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国庆期间重读《资治通鉴》，
把东汉到三国的历史进程重新梳理一遍，
和大家聊聊。
全文共1.6万字，分成两篇发吧，
这是第一篇。
1
公元102年，《一人灭五十国的班超》自西域回朝，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东汉也因30年南征北战的赫赫声威，开始最辉煌的时光。
那时东汉的疆域西抵葱岭、北至大漠、南到越南、东达朝鲜半岛，境内土地730万顷，户籍人口5300万，民生富庶安乐，号称“永元之隆。”
而在外交方面，东汉的声威远播波斯湾，可谓威震天下四夷宾服。
这是中国的荣耀，也是汉和帝的荣耀。
但世事从不完美，汉和帝将东汉推向极盛的同时，也因为联合宦官诛灭外戚窦氏家族，一手扶持起宦官势力，开东汉重用宦官之先河。
此后百年，东汉的政治舞台就是外戚和宦官的二人转。
汉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称制16年，重用邓氏外戚治国理政。邓太后死，汉安帝联合宦官诛杀邓氏外戚夺权，宦官成为东汉政权的话事人。
宦官拥立的汉顺帝死后，外戚梁冀独掌权柄，公卿升降皆一言而决。梁冀拥立的汉桓帝不甘大权旁落，便和宦官诛灭梁冀，东汉政权又回到宦官手里。
国家稳定发展的核心是朝廷稳定传承，在外戚和宦官互相夺权的大环境下，东汉的政经环境动荡不休，导致国势江河日下。
那个民生富庶四夷宾服的大汉，只能在故纸堆里留下存在过的痕迹。
当然了，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不代表东汉皇帝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事实上有些皇帝是非常不错的，虽然称不上明主，但绝不是昏君。
刘备和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的汉桓帝、汉灵帝，就有两个典型的故事。
公元159年，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朕是什么样的皇帝？”爰延说：“陛下任用贤臣能治政，任用宦官能乱政，所以陛下可以为善，也可以为非，属于汉朝中等皇帝。”
对于皇帝来说，赞美不绝对等于绝对不赞美，爰延这样的回答，属于不给皇帝面子。
但汉桓帝欣赏他的刚直性格，并没有怪罪爰延，直接升为五官中郎将，后来亲自提拔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主管宗室、诸侯和外交事务。
能听得进去话，能明辨是非，汉桓帝不差。
公元188年，汉灵帝在洛阳大阅兵，完事后问讨虏校尉盖勋：“卿以为朕今日军威如何？”盖勋也不客气：“贼寇在边境，陛下却在洛阳阅兵，根本不能彰显武功军威，只是穷兵黩武罢了。”
这不是驳汉灵帝的面子，简直是否定阅兵的政治意义，但汉灵帝反而称赞盖勋：“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
被大臣否定了，还觉得发现了贤臣，这样的皇帝，怎么也谈不上昏君吧？所以盖勋转身就和袁绍说：“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耳。”
说完这句话，盖勋便下定决心，要和袁绍一起诛灭宦官。但盖勋不知道，这次诛灭宦官的行动，直接导致东汉灭亡，过程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
回到前文，既然“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的两个皇帝，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呢？
其实这是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痼疾。
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往往起于基层，要么是汉高祖刘邦这种管十里地的亭长，要么是朱元璋这种农民/乞丐崛起，即便世代公卿的李世民，也是亲自指挥唐军打天下。
在开国的过程中，他们在生死中得到极大的考验，便磨练出治国统军的本事，不管他们的性格是豁达、奔放还是雄猜，军政能力毫无疑问是同时代的第一人。
否则的话，凭什么他们来开朝建国，凭什么他们的子孙坐拥万里江山？
这些开国皇帝的崛起过程，非常符合“猛将发自卒伍、宰相起于州部”的要求。
但随着打江山的时代过去，后世皇帝都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一辈子难得出宫，更不用说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了，于是这些皇帝都丧失了祖先的能力，成为不知真实世界为何物的傻白甜。
