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正视历史 方能开创未来

——文革起因探源

顽石

　　文化大革命发生已经50周年，回眸文革历史，探究这一席卷全国波及世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发生的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由于立场不同、动机不同、视角不同，许多亲历者、研究者按照各自的逻辑对文革进行审视和评价，就像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人眼中也有不同的文革。可以肯定地说，这次运动从发生的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争议中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歪理邪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争议并没有因为某个历史决议而画上句号，也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趋于消停，相反，随着人们对现实反思愿望的日益强烈，文革作为一种历史观照就越来越被更多人提起，文革也因此愈益显示出跨越时空的重大意义。

　　在民间，文革歌曲远比《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受青睐，让极右们恐惧殊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尽管不是创作于文革期间)就是这样的歌曲之一;样板戏依然是戏曲艺术的巅峰，依然被戏曲爱好者广为传唱，在央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戏曲晚会上，样板戏仍然是主角;像文革时期一样，大多数底层老百姓都在自家厅堂正中墙上张贴毛主席标准像……包括腾讯、凤凰在内的多家主流网站都曾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甚至八成的网民怀念文革。基于这样的事实，只要不是完全“不看老百姓脸色做事”，只要还声称“走群众路线”，就不应该漠视来自底层的属于大多数人的意愿，就不应该不正视那段给整个国家乃至世界造成了极其深刻影响的特殊历史。

　　顽石出生于文革前，到文革结束才十二三岁，属于既经历了文革时代但又基本没有参与文革的一代人。尤其像我，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就更少有对文革的直观感受。这样的经历，对于研究文革固然有不能弥补的缺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可能更客观，因为我既非文革的直接受益者，也非它的受害者，我因此可以完全不受个人恩怨的左右去审视和探究那段历史。

　　以部分右翼精英为代表，他们将文革的发生归因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之争，这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虽然这种认识极其幼稚极其肤浅极其荒谬，但由于右翼掌握了话语权，控制了舆论阵地，致使这种论调甚嚣尘上，极大地影响了一大批没有独立思考能力而又喜欢跟风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因此，在说文革起因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澄清所谓的毛刘“权力之争”。

　　众所周知，从延安后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将刘少奇选定为党的接班人，七大上选举的五大书记(相当于常委)，刘少奇紧随毛泽东之后位列第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就是由毛泽东提议常委会通过让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陕北转战之前，为防止中共中央机关被胡宗南吞掉，还是由毛泽东提议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将中央机关一分为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由叶剑英、杨尚昆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很显然，毛泽东是将危险留给了自己，而将党的安全托付给了刘少奇。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苏时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1959年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少奇接班吹风。1959年4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到这个时候，刘少奇不仅已经成了公开的党的接班人，还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对国家事务的实际控制甚至超过了退居二线的毛泽东。1961年9月22日，为即将在武昌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毛泽东同熊向晖、浦寿昌谈话时说：“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名。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改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1)在随后的两次会见中，当蒙哥马利问及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可以肯定地说，刘少奇就是毛泽东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刘少奇登上权力巅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毛泽东全力促成的结果。由于党内包括高岗、彭德怀等元勋在内的许多人不服刘少奇，以致造成党内几次重大路线斗争，而在这几次斗争中，毛泽东都从党的大局出发，坚定地支持了刘少奇。

　　即便在毛刘之间的路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时候，毛泽东还是想给刘少奇改正错误的机会。文革开始不久的党内生活会上，其他领导对刘少奇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前面说的党内很多人不服刘少奇的观点)，这个时候，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开会，说了这样一段话：“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我讲讲历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批判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说他反党，以后是他自己搞分裂组织托陈取消派，才被开除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搞盲动主义，也只讲是路线错误，后来又有立三路线。六届四中全会，出来一个罗章龙另立中央，但有许多好同志如李秋实、何梦雄都排斥在外是不对的。王明路线统治了四年，造成很大损失。我们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一直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李立三、王明，七大还是选举他们为中央委员。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对待张国焘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另立中央也算了，难道说其中没有好人?有好人，如徐向前、李先念，还有四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张国焘不走，现在还是会坐在这里开会的。我们历来采取这种政策，看来是有效的。一、一个不杀。二、团结犯过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世界就是这样的，永远没有清一色。批得厉害，是为了改。看他们改不改，我看不改的少。洪洞县里百分之九十九是好人，百分之一至二是坏人。我劝不要整民主党派的人，看看《水浒传》，如卢俊义就是个大地主，还有不少起义将官。王明路线使我们党吃的亏最大，但我们却从三个师发展到了一百万军队。只要路线正确，人少一点不怕。我们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一些“残余分子”，做工作谨慎一点好。历史就是历史。希望犯错误的同志谦虚一点，向人家学习一点，不要“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这是最危险的。”(2)

