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呼吁中央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

　　呼吁中央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尽快出版《毛泽东全集》

　　——从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谈起

　　奚兆永 

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

　　一、从《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谈起

　　今年是毛泽东逝世38周年，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发布38周年。这两件事本来具有明显的直接的关联，但是“粉碎四人帮”使这种关联改变了性质。

　　现在50岁以上的人一定都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情形。当时，尽管人们都知道毛主席晚年健康状况不佳，但是，由于对毛泽东的无比热爱，他的不幸逝世还是使人感到非常突然，像是晴天霹雳，异常震惊，比失去亲人还要感到悲痛。

　　毛泽东逝世后一个月，也就是10月9日，人们从《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知道，10月8日(实际上是10月6日的夜晚到10月7日凌晨)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高度称赞这两个深得民心的《决定》。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在作出这两个《决定》之前，也就是10月6日夜晚，中国发生了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策划并实施的拘捕王洪文(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时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时为政治局委员)、姚文元(时为政治局委员)“四人帮”和毛远新(为毛泽东晚年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政治事件;同时，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进行了所谓“保护性隔离”;并且派人接管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飞机场等单位;还在北京重要路口设岗，禁止外地车辆进入，而在北大、清华附近也布置重兵，防止学生冲出学校。由于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叶剑英当时提出要“先保密两个月”(见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版，第41页)，因此，除了那些密谋策划的人和参与行动的人以及一些打过“招呼”的高层干部外，全国广大民众都还被蒙在鼓里，人们毫不知情。不过，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韦德很敏锐，加以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中说，“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使他断定，“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用叶永烈的话说，他“使出浑身解数”，很快就打听到“毛泽东遗孀被捕”，并在10月11日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遗孀被捕》的新闻稿发往伦敦《每日电讯报》总部;第二天，《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这篇新闻稿就;到第三天，西方各个报纸也都纷纷转载了这篇爆炸性的新闻。(同上，第5页)这样一来，叶剑英提出的在国内“先保密两个月”的计划自然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在国内，绝大多数人知道这个消息还是在10月18日中央下发16号文件以后。根据后来爆出的一些信息，讨论两个决定，其实是叶剑英提出“智取”四人帮所预先定好的计划的一部分。

　　邓小平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说到了这一点。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那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里说得更清楚。该书认为，拘捕“四人帮”，是叶剑英提出，而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参与策划的一个政治事件。在他们看来，“用合法的形式，来不及了。用武力解决也不可取。”叶、华、汪商议后，“最后确定以坚决的方式‘智取’。具体的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为了提高警惕，避开王洪文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帅随时变换着住处，让四人帮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叶帅对军队做了相应的部署。”(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这里所说“用合法的形式”是指通过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不是什么“来不及了”，而是华国锋怕四人帮参加会议后事情不好办，难以成功;而李先念等则担心，即使政治局能够通过，十大选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也很难通过，风险很大。他们都不主张用召开会议这种合法的形式来解除“四人帮”的职务。至于说“用武力解决也不可取”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事实上汪东兴已通过张耀祠动用了8341部队，而“叶帅对军队做了相应的部署”，主要是通过陈锡联和吴德及吴忠控制了北京卫戍部队。如果没有武力，哪里还有什么“以坚决的方式‘智取’”?所谓“智取”，只不过是把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著作当作“设局捕人”的一个手段，而要捕人，显然离不开武力。实际上，上面那些行动都是以张耀祠领导的8341部队和吴德为政委、吴忠为司令员的北京卫戍部队作后盾的。应该说，这些做法其实都是通过武力进行宫廷政变的惯用做法，也说不上什么“智取”。问题在于，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张耀祠、吴忠等都长期受到毛泽东的教育与信任，在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就发动这样的政变，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一个极大的不敬，而且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背叛，难怪毛远新在被拘捕时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而对于国内外广大热爱毛泽东的人民群众和进步人类来说更是一个明显的糊弄和欺骗，这样的作为显然不能说是正当的和合法的。实际上，就是在邓榕的书里，这种所谓“智取”也是放在“合法的形式”之外而列为非法的形式的。

　　应该说，在人们因为失去毛泽东而无比悲痛的日子里，把讨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纪念毛泽东这样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事用来作为抓捕“毛泽东遗孀”江青或“粉碎四人帮”的设局的圈套，这本身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事件的主谋者绝不是毛泽东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是背叛毛泽东革命事业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对他们来说，目的是抓捕四人帮，是扫除他们的政敌，而讨论出版《毛选》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只不过是设局的一种手段而已，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和罪恶用心。

　　实际上，一些人早在毛泽东生前就想动手了。不错，毛泽东1974年和1975年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过江青搞“四人帮”，但是，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希望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能够搞好与政治局其他人的团结。而且，就是在批评江青时，毛泽东也没有对她全盘否定。毛泽东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他说，“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上，第583页)在这里，毛泽东讲“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并且讲“与庐山会议不同”，“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对于“四人帮”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办法，毛泽东讲得是那么清楚明确，根本没有任何误解的余地，而后来华国锋、叶剑英等却硬把事情说成是毛泽东生前有一个“粉碎‘四人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上台后还大搞“审判”，硬要把所谓“四人帮”的问题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扯到一起，这些显然都是违背毛泽东上述讲话的精神的。对这个问题，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也承认，“他(指毛泽东——引者)绝对不是要打倒江青。他希望通过这次批评，江青能够有所收敛，邓小平也应该满意了。他甚至希望从此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冰释前嫌，在未来进行合作，起码也要相安无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又怎么能够把所谓“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毛泽东生前的“战略部署”呢?而且，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三条”(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说“有的同志不信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那也不单是对江青和“四人帮”说的,而是对全党说的，整个党员干部说的，当然也是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说的。问题还在于，6月28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批评写了书面检讨，检讨了她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三箭齐发”(即“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和“自作主张送材料”的错误，并且承认，“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讨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表示欢迎这一检讨，并建议将检讨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和叶剑英传阅了周恩来批转的江青的检讨，并且批注：“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也圈阅了此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本来，江青已就毛泽东批评的“四人帮”问题做了检讨，周总理已表示欢迎，叶、邓也未提出异议，而毛泽东也做了圈阅，表示同意，应该说，事情已经得到初步解决。而为了缓和与邓的关系，毛泽东还让江青主动到邓小平家去谈了一次。对此，邓榕在她的书里有这样一个描述：“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指毛泽东——引者)让江青找邓小平谈谈，意在促进两人和解。......我们全家都记得那一天，说是江青要来我们在宽街的家，全家人立即戒备十足。妈妈吩咐，在家的人各自在自己的屋里，谁也不许出来。如果江青借口看一看窜到什么地方，谁也不许随便说话。要知道，随便一句不经意的话语，可能就会遭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乎，好像防瘟疫一样，我们一个个把门窗关得紧紧的，全家壁垒森严。”“父亲在会客室等着，没有出迎，连母亲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露面。江青径直走进父亲的会客室，与它的‘敌手’邓小平谈话。谈话的时间并不长，江青从会客室走出来时，父亲也没有送。江青就这样地来了，又这样地走了。这次谈话，没有争论，但也没能缓解双方的矛盾。”(第363-364页)邓小平虽然被一些人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从邓榕的这段描述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和他教育出的家人，一个个心胸都很狭窄，报复心都很强，他们把江青说成是“瘟疫”，把她的来访看作是如临大敌，一个个都戒备森严。邓本人更是大摆架子，来不迎客，走不送客，把气氛搞得十分紧张。有道是，“不看僧面看佛面”，邓明知江青是毛泽东要她来的，他却如此意气用事、傲慢无礼，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心虚和他对毛泽东的真实感情和态度。邓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看来，他并没有学到毛泽东的好作风，好传统。毛泽东一再教导人们：“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后来在修改《九萍》时还加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其中就有“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条。邓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显然是很欠缺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此待人接物，也是很没有修养的。9月24日，邓小平又利用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的机会在会见后向毛泽东告江青9月17日在大寨的讲话谈批《水浒》的状。实际上，华国锋早在邓之前就已经向毛泽东讲了同样的事，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发，讲话不要印。(同上，第610页)邓的告状，显然也有落井下石的意味。

