工的民主管理体制，大胆改革不合理和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全体职工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不仅当年扭亏为盈，而且连续三年当年利润超过上年产值。第三年就实现了原计划三到五年实现的“三个一流”，把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再次办成了全市一流企业;重新搞出全国一流产品;职工生活达到全市国营企业一流水平。第5年评为国家二级企业，成立了温州市第一个企业集团，并命名“东方”。1997被国务院审核批准，列入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成为名符其实的国企旗舰。到我们开会的1999年初，东方集团已经拥有16家子公司，其中包括一家首开温州上市先河的上市公司。

　　东方集团的高速崛起。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难解的谜。曾经有人问滕增寿:“在温州模式的腹地,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你是怎样为东方集团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滕增寿笑了:“损人利己，挖别人的肉往自己身上贴。那不是我滕增寿和国营厂办的事。东方集团的发展，不是靠坑国害民，挖别人墙脚来的。我们也从不与他人争食，更没有你们说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恰恰相反，全民所有的国营东方集团，除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结合温州实际以外，硬要说有什么诀窍的话，就是八个字：关心大局，为国分忧!”

　　滕增寿说的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大话、套话、空话，都是切实贯彻在东方集团实践中的实话。那么，我们看看，滕增寿和他的东方集团，是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结合温州实际，围绕“关心大局，为国分忧”八个字，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国企旗舰的呢?

　　第一，坚持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依靠广大职工的民主管理体制，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干部职工;大胆改革在现阶段不合理和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调动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

　　滕增寿之所以在大家都说“国企搞垮了是正常现象”、大批国企纷纷垮掉的时候，“就是不相信国营厂搞不好”，是因为他真正了解国企。不仅了解国企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意义，而且了解国企的强大生命力，对搞好国企有丰富的经验、充分的信心和把握!

　　滕增寿十几岁进入国企。他十八岁当省劳模。二十岁宣誓入党，在国营厂摸爬滚打几十年，深深体会到，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是全国人民的命根子，受到广大人民真心诚意的爱护和无条件的支持。是最能凝聚力量，真正为社会服务的企业。它的管理运营也已经积累了以“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丰富而成熟的经验。这是任何私人独资或股份企业学不到和无法相比的。国营企业根本不是那些所谓“经济学家”、“改革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浑身弊端。

　　就是人人喊打、彻底砸烂的所谓“大锅饭”，也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

　　所谓“大锅饭”，即差别不大、基本拉平的分配制度，本来是体现公平、凝聚人心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是这种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成熟阶段、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所能体现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过去的确存在某些用社会主义成熟阶段、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的分配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实践的“乱时指导”问题，使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大锅饭”产生了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

　　但是，即使是“大锅饭”的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在正常情况下，后果也没有那么严重。像滕增寿这一代开国创业者，有谁会把自己的劳动、奉献与工资挂钩?有谁在接受任务的时候问过“给多少钱?”或者“涨多少工资?”这就是新中国的主人翁——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百年战乱的废墟上、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高度的自觉性。也是新中国主人翁的人生哲学即主人翁哲学。这个主人翁哲学的核心，就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计报酬，无私奉献。“大锅饭”的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与主人翁哲学之间不构成矛盾，并没有影响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所谓“大锅饭”影响劳动积极性，真正影响劳动积极性的，并不是“大锅饭”，也不全是某些平均主义的弊端。主要是与主人翁哲学格格不入的个人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突破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防线以后，个人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弊端相遇，矛盾才突显起来的。新中国国企发展的历史生动地记载着这一切。所以，只要在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大胆改革由“乱时指导”造成的，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合理和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环境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弊端，就能激发调动职工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把国企搞活搞好。