　　我之所以要梳理这一段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们，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完全不是所谓的权力之争。退一万步说，以毛泽东的地位(虽退居二线但仍是党的主席)和他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威望，加之卓绝千古的智慧，他若想要解决的是个人权力问题，顶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就可以达成目的，有什么必要搞一个长达十年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1968年12月31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是权力之争，不是到此已经落下帷幕了吗?为什么还要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由此不难看出，一些人用所谓的“权力之争”来解读文革是有着不可告人的险恶动机的，更多的人相信并传播这种观点不过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罢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人格操守、党性修养、革命经历诸方面进一步论证，毛泽东从来没有也不会将个人恩怨得失置于党的事业之上。在中国革命的早期，作为党、红军以及井冈山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不仅几次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层，甚至还受到来自同志与战友的错误批判和残酷打击，可毛泽东仍然坚持党性原则据理力争，并没有像后来某些人那样动用军队来解决党内分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毛泽东的心中，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他坚定的党性和原则性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他怎么可能为了谋取个人权力裹挟亿万人民去进行那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文革的起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在那样一个时间?这次运动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而不叫政治大革命、思想大革命、精神大革命、灵魂大革命、意识大革命?这是本篇着重要探讨的问题。

　　一、历史的启迪

　　（一）“兴浡亡忽”的深刻启示

　　探讨文革产生的原因，我以为应该从那个著名的“窑洞对”说起。

　　临近抗战胜利，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六位国府参议员飞赴延安考察，7月初，黄炎培在自由参观了延安的学校、医院、机关之后，与毛泽东在窑洞有了一次震古烁今的长谈，这就是和“隆中对”并称的“窑洞对”。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撰写《延安归来》，无数人争相购买，一时洛阳纸贵。据《延安归来》记载：那晚，毛泽东问黄炎培(参观延安)感想怎样?黄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深表赞同，提出：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政权也号称民主政权，民主正是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今天中国的公知无不对此顶礼膜拜。但当我们拨开西方民主的外衣就不难发现，西方民主从根本上说只是精英的民主、有钱人的民主，而决不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近日，美国民众在国会大厦前集会，抗议政治腐败，呼吁公平选举，结果数百人被逮捕。这就是精英民主的又一佐证。毛泽东构想的是大众民主，他要用“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来打破“兴浡亡忽”的周期律。而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一伟大构想的伟大实践。文革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文革的整个过程就是大众民主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文革后期的1975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这四大自由被写入《宪法》就是标志。

　　对于历史文化的谙熟，不要说党内，就是放眼整个学术界，也很难找出能与毛泽东比肩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文史哲乃至自然科学几乎无所不包，汇经史子集，融古今中外。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读了17遍。《资治通鉴》是干什么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遗憾的是，神宗以后的宋代统治者都没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以致有宋一代成了历史上最羸弱的王朝。而毛泽东独领风骚的还不仅仅是谙熟中外历史文化，其雄才大略更体现在他对历史规律的认知与把握上，不用详述，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就是对这个观点最权威的注解。正因为毛泽东对中外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所以当黄炎培以“兴浡亡忽”相质询的时候，他才能毫不犹豫并胸有成竹地对以“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正是因为有对历史的深刻洞悉，毛泽东才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和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不仅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材料印发给全党同志阅读学习，还在党中央机关进驻北京之前反复警示全党“不要学李自成”。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很多人打江山就是为了坐江山，他们注定是要学李自成的，注定是不能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注定是不愿意看老百姓脸色做事的。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主持一线工作的一些领导大搞扩大化，将毛主席预计的“可能有五千右派”打成了五十多万，其实质就是要杜绝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反右扩大化的后果是，人民群众不敢再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干群矛盾加剧，党的威信受损，这在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成为普遍现象。这些情况的出现，严重威胁到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安全，和毛主席当初“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构想已经南辕北辙，历史“周期律”再一次敲响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门扉。

