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责  任

　　下班铃响了，我合上卷宗，对几个群众来信做了处理意见，心中很高兴，觉得自己为人民群众尽了应尽的责任。平反冤案，纠正错误，党中央的指示多么得人心啊!我能代表党表达对人民群众的关心，这项工作多么光荣，多么幸福!有什么工作能比这种工作还有意义呢?

　　幸福之中忽然掠过一层阴影，笼罩了我的心头。它逐渐填满了我的胸口，使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得不喊了一声：“吕素玉呀，谁替你申冤?你有冤屈吗?你的冤屈是怎么造成的?该由谁来负责啊?”孩子，你在那边还好吗?跟你的父母、爷爷、奶奶团聚后一定快乐吧?就请你给他们问个好吧!我现在调到组织部分管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跟你虽然无关，但是我总觉得也沾点儿边，我还是想对你再“感情用事”一把。你就等着我的努力吧!

　　说这话还是一九七五年冬，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刚刚结束，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就开始集训，同时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我们商业局两位副局长都下过乡了，我刚恢复职务，他们俩都争着坚持再干一年，我当然不能容让。

　　集训头一天，基教办公室的同志递过来一张名单，说：“文化局有两名同志插到你们这里，他们局不单独立队了。”我接过名单一看：“张威 男 非党积极分子 县文化馆;吕素玉 女 非党积极分子  县文工团”。我的心立刻被后面的这个名字挂住了：难道是大肥?这可太巧了!我找还找不到呢，这会儿就送到手了。好吧，她爸爸不在世了，我替他尽尽责任吧，把她培养成材，也算是对老同学、老朋友的安慰。

　　大会报告结束，分组讨论了。我们系统这伙人已经坐好了，最后进来一男一女。看样子男的有点儿关节炎，黑参参的，眼窝挺深，眉毛也挺重，中溜个，像个工人。女的挺秀气，五官布局都很恰当，，无论是脸庞、胸脯，还是臀部、身段都很适称：该凸的凸的得当，该凹的凹到好处，就好似经过高手木匠锛凿斧锯加工了，一点儿不胀线、不缺尺。不用说，是个演员了。我仔细地端相她，眼睛、鼻子、弯弯绳绳的眉毛自然都觉得熟悉，因为那都有她父母的影子。尤其是额头到鼻准那段，跟她妈妈一影不差，就好像扒下来的。嘴口和下颌是从她爸爸那缇的。特别是那口齐排排的小白牙，那两泉小酒涡，就是她爸爸的特征。这个后代集成了父母之优，简直是个艺术品，就是个头矮了点儿。这，也许是苏修背信弃义造的孽，父母都不矮，显然是后天营养不足所致。倘若再高三公分就是很标致的人样子了。她刚进屋的时候，就“唰”一下子把人们的目光引了过去。可我的心里又出现了一种忧虑：这样的女人放在舞台上可以，放到农村做群众工作能行吗?

　　会后，我找文化局的领导谈了谈，才知道他们的意图。男的是文化馆创作组写剧本的，下乡的目的是体验生活，接受锻炼。女的本人是想学习文艺创作，团里是想培养领导干部。这样，我就心里有数了，什么文艺创作?干脆都往干部路上领吧。文化局的同志怕我有顾虑，还说：“你别看她长相脱离群众，可她很随众，有主见，有群众观念。你放心吧，她不会脱离群众的。”

　　为了不给她造成依赖心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其他同志的误解，我决定在工作队期间保守秘密，以便严格要求，把这块好钢锻炼好。

　　进点那天分队时，其他队员都是俩人一个生产队，她，我就让她一个承担一个生产队。

　　听大队老书记介绍，这个生产队在屯子外，队大人多，居住分散。但是生产队领导班子基础较好。老队长是抗美援朝回国后复员的，初级社时就是社主任，生产内行，人也坚强，从没说过泄气的话，更不用说撂挑子了。“四清“时没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靠边站了一个阶段，很快就“下楼”了。去年他闹腿(生疮)，副队长把道领歪了，忙铲忙趟时，把车马放出去拉脚，结果二遍地没上完，秋天减了产。今年只要把住关别想“外快”，一老本神儿庄稼，生产稳拿把掐上去。工作队用不着太操心。因此，这个生产队交给她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至于张威，我给他一个不好也不坏的生产队，把我们系统那个红卫饭店的女主任搭配给他。这个生产队离我的住处近些，遇到写个什么材料，抓他也方便。对这两个外来人的安排，我觉得是很恰当的。

　　三天后，吕素玉办了一件轰动全队的事，把老队长给惹翻了，要辞退队长职务。我赶紧去了解情况，好采取补救措施。叫来几个六队的社员了解到，原来是因为老瘸子口粮的事儿，不符合老队长的意愿。