　　在江青检讨后，邓的一些言行使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政治局的团结问题，不仅是江青和“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很大的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10月19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是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他们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对犯有错误和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编者注)先开会研究处理。(同上，614-615页)这些话显然是冲着邓小平说的。10月23日，由邓小平召集六人会议，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刘冰来信的批评，提出两个方案：召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展开大辩论。会议还建议向中央政治局原原本本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于10月28日阅会议报告后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在第一方案“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同上，第617页)11月2日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后对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提高。”(同上，第619页)当日晚，毛远新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和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一道开会，会上，邓小平与毛远新顶了起来，邓讲他工作以来的成绩，否定有修正主义问题，不过他也表示，愿意作自我批评。第二天，即11月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头天晚上四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毛远新说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又说：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架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同上，第620页)邓小平也作了两次检讨，但是，他骨子里是不服的。他曾一再要见毛泽东，但是毛都没有应允，而是将他的检讨批给政治局讨论，实际上是继续批判。11月4日晚，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人会议情况。毛远新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还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毛泽东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同上，第621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1月20日，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江青在会上进行了批判。邓感到仍然不会通过，于是在当晚给毛泽东写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同上，第634页)次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的汇报后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远新说，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同上，第634-635页)一周后，即1月28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同上，第635页)

　　由上可知，虽然邓小平已经收回了他的错误发言，并且也表示愿意检讨，但他实际上是迫于压力，其思想深处并没有能够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使他与毛泽东所坚持的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处于对立的状态。应该说，他所反对的绝不只是江青和四人帮几个人，而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下台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通过政治局决定减少邓小平的工作，让他专管外事，让华国锋担任总理，1月28日又让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邓的权力已经大大受到了限制。此事当然引起了一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的不满，也引致了邓小平、叶剑英的不满。本来毛泽东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只是个别场合或小范围说的，之多也只是在政治局范围内说的，但有关消息却不胫而走，广泛地被传到了社会上。一时间，各种谣言和流言蜚语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比如，有一个所谓《总理遗言》就流传甚广，这个“遗言”说什么“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对于这样一个明显不符合事实的“总理遗言”，由于它迎合了一些人的口味，不仅在国内到处流传，甚至传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杭州青年工人李君旭制造的谣言。当然，李君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过一些大人物也对此道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据一篇网文说，叶剑英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经常去305医院看望总理，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叶叫周围的人都退出，护士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护士听到的片言只语，可以判断是叶向周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副主席、有关四人帮及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叶从病房出来后对两个护士说，你们俩要准备好纸和笔，要24小时都有人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中央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在总理逝世后，护士将白纸交给了叶，叶看着那洁净的白纸，呐呐地说，“他一生顾全大局......”显然，叶也很想得到一份总理的遗言，但是，总理却让他落了空。仔细一想，叶虽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广东黄埔陆军学校与周共事，两人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周总理的为人，像周总理这样有崇高品格和严格纪律的人，怎么会随便向305医院的护士“发泄”对“中央的某些人”的不满呢?不可能嘛!不过，我们从邓榕的书里也看到了两条似乎是总理遗言的文字，其一条是：1975年12月8日，周恩来“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该书还说，“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431页)而实际上，无论在《周恩来年谱》里还是在《邓小平年谱》里都找不到这一个被称为“太重要了”的所谓“政治盟誓”，它能是真实的吗?人们都知道，周恩来原则性很强，几十年来，他对毛泽东一直忠心耿耿，他怎么会背着毛泽东而与邓小平订立这个生死之盟呢?其另一条是，“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见面时，向叶剑英作最后的交待。他让叶剑英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02页)这个所谓周恩来对叶剑英的交待，在《周恩来年谱》里也有所纪录，那里说，“本年 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4页)这与邓榕书里所说还有两点不同：其一，在《周恩来年谱》里所用的时间是“本年”即1975年全年，这个时间可以是从1975年1月1日到12月31日的任何一天，这样的时间显然是极不准确的;而在邓榕的书里是说“最后的时刻”，同样是一个不准确的时间，使人对其真实性不能不产生怀疑。其二，《周恩来年谱》里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权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而邓榕的书里则是“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二者的用语也不同。在这方面，出身山西的作家师东兵在一篇访问陈永贵的网文里，说陈曾向他谈到叶剑英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早在毛主席重病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联系到前述305医院护士的回忆，我认为叶说此话是可信的，至于说周总理和邓有什么“生死之盟”、对叶有什么“最终交代”则是完全不可信的。散布这些所谓的总理遗言，实际上是邓、叶将自己的一些言行转嫁给周，让周来对他们的言行负责。显然，这样对待周恩来是很不道德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五事件”。有的文献介绍说,“四月四日清明节，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二百多万人次参加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进入高潮。”(《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页)邓榕的书里则说，“人民群众声讨四人帮，表达着我们同声的呐喊。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许多多小瓶子，他们是用这种典型的中国式的隐喻呼唤着‘小平’。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里，北京几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门广场去了。”“4月4日，是中国农历丙辰年，也就是清明节，首都群众悼念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达到高潮。汇集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之多。”(《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书电年版，第430-431、433页)这样的介绍显然不符合事实。