　　这就是文革产生的深层历史原因，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提出的历史依据。

　　(补充一点。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和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曾谈到了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习近平认为“窑洞对”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今天的共产党人还能有这样的认识，当属难能可贵，但认识和理解其精髓并真正付诸实践毕竟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二）新文化运动的深远影响

　　上个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两次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其一是世纪之初的新文化运动，其二就是六十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两者虽相隔半个世纪，但却有着必然的联系。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究竟有何关联?

　　新文化运动是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发起的崇尚民主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文化革命的先驱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抨击封建思想的文章，后来又将该杂志办成了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刊物。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具有无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它催生了一代知识青年的觉醒，催生了“五四运动”，也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代表，所以他深知文化运动对于改造社会唤醒国民文化自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就是文化革命，毛泽东在以后论述这个运动的时候(尤以他的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多次将其定义为“文化革命”， 他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他明确提出：“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3)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从五四时期建立起的文化革命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毛泽东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受益者，同时也是观察者、反思者，他在长达数十年中，从未停止过对这次运动的考量。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会议时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4)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5)不可否认，由于时代、认知、阶级的诸多局限，新文化运动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存在缺陷，甚至是严重的缺陷。新文化运动没有走向工农大众，其社会影响主要局限于知识精英、大中城市，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上出现了严重的走极端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有极为冷静和理性的思考，他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客观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他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6)他特别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7)正是在吸取了新文化运动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才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将广大的工农兵学商当作运动的基础和依靠，将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和锻炼人民大众当作文革的重要使命。这一点从《五·七指示》就可以得到证明。也正因为有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大众的历史教训，毛泽东才倡导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并希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8)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对待工农群众的应有态度和知识分子自身成长的正确路径，可以这么说，五十年代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文革中根据《五·七指示》精神让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锻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毛泽东从新文化运动中不断思索总结之后的具体实践。

　　可以这么说，文化大革命正是毛泽东在吸收了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的更新更大的文化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同新文化运动一样，所涉及的领域从文化开始，一直到思想、教育、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文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很显然，“破四旧”“立四新”就是对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打倒孔家店”等主张的扬弃。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倡“平民文学”，但在整个北洋到民国时期，实际上只有贵族文学、精英文学，只有到了新中国特别是文革时期，文化先驱的“平民文学”梦才得以真正实现。

　　“破四旧”就是要破除毒害人民的封建文化糟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科学的，进步的。不能否认，文革在“破四旧”的过程中，一些人或是理解肤浅或是别有动机(如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西纠”、“联动”)确实走了极端(如砸文物之类)。后来一些反文革的人据此将“破四旧”说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摧残，则是故意混淆视听。“立四新”就是在破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是要让全社会形成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健康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以京剧改造为例，京剧是旧的文艺形式，属于传统文化，过去占据京剧舞台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从50年代开始(文革发展到高峰)，文艺工作者将工农兵搬上京剧舞台，并让他们成为舞台上的主角，在保留京剧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现代艺术元素(包括现代音乐、舞美甚至外来的交响乐、芭蕾舞)，形成了“革命现代京剧”。“革命现代京剧”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继承，什么是创新。 1963年冬，李和曾冒着大雪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排演京剧现代戏《千万不要忘记》的情况，还清唱了几段剧情。毛主席听了以后很感动，并鼓励李和曾说：“你们在演出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同时，还要多演京剧现代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江青同志悉心指导的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沙家浜》称为八个“革命现代样板作品”。所谓的样板戏，就是把现代戏的一些剧目选出加工修改成可以推广的“样板”而获名的。1967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样板戏”和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在北京集中汇演。从5月9日至6月15日，演出时间长达37天，演出共218场，观众高达33万人。样板戏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唱词内容，能在人民群众中印象深、流传广，这就是艺术生命力长久旺盛的生动体现。当年样板戏所以能取得成功，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与毛主席的关怀重视是分不开的。这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智取威虎山》是文化大革命中拍摄的第一部“样板戏”电影。作为革命文艺的硕果，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江青亲自指导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的拍摄。对于戏剧，江青非常内行，并且严格把关，最终奉献给中国人民一出鲜艳夺目的现代京剧，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些革命戏剧还是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精神享受。对于《智取威虎山》，毛主席曾先后两次观看。当年毛主席看得很仔细，对唱词一字一句进行反复鉴赏，他曾两次接见演出人员。他用探讨的口气向编导人员提议，把剧中第五场唱词“迎来春天换人间”一句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因为“春色”比春天更能体现革命浪漫主义;把第九场“小分队整戎装飞速前进”中的“戎装”改为“行装”，因为“行装”更大众化。由此可见，在京剧现代化过程中，毛主席是倾注了心血和热情的。