　　老瘸子并不老，才二十二、三岁，因为群众对他没有好看法，就给他加个鄙称“老”字。他在供销社门前摆摊儿修鞋，补个洞、打个掌，缝几针、钉个钉，少给一分也不行。可是对头头脑脑的却毕恭毕敬，又一副脸孔。因此，他在群众中印象不好。老队长没少批评他，他不接受，所以老队长更看不上他了。后来，他又跟运输公司的司机搭顾上了，经常给他们买鸡蛋、干豆腐、鲜菜什么的，弄得生产队鲜蛋任务都完不成。在社员动员会上挖根儿挖到他那去了，老队长能饶他吗?大会批判，他也不惧硬，跟老队长对着干，把老队长骂个底儿朝天。老队长一气之下撵他搬家，他还甩硬刚“搬就搬，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老队长当即让会计给他开了介绍信，到公社起了户口说去他舅舅那里。他舅舅那里的领导看他是个残疾人，而且听传言人性不咋糟，说啥也不留。他的户口起空了，还不好意思落回来，错过了重定园田地的机会，这阵子分口粮也没他的份。吕素玉进点了，他趁机搬来了已经改嫁的老妈，磕头作揖、连哭带嚎哀求工作队，看在她的面上，原谅儿子最后一次。吕素玉找老队长谈了，老队长说群众不同意。她信以为真，便在社员大会上提出来征求意见。有的说“活该，脚上泡自己走的，不叫他吃点苦头不行”。有的说“够说了，这回他已经服软了，给个台阶赚个面子也行了”。吕素玉就势启发引导，讲三比五地把大伙意见统一了。大伙一致认为，不管表现怎么样，应该给饭吃。不给饭吃不是共产党的政策。这下子老队长吃不住劲了，发狠说：“说出龙叫了，我的看法也不能变。谁同意给他口粮，谁就别要自己那份儿。队里有粮扬到地上喂小鸡儿，社员还能多拣几个蛋呢。”吕素玉看他还想不通自然又解释几句，老队长就说：“谁能当好这个家谁当吧，我若再干就是大姑娘养的。”一甩袖子退出会场了。

　　我听到这里，不禁拍了大腿，后悔不该让吕素玉单枪匹马闯天下。工作队嘛，怎么能直接出面处理这个事情，把自己推上前台不留余地，给你打圆场的人都没有。还是不成熟啊!我跟住地社员一起打完早堂，吃完早饭就去六队了。

　　到六队队部，饲养员在扫院子，上工的社员都各操兵刃走向岗位。我问饲养员：“老队长呢?”他用扫帚朝上屋指了指，我就跨门进屋。刚拐锅台角就听里间老队长大声豪气地说：“我就这么想的，错了我负责。别说是你，就是老陈来，我也是这个态度。你心里是一个孙连贵，我心里是全队三百二十号人!”一阵旱烟袋锅敲炕沿声，就好像敲在我的囟脑门儿上。不用问，他俩在谈话，还没谈拢。我不想打扰他们，便回身坐到磨盘上。我在等待吕素玉的回答。可是，屋里没动静了，可见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又等了一会儿，老队长开口了：“我比不了你们，到时候你们拍拍屁股走了，有什么罗乱不管了。我往哪走，我不管行吗?我不能只顾眼前不想久远。我不能图希一时轻快落个日后麻烦。到那时候我能说：‘你们别找我，找工作队去，找那个姓吕的姑娘。’那行吗?”

　　这话说得多么中肯啊!吕素玉呀，你太幼稚了，你太不知轻重了!眼前这个老队长是你的对手吗?怎么好轻易冒犯呢?就是你两个吕素玉捆到一起，能抵得住吗?老队长这么多颇有道理的表白，你可怎么回答呢?我的手心为她捏把汗，心里也不住地埋怨自己。

　　又静了一会儿，老队长像打沉雷似地冒出一句：“行了，我就这些，别的没说的!”

　　“好哇，老王同志!”吕素玉终于说话了，“今天不是我嘴大，论年纪你是我的二倍;论资格，你是我的长辈，也是老革命了。但是对你的缺点、问题，我无法客气。我看不出来没办法，既然看出来了，就要当面指出。这是我的责任。当然，也不保准儿我看的就对。倘若我看错了你，你可以坚持，还说明我水平低，我一定虚心向你学习。”

　　这段开场白还算地道，真有点儿掏心劲儿。我认真地听下去，期盼她更有分量的下话。

　　“……你方才说的观点，其中有的我是赞成的。你有强烈的集体观念，要对全队的三百二十口人负责。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共产党员说的话。你能充分地把握现在，想到将来，不是只顾眼前乐，这也是咱们当基层干部的，尤其是你们一队之长的应该注意的。但是，我要问你，为三百二十口人这个大数，要不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人身上?孙连贵这个人包不包括在你那个三百二十口之内?一个好大夫打着‘救死扶伤’的牌子，可是面对的病人却是一个一个的患者，他能丢开哪一个患者而说‘我是为全体病人的’吗?一个领导人不能团结手下的落后同志，不能教育转化他，而是一脚踢开，推到别场去。那不是无能的表现吗?你家有五个孩子，老三不听话，你能把他撵出去吗?然后说，这回我的孩子都听话了。你说你从此就是个好爸爸了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真没想到吕素玉说话这么咬木，就好像背台词似的。这哪是语言，这简直就是连珠炮，弹弹中的。