　　有些人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作“极左”进行批判;滕增寿根据自己在国营厂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体会，认为离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单纯搞分配制度改革，靠物质刺激，不可能有长效。他在干部职工中反复动员：“人总得有一种精神。只搞物质刺激，必会导致私心膨胀，金钱挂帅，灵魂破坏，什么事也干不好。” 他提出“一大三好”的口号，即“大干社会主义，吃好、穿好、住好。”在当今条件下， 成功地把政治思想教育与关心职工物质利益结合起来，把大干社会主义与改善职工生活结合起来，很有号召力，深得职工的理解和支持。滕增寿在新形势下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特别强调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他总结国企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摒弃了空洞说教。他提出：“治厂先治人，治人先治己，治己先治心。”他一回厂就把自己的心交给职工，首先宣布了自己言行准则、自律“三不”、任职保证，让职工鉴督。他的言行准则是：“干有劲，言有理，利要让，难要抢，带头干”，“金钱面前不变心，美色面前不动情。”;他的自律“三不”是：一不领奖金，二不参加分房，三不陪客吃喝、愉乐;他的任职保证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们，交给国营厂，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出名，三不为私利，四不怕死，为的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把国营厂办好。”“保证用三到五年时间，把厂子办成全市一流企业，搞出全国一流产品，职工生活达到全市国企一流水平。”“如果不能做到，我自己买把快刀，切腹谢罪!”他的这些承诺，在职工看来，就是一颗赤诚的跳动着的心。加上他不折不扣地履诺，产生的教育、激励效果，是任何高水平的政治思想报告都无法比拟的。东方宾馆一位服务员，在我所住的房间里搞卫生时同我谈滕增寿，说到“他工资比我还少二百多元” 时，居然哽咽着说不下去，哭了起来。一个职工对领导如此真情流露，在我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还是不多见的。在这样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改革分配制度，消除“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端，(不是笼统地砸烂“大锅饭”。当年一些人，在“大锅饭”问题上大造舆论，大做文章，大动干戈，后果早已经证明了他们的目的。)就抓住了国企改革的根本，掌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必能充分持久地调动职工积极性。

　　他们将原先每月人均43元的等级工资，改成以质量为核心的结构计件工资制，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执行第一个月，一线普工最多的拿到200元的工资，工效一下子提高了6倍，产品质量也直线上升，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的国企活力，立即被激发出来。

　　但是，当时一个18级的县级干部，每月工资才80多块钱，一个13级的高级干部，每月工资也不过130多元。玻璃钢建材厂的这项改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些人甚至怀疑滕增寿这样做是为了浑水摸鱼，自己多捞。有关部门为此还专门发了通报,组织了对玻璃钢建材厂的财务审计。审计结论是：账目一清二楚;滕增寿个人只领国家规定的等级工资，他超时超强的劳动，工资一分不涨，奖金分文不取。人们心服口服，对滕增寿由怀疑转为敬佩。

　　原来，滕增寿在回厂后的第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的言行准则、自律“三不”和任职保证，不仅起到了鞭策自己，激励员工的巨大凝聚作用，形成了一个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为基础的团结奋斗的坚强集体，而且起到了在政治上御风挡雨的作用。

　　这也在滕增寿的预料之中。

　　逆私有化潮流，搞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国企改革，左右两边都会有阻力，随时都有可能从什么方向来一阵风，下一阵雨。所以，滕增寿还在等待重返国企的赋闲时期，就做好了重返国企后当被告的准备。为了不让别人抓辫子，能甩开膀子领着大家干，他决定把个人利益让光，先给自己剃个光头，一根头发也不留，谁也别想抓他的辫子。他在第一次职工大会上宣布、承诺的一切，都是在赋闲等待时就考虑成熟了的。

　　滕增寿同志认为，在改革中，国企的当家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让得越彻底，就越能内聚人心，外防风雨。在职工中就越有号召力，越能带领职工冲破阻力，去克服困难，坚持改革，把国企搞好。这次分配制度改革引起的风波和上级审计的结果，使他更有了信心。

　　滕增寿之所以能够得到本厂干部职工发自内心的真诚拥戴，之所以能够在私有化的大潮中逆流而上，之所以能够在私营企业的汪洋大海中，从负数开始，成功打造出一艘位列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的国企旗舰，除了他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实事求是，结合温州实际的科学方法外，就是因为他把个人的利益让光，并且说到做到，一言九鼎。凡是他说过的话，就不允许有例外的时候和例外的情况。如果没有这后一条，再好的信仰也难坚守始终，再伟大的理想也是想想而已。