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在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人群中发生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这个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在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4月3日到广场的人数大约是20万，507个单位送花圈800多个;4月4日到广场的有8万人，420个单位送了450个花圈。看热闹的人很多，也还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径有6米，悼词内容有写缅怀先烈的，也有写怀念周总理的。去广场最多的单位是七机部、科学院，其次是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北京市是广播器材厂、曙光电机厂、青云仪器厂。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我还说：从4月2日就开始有恶毒的煽动、讲演，内容很反动。诗词、悼词、小字报中，有48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但到广场去的人大多数是出于怀念周总理，有些学校是到天安门广场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吴德是处理四五事件的领导人，从他这个《自述》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4月3日是20万人，4日有8万人，远远没有《邓小平年谱》所说的“二百多万人”。应该说，来广场的人大多数是悼念周总理的，而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呼唤邓小平的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学校是专门到广场来是为了宣誓批邓、教育干部的，更不用说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在广场发生争执也说明，去广场的人并不都是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怎么能够把所有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说成是“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呢?本来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总理是很正常的，但送花圈的人集中在某些单位，甚至出现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花圈，而最大的花圈直径竟然高达6米，这些反常现象不正好说明，其幕后有人在借悼念总理之机故意制造事端么?他们攻击江青和“四人帮”，直接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呼唤邓小平上台，发表反动演讲，难道也是悼念周总理吗?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当时并未向下传达，而且毛泽东还明确提醒政治局不要传达他对江青和邓小平的批评，而反江青和四人帮甚至反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竟然会发展得那么厉害?在天安门广场甚至还出现一些暴徒打骂持不同意见的干部群众、侮辱维持秩序的警察和民兵、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卫戍部队存放枪支弹药并且临时用作联合指挥所的小红楼、翻倒并且烧毁汽车、砸烂自行车等这样的暴力行动，可以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出现这样的事件是建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说人民群众痛恨“文化大革命”是说不通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所向并不是针对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运动中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相反，他们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动力，使他们还深深感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没有痛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一直很明确。在犯错误的当权派中，一些人被打倒了，还有许多人受到了冲击，只有他们才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有怨气的，想要算账的。实际上，如果干部中，特别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大干部中没有人故意制造舆论、蓄意进行煽动，像四五事件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看到了事情的本质，他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他提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要毛远新先约几个人谈一下由华国锋任总理的问题，要他快去。当天下午，听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两个决定：决定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起职务。这两个决定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实际上，人民群众并没有反对这两个决定，反对这两个决定的正是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及其子女。十年零八个多月后，1986年12月30日，当邓小平就闹事问题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时曾说，“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还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0-1161页)在这方面，邓的看法与毛泽东很相近，在处理上也差不多。当年，毛泽东撤了邓小平的职务，而后来邓小平则撤换了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而让赵紫阳接任此职。但是，对于四五事件，毛泽东和政治局当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邓小平后来却认为是革命事件，并且竭力为之平反，邓榕的书里甚至将其称为“伟大的四五运动”!邓小平对同样性质的问题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并且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呢?他这样做无疑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应该说，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资产阶级看到了邓对于四五事件的这个态度，他们当然都会受到鼓舞并且会加以利用。有了这样的先例，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他们在1989年又一次发动了动乱，并且将其称为所谓“民运”，而赵紫阳与其前任一样，表现极其软弱，结果导致了自己的下台。现在香港的一些大中学生和社会上一些人也在如法炮制，在境外一些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大搞所谓“占领中环”事件。 就这些事件而论，邓小平当时无原则地暗中支持四五事件以及后来把它说成是革命、并且积极为其平反显然都与之有关，可说是后患无穷，在这方面，邓小平是难辞其咎的。当然，也有人会说，甚至有的文件也说，邓小平和四五事件没有关系。然而，邓榕的书却明白无误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人民群众的伟大抗议运动，虽然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但是，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后台’。”(见《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三联第432页)这些话表明，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处分邓小平及有关触犯刑律的犯罪分子，从总体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后来的所谓平反则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与邓后来对类似事件所取的态度也是自相矛盾的。

　　显然，四五事件后来之所以能够平反，是和在其之后发生的“粉碎四人帮”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按照一些人的逻辑，既然用非法的手段抓捕四人帮都是正确的，同样是针对四人帮的四五事件，反对江青和四人帮当然也是正确的了。而问题正在于，所谓粉碎四人帮本身就是非法的、错误的。如前所述，粉碎四人帮既不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也不是周恩来对邓、叶说了什么“临终遗言”，更不是什么如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所说的江青和四人帮已经准备在十月十日进行政变，华、叶、汪他们才“用快打慢”的。实际上，江青他们太高看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这些人了，还以为他们是一些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呢，对他们放松了警惕，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在毛泽东逝世还不到一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这场政变。我们知道，就在10月6日的傍晚，江青还在采摘苹果，专为领袖们拍照的中南海的摄影家侯波还拍下了这个瞬间，前揭叶永烈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一书就将这张照片收为该书插图。江青如此放松闲适，哪里会是在准备政变?应该说，公开违背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制造借口，采用武力抓捕政敌的办法来解决党内斗争和国家大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开辟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污点，极大地损坏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8年，但是，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纠正，那就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就会成为一个永远的阴影而跟随在党和国家的身旁。只有正确地认识了它，并且坚决地纠正了它，才能显示出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新中国不愧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当年参与策划和实施这个政变的人，基本上已经离开了人世，即使还有人健在，他们也早已远离了政治核心，在今天做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阻力都不会太大;关键是现在的领导人有没有这样的胸襟、勇气和决心;如果能够有这样的胸襟和勇气，下决心改正这一历史错误，我相信，那就不仅是共产党和新中国之大幸，而且是中华民族和十三亿炎黄子孙之大幸!

