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石：吴起的真正死因（下）

　　吴起的真正死因（下）

　　——《资治通鉴》阅读札记之四

　　纵观各种史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吴起之死缘于他的改革从根本上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以致贵族大臣必欲除之而后快。

　　吴起一到楚国，就被楚悼王任命为相，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吴起变法”。这个变法主要有下面一些内容：

　　一、依法治国。无论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是《资治通鉴·周记一》都有“起明法审令”的记载。依法治国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破横散从(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战国策·秦策三》)，“破驰说之言从横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即限制他国说客挑拨离间搞乱国际关系，严禁国内公知利用舆论阵地做文化楚奸(今谓汉奸)，这等于是赌塞了“普世价值”的贩卖渠道，端掉了卖国公知的饭碗。

　　二、限制特权。其一，“(起)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即废除“太子党”“官二代”的按例特供，用节省下来的钱安抚奖励征战之士。其二，“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即将贵族迁徙到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的地方。这两点都从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贵族特权，对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均衡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整顿吏治。一是“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战国策·秦策三》)，即杜绝权门请托，彻底改变官场不良风尚;二是“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战国策·秦策三》)，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端正，讲究原则，不随流俗;三是“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同上)，即裁撤冗员，罢免庸官，选贤任能。诸般举措，不仅使吏治得到了整顿，而且对权贵也进行了约束。

　　吴起在楚国的改革还有别的一些措施，因为与本文主旨无关，故不一一引述。就以上三点看，吴起的改革是合理的，进步的，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从效果衡量，这次变法不仅促进了楚国经济的发展，也使楚国的综合国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为接下来楚宣王、威王时代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吴起的改革从根本上触动了贵族豪强的利益，招致利益集团的疯狂反扑也就势所必然。所以楚悼王刚死，贵族大臣就迫不及待发动了针对吴起的政变。

　　从以上事实看，司马迁的“(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除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我还没有在其余典籍看到有类似的评价。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除了几乎全文引用《史记》史料，没有再另外发表看法，而《吴子·图国》中说吴起“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便按照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的叙述，吴起也不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廉平，尽能得士心。”“ 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均摘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用今天的话来说，吴起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廉洁公正，身先士卒，甚至用嘴去吮吸士兵身上毒疮里的脓液，因此深孚众望，被弱势群体由衷拥戴。试问，这样的吴起又怎么可能是一个“刻暴少恩”之人?

　　或许是立场使然，司马迁对吴起的评价显然有失公允，经不起推敲。

　　从吴起变法以及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不难看出，凡改革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是动了贵族大臣的甜奶酪，或者是砸了弱势群体的铁饭碗。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斗甚至是血腥的博弈。吴起触动了少数人的利益，他的改革成功了，自己却因此丢了性命，商鞅变法也是如此。

　　稍有理性的人都知道，对弱者动刀子容易，对豪强下狠手很难。没有“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勇气，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超凡的智慧，没有无惧牺牲的精神是不敢碰触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留给了我们太多这样的慨叹!

　　吴起虽然被谋杀了，但他辉煌的业绩永远留在了史册，璀璨的思想永远映照在长空。

　　2014.10.17

链接>>>顽石：吴起的真正死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