　　“……至于孙连贵的问题，我赞成你的意见，一定要严加教育。今晚让他在大会上检查，群众可以发言帮助。对于他的安排，我还是想让他修鞋，摆一天摊儿交一天公积金，具体交多少，由群众定。口粮款交现钱，一天不欠。”

　　我不住地点头，这样处理多么全面周到啊!心想，老队长你还有啥可说的?面子给你赚到手了，台阶也给你搭好了。

　　老队长终于清了清嗓子，从嗓子眼挤出这么一句：“这么说，我看还行。”

　　我站起来想进去暗示吕素玉见好就收吧，可是她却提出新的话题：“对于你昨晚撂挑子的事儿也不能含糊。今晚你首先做个检讨，向群众说明，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的情形。你主动检讨，大家不仅不会耻笑你，反而越发信任你。”

　　“你让我认错?”老队长又急了。

　　“是的!怎么，没有勇气?共产党员高明之处就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开展自我批评，修正错误。正因如此，共产党才能保证一贯正确。而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是说她从来就没犯错误，其实是在及时地发现错误，不断地改正错误的进程中成长、发展、壮大的。我们党就是在一次次纠正所犯错误的革命实践中前进的。毛主席之前党中央不注意这点，一个个最高领导人都倒台了。毛主席一开始就注意了这点，他都承认自己有时的决定不对或不当，发现后立即纠正。那么你王队长的面子比伟大领袖毛主席还重要吗?”

　　又是一阵沉默。连我都有点儿站不住了：倘若老队长再任性下去，你吕素玉可就前功尽弃了。又沤持了好一阵子，老队长到底又挤出五个字：“好吧，我听你的。”

　　接着传出锄头的撞地声。我知道老队长起身了。我立即推开里屋门。

　　“老陈，你……”

　　“老王，我到地里找你们，你们在这呢?”

　　“找我有啥事吗?”老队长还以为我不知道，在打马虎眼。

　　吕素玉诡秘地剜愣我一眼。

　　“没事儿就不兴来看看你们啊?”

　　“是的，你该来，该来!”老队长自下台阶。

　　“陈局长就是个‘太平官’，你到哪儿哪儿太平。”吕素玉斜阳瞄了一眼老队长，又递给我一个眼神儿，“陈局长，县里有新精神了吗?”

　　“有老精神，只有不合格的干部，没有不合格的社员。给我找把锄头，你们不是要上地里吗，我跟你们去。”

　　吕素玉把她的锄头交给我：“我去借一把。”她脑后的“一把搂”一甩，撒腿就跑了。

　　我好像看见一个学生交了头卷，学生轻松、快乐了，老师也感到一身轻松了。对于这样的工作队队员，我可以信任了。

　　征购粮入库任务结束，场院也基本收拾利索了，转入送粪和改土。为了打开局面，打破猫冬思想，公社在韩家店大队开了现场会，全队男女老少齐出动，人挑、车拉、爬犁拽，改土造田。那天是北风扬细雪，妇女、小学生(学校停课了)，七高八低，屡屡行行像蚂蚁搬家似的，好个热闹。县、社工作队加上大、小队干部三百来人围个圆圈，在没脚面的雪地里，看了社员们表演的节目。大队书记介绍说，这个人欢马跃的大干气象是学习小靳庄，开展政治工作的结果。会后，公社党委书记又将了我一军：“县工作队包的点儿能不能也搞一次?”我自然满口答应。回来的路上，我跟吕素玉说了这个想法，让她把六队妇女组织起来，把她文工团员的本事使出来，压过韩家店。她说：“你很欣赏这种办法吗?”我以为她同意了，又把想好的方案说给她，希望她补充一下。可她却说：“你让我也糊弄共产党?”我愣了：“小吕，你这是……”她又剜愣我一眼，毫不隐讳地说：“我就不相信，那些拖儿带女的妇女，穿双散鞋，脚面子都露在外面，也能天天出工。我更不相信，他们还有心思排演节目、赛诗?”

　　我急了，来不及选择恰当的语言：“咳，你怎这么不开窍?抓典型的本身不就是做样子吗!你先走一步，搞个样子出来有什么不好?”

　　“我不图虚名，我不忍心捉弄老百姓，我更不能违心欺骗上级、欺骗人民、欺骗党。”她把“欺骗”俩字说得特别刺耳，简直是从牙关中迸出来似的。

　　我无可奈何了，只好缓和地说：“小吕，怎么屈了我的好心哪!弄虚作假固然不对，可是你这种态度对头吗?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将来要吃亏的!”