 

　　二、为伟大导师出版全集已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逝世以后，出版他们的全集，让他们的伟大理论与光辉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继承并且发扬光大，让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连绵不断，后继有人，继续兴旺发达直至最后胜利，乃是纪念伟大革命导师的传统做法，它的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也是人们所普遍知晓的。可以说，在伟大的革命导师逝世以后出版他们的全集，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光荣的革命传统。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1883年3月14日逝世的。当时，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虽然已在1867年出版，但是《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都还只是一些未经加工的手稿，如果不加整理、编辑是绝对不适合出版的。恩格斯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了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一起共同战斗了四十年，他熟悉马克思潦草的字迹，更了解马克思深邃的思想，也只有恩格斯才能胜任这一艰巨的任务。经过恩格斯的不懈努力，他在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这标志着整理和编辑第二卷的工作已经完成;而在1894年10月4日(此时距离他自己逝世的1895年8月5日只有十个月零一天时间)，他又写下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这标志着整理和编辑第三卷工作也已经完成。此外，在这期间，恩格斯还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并且为马克思的一些较早著作写了序言或导言。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生前战友，早在1889年初就考虑到将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的问题。当时，恩格斯的眼睛不好，他在1889年1月28日写信给考茨基说，“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爱德(指伯恩斯坦——引者，下同)、吉娜(伯恩斯坦之妻)和杜西(爱琳娜，马克思小女儿，马克思著作所有权继承人)都同意。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保护我的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至少几年内不能亲自口授《资本论》第四册(即《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另一方面，我应当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他人使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字迹，以便必要时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而第四册是应当着手搞的第一件工作，......只要你略微学会辨认笔迹，你就可以口授给你的妻子，那么事情就可以进展很快。”“爱德也热切希望参加辨认潦草的笔迹，我已经打算给他另外的手稿;我也要教会他，但是我对他说过，我只能把钱付给一个人，他完全同意这样做。”“归根到底，问题涉及到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这也正是我所关心的事，我也对杜西谈过这一点。我们能从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能容易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4-136页)而在1895年1月1日写给库格曼的信里还讨论了在美国收集马克思发表在《论坛报》上的文章问题，显然也是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作准备的。恩格斯在信中说，“至于现在你说的早期著作，应指1851年以前那段时间的作品，这当然是另一回事，在柏林我不是这样理解的。这些著作的确有巨大价值，正是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我不能全部出版马克思和我在1842-1852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因此，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41页)此外，他还在自己的遗嘱里对马克思和自己著作、手稿和书信作了明确的交代。这些，都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比忠诚，他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把亡友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来完成的;同时，他的安排也为后来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创造造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应该说，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也曾作出过努力。如考茨基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倍倍尔和伯恩斯坦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梅林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选》。但是，由于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先后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们当然不会按照恩格斯的遗愿去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事业，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进行了伟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并且成功地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革命后的俄罗斯在物质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列宁决定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任命与他同年的老友、曾长期流亡国外从事马恩著作收集和研究工作的梁赞洛夫为院长，并且拨出巨款，派他到奥地利、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英国去收集、收购和复制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由于梁赞洛夫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又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还认识这些国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高层人士，甚至对于一些私人藏书家或私人图书馆也很了解，他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以致他所领导的苏联马恩研究院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收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最宏富的一个重镇，一个中心。毫无疑问，这些极其丰富的宝藏也就为研究和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整理和编辑出版原文的“历史考证版”(MEGA)创造了条件。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通过决议，要求马恩研究院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委托梁赞洛夫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辑出版工作。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历史考证版(MEGA1)的陆续出版，不仅苏联人民，而且全世界无产阶级可以更系统、更完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贡献。应该说，这是梁赞洛夫的光荣，也是苏联的光荣，更是列宁高瞻远瞩、亲自指导、积极推进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列宁不仅直接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出版，他还非常关心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著作的出版。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也是最杰出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得恩格斯的赞赏。恩格斯在1885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中说，“得知在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他本人也会同样以此自豪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9页)这里说的“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指的就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列宁比普列汉诺夫小14岁，他把普列汉诺夫看作是自己的导师，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普列汉诺夫在1903年以后在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上犯过不少错误，但是，就基本面来说，他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18年6月月12日，普列汉诺夫在芬兰病逝，列宁在1918年8月就建议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他在1921年1月25日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他指示说，“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文集应把他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极详细的索引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专集应当成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了解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420页)1922年4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从1923到1927年，出齐了24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

　　同样，列宁对于出版有“革命之鹰”之称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也极为重视。罗莎.卢森堡出生于波兰，因为革命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该党的左翼领袖之一。她积极参加了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也积极参加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斗争，并且领导了1918年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领导了德国共产党的创立。她于1919年1月15日被敌人杀害。在她殉难后，列宁曾这样评价她：“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是极其有益的。”(《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4页)列宁的这些话是1923年2月说的，当时离罗莎.卢森堡逝世还只有四年零一个月多一点，但是，在他看来，德国共产党人对卢森堡全集的出版太晚了，因此批评他们“延缓全集的出版太久了”，可见，他对于出版全集是多么重视，又是多么迫切!

　　1924年1月21日，列宁在53岁时就过早地逝世。列宁一生勤奋，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笔记、信件和文稿。《列宁全集》早在他生前就已由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始出版。在俄罗斯和以后的苏联，《列宁全集》一共出了五版：第一版为20卷，自1920年至1926年陆续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为30卷，自1925年至1932年陆续出版;第四版为45卷，自1941年至1967年陆续出版;第5版为55卷，自1958年至1965年陆续出版。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担负起领导联共(布)党的领导工作。斯大林一直以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而自豪，一生致力于宣传和践行列宁主义的伟大事业，他的第一部文集就是《列宁主义问题》，该书在他生前曾经出版过十多版。1946年1月1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出版《斯大林全集》，计划16卷。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不治而逝世。到他1953年逝世时，《斯大林全集》一共出了13卷，由于赫鲁晓夫的叛变，《斯大林全集》的出版工作被迫停止，连已经排好版待印的全集也被销毁。但是，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得逞于永远。1962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出版了《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斯大林全集》13集以后未能出版的空白。稍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用俄文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4、15、16卷。其内容与苏联计划出版的14、15和16卷大体相若，其不同在于，原计划的第15卷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胡佛研究所版的第15卷则是卫国战争时期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只用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放在了第14卷，而第16卷则是战后的著作。90年代后，俄罗斯在左派人士科索拉波夫等人的努力下，于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4、15、16卷。由于档案解密，有关斯大林的资料也更加丰富，一些谣言和讹传也不攻自破。经过科索拉波夫等人的努力，2004年和2006年又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7卷和第18卷。据说，还要出版第19卷。人们完全可以预期，一个新的、更加完备的《斯大林全集》版本终将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真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除了革命导师的全集相继问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他们逝世以后，他们的全集也陆续出版。