所以皇室也好、门阀也罢，后代出现“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是常态，出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是偶然。
汉桓帝和汉灵帝都是少年懵懂的时候，被外戚和宦官请到洛阳，拥立为皇帝，从此远离真实的世界，即便他们再聪明，能力天花板也是很低的。
而且两个皇帝藏在深宫，能接触到的人也有限，无非是外戚、宦官、士族大臣，那么皇帝必然处在信息茧房，以为皇宫的一切就是东汉的一切。
这样的皇帝，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这就是历史的进程造成的必然结果。
那皇宫里的一切是什么呢？
权力。
东汉没有科举制度，不能源源不断的制造根基薄弱、依赖皇权的文武官员，大臣都出自察举制培养起来的士族豪强。他们的第一倾向肯定是维护家族利益，其次是维护朝廷的利益，根本不可能以某个皇帝的利益为核心利益。
所以这帮人可以用来治国，但不能用来夺权。
皇帝要收拢权力，只能借助有共同利益的母族/妻族外戚，以及陪自己长大的宦官。
于是东汉百年来始终是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大臣们随风摇摆，谁赢帮谁。
这样的东汉政局，身处权力核心的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外戚不满意、宦官不满意、士族大臣更不满意。
他们都在想办法，让自己得到安全感。
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发生的两次政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一次政变间接催生了“黄巾起义”，第二次政变直接造成“董卓进京”，东汉王朝彻底分崩离析。
2
公元165年，汉桓帝废邓皇后，准备重新册立皇后。
汉桓帝非常宠爱民间出身的采女田圣，想册立田圣做皇后，这么做一来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意，二来田圣的家族没有根基，可以避免外戚干政。
但是太尉陈蕃不同意汉桓帝的意见，陈蕃觉得田圣的家族卑微，配不上皇后的地位，极力推荐贵人窦妙做皇后。
陈蕃很有名，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写到过——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窦妙出身于扶风窦氏，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后代，“燕然勒石”的大将军窦宪的同族，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窦妙的父亲窦武是已经士族化的官员。
这样来看，陈蕃的意思是不是很明显了？
窦武脱离武将习气，已经士族化了，那么必然和士族保持同样的立场。一旦窦妙被册立为皇后，按照东汉的政治传统，汉桓帝死后，窦武做为外戚必然是大将军录尚书事，掌握东汉最高权力。
一个掌握最高权力，又和士族保持一致立场的外戚，便是陈蕃梦寐以求的政治盟友。
陈蕃极力推荐窦妙做皇后，目的就在这里。
而且陈蕃推荐窦妙的同时，大量朝廷官员也上书，不同意册立田圣做皇后，要求册立窦妙这种门第显赫的女子。
事情做的这么明显，要说士族大臣没有串联，那就见鬼了。
汉桓帝没有嘉靖“大礼议”的能力，便向陈蕃和大臣妥协，册立窦妙做皇后，封窦武为城门校尉、槐里侯。
册立窦妙为皇后，是外戚和士族结盟的标志性事件。
他们结盟的唯一目的是诛杀宦官，明线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暗线上夺取朝廷权力，保护士族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窦武识相，就彻底加入士族分享权力，如果窦武不识相，士族们便踢开窦武独掌权力，直接从东汉过渡到士族掌权的西晋。
当然了，士族要诛杀宦官，利益增殖的天然属性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确实是宦官的政治能力太低劣了。
随便列举一些宦官的劣迹：
中常侍侯览的哥哥是益州刺史，残暴贪婪，在益州积累了亿万家财，被征回洛阳时装了300辆车，都是金银锦帛。
中常侍左悺的哥哥是九卿之一的太仆，封南乡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无数钱财，并且放纵宾客打家劫舍。
中常侍管霸、苏康派人到郡县，依仗权势贱买良田美宅，谁敢过问就是谁的错。
中常侍徐璜的侄子徐宣是下邳县令，想娶原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李嵩拒婚以后，徐宣带人闯入李嵩家，绑走姑娘以后残忍杀害。
小黄门张让的弟弟是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经常做一些破家灭门的勾当。
如此等等。