　　他说不领奖金，企业按规定发的月奖、季奖、年终奖、效益奖他不拿;先进奖、劳模奖他不拿。以上各项没有统计。仅是在他个人应得的奖金中占比例很小的一部分，即因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市政府每年下红头文件发给他个人的奖金，到1998年也超过了300万。所有属于他个人的奖金，他始终是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增加职工福利。就连开会发给他个人的奖品、纪念品，他都如数交公。在一个普通清洁工都有一千几或几千元月工资的时候，他作为全国512家重点国有企业的创建人、老总、上市公司懂事长，每月只领几百元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是全集团收入最低的一个人，生活十分清苦。如果要评收入最低的国家重点国企老总和上市公司懂事长，无论在全中国，在全世界，第一名都非滕增寿莫属。

　　他说不参加分房，就怎么也不参加。根据他提出的“一大三好”，职工大干社会主义，集团公司高速崛起，实现了“一大”。为了兑现“三好”，集团公司历年来建了很多房子，职工按贡献大小排队，分批入住。按规定条件，滕增寿每次都排第一名，但是他“说不参加就不参加” ，每次都不要。职工、班子里的同事，怎么说也不行。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都曾来动员他住一套公房，他都谢绝了，而且在两级书记面前表示：“我有我的人生观，我是修行修到底了。”

　　不仅他自己不参加，女儿也不参加。他女儿是首批参加创业的七个青年之一，现在是公司公认的“元老”。无论工会、职代会为他女儿分房一事提出多少理由，做出多少决定，都被他否决了。

　　滕增寿在职时以厂为家，住在办公室里，退休时他父亲留下的老房子正逢拆迁。一个全国512家重点国企的老总和上市公司懂事长，退休后居然没有安身之处!他拒绝集团公司为他建房，拒绝集团公司为他提供的任何帮助。还是孩子们凑钱在老家乡下建了房子给他养老。

　　顺便说一句，滕增寿的家教家风，同样十分难能可贵。他的夫人和子女，在个人利益问题上都随他，从不计较。有一次，我问他的儿子滕月苏：“你恨你爸爸吗?你们本来是可以成为富二代，坐拥亿万资产的呀!” 他说：“父亲对我们一向要求很严格。我们从小受他的影响，理想就是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从来没想过发家致富，更没想过当富二代。我们真的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怎么会恨他呢?” 我们多少“大领导”，看看滕增寿，看看滕增寿的家，不知还有地自容否?

　　他说不陪客人吃喝和愉乐，就连江泽民总书记专程到公司听了他两个小时的工作汇报，他也不搞例外，没有陪总书记吃饭。经别人解释，总书记不但对他表示理解，并且加以赞赏。

　　他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职工，交给国营厂，从1984年回厂起，他每天早晨5点半上班，干到晚上九、十点钟下班，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对他来说，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工作日。 1995年以后，他干脆住到了厂里，睡在办公室，很少回家，把全部精力、心血都用到了振兴国企的事业上。由于他自己以身作则，一言九鼎，全无私利私欲，他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和每一个经营计划，都能很快地得到领导班子和广大职工的理解和全力支持。

　　滕增寿同志把个人利益让光，说到做到，内聚人心，外御风雨，对于强化公司内部因素，改善公司外部环境，保证快速崛起，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抢救国企，把已经被搞垮的国企救活，使之再现国企活力，再作国企贡献。

　　政治思想教育与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使濒临倒闭的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立现生机。国营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再执温州国企牛耳之后，滕增寿对于在私有化潮流中搞好国企，有了初步经验，更有把握了。他不以救活一厂为满足，急切希望能抢救更多的国企。

　　当时，温州的国企，基本都与1984年前的国营温州玻璃钢建材厂差不多。按某些人的说法，都成了“烂苹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正常”地烂掉。

　　温州市最大最烂的一个“烂苹果”，就是国营温州造船厂。全厂近2000人，欠债3000万元，六年时间换了四任班子，搞了四次承包。结果是包一次瘦一圈，越搞越糟，把全市最大的国企搞成了全市最大的包袱。退休工人因多年领不到退休金，成群结队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要饭吃”。滕增寿同志看了深感痛心，在与班子成员商量后，主动去找市领导：“这个厂还有没有人要?”市领导摇头说：“真没有人要了。”滕增寿说：“没人要我们要!”