　　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胡志明逝世，迄今《胡志明全集》已经出版了三版：其第一版共10集，于1990年发行;第二版共12集，于2002年发行;第三版共15集，与2008年发行。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逝世,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出版《金日成全集》，逝世以后进一步加快了出版的步伐，前两年已出版了101卷，现在还在继续出版中。

　　应该说，他们都力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的实践相结合，努力学习思考，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出版他们的全集，对于团结和凝聚本国人民的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都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这里要附带说一下国民党的蒋介石。本来，蒋介石并不是共产党，在这里讲蒋介石似乎有一些文不对题，不过蒋与共产主义还是有一些渊源的。他在1924年3月24日写给廖仲恺的信里曾说，对于俄党“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共产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蒋介石书信》，第26页)说明他也曾经觉得“共产主义可信”并且曾经想让国民党成为共产国际的正统而做过努力，只是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怀恨在心。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923年8月16日到12月5日间曾奉孙中山之命率团访问苏俄，1924年1月16日回广州向孙中山作口头报告，孙中山对于蒋介石的上述思想曾有所批评。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里也有提及。他写道：“我回到广州报告之后，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苏俄在中国》，黎明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20-21页)经孙中山的批评，特别是受当时广东革命现实的影响，蒋介石一度也表现得很革命，特别是在东征时，他对于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表现得十分积极，对于一些人反对共产党人的言行还进行过尖锐的批驳;但到北伐的关键时刻，他又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他曾经称赞过的、曾与他共同战斗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抛入血泊之中。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仍热衷于剿灭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大搞所谓“安外必先攮内”的“不抵抗主义”，使东北的大好河山落入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之手之手。1936年“西安事变”后，虽然被迫答应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但在抗战期间又不断进行破坏，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战胜利后，他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但又随时准备撕毁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对于这样一个朝三暮四，毫无信仰可言的人来说，很难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但是，在他1975年4月5日逝世后，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还是在1986年给他“恭印”了一部40卷的全集，即所谓《先总统蒋公中正思想言论总集》。由于蒋介石的思想言论不断变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前后相左、真假互见，表里不一、矛盾百出，要把这样一些东西集中在一起出版一本全集实在也不是一件易事。由于他后来反共，为了把他树立为一个反共英雄的形象，主编秦孝仪于是只好大刀阔斧地删改他早年赞扬苏俄、赞扬共产主义、赞扬共产党人的内容。当然，对他的种种劣行也多有掩盖。这样一个不能真实地反映蒋介石全貌的所谓“蒋公中正思想言论总集”当然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历史价值。对于蒋介石的这本经过伪造的全集，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先生曾经进行过揭露.他说，“今天钦定的蒋介石传记与论述，无一不把这独裁者描写成为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钦定的蒋介石言论与全集，也无一不展示独裁者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面。其实这种伎俩，只能欺骗外行人而已，对内行人来说，就知道满不是这么回事。”(《蒋介石研究》下册，中国友谊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他用事实揭穿了这种伎俩，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并能奋斗始终的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深知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对于领导他们推翻三座大山并且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毛泽东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毛泽东不仅在国内具有崇高的威望，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把他与马、恩、列、斯相提并论，因为他历来认为马、恩、列、斯是先生，而自己是学生，反对人们讲“马恩列斯毛”，更反对人们讲“毛泽东主义”，甚至对于人们讲“毛泽东思想”也不赞成，多次对这类提法进行过批评和删除。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是邓拓，他作为《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和总编辑，在1942年7月1日前为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认为提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列主义并列之嫌，没有同意。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字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页)对此，毛泽东当然坚决反对。1948年8月，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为了在开学讲话提出毛泽东主义而向中央请示，对此，毛泽东在复信里曾非常严肃而严厉地批评道：“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一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里更十分详尽地解释说，“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当然，毛泽东在七大时曾经同意过“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但是他真正主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实质，而不是“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实际上，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他是违心地同意的。我们看到，建国后不久，他就不止一次地删除这个说法。比如1952年3月，他看到《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哲学家冯至写的一篇讲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文章，认为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可以用来批判当时《学习》杂志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错误观点，准备在《学习》杂志上转载，但是认为标题上有“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则是缺点，所以删除了这些字。(《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913年版，第531页)又比如，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写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时，将提纲的“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并且批示邓拓：“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同上，第604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八大通过的党章就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名称，但是仍然保留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这一“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文革前夕，林彪大搞“大树特树”，毛泽东并不赞成，只是因为考虑到“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才违心地同意林彪的这种宣传，但至70年代后就一再降温了。在毛泽东看来，讲“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很好，因为，所谓“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一个东西而不是两个东西，如果将二者并提就变成两个东西了。现在有人为了提高毛泽东的地位，喜欢讲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不同之处，以突出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甚至至今还跟着林彪讲“三个发展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认为毛泽东已经大大超越了马恩列斯，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所坚决反对的。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在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就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删掉。”(《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文章《无产阶级胜利万岁》一文，为了突出马列，不止一次地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并且批示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同上，第372页)在毛泽东看来，他的思想恰恰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根据的，如果离开了马列主义这个根本，那就既谈不上马列主义，也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了。毛泽东批评把他和马列并列“不符合实际”，“是无益有害的”，其道理也正在这里。作为毛泽东的学生和信仰者，我们应该牢记并且遵从毛泽东的这些教导，而不应该违背他的这些教导才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景仰他、热爱他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永远不会忘记他所留下伟大的理论遗产，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伟大精神和高尚品质。每年毛泽东的生日和忌日，他们都会自发地想到要纪念毛泽东!实际上，也不只是生日和忌日，即使在平时，人们也都会很自然地想起他、怀念他!38年过去，哪一年不是这样?哪一天不是这样?韶山冲故居和天安门陵寝的巨大人流就是证明!可是，38年过去了，中央政治局当年通过的《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仍然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今未能兑现。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又如何对得起被你们一再颂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和至今仍然十分景仰和热爱毛泽东的亿万人民群众?联系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都早已出版了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的全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早已出版了其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的全集，甚至连蒋介石这样的人也都出版了他的全集，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和人类进步的影响显然是他们不能与之相比的，但中国共产党中央深入在1976年10月作出了“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而至今仍没有出版《毛泽东全集》的行动，这种现象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

 

　　三、《决定》发布以来毛泽东著作出版情况回顾

 

　　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1976年《决定》发布以来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和出版的情况。