这些宦官是汉桓帝的亲信，他们做官的亲戚，是汉桓帝的皇权延申到地方的重要途径，结果宦官集团不上道，以官员身份做土匪，典型的官盗。
所以士族和宦官，不仅是争夺工作岗位的权力斗争，增殖利益的经济斗争，更是“治国”和“乱国”的路线斗争。
这种程度的斗争，不激烈才见鬼了。
陈蕃和窦武的谋划很好，士族感觉局势明朗，胜利很快到来，于是在汉桓帝去世前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公元166年，洛阳的3万太学生在名士郭泰、贾彪的号召下，感觉东汉的国势不稳，必须和名高望重的士族官员站在一起，诛除宦官、重整朝政、还大汉朗朗乾坤。
他们给士族官员们唱赞歌：“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李元礼是留下“跳龙门”典故的李膺，时任位高权重的司隶校尉，陈仲举是陈蕃，时任三公之一的太尉，王叔茂是做过南阳太守的王畅。
太学生给士族官员唱赞歌，士族官员和太学生联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士族官员和知名学者直接发起的学生运动，要借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掌控社会舆论，形成“谁不服打谁”的恐怖风气，进而逼迫朝廷，达到诛杀宦官的政治目的。
当时有句话：“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你感受一下威力有多大？
甚至当年春夏大雨连绵，影响了农业耕种，他们也说成是大臣作威作福导致的。这里的大臣，当然不是士族官员，而是皇帝的亲信宦官。
士族大臣和宦官都有了队伍，大战一触即发。
公元166年，南阳太守成瑨逮捕富商张汎，此人和宦官的关系极深，但成瑨不管，定罪名杀掉张汎家族200多人。太原太守刘质逮捕为非作歹的小黄门赵津，杀之。徐璜侄子徐宣的罪行爆发，东海相黄浮立即逮捕徐宣，斩首于闹市。中常侍侯览家族残害百姓，山阳太守翟超扒掉侯览家族的豪宅和祖坟，家产全部充公。
这四件事都是士族大臣镇压宦官亲信，被宦官视为士族大臣挑起的全面战争，而汉桓帝也认为，攻击宦官就是挑战皇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成瑨、刘质死在监狱里，翟超、黄浮剃发为奴。
这样的结果，士族大臣当然不满意，司隶校尉李膺更耿直：“皇帝不让杀宦官，我偏杀给你看”，随后便把和宦官有关系的方士张成逮捕杀掉。
紧接着宦官向汉桓帝告状：
“李膺和太学生同气连枝，并且在州郡拓展影响力，已经组成庞大的势力。”
士族大臣杀宦官是挑战皇权，结党更是皇帝的大忌，汉桓帝大怒，下令郡国逮捕党人200余人，全部罢官回乡，禁锢终生。
这就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士族大臣和宦官的第一次斗争全面失败。
此后“党锢之祸”被认为是汉桓帝昏庸的象征，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汉桓帝，遇到这样的事，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
保护宦官镇压党人，江山还是自己的，保护党人镇压宦官，恐怕自己就被架空了。
在这次士族和宦官的斗争中，陈蕃、窦武都巧妙的避开了，他们在等待机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驾崩于德阳殿，士族的机会到了。
因为汉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皇后窦妙临朝称制，成为决定下一任皇帝的人。窦妙召父亲窦武、侍御史刘鯈问谁继位合适，刘鯈说解渎亭侯刘宏最合适，于是窦妙便决定立刘宏为皇帝。
刘宏便是汉灵帝，那年才12岁。
公元168年正月，陈蕃升任太傅，窦武以外戚和拥立的双重身份，从城门校尉升任大将军，封闻喜侯，窦氏子侄共掌机要兵权，二人与司徒胡广共录尚书事，也就是东汉的日常事务，他们三人说了算。
今日大权在握，再想想“党锢之祸”的耻辱失败，窦武和陈蕃不禁热血上涌，此时不报仇更待何时，诛杀宦官彻底结束这一切吧。
陈蕃一定庆幸3年前的决定。
支持窦妙做皇后，果然换来外戚和士族共进退，而窦妙也感激陈蕃的支持，临朝称制以后，将政务都交给陈蕃和窦武，基本不亲自过问。
但窦妙毕竟是后宫寡妇，不可能整天和士族大臣们混一起，宦官自然是离不开的，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日常生活，窦妙便经常赏赐宦官。
这就戳到陈蕃和窦武的痛处：
“我们要诛杀宦官，太后怎么能亲近宦官呢，万一宦官得势，或者皇帝长大联合宦官反杀我们怎么办？”
邓、梁、窦氏外戚的鲜血，党锢之祸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于是窦武和陈蕃给窦妙上书：“曹节、王甫等操弄国权，祸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宜悉诛废以清朝廷。”