　　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平民文学”梦想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到文革时期得以真正实现。直至今天，革命现代京剧，尤其是样板戏，依然是中国京剧艺术的经典，依然是京剧艺术发展的顶峰。不独京剧，其他戏曲，其他文艺形式无不如此。可以说，没有新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艺术已经甚至早就走进了死胡同。否定文革后的近四十年，京剧等各种传统艺术是发展了还是退步了?凡涉及传统艺术的领域，能拿出一部像样的作品和和前三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相比吗?哪个时代摧残传统文化?哪个时代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只要有基本的良知和辨析能力，答案不是一目了然吗?这几十年，占据相当大比例的影视作品都在戏说历史，宫廷戏、公案戏大量占据荧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回主角，人民大众再度被边缘化甚至彻底被摒除在艺术之外。这不是从一个侧面反证了文革时代才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时代吗?

　　新文化运动给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有着清晰的内在脉络，有着辩证的历史传承。

　　二、现实的警示

　　（一）苏联修正主义上台的教训

　　赫鲁晓夫上台，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轨迹。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政策。这一事件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间接导致1956年6月的波兰、10月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骚乱，虽然骚乱最终被平息，但给波兰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沉重打击，实际上也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埋下了伏笔。也是由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推行新的政治、经济、外交措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策略，觊觎我领海、领空主权，从而导致中苏交恶，进而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对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蓬勃兴起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毁灭性打击，使美国为首的危机重重的帝国主义阵营重新获得了生机。

　　斯大林虽然犯过错误(比如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但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对国际反法西斯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赫鲁晓夫借反对“个人崇拜”的名义全盘否定斯大林，推行经济改革，虽然一段时间也带来了各种经济指标的攀升，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比如盲目跟风美国大面积种植玉米(苏联的气候根本不适合)，对农业和环境产生了灾难性影响;再比如将直属中央的国有企业下放给各加盟共和国，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共中央对各联邦的控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更是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严重混乱。赫鲁晓夫推行文艺自由化，当时的苏联也出现了以否定斯大林时代进而否定社会主义为主旨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借用中国当代文学的术语)，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第一圈》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两位作家也因此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直至苏联解体后才幡然醒悟。可以这么说，赫鲁晓夫的文艺自由化为西方对苏联进行以意识形态渗透为主要方式的“和平演变”打开了通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赫鲁晓夫上台，也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对苏联乃至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为日后苏联亡党亡国埋下了重要的祸根。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修正主义上台而改变了航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遭受到惨重的打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具有深邃洞察力和英明预见性的政治家思想家，毛泽东不可能不对此产生深刻的警惕，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都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向何处去?该如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该如何保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文章指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9)1961年9月22日，毛泽东同熊向晖、浦寿昌谈话时说：“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10)1964年6月16日，在政治局常委会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第二，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1)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明确提出了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构想。他认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的上述系列讲话(文章)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准备。

　　中国到底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可以参考一个西方人的观点。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所著的《全球通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76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苏联(现独联体)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毛的继承者们发起了一场‘现代化’运动，它不仅采取了以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措施，而且还沿着这条修正主义道路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2)