　　首先自然是《决定》提到的“《毛选》第5卷及以后各卷”。应该说，《毛选》第5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早在1960年即已开始进行，并且编出了1960年本(时间为1949-1957)。由于毛泽东的慎重，进展较慢。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辑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通知》，通知提出：立即着手把毛泽东在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分批逐篇整理出来，先作为党内文件，印发党员干部阅读。《毛选》第5卷(1949——1957年)需要在1960年编辑本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整理，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页)《毛选》第5卷，原计划在1969年出版发行，作为对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献礼，不过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曾接手这一工作。1975年6月15日，邓小平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纪录稿的整理工作。”“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信中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0-591页) 6月21日，邓约胡乔木、李鑫谈话，商议《毛选》第5卷的编辑事宜，确定首先整理《论十大关系》，并确定编辑《毛选》的人选和负责人人选。(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同年7月初，邓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谈到《毛选》第5卷编辑工作的进展情况时，问是不是设一个编辑委员会，毛回答说，不要了，你一个，康老一个，乔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议一下，不必读，看。(《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页)7月9日，他又与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于光远、李鑫谈话，讨论拟编入《毛选》第5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7月13日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同意，并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再公开。”(《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7月23日，邓听取胡乔木关于《毛选》第6卷的编辑工作计划和调进干部问题的汇报，指出：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同上，第72页)这以后，邓在7月26日、8月21日、9月3日和9月10日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选》第5卷篇目的会议，并在10月10日和11月4日听取了胡乔木关于《毛选》第5卷编辑工作的汇报。在11月4日对胡乔木说，“你们以后就是抓紧两件事：一件是把《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把帮助学部把刊物(指《思想战线》)办好。要把办好这个刊物作为政研室的主要任务。”(同上，第127页)但是，后来由于他不经过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意就擅自提出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明显的消极抵触情绪，并且为刘冰转信，毛泽东要他进行检讨并且减少了他的工作。最后，由于四五事件，他才被撤销一切职务，当然也谈不上抓《毛选》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了。及至四人帮被拘捕后，《决定》明确规定由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作为编辑出版《毛选》第5卷及以后各卷的领导机构。应该说，在作出《决定》以后的一段时期，华国锋为了掩盖其发动政变的劣行，对《毛选》第5卷编辑出版工作还是抓得比较紧的。从1976年10月9日公布《决定》，根据“出版说明”，到1977年3月1日编辑出版工作就完成了，也就是说，只用了5个月还不到的时间就编辑完成了。当然，这么快也与过去工作积累的的基础有关。《毛选》第5卷收录了毛泽东自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到1957年这一段时间的重要著作，中共中央于4月7日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决定。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在全国发行。5月1日，华国锋在《人民日报》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一文。应该说，在这方面，华国锋在编辑、出版和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方面都是积极的。而与此同时，邓小平却在4月10日对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表示：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在7月16-21日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同上，第162页)这和他一年半前即1975年11月4日与胡乔木讲话的精神可说是一脉相承，即把整理和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工作放在第二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阐明毛泽东思想体系方面。在他看来，整理出版毛泽东的原著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经过“理论工作者”“阐明”的第二手的东西上。这样本末倒置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增补》中曾说，“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5页)此前， 他在1890你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一封信中也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对毛泽东的著作当然也应该如此。实际上，只有原著才是真正重要的。马列的原著是马列主义的载体，不读马列的原著，又怎么能够真正弄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离开了毛泽东的著作，又哪里有什么毛泽东思想体系?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泽东的著作，而绝不是去学习“理论工作者”所“阐明”的那些第二手材料。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理论工作者”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但是，绝不能将其凌驾于原著之上，只有原著才是根本，才是第一位的。邓小平不强调学习原著，而强调学习所谓“理论工作者”所“阐明”的“体系”。应该说，邓小平的话向人们传达了错误的信号。在中国，特别是在干部队伍里，跟风的风气很盛。其时，邓小平刚刚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工作，风头正劲，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强势的。由于批判“两个凡是”和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毛泽东的做法，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错了。在那样的形势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很强的否定毛泽东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以致邓小平不得不出来纠偏，要在指出毛泽东错误的同时也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是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他的这种肯定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他所真正肯定的只限于民主革命阶段，他对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肯定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言不由衷的。他在1980年6月27日对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说，“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9页)这里说“要恢复毛泽东思想”，不正好说明在这之前一段时间里曾经否定过毛泽东思想么?他在同年8月21日和23日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里说毛泽东的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后期开始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而电视剧《转折中的邓小平》告诉我们，就在他会见法拉奇的同时，他在江西劳动过的新建拖拉机厂的部分职工来北京看他，他竟然问这些职工：“你们埋怨不埋怨毛主席?”而当这些职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埋怨”时，他竟然说：“要讲真心话!”来访的客人为了礼貌只好顺着说“有一点埋怨。”这个对话除了说明他自己对毛泽东充满着埋怨并想以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之外，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当然，他也说过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话，甚至还说过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他对自己曾经参与领导的《毛选》第5卷虽然只涉及毛泽东在1949——1957年的著作，但是在1991年由他题字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只出了前四卷，而《毛选》第5卷就被毫不留情地给取消了。这不是清清楚楚地说明，他所肯定的只是反映民主革命时期内容的《毛选》前四卷，而对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内容的《毛选》第5卷是持否定态度的吗?《毛选》第5卷被否定了，1958年以后的《毛选》第6卷及以后各卷当然就更不会出版了。本来，这类问题都应在《第二版出版说明》里给以明确的说明才是，但是，在这个《第二版出版说明》里却没有任何交待，这样做显然是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毛泽东曾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074页)作为《毛选》的出版者显然是不应该违背毛泽东的这一教导的。