注意看，宜悉诛废的意思是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宦官是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部分，全部杀掉显然不可能，要整顿朝纲，只需杀掉犯罪的宦官即可。
太后窦妙明白这个道理，便不同意陈蕃和窦武的意见，而陈蕃和窦武已经被百年来的血腥政治搞怕了，一定要杀掉全部宦官，他们才能安心。
于是陈蕃和窦武一次次上书，太后窦妙一次次驳回。
经过几个月的扯皮，陈蕃和窦武的耐心逐渐耗尽，决定撇开太后窦妙独立行动，即发动诛杀宦官的政变。
熟悉三国的朋友肯定看明白了，陈蕃和窦武的行动，其实就是袁绍和何进的预演。
窦武和陈蕃提拔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小黄门山冰为黄门令。这份人事任免，基本控制了首都的关键岗位。
一切部署妥当，随时可以发起致命一击，但就在这个时候，变故突然发生了。
9月的某天，窦武下班回家，宦官朱瑀发现了窦武和陈蕃的奏章，知道他们要诛杀所有宦官，大怒：“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
这句话是大部分宦官的心声。
宦官进宫也是混口饭吃，你们要杀人也得符合东汉基本法，有罪便杀无罪释放，怎么能全部杀掉呢？我们招谁惹谁了？
于是，宦官当夜便歃血为盟，决定反击陈蕃和窦武，以及满朝的士族大臣。
宦官们拟定了口号：“陈蕃、窦武准备废立皇帝，属于大逆不道”，然后挟持汉灵帝到德阳殿，软禁太后窦妙，用玉玺调动军队逮捕陈蕃、窦武。
这时已是深夜，陈蕃在办公室休息，听说宦官调动军队抓人，便带领80多名官吏持刀反击，被新任黄门令王甫逮捕，送到监狱杀死。
窦武听闻宫中出现变故，便跑到侄子窦绍的步兵营举兵对抗，宦官则发布诏书，命令名将张奂领禁军攻窦武，第二天上午，窦武兵败自杀。
至此，用半年时间准备诛杀宦官的外戚、士族领袖，被宦官用一夜时间反杀。
而后窦武家族被流放日南郡（越南），太后窦妙迁居南宫，窦武和陈蕃举荐的士族大臣、门生故吏，要么自杀，要么被宦官禁锢终生，一辈子不准出仕做官。
此后20年宦官一手遮天，原本想和士族分享利益的外戚销声匿迹，原本想独掌政权的士族郁郁不得志，东汉从三足鼎立变成宦官一柱擎天。
史书写道：“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气丧。”
其实也可以理解。
士族大臣本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主体，结果却在宦官和外戚斗争的时候，被迫随风摇摆，和外戚结盟准备诛杀宦官，却被宦官反杀，一败涂地。
换做你是士族大臣，恐怕也不会甘心。
这股气一直憋在士族大臣的心里，他们依然在潜伏，等待着机会再次降临。
窦武、陈蕃和宦官的斗争，看起来和三国没关系，但这次政变以及窦武、陈蕃的命运，给后来者造成巨大的心里震动。
20年后的下一场政变中，一切外人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其实都能在窦武和陈蕃的命运里找到影子。
3
在班超经营西域到董卓进京的百年时间里，很多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灰飞烟灭，但汝南袁氏深谙政治斗争的精髓，不论洛阳如何风云变幻，始终屹立不倒。
不仅没有倒，汝南袁氏连续4代人出任三公的高职。
例如袁安在汉和帝年间担任司徒、第三子袁敞做了司空、孙子袁汤做了太尉、曾孙袁逢做了司空、袁隗做了太傅，第五代便是袁绍和袁术。
除了直系子孙以外，那些袁氏的旁系成员也纷纷出任太守、中郎将、郎中等显赫职位。
这份履历，相当于某个人45年便成为五大书记之一，然后每次换班子都有后人成为常委，到现在已经深耕了4代人。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类比，我们现代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但汝南袁氏利用人才察举制和经济庄园制，却实实在在的做到了。
汝南袁氏不仅以名望成为士族领袖，也凭借4代高官提拔、联姻、结交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吏，成为影响东汉走向的关键家族。
《三国志》里说：“自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由是势倾天下。”
汝南袁氏的势力有多么煊赫，你感受一下？
到了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时代，袁隗是汝南袁氏的大家长，同时也是士族大臣的领袖，而袁绍做为袁氏新秀，更是青出于蓝。
袁绍继承了祖上博爱宽容的风格，年轻时在洛阳隐居，“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和曹操、张邈、何颙、许攸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这些人里，曹操是宦官之后，许攸是名士，张邈和何颙是“党锢之祸”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何颙，和陈蕃、李膺的关系很好。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袁绍结交人物是有选择的。