　　他带人到造船厂开了30多次座谈会，向职工征求治厂对策。职工反映了一大堆问题，其中第一个拦路虎是厂里有个厂霸。这个厂霸会武术，在社会上有一帮恶势力，还有关系网和保护伞。他把厂里的汽车放在露天任雨淋日晒、锈掉烂掉，自己在厂内办了个私人车队，用厂里的水、电、设备、材料维修自己的六辆私车，给自己赚钱。全厂职工敢怒不敢言，历任厂长都不敢惹他。滕增寿决定，治理造船厂就从这个厂霸开始。好心的人们为滕增寿捏了一把汗。有人劝他：“温州市已经有两位国营厂长因从严治厂被人杀害，你犯不着冒这个险。”滕增寿说：“我早就把自己交给了国营厂，叫那小子打听一下，温州市还有没有比我滕增寿更不怕死的人?”他派人送去最后通牒，限他六天内迁走。厂霸先想硬顶，滕增寿不吃他那一套;厂霸请出机关干部出面讲情，滕增寿也顶了回去;厂霸又耍赖，扬言我就不迁，看你怎么办?滕增寿告诉他：“我的办法很简单，到第六天早晨六点钟，如果你的车还未开走，我就把它统统砸碎。你敢纠集恶势力来厂闹事打人，我们知道正当防卫，不会留情!”厂霸胆怯了，第六天清晨四点钟，就把六辆车全部开走了。职工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滕增寿因势利导，提出“用主体厂优势去克服造船厂的劣势;启动造船厂的优势，冲消主体厂的劣势，形成新的优势”的兼并思路，当年救活造船厂。第二年技改大投入。当年技改，当年接业务，当年投产见效，造出了浙江省最大吨位的船舶。后来还为德国造了多艘5400吨多功能集装箱货轮，创造了浙江省造船行业九个第一。温州造船厂从此走上快速发展大道，由全省行业倒数第一的排位，一跃成为全省造船业的“大哥大”，而且年年上新台阶。

　　滕增寿领导的温州市玻璃钢建材厂兼并濒危国企，与有些人要求削去苹果“烂掉”的部分，提出债务、富余职工、离退休人员“三剥离”的要求相反，把整个“烂苹果”都包下，做到“三个绝不”。绝不把债务推给银行，让国家蒙受损失;绝不把职工推向社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绝不把离退休人员当包袱甩掉，保证这些往日的功臣安度晚年。他们相继兼并救活了温州市8家亏损、濒危国企，都是当年兼并，当年扭亏，年年兴旺发展。集团公司为这些企业还清了4500多万元旧债，安排了3000多人就业。原来因多年领不到退休、离休金，成群结队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请愿，“要饭吃”的2000名退离休人员，现在足额、按时领取退休、离休金，安度晚年。滕增寿和东方集团为市政府分忧解难，为温州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的贡献，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评价、衷心感谢和年年表彰。

　　第三，关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大势，从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把握商机，快速发展事业，保证职工充分就业，决不搞什么“减员增效”。