　　接着自然要提到1993年开始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对于这个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3年6月曾撰有“出版说明”，略谓：“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稿，做过许多讲话和谈话。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已经编入《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主要著作。此外，他还有大量的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稿，包括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其中有相当部分内容主要比较重要，对于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是很有价值的。经中共中央批准，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以外的重要文稿，已经发布的和没有发表的，比较系统地选编成《毛泽东文集》出版。”还说，“《毛泽东文集》为多卷本，选编起自1921年，迄至1976年，按精选原则选编。其中有少量文稿，带有个别不正确的论断，因为内容摘要也酌情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从这个出版说明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出版者的层级降低了。我们知道，《毛选》第一卷的出版者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主任是刘少奇。据说，出版者原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陈伯达在起草《本书出版说明》时，觉得毛泽东的文章岂可由别人编辑，他将出版者改称为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见叶永烈：《毛泽东和他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加了选集的编辑和出版工作。除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参加了《毛选》的编辑和出版的领导工作。1976年华国锋上台后，也直接参加了《毛选》第5卷的编辑和出版的领导工作。他把原来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改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这当然是考虑到兼顾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第5卷即以后各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需要，实际上也提高了出版者的层级。《毛选》第5卷出版后，为了推动学习，华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长篇学习体会文章。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一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1991年出版第二版时，出版者的层级就有所降低了。原来是专门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委员会，而在出第二版时则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此前曾出版过《刘少奇选集》和《邓小平文选》等，就是说，专门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已不复存在。 而到1993年出版《毛泽东文集》时，这个出版者的层级又进一步降低，它已不再是一个委员会，而只是一个文献研究室了。出版者层级的下降，说明了对毛泽东著作的重视程度已经不再和过去一样看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只不过是一项常态性的工作了。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了明显的不同。虽然出版说明仍说“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并且还说“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文稿，做过许多讲话和谈话。这是一笔极为丰富和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很明显，《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已经不能按照1976年的《决定》那样“陆续出版”和“筹备出版”了。《文集》取代了《选集》和《全集》。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在出版说明里没有作任何交待，但是从这个说明里所说的“其中有少量文稿，带有个别不正确的论断，因内容重要而酌情编入”里可知是因为论断不正确。就是说，作为“选编 ”都有不够格的，是他们“高抬贵手”才“酌情编入”的;如果要编“全集”，那不正确论断就更是多得不得了，是无法编的。这样一来，开头所说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等等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在出版者看来，毛泽东的所谓“不正确论断”屡屡，哪里还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而只不过是一个根本没有资格出版“全集” 的凡夫俗子而已。对此，人们不禁要说，出版者把自己凌驾于毛泽东之上，用这样的态度来看毛泽东，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其实，他们真有这个水平来评判毛泽东的是非对错吗?!说穿了，他们不过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罢了。但是，邓小平能够与毛泽东相比吗?他不懂马列，否定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他代表的是那些已被打倒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他败坏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家底，使中国重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产生了一个比社会主义改造前还要庞大得多的新资产阶级，使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重又受到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致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断加深，犯罪事件层出不穷。可以说，今天中国出现的一切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与他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有关。前不久放映的电视剧《转折中的邓小平》本来是宣传邓小平的，但是，反而使人们对他的倒行逆施看得更加清楚。王震本来是支持叶剑英、华国锋他们搞政变的，也是积极支持邓小平上台的，但是，经过改革开放许多年后，他在生命的最后的岁月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毛泽东才是真正伟大的，他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在今天，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的人越来越多，对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持否定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毛泽东诗云，“风物常宜放眼量”，难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审们不应取这种态度吗?

 

　　四 、恢复出版《毛选》和筹备出版《全集》现实的意义

 

　　从197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38年。虽然这个《决定》曾经作为某些人发动政变的一个手段而使它蒙羞，但是，如果今天的中央领导人改变过去的错误做法，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个《决定》，继续把《毛泽东选集》出版下去，并且积极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上的污点还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作法，不再继续出版《毛泽东选集》和不再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那就会使人们认定，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和正确的党，而是一个不讲信仰、不讲原则、没有信用，并且是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的假共产党。这样的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也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2页)作为一个受党教育65年并且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非党群众，我写这篇呼吁，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

　　当然，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也不仅仅是为了兑现38年前《决定》的诺言，消除那段不光彩历史的不良影响，它有着非常现实而又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受当时一些领导人的影响，各级干部纷纷出国考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崇洋媚外之风，好像一切都是西方好，资本主义好，好像社会主义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就以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来说，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到1967年6月17日就实现了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时间，而美国却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的进步比所有这些国家都快。(熊杏林：《程开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第123页)有人说文革大大拉大了与其他国家的距离，而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运十大型飞机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等都是在文革期间研制成功的，试问：这究竟是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还是缩小了与这些国家的距离?                                                                                                                                                                                                                                                                                                                                                                                                                                                                                                                                                                                                                                                                                                                                                                                                                                           这种崇洋媚外的思想，也影响到社会科学领域，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再行时了，似乎唯有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说才是先进的、科学的。在论坛和讲坛上，西方的庸俗社会学说被看作是主流，而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被边缘化。不仅一般高校如此，党校、干部学校以致一些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学院也是这样。一些人以反马列、反毛泽东、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为时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个茅于轼。他公开声称，他在反右时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定为右派没有错，不需要平反。中央党校的教授也公开宣传，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然这也不能全怪这些思想很右的人。因为党的政策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要发展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讲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保守，思想没有解放。一些以前搞过马列的人由于信念不坚定，他们为了适应形势，结果走上了改换门庭的道路。这样一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批评，甚至还受到鼓励。结果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国号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一贯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有很高的学习自觉。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就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又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的《共产主义ABC》。上井冈山之后，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又得不到需要的书籍，还是设法把仅有的几本书油印出来，送到连队供大家学习。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他得到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如获至宝，不仅自己如饥似渴第学习，还将前两本书寄给彭德怀，供他学习。长征途中，生病在担架上也手不释卷，潜心读书。到陕北后，条件大有改善，他又阅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具有批判主义》、《谈辩证法问题》和中国翻译出版的一些哲学教科书，同时直接中国革命的经验，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1938年10月14日，他在扩大到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著名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更发出了学习马恩列斯理论的伟大号召。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比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知道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胶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他强调，“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喝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经过整风，在1945年召开了七大。毛泽东提出，干部要读五本书，就是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还有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1949年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又提出了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要求干部阅读这些马恩列斯著作，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干部们能够不忘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适应取得政权以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经过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事实上，许多人还是看不到这种革命的转变，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完成以后还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又是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三大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新时期。应该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成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成功的，这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胜利。

　　当然，在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方面也有不足。毛泽东曾为他自己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而感到是一件憾事，也为他的几个秘书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而感到遗憾。而且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像毛泽东那样重视马恩列斯理论的学习。邓小平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说的实事求是。我们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用一个实事求是就可以概括。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如果不肯花功夫，不认真读书学习，那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的。毛泽东批评他“不懂马列”是很有道理的。下面我想结合《邓》剧再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的看法：