　　她望着前方，好像我不是在跟她说话，老半天又剜愣我一眼，嘟囔了一句：“个人吃点儿亏没啥，只要人民群众不受损失就行。”

　　我真拿她没办法，不禁脱口而出：“太固执了!”我回头看看那几位，放慢了脚步。她仍然像头牛似的，头也没回，还是那么快的速度。我想，这就是青年人的自负心理。她对什么都无所谓，她头脑里除了横就是竖。缺少阅历的人多是这样，由青年时期的横冲直撞，碰了壁不得不窝回头来，打点儿弯儿，最后终于学会划圆了，处世也就圆滑了。不碰个头破血流是不会吸取教训的。对这个，她自然没有我们这些“过来人”的感受，说了她也认识不到，只好让她碰碰吧。

　　这时，那个有点儿关节炎的小张撵上来了，我把任务落实给他，他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

　　这次现场会当然超过了韩家店的水平，博得了全公社的好评，都说“不怪是县工作队搞的点儿，真打炮!”事后，我又让小张写篇稿，一式两份，分别寄到县广播站和基教办公室。广播站给播了，《基教简报》也发了。为了刺激吕素玉，在工作队学习时我特意安排她读这期《基教简报》。她读了，可是没有发现异常的表现。

　　转过年了，春耕时节开犁了，上级号召苞米催芽划印种，大豆扎眼种。我们所包的大队是公路沿线，而且这条公路是通往省城的，县里最不放心，生怕给全县丢丑。因此公社领导很有负担，特意决定，公路两旁的地块坚定不移非划印种不可。我在传达公社党委决定时，也这么讲了，吕素玉又在这上面做了文章。在各生产队表态时她说：“如果说苞米划印种属于科学种田的措施，推广它的目的是为了高产，而不是为了好看，怎么能只是大面上搞，而其它地块不搞呢?这里显然是工作作风问题。做表面文章，不实事求是，共产党是忌讳这个的。至于大豆扎眼种即使高产，我看也不科学，能不能搞个机械代替手工扎眼?如果就是靠手工棍儿捅的话，不又回到‘刀耕火种’时代了，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大农业’?”

　　我怕她的话引起别人的注意，遭到反驳，降低威信，瞪了她一眼。她没再往下说，别人可也没接茬儿，总算岔过去了。从此，我对她失去信任了，并且开始戒备了：这孩子，怎么净唱反调呢?这样的工作队员要起什么作用呢?我真有点儿不放心了。我决定春耕这段不往别队去，就守在她那个队，千万别出乱子。

　　她对我的到来并没什么异常反应，照常乐呵呵地跟社员们打成一片，跟我仍没太多的话可说。我看他们的出勤率挺高，劳力很少缺勤，妇女也都发动起来了。进度很快，全大队第一，我很高兴，问她怎么动员的。她的回答很明白：“按照贫下中农的意愿办。贫下中农跟老队长是一致的，是关心生产队这个集体的。因为他们指靠生产队，生产队的好坏跟他们有直接关系。他们才是这个生产队的主人。作为队长也好，作为工作队也好，只要帮助他们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有脚色的和没脚色的关系、强壮的和一般的关系，化解各方面的矛盾冲突，把全队人的心拢到一起，关系融洽了，事情就好办了。咱们号召个人关心集体，那么集体也要想着个人，想到每一个人。要让他们集体尽力、效力，那么集体就首先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给他们准备或创造尽力、效力的条件和环境。”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队里办了托儿所和幼儿班。一个孩子队里给补助二分工。奶孩子妈妈可以晚上工半小时，早下工半小时，中间送遍奶。我觉得她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但这个属不属于主要矛盾呢?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还是应该把阶级斗争抓起来，大批判开路才算提起纲来，那才是正确路线。像现在这样，不是“唯生产力论”吗!什么工分啊，照顾啊，这些福利待遇、经济措施，符合“政治挂帅”精神吗?这是明显的错误，我要给她敲敲警钟，以免走到邪路上去。于是我建议她找个反面典型搞个批判会，大批促大干嘛。她不同意我的意见，说她那队没有可批的。我没办法，只好降了一格，抓两条道路斗争吧。于是，又把那个老瘸子想起来了。可她却说老瘸子表现很好了，对本队社员的水靴、胶鞋修的得快又好，并且由现钱改为工分，大家很满意。这个不行，我又提出从二队借一个。二队有个苫房匠，自己一个人就能单独包干苫房活。春季，找他苫房子的人不断，生产队都限制不了了。二队已经批过了，准备全大队轮流批。这样就先借到六队来，先走一步。等六队搞出经验了，就在全公社推广。反面教员的作用不可忽视。我把想法说出来后，她却冷冷地说：“要批判那个苫房匠你主持吧，我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发言权。”

　　我自然不高兴了，苫房匠的事儿全大队都知道，你怎么还说不了解情况呢?好吧，就算你不了解，我讲给你听听。等我讲完了，她问我：“这个苫房匠为什么限制不住呢?”我说：“批的轻，人们没认识到他的危害。”她又问：“他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危害了什么?”我简直认为她在捉弄我：“这个苫房匠在春耕大忙时节，外出单干，苫一间草房用不上两个工，苫两间房子就二十五元，一般社员干一个月都挣不来。他还闹个肥吃肥喝，这不动摇人心吗?这典型的资本主义路不堵，能走社会主义吗?”