　　持自由化、西方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观，搞自由化、西方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的人，口口声声讲“以人为本”，却要牺牲数千万职工，让他们“下岗”！这是为什么?原来，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中，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是“人”，而是“劳动力”，是与牛、羊、棃、耙等一样的“商品”。他们“以人为本”的“人”，只是极少数手握生产资料的剥削者、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治人者等不需要出卖劳动，因而不会成为“劳动力”，不会成为“商品”旳人，压根就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无关。因为他们只是“劳动力”、“商品”。所以，他们看来，在“以人为本”的改革中，让数千万“劳动力”“下岗”，是 “理所当然”、毫无疑义的。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时，将牛奶倒进大海，服装付之一炬一样正常。把为企业发展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几十年，从来不为自己争工资，争待遇的工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说成是“企业的包袱”、多余的“劳动力”，让他们“下岗”。没有高度的资本主义化改革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没有对劳动力商品理论的高度自信，是绝对办不成的。所谓“减员增效”，就是赶走和尚拆庙。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让几千万职工“下岗”，一石二鸟：一是打击了工人阶级，拆散了工人队伍，使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变成资本主义化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化社会的底层，为生存而挣扎。纵然有再多的“民主权利”，也无条件享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自然变为资产阶级精英政治。二是搞垮了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消灭公有制，建立私有制，瓦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有了直接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起攻击的资本。公开亮出宪政旗帜，风雨兼程深化政体改革，就是在基本改变了经济基础的背景下发起的。

　　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搞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完全相反。在东方集团旗下，没有“下岗”一说。他们认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来讲，以人为本，就是以全体员工为本。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是改革发展的主力军，理所当然，也应当是改革发展的直接、首先受益者。东方集团在改革发展中，决不把职工当包袱，更不会把“包袱”摔给国家，推向社会。他们领导职工谋发展，通过发展为职工谋幸福。对滕增寿同志领导的东方集团来说，人始终是最宝贵的。有了人，正好开拓市场，发展事业。滕增寿同志要求企业领导干部关心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从为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服务的目的出发寻找商机，发展事业，扩大就业。他把为社会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企业发展和职工幸福凝为一体，比别人飞得更高，视野更广阔，看得更准确。他们看准了，就像雄鹰那样猛扑过去，一抓一个准。所以，他们屡屡在别人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出奇招，制大胜。决策一个项目成功一个项目。既实现了企业的快速扩张，保证了职工的充分就业，又主动为大局服务，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可以说，因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就能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和持续发展，保证职工的充分就业和“三好”。

　　1996年，他们向别人还没想到、看到的地方“猛扑过去”，投资1亿多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生产大口径离心浇铸玻璃钢管道;1997年，他们又向别人还没想到、看到的地方“猛扑过去”，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环保型高科技电镀公司。开始，还有人说风凉话：“现在人家财大气粗了，想怎么折腾就可以怎么折腾!”后来，国家下文治理低水平、污染环境的小电镀行业;着手解决引水工程中的水质二次污染问题。当人们恍然大悟，想上项目的时候，他们的定单早已到手，货款正不断进账。

　　第四，发挥国企的主导作用，利用自身的人力、财力，扶助民企，把经不起风浪的片叶小舟结合成联合舰队，团结奋力，搏击商海，稳操胜券。

　　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当时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只占4.5%。在这个特定的地域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的生存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滕增寿和东方集团仍然没有忘记国企的责任，从未动过与民争食的念头。他们的原则是不与民企抢饭吃，让出大道登险峰，险难之处求发展。不仅把便于发展的项目让给民企，自己到险难之处求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地扶持民企，为民企服务，在扶持与服务中与私营企业共同发展。

　　温州灯具业十分繁荣，也非常混乱。市区个体私营的灯具作坊门店大约有上千家，而且大都集中在“东方”所在地一带，乱糟糟，闹哄哄，十分烦人。有人按照“竞争”法则，建议东方集团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和现成的条件，办一个特大型、一条龙服务的灯具企业，一举扫除这些乱糟糟的小作坊、破门店，既改善“东方”所在地一带的市容环境，又拓展了“东方”的事业。东方集团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滕增寿同志认为，灯具生产，技术、设备要求不高，是大多数个体经营者都能搞的产品。“东方”不但不能同他们“竞争”，断他们的财路，还要利用自身优势，设法帮助、扶持他们，为他们服务，与他们共同发展。他决定腾出市区的厂房，新建了独具中国古典建筑特色的东方灯具大市场，请个体作坊、门店入住。给他们“东方灯具大市场”的冠名权，并为他们提供质检、销售、通讯、运输、仓储、结算、保安、生活等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让他们从小舢板登上了大军舰，把散兵游勇组织成了大兵团。全市80%的个体私营灯具厂、店都进了东方灯具大市场。这个大市场1993年开业。当年销售额就达3亿元，到1998年达到30亿元，五年增长十倍，成为全国灯具第一大市场。进场的老板都发了财， “东方”则每年从服务中增加了3000万元利税。