和曹操交好，关键时候可以和宦官牵线搭桥，和张邈、何颙交好，可以和受迫害的党人联络，和许攸交好，可以和人身自由的士人保持关系。
方方面面，袁绍都照顾到了。
袁绍结交的这些人，长辈袁隗肯定是知道的，甚至是默许鼓励的。
那时袁家的政治分工应该是，袁隗在朝为官，维护明面上的家族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袁绍在野隐居，收拢暗线上的人才和势力。
那么袁家要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一旦机会到来，袁家做为士族领袖，要扛起先辈“诛灭宦官”的大旗，彻底清算百年历史。
这个问题，可能宦官也发现了。
中常侍赵忠就问：“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史书上说，这是赵忠和宦官们说的话，但我觉得，应该是赵忠专门放出来的风声，用来敲打袁绍以及汝南袁氏代表的士族，否则的话，简简单单的一句吐槽，不可能闹得满城风雨。
所以袁隗听到赵忠的话，立即数落袁绍“汝且破我家”，意思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低调一些，赶紧找份正经工作掩人耳目吧。
于是袁绍加入大将军何进的幕府，成为重要幕僚。
何进是公元184年做大将军的。
那年“黄巾起义”爆发，起因是农民受不了地方苛捐杂税的盘剥，尤其是宦官亲信任职的地方，盘剥非常严重，而党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有些党人和黄巾军勾通，准备颠覆汉朝谋求翻身。
汉灵帝火速提拔何皇后的哥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命令他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镇守京师，并且任命函谷、太谷、孟津等八关都尉，做为洛阳的外围防御圈。
至于出征平叛，则由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挂帅。
至此，何进这个南阳屠户的儿子，依仗何皇后的关系，成为东汉新一代的外戚领袖，而袁绍进入何进的幕府，其实是士族领袖和外戚领袖结盟，和陈蕃、窦武结盟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件事。
那为什么以前的皇后都出自名门望族，唯独汉灵帝的何皇后，出自南阳屠户之家，做成汉桓帝没做成的事？
因为经过百年的血腥杀戮，宦官也怕了，而且独掌东汉政权20年，宦官已经惹得天怒人怨，丝毫没有声望可言，宦官想和外戚结盟，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
所以洛阳宫廷选采女进宫的时候，宦官郭胜在南阳选了根基薄弱的美少女何氏，进宫后一路送到汉灵帝的床上，最终得到汉灵帝的宠爱。
这是宦官的外戚养成计划。
而且宦官选中的美少女，肯定不止何氏一人，只是因为何氏的肚子争气，于公元176年生下皇子刘辩，从而才成为宦官的重点押宝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何皇后杀掉皇子刘协的母亲王美人，汉灵帝要废皇后，宦官们才各自掏出数千万家财送给汉灵帝，要保住何皇后的地位。
如果汉灵帝废了何皇后，那宦官们的外戚养成计划便夭折了，这就是后来中常侍张让和何进吐露心声时说的：
“但欲托卿门户耳。”
东汉走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四角关系。
第一，皇帝要坐稳江山，必须重用宦官及其爪牙，做为皇权的延申。
第二，宦官要保证地位和权力，必须和外戚结盟，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
第三，百年血腥杀戮，尤其是窦武和陈蕃的结局，让外戚面对宦官没有安全感。
第四，士族累积了百年的怨气，对宦官恨之入骨，时刻准备借外戚之力扳倒宦官，然后一脚踢掉外戚，彻底清算历史旧账。
于是汉灵帝明知宦官作恶却不整治，宦官培养了何氏外戚，大将军何进重用了袁绍，汝南袁氏做为士族领袖却投入何进门下。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四角关系是东汉末年解不开的结构性矛盾，汉灵帝在的时候可以勉强和平共处，一旦汉灵帝去世，便是外戚、宦官、士族决战的时候。
而这次决战是东汉百年矛盾的总爆发，直接打碎了东汉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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