　　她听我这么说沉思了一会儿，我以为让我给说服了呢，可是她又提出了个问题：“在农村，春秋两季苫房子这是不可不办的。现在各处都限制苫房子，使之投工于春耕生产。可是越这么限制，苫房匠的身价就越高，就越发限制不住。生产队或大队可不可以把会苫房子的能工巧匠组织起来，成立个苫房子小组。需要苫房子的人家排个号，定好日期逐个来。这样需要苫房子的人家就不担心不着急了，可以安心于集体生产;会苫房子的人也不难心了，想借此投机大赚一把的苫房匠也就没有市场了。这个办法你看可不可以试一试?”

　　我仔细听了，她说的还有一定道理，不过暂时还不能这样办。一，生产忙，没精力去组织这个;二、你一这么办，就等于承认二队那个苫房匠本身错误不大，大批判就搞不起来了。春耕这个阶段还得拿他做靶子推动生产呢。

　　因为我是工作队队长，决定权在我手里，她还是照我的安排办了。但是，批判会开得很不成功。更让人生气的是在公社三级干部会那天，把那个苫房匠弄去批判一番，午间吃饭时，那个苫房匠没带粮票没带钱，她还给买了一套饭菜。这让人怎么理解呀?他搞自搂发家致富贪得无厌，你不阻止还嫌不够劲儿，还主动往他手里送，这不是政治上糊涂吗!

　　铲头遍地时，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休息时她安排学习辅导员领着大家学习，她却随着妇女们进地里拣刚铲掉的苣荬菜去了。那劲头可足了，跟那帮老娘们有说有笑，哪有一点儿县工作队的味道?妇女们拣苣荬菜干啥?回家喂猪喂鸭子、鹅。这不是支持自发势力吗!到队里干活，还这么三心二意，公一半私一半，肩扛锄头臂挎匡，能干好集体的活吗?我把她喊回来，叫到一边，在一棵老榆树下谈了我的看法。她默然地听着，等我讲完后，说：“我不认为这是缺点，甚至是错误。政治学习对这些家务在身的妇女们是宽了点儿，可是你能知道，她们家里还有些‘张口兽’啊。她们也不会分身法，队里用她们，家里还指靠她们，休息时间也跟男的一样对待，她们怎么办?”

　　我想了想，这倒是个实际问题，可是公与私必须二者取一，不能搞和平共处两兼顾啊。便说：“你要考虑考虑你的身份，你不是一般人，你是工作队，你的责任是搞基本路线教育，是搞好生产队的大农业，而不是每家每户的小牲小口。大河没水小河干啊!”

　　她毫不入心地说：“我的责任要放到生产队的整体上。生产队不是虚的，它是由五十几户人家组成的。丢开这每家每户谈生产队的集体就是空的。巩固集体经济我双手赞成，可是我也反对有人借维护集体利益为名，不惜损害群众个人利益，甚至卡群众的脖子。大河没水小河干;可是大河里的水是哪来的?应该是小河无水大河没有源!现在群众能把心扑在集体生产上，咱们代表党的工作人员，就应该替他们着想着想。这样更有利于他们把这种为公的精神坚持下去。你说我到底是维护了集体利益，还是损害了集体利益?”

　　我简直无法抑制了。我知道你长了一张巧嘴，没理儿也能犟出三分理儿来。我不得不提高嗓音：“吕素玉同志，你这种思想是危险的!你这是诡辩，是宣扬个人主义。我不容许你这样认识!如果我再对你让步，那就是自私，就是对你的不负责任，就是失职!“

　　她对我的气势并没有感到发畏，仍固执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我们谈崩了，无奈，我只好宣布：“你回去写检讨，明天交给我!”

　　“可以!”她更痛快，拍拍屁股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液，心里发狠说：“小死鬼儿，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月末总结时我不让你哭鼻子才怪哩!”

　　可是，这毕竟是在气头上，检讨倒是交来了，总结会却未曾专门为她开。我看了她的检讨书，那哪是什么检讨，简直是一篇驳斥我、跟我宣战的“檄文”，是那天田头辩论的继续。我看着看着气不打一处来：我干了这么多年革命工作，让你个毛孩子话里话外点我，究竟是谁为了保住乌纱帽不顾群众疾苦?是谁为了个人进步不惜拿损害群众利益的本事堆砌“成绩”的建筑?“向人民群众负责，还是专门为自己负责?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水岭。”这不胡诌八扯吗!哪个文件，哪篇文章这么提来的?这不分明是说我的吗?难道我是国民党?太狂妄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要把它寄给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或者转给文化局。可是，一想起她的父亲我就心软了。她毕竟是个孩子呀!一个孩子的言行我可以谅解，可是她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却不那么可爱了。我总结了她好多缺点：傲慢、自负、固执、狂妄……缺乏组织观念，甚至世界观都存在问题。这些如不赶快纠正，将来肯定要出事的。对比之下，那个小张倒是有不少可取的地方：沉着、谨慎、听话、准成。什么时候也不会出问题，尽管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也不至于犯大错误。这样的人比较可靠，在他身上下点儿功夫值得，起码不至于受牵连、遭倒霉。左右权衡我觉得小张胜过小吕，小吕还不成熟，与党员标准差远了。但是考虑老交情我当然不能放弃，还要予以挽救。为了彻底砸住她、制服她，我准备再观察一个阶段，瞅准了有十分把握了，跟她再谈一次，非让她痛哭流涕、心服口服不可。