　　走出我们会议下榻的东方宾馆，就是东方灯具大市场。我在开会期间，常在饭后逛街，同一些灯具店老板交谈。他们谈起自己当初带着几把锤子、钳子进场，如今有了货车、轿车，都十分感谢东方集团为他们办了好事。他们说在这里做生意，百事不用自己操心，打“东方”牌子，“东方”什么都给我们想到了，办好了。自己用不着去和方方面面打交道，特别省心，特别有安全感。自己就一心一意搞生产，搞销售。他们还说，“东方”这个品牌，在全国灯具行业很有影响，很有威信，到外面谈生意特别顺利。有的人还到外省市开分号，发展得都很好。提起滕总，都竖起大拇指，敬佩他有海纳百川的胸怀，说他“是一个真正办大事业的好人”。

　　把个人利益让光的滕增寿，关心大局，为国分忧，发展国企的脚步永不停息。就在人们震撼于东方集团发展的神奇速度，交口称赞东方集团辉煌业绩的时候，滕增寿又把解决老伯姓吃药贵、看病难的问题与东方集团的发展联系起来，思考如何办药厂、开医院，既让老伯姓买药不贵，看得起病，又为东方集团再创新业的问题。

　　四、滕增寿第二次被迫赋闲——与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划清界限，守候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直到生命终点

　　滕增寿同志遵循邓小平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的教导，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第一次被迫赋闲以后，坚持非国企不干，拒绝了一切个人发家致富的建议和外商的高薪聘请，宣布“我的舞台在中国，我的岗位在国营厂！” 专心等待重返国企。重返国企后，他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的气魄，大公无私，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18年呕心沥血，在以私营经济的飞速发展而着称的温州，在私有企业的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了东方集团公司这艘位列全国512家重点国企行列的国企旗舰，以国企在改革开放大潮中高速崛起的胜于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魅力和国企的强大生命力，有力地批驳了否定公有制、污蔑国企的所有胡说。他的理想，他的宣言，他的实践，他的胜利，不仅给被困境了的中国国企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和希望，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树立了样板。而且批驳了那种市场经济只能容纳私有制的谬论，成功地为我国探索了一条公有制为市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揭露了私有化市场主体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面目。1996年6月9日，钱其琛副总理视察东方集团时指出：中国理论界长期争论市场经济能不能同国有企业结合?有人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同私营企业结合，而不能同国有企业结合。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实际上，滕增寿同志这里已经在改革中走出一条搞活国有企业的新路，值得总结、宣传、推广、学习。

　　可是，就在滕增寿同志和东方集团以胜于雄辩的事实，指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前途光明已现，滕增寿同志正满怀信心地舵掌国企旗舰，乘长风破恶浪，奋勇向前的时候，在邓小平及江泽民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的理论指导下，在江泽民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鼓励支持下，由滕增寿同志用亲身实践树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红旗和样板——浙江东方集团，于2002年底，被列入了“改制”名单。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国企改革样板，被强行纳入了自由化、西方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的轨道。这件事情表明，两种改革开放观和两种改革开放实践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酷，显然出现了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支持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的恶劣形势。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被否定并终止!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提起邓小平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再提邓小平及江泽民关于两种改革开放观斗争的理论。

　　这对于滕增寿，是一种怎样的打击?他又是如何地不愿意?都是不难想象的。1999年，建国50周年国庆，在中央首长接见大厅里，还坐在全国英模代表第一排第一位的他，此时像突然掉进冰窖。但是，他是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和以党组织的名义做出的决定。所以，他只能在个人民主权利的范围内，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坚守自己的信仰、理想、誓言和曾经的承诺。他不能继续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效力了，但是还有誓死不当资本家的权利;东方集团被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化改革的轨道，但是他个人还有辞职、退休的权利，还有退隐山林，看书养花的权利。