　　在《邓》剧里，编剧用很大篇幅写了邓小平的所谓农村改革。其实，在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根本就没有讨论农村改革。相反，“公报”说，经过深入讨论，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而在1979年9月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里也强调，“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决定”还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据杜润生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华国锋、李先念以及负责农委工作的王任重等都坚决主张要搞集体经济，反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时没有对此表态。(见《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但是到了安徽爬黄山时就公开地不顾一切地表态支持搞包产到户了。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这样作不仅违背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原理和党所制定的有关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也是完全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而安徽那个所谓的“梨园生产队”(其实就是小岗村)的一些党员居然还秘密按手印立下生死状，要与中央的决定对抗到底!这样反常的事居然也受到邓小平和万里的支持和赞扬，岂非咄咄怪事!为什么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会那么不好?为什么那么多的干部贪污腐败?邓小平的这样一些言行显然是难辞其咎的。为了贯彻他的这一条私有化路线，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又借口年轻化，运用组织手段，设法让胡耀邦、赵紫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让他们分别取代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而万里则取代王任重担任农委主任，并让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辞去领导职务。我们知道，第11届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是1977年8月在十一大后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仅仅两年两年半时间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动也是很不正常的。而且说是年轻化，实际上胡耀邦、赵紫阳的年龄都比华国锋大，邓小平就更不用说了。后来成为书记处成员的那些人年龄差不多也都被辞职下台的那些人大，岂非咄咄怪事?!在《邓》剧里，邓还说到他1962年7月7日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讲的“猫论”，并且还很蛮横地说，“我不收回!”实际上，三年困难时期是指1959年到1961年，1962年7月已不是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他却打着恢复农业生产的旗号大讲什么不管黄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企图用分田到户的个体经济取代集体经济。应该说，黄猫与黑猫都是猫，本质上是一样的;颜色的的不同只是表面现象的不同，而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区别则是本质的区别，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他的这个意见当时不仅毛泽东反对，就是刘少奇也是反对的。刘在当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1959年、1960年遇到的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中央的革命道路，继续胜利前进。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到，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毛泽东插话：名义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刘少奇说，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第二种态度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得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阶级的态度。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属于认识问题，......”(《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6——157页)看来，曾经反对农村搞互助合作的刘少奇，此时也和毛泽东一样，认为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懂马列主义”的。

　　在《邓》剧里，有关向外商出租土地问题的争论也很值得注意。这个争论的真正背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列强欺侮，帝国主义在中国一些城市租借土地，划定“租界”，并且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管理，成了“国中之国”，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才取消了这种所谓“租界”。中国人对这段屈辱的历史记忆犹新。而且，当时香港还没有收回，英国租借的香港大片土地的租期还未满，仍然统治着这块地方，我们怎么又向外商出让深圳的土地呢?人们对此提出异议是很自然的。而谷牧在会上居然大发脾气，还拍了三下桌子，企图以势压人。剧中那个既懂法学又懂经济的何教授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因此而离开了。而那些所谓改革派们为了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找到依据，组织了十多个省委政研室的“秀才”挑灯夜战，刻苦攻关，连剧中邓小平的左右手之一的夏默和广东省委书记也参加助阵。攻关中有人从《资本论》里找了一句话，夏默问”有没有“土地”二字?因为没有被否定了。最后有人找到这么一段话：“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夏默接过了书又读了一遍，并把书举起来面向观众大声说，“《列宁全集》”。我一看，他手中的所谓《列宁全集》其实是一本伪造的书，因为《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我都接触过，其装帧、封面和他举起的那个《列宁全集》完全是两回事;至于那段话，我也还有一点印象，好像是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的，——经查，那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说的，怎么变成是列宁说的呢?问题还在于，恩格斯此话是为了说明“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绝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这与将土地出租给外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夏默在剧中是被邓小平誉为“既有知识分子的修养，又有共产党员的风范”的人物，但是，我们从他在这场戏里的拙劣表现里可以看出，他既没有知识分子的修养，也没有共产党员的风范。人们知道，《邓》剧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关的，真不知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编审们是怎么把关的?对马列著作如此缺乏了解，并且出现那样明显的弄虚作假、张冠李戴的现象，不能不让人产生许多遐想，——人们不能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到深深的担忧。

　　《邓》剧中还有一件争论得很厉害事，是关于特区对外资的税率问题。本来，国家对内资的税率是33%，对外资按照这个同样的税率已经是给予“国民待遇”的优惠了，但是在制定“条例”时，谷牧、夏默等改革派却坚持按照17.5%的低税率。在他们看来，香港的税率只有17.5%，如果特区的税率高于香港就不能吸引外资了。其实，外资正处于过剩的状态，他们正想要寻找出路，而中国工人工资远远低于香港，投资中国远较投资香港有利得多，再说，香港高昂的地价可说是寸土寸金，根本就不可能再在那里办工厂，制定33%的税率对于资本家来说仍然非常有利，他们是不会放弃投资的。但是，谷、夏二人仍然坚持对外资17,5%的低税率，为此而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还说，特区应该有特殊政策，否则就不叫特区了。反对方当然不会同意他们的这一看法。于是两人又到邓小平那里求援。而邓小平竟然进一步将税率由两人要求的17.5%降到15%。用如此低的税率讨好外商，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超国民待遇”无疑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税率过低使国家的税收减少;外资的过低税率，大大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政策还可能会让有关的工作人员会犯贪腐错误。人们不能理解，特区的这种政策规定，究竟是为了中国，还是为了外商?相关人员主张制定这种吃里扒外的政策规定，是不是得到了外商的贿赂?记得90年代初，我参加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大连召开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在小组会上，一位刚刚在深圳进行了调查的年轻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说，我的调查结果是：如果把深圳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枪毙，也不会有冤假错案。可见特区的违法犯罪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改革派们难道没有责任吗?今天全国范围的贪腐如此严重，邓小平作为“始作俑者”难道没有责任吗?、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打老虎、又拍苍蝇”的做法是有成效的，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但是，仅仅这样做，只是与已经造成的结果作斗争，而不是与造成结果的原因作斗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邪路，原因是我们没有搞好马恩列斯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放松了对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要真正彻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就必须标本兼治，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而尽快恢复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就应该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这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主张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若不出版相应的原原本本的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而只是出版一些水平并不高的人二手编选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只要恢复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及以后的各卷，出版了《毛泽东全集》就万事大吉了。出版这些书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出版以后的学习和应用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百多年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曾经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写过一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选用莱辛的《致读者格言诗》作为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斯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作品时多用心。

　　列宁对这首格言诗也很欣赏，他在批判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时曾转引了它，并且写道：“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烧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它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莱辛的格言诗写得非常深刻，列宁的话也说得十分到位!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称赞、恭维伟大人物的美名这个层次上，而应该多用心读他们的作品，并且还要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应该是这样，对毛泽东的著作也应该是这样。

　　希望我们的领导人和各级干部们能像毛泽东那样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在中国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同时也希望一切坚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同志能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作出贡献!这是时代的呼唤，也是阶级的要求，让我们共同为止之努力奋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