　　不久，又听到了一些反映：她到地主子弟时贵礼家吃饭了;又安排摘帽右派分子戴国瑞给队里放牛;还借给苫房匠杨大消停一百斤粮票。对于这些风传我没立即核实，也不找她对证了。因为我知道她肯定能说出她的理由。有些事情可以一拖、二看、三分析……我对她不能跟对其他同志一样，必须区别对待。

　　半年工作总结了，同志们对她的评价还不错，我是希望这个结果的。为了严于要求，我还是给她指出几条缺点。出乎意外，她没辩驳;但她眼里泪汪汪的，紧咬着嘴唇，好像有话却发狠不说似的。我没过多去想，我以为我点中了她的要害，并且为这个小小的胜利感到欣慰。在确定先进工作者时，多数同志还是投了她的票，可在表决时我提出了决定性意见，把她的名字去掉了。因为我认为这样严格要求对她自有好处，可以使她再结实些。但是，为了使她不产生误解背上包袱，我准备提前告诉她我们间的关系，以证实我对她没有恶意，而是负责的。

　　一个雨休天，我披上雨衣到她住处。她以为我又要跟她辩论呢，给我端杯热水便坐下来等候。想不到我竟然提了她的小名：“大肥，你妈身体好吗?”

　　她瞪大了眼睛惊愕地望着我“你!?”

　　“你忘了?”我沉了一会儿，“你不有个‘拿不动’叔吗!”

　　她黑亮亮的眼珠子骨碌了一阵子：“‘拿不动’叔?啊，是你，陈叔!你不是在关里吗，啥时调回来的?”她立刻蹦到我跟前，刚要抓我的手忙又把手收回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挨了触，走‘五七’道路时要求返籍回来的，落实政策就没回去。”

　　“啊，你也挨整了，不用说是走资派了?”她笑嘻嘻的，但马上收敛了笑容。

　　“你妈还在沈阳教书吗?”

　　“嗯，还在那儿。有三年没来了。爷爷去年让我写信叫她回来过年，她回信说今年暑假来。”

　　“你爷爷还上班?”

　　“已经离休了，在家呆不住，到街道帮忙呢。”

　　“你不认识我了吧?”

　　“可不是咋的，但也觉得面慌慌的，怎么也没想起来，根本没想到啊。”说着她打开提包翻出个影集，找出一张四寸双人照片。我接过一看，是我和他父亲刚参军时照的。

　　她指着照片说：“你看看，我脑子里还是这个印象;看你现在，除了眼睛，别场都变了。”

　　“谁不说呢，二十五年了，当时我才十八岁，比你现在小多了。”

　　一九五0年，我们正在地方干部培训班学习，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男同学没啥毛病的，家里能脱离开的都报了名。地干班领导挑选几个积极性高的批准了。她妈跟她爸恋爱的事儿就我知道，以前不让我说。她妈也要参军，她姥家不同意。但是准许他们在入伍前把婚事办了。入朝不久，她爸就牺牲了。她妈出校时因为已经怀孕了，不愿意到区里当干部，就到小学教学了。后来组织上考虑便于她妈重组家庭，就送她妈去省里深造。当时是辽东省，省会在安东。进修结束时辽东省和辽西省合并叫辽宁省，咱们海龙县就给划入吉林省了。她妈就留在辽宁了，到沈阳一所中学工作。婆婆家为了使她妈再婚方便，把她一直留在自己家，因此她是由奶奶养大的

　　一九五七年我回来探亲，她奶奶已经去世，她妈来接她回身边。她继父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也主张让孩子到那边上学。她爷爷早晚还要办个老伴儿，也同意孙女儿去妈妈身边。临走时我特意去看她们母女。她妈见我去了自然很高兴，但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再提往事了。我就只顾跟孩子逗着玩。为便于她记忆，告诉她我姓什么时就说“陈”就是“拿不动”。她就叫我“拿不动”叔叔。分别时该留个纪念，考虑大肥需要有个学名，我看这个孩子又白又胖，便送名“素玉”。想不到十八年后才得见面。而如今的大肥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我看我的老同学、老战友的遗像心情十分沉重，不免鼻子发酸泪腺发麻了：老战友啊，你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成为国家干部，跟我一起下乡搞基本路线教育，就在我身边呢。为了培养她，我批评过她，现在就在教育她。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到老辈人的责任，让她健康成长。

　　“素玉，今天我跟你讲明白了，目的就是让你知道，我拿你当自个女儿看待。以前我所以没讲，是怕你有依赖思想;今天为了卸掉你的思想包袱，我不能不讲了。”

　　“陈叔，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我能想得通、吃得消。”

　　“那好，我昨天给你指出那几条你没做任何解释，难道都存在吗?”