　　所谓“改制”，名曰“股份制”改造，其实就是瓜分、私有化。

　　领导和同事们都希望滕增寿带头拿，多拿。滕增寿也最有带头拿，多拿的资格。他事后曾经对来访者坦言：“只要我愿意，想拿多少就能拿多少。” 的确，他拿得再多，不但不会有人反对，还会得到一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美名。

　　但是，滕增寿同志既不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情，又不达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的理，更不要“顾全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大局”的美名。

　　瓜分东方集团巨大财富的盛宴，唯一有资格坐首席的滕增寿就是不入席。他不入席，别人不好伸筷子。他不带头拿、多拿，领导和同事都很为难。人们几乎是恳求他：“多多少少拿一点吧!”他还是没给面子。他干了一辈子国企，亲手打造了这艘国企旗舰、国企改革样板，现在自己无力保住它。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参与瓜分它，自己当起资本家来!

　　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勇敢实践社会主义国企改革的旗手，他个人无力保护作为国企旗舰、国企改革样板的东方集团，但绝对不会向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投降。所以，当他亲手打造的拥有巨额全民财富的东方集团被“合法”瓜分的时候，他绝不会顾全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的“大局”。不管领导和同事们怎么说，他就是一股不认，分文不取，坚决不当资本家;当东方集团“改制”结束，作为国企的东方集团不复存在的时候，“我的岗位在国企”的滕增寿同志，辞去了企业、党内、政府、各种社会团体的一切职务，彻底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观和改革开放实践划清了界限。他拒绝各种奖厉、津贴、补助，只拿国家的每月1000多元退休金，回到老家永嘉县五鵣乡西川村。有一位也是国企老总的外省朋友得知此讯，担心他无法生活下去，亲自送来30万元人民币，希望贴补他的生活。这位朋友真诚地说：“我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请你放心，务必收下!”滕增寿很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但还是婉言谢绝了。他说：“这是我的选择，请你务必理解!我如果要钱，还用得着你从大老远送来吗?”

　　有人欢呼：“东方集团告别了滕增寿时代!”滕增寿也不愿与纳入了资本主义化轨道“东方集团”再有瓜葛。

　　从此，滕增寿同志隐居山林，粗茶淡饭，读书养花，精心守护社会主义公有制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守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直到生命的终点——2011年2月16日。

　　这一天，76岁的滕增寿同志肝癌医治无效，终于兑现了他“终身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誓言。即使在生病、治疗的过程中，他都谢绝了公司和市领导给他的任何照顾或一点点特殊的安排。

　　人们无法解释他拼命工作、巨大贡献和最低待遇之间的强烈反差，都说他是“奇人”。他自己说：“我说我是党员，他们硬说我是奇人。没办法！”

　　滕增寿同志对自己的一生是很自信和欣赏的。他归隐山林以后，我曾经建议他写回忆录。他说：“你的理想和信仰用笔写在你的书里。我的理想和信仰用实践写在我的历史上。我实践的每一步都是慎重而明确的。自信没有涂改或辩解的必要。画蛇添足没有意义。”是的，他的历史的确已经把他的理想和信仰讲得明明白白。就像他重返国企时给自己剃的光头一样，没有给别人留下任何可以曲解或歪曲的可能性。别人要怎么理解，怎么评说，那是别人的事。他自己已经做到：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或者迈错脚歩而羞愧。拜见马克思的时候，他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滕增寿同志根据自己所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把“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落实在“消灭私有制”上。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所有共产党员都不能忘记，并且应当无条件地为之奋斗终身的。他为这句话，英勇奋斗了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点。我们活着的共产党员，他的同志，面对新一轮私有化浪潮，难道不应该问一问自己：

　　我忘记了“消灭私有制”这句《共产党宣言》中最重要的话吗?

　　我忙忙碌碌，是发挥正能量，为“消灭私有制”而忙碌？还是发挥负能量，打乌龙球，为“消灭公有制”而忙碌？

　　(2014年6月24日修改定稿于之远斋)

       作者供稿，原标题《逆私有化潮流，创公有制辉煌——深切怀念在私营企业汪洋大海中成功打造国企旗舰的滕增寿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