　　可以肯定，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文革说到底就是一个反修防修的问题，一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二）资产阶级在新中国复辟的危险

　　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会不会有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复辟会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后果?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看，这些问题已经不难回答，但在文革前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话题，因为那时的资产阶级复辟还不是那么显眼，这也是许多人包括相当多的老干部在当时不能理解文革的重要原因。而毛泽东的英明就在于他的见微知著、高瞻远瞩，在于他无与伦比的预见性，他在事物的萌芽阶段(甚至更早)就能预见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历史已经无数次验证了毛泽东那些惊世骇俗的伟大预见。几十年以后，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甚至被彻底打倒但未失去良知的老干部到晚年才真正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和英明，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发动文革的良苦用心，王震才会说出那句意味深长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的话。

　　无产阶级虽然夺取了政权，但资产阶级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同样存在。这既是马列主义的观点，也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认识，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部分。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13)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段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4)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就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变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15)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和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紧迫性。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担心到底是杞人忧天，还是符合中国的实际?

　　从农村来讲，由于大跃进中“浮夸风”造成的负面影响(“浮夸风”主要责任在一线领导)，在六十年代初，一些地区出现了农民自发分田单干的现象。这种现象得到了部分地方领导和刘少奇、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分田单干(前期叫“包产到户”)既是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在作祟，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思想在回潮。如果任由这种现象泛滥，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势必全面瓦解，资产阶级复辟将不可避免(20年后由小岗村启动的分田单干造成的后果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列宁曾经这样告诫他的同志：“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6)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11月上旬，毛泽东接陈云的信后，约陈云谈了一个多小时。“陈云同志主要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小组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是要并存的，现在要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困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据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农业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在“社教”运动问题上，毛泽东跟刘少奇围绕运动的性质与重点，在认识上由分歧到对立，矛盾最终公开化。毛泽东认为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他在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社教”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主张“社教”运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重点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此次公开争论后，由于毛泽东是党的主席，且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刘少奇不得不做了表面上的 “认错”(认为“对主席不够尊重”)，而事实上他们却渐行渐远，最后在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的专事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的领导机构)在刘少奇的同意下发出的《二月提纲》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从而产生了196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六通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

　　《五·一六通知》第一次明确提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正睡在我们身边，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如果用后来更长时间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当年对资产阶级复辟的预见，那么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有两大任务(或曰两个目标)：一个是夺取政权，一个是巩固政权，当然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伟大实践。

　　（三）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尚未形成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工农大众成了法理意义上的主人，但从文化层面来讲，工农大众无法也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主人的自觉，这种文化自觉需要很长时间在反复的教育与自我教育中才有可能完成。比方说，封建社会消灭了，资产阶级统治推翻了，但封建迷信、封建礼教以及资产阶级享乐等腐朽思想还会不断浸染人们，毒害人们。相当多的人还会有比较严重的私欲，而普遍的私欲对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会是致命的妨碍，更不要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化之后还会出现分田单干、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多年的干部仍然会腐化堕落等现象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就说过：“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17)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8)

　　由此可见，对于国民性，毛泽东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或者就是他和鲁迅能产生高度共鸣的主要原因。鲁迅选择用文化来唤醒国民，而毛泽东最终选择用文化来改造国民。毛泽东要让那些“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迷信家”都变成“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他要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要将中国带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文化革命，只有通过“斗私批修”、“触及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人们才可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改造“人性”，并最终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

　　文化大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回顾五十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运动，探寻它发生的原因，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都应该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回避它，歪曲它，都不是明智之举。只有正视历史，方能开创未来。

　　2016.4.30初稿

　　2016.5.15修改

　　注解：

　　(1)《毛泽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下同)

　　(2)《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4)《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

　　(5)《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

　　(6)《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

　　(7)《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

　　(8)《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

　　(9)《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90.12)》

　　(10)(《毛泽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

　　(11)(《毛泽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

　　(12)《全球通史——从史前到二十一世纪》(下)(第七版，7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3)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14)《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15)《毛泽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

　　(16)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17)《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18)《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9)《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