　　“都存在。”

　　“有没有什么具体情形呢?”

　　“那当然有了。”她习惯地剜愣我一眼，“吃地主子弟时贵礼家的饭是怎么回事：有一天铲地，要吃晌饭了，时贵礼的老婆因出去解手落半截垄。我看没人接垄就去帮她。接到碰头时，她问我，她家老爷子去世了，她们家能不能派饭了。我想，地主子弟家的饭有什么不能吃的，莫非是怕药死?我看不至于吧。你的小命人家值得吗?若说怕混线儿，可教育好子女咱们不接触的话，怎么团结争取他们?于是我说可以，并且说，我告诉老队长，派饭的名单上给她家添上。她高兴极了。接着还说，我进点那天晚上开的会，时贵礼回去说，以前上边每次来人开大会都把他们几个家庭有污点的隔出去，心里可不好受了。而那次没有两样看，心情好多了。‘如果你若能敢到我家吃饭，那他就更有奔头了。’我听她这么说，心想，这些可教育好子女多么需要我们接近啊!我去她家吃一天饭，既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又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难道不应该吗?”

　　事情就是这样，让她一讲，是那样的有道理。“那么安排摘帽右派分子放牛的事呢?”我希望她也能讲出她的道理来。

　　“这个事儿具体情形是这样的：生产队原来放牛是安排个棒小伙子。为了充实前勤，我建议把这个棒劳力换下来。可是有人觉得这个小伙子是大队书记的外甥，没人敢提这个话，也都在看我用谁来替换。我跟老队长商量，戴国瑞六十多岁了，就差着‘摘帽右派’这个污点，什么好差事儿也捞不着。全队跟他般对般的都到后勤去了，而他还是跟大帮干上趟子活。他是教员出身，干农活他连个妇女都不如。放牛这活需要起早贪黑，上岁数的人比小年轻的相当。老队长也没说不同意，他有个‘摘帽’的问题，安排他他就得好好干。就这样，他头一次捞到个窍活干。”

　　“他是因为啥戴右派帽子的?”

　　“他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说‘国家把海参崴让给苏联了，应该要回来。’结果到反右时就定个右派。早就摘冒了。但他不想归队了，就在所在生产队当社员了。”

　　这事儿原来是这样，根本不是什么对右派分子特殊照顾，完全是从工作出发的。

　　“那么借给苫房匠粮票的事儿呢?”

　　“杨大消停家没有女人，一帮小蛋子吃的可费了，年年吃过头粮。没办法就借包米还大米，或者借一斤还二斤。这样就越借亏空越大。今年刚种完地儿，就没米下锅了，只好赊土豆子插丝儿搅汤喝。我跟老队长说，把饲料粮借他点儿，老队长说饲料粮不能随便动。再说他也不是咱六队的人。我说服不了老队长，一时没办法，就把自己家的粮票借给他一百斤，让他去粮食管理所买点儿包米面儿往土豆汤里撒一点儿。他说，秋后用卖猪票可以起出粮票，再还我。我说是借给他，实际我都不想要的。但是，我不能说白给他。我害怕有人不理解。尽管这样，还是风言风语地传开了。不过我心里有底儿，他就是搞点儿资本主义，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多得点儿现金，还不属于敌我矛盾吧。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我就在乎自己怎么做。我认为我没有违背毛主席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的指示精神。你说呢，陈叔?”

　　这件事又是个蛮有道理。这么说我还得向她做检讨了?不行!这是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许就找出问题症结了。我仔细思考着，都没跑出这条：感情用事啊!这对于一般干部问题不大，可是对于领导干部却不行，是致命的弱点啊!它能导致违反原则，甚至丧失立场。什么叫“素玉”?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璞”，还是一块石头。现在这块璞玉到我手里，我就要打磨她、雕琢她，让她成器!于是我诚恳地说：

　　“素玉，你心情好，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群众欢迎，我也理解。可是，咱们是工作队，靠一片善心办不成大事。处理工作解决问题，可不要过于动感情啊。正像一个大夫，见到病人总那么怜悯、同情，唉声叹气，大发慈悲，比患者还脆弱。一是不顶事儿，二是耽误事儿。所以说我们光靠一副热心肠不行的，心太软更不行!何况，你一个人那么点儿力量能解决多大问题?如果不被理解就适得其反!”

　　“陈叔，你是让我麻木不仁?”

　　“咳，总得冷静点儿吗!你刚做政治工作，还没有认识。年头多了，就自然明白了。”

　　“怪不得我见到一些领导干部总是不冷不热的，面部就好像没了神经似的，面无表情、哼哼哈哈，不是‘考虑考虑’就是‘研究研究’。这还是不错的。等把你支开后他就没事儿了，根本不解决问题。原来他们跟你一样，都悟出了你说的这个理儿!”

　　“咳，你呀，怎么还不明白?比如说，你借出粮票，且不说别人会说你沽名钓誉，起码说明你承认老百姓吃粮不足。你对他们表示同情，就是对社会现行制度不满的开始。你认为你是济贫助人，可别人也可以认为你是对粮食政策示威!”

　　“那么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可以不看现实?现实中的问题是掩盖不了的，尽管有些是个别现象、局部问题。整个国家对这些非主流的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可是我们基层，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也可以因为是少数、是个别现象而置之不理吗?我们要维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要改变这些落后的个别现象，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一个代表县里下乡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对党要忠诚、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决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装聋作哑，甚至违心撒谎、欺骗上级，‘三十晚上死条驴，不好也说好’!”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严肃地说：“这是右派言论!这若是在五七年就这句话完全可以定你右派。你没吃过亏不知道加小心。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的话不是随心所欲瞎说一气;我这也是失败中的教训。现实中的问题，你一个小小百姓能解决得了吗?那是上边的事，跟你有啥关系。作为你我这样的干部，只能相信上级，忠于上级;对上级的怀疑就是对组织的不信任。这样的心理是很危险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人能顺应时变，随乎潮流，就是精明，就平安无恙，就是英雄。对于碰到的问题可以像海上航船那样，遇到暗礁现清除是办不到的，明智的办法就是绕开。否则就船毁人亡粉身碎骨。”

　　“你是让我回避矛盾?”

　　“不是要回避。这是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还有一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是烈士女儿，根红苗壮，条件很好，赶上这么个好时候，国家培养接班人就从你们这个年龄段里选。团里把你推荐上来，局领导又那么信任你。我更没说的，你在这一年当中不求其有什么成绩，只要没过错，组织问题顺利解决，回去就任命个副团长;好一好就兴许留在文化局，先当科长，组织部要求各局配个女副手，你们系统还有谁是目标?到那时候你妈得知女儿当副局长了，该多高兴!你陈叔我也脸上有光啊。遇到相当的小伙子，陈叔给你当红媒……”

　　“陈局长，你说些啥呀?”

　　我才意识到说走板儿了。为避免不欢而散，我改了话题，问暑假她继父是不是跟她妈一起来。她才告诉我，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她继父犯了错误，为不连累家属，主动办了离婚。从此她妈没再另找，领他们姐仨过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她高中肄业，动员“知青”下乡时，她就回到老家插队住在奶奶家。县里一次文艺调演，从她所在的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发现了她，就把她招到县文工团了。

　　我的心情更沉重了，人的一生太不容易了，说不准遇到什么不幸。对于素玉妈，我未能尽到什么责任，那就在素玉身上补偿吧。我一定竭尽全力把素玉拉帮起来，让她如愿、幸福、美满。

　　回县开会时，文化局征求我的意见，了解张威和吕素玉的情况。我如实地讲了，提出了我的看法。小张可以先批，小吕再锤炼锤炼，工作队撤点前解决就行了。文化局领导没想到我把小张放到前面。为避免误会，我就把我跟小吕的至近关系摊开了，进一步磨练的目的是重用，作为局后备干部培养。文化局的同志当然是赞成的。

　　为了更好地教育、帮助吕素玉，我又给老同学写了信，把素玉的表现和我的打算都告诉她妈妈。她妈也回了信，对我这种负责的态度予以肯定并表示感谢。但是我不知道老同学给女儿是怎么写的信。我发觉吕素玉的情绪有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爱争论了。群众要求她唱歌，她也不爱接受了。这时张威入党被批准的事还没公布，因此我没有想到她会产生思想负担。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青年人都要有，而且应当有这个变化过程：由轻浮到深沉，由幼稚到老成。她的变化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她早变、快变，变得更成熟、更坚强、更有头脑。我也细心观察了，遇事她不轻易表态了，多半是瞅、看;她也很少笑容了，偶尔还皱皱眉头。我认为她是在观察生活、认识社会、见习工作、琢磨问题。她可能才知道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没能认识的未知数。

　　另外使我疏忽的就是，这一年在我们国家是多灾多难多事的年头。年初总理逝世，清明节发生天安门广场事件，接着朱老总逝世、唐山大地震，传说主席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所以，人们都感到一种压抑，都在担心，轮到主席那天，国家将会怎么样。我也曾劝解自己：天塌自有擎天柱，国乱必出治国人。不过劝归劝，事实究竟怎么样发展，还是免不了要担心的。这种心理几乎人人有，我想吕素玉也不是小人儿了，难免一点儿不想的。

　　多半年过去了，工作队回县休整，先集训学习三天，之后休息一周。我估算了一下，在我们休息期间，素玉的妈妈就能来了。我自然要去看看这位老同学、老大姐，当面把素玉的事情好好唠唠，孩子有啥包袱也能卸个干干净净。说来也怪，日历让我叠了又展，展了又叠，盼不一时翻过去。因为十八年没见面了，想必是满脸皱纹了。学生时期(我们那时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大有小)有多少同学爱慕她，都不敢追求她。因为她有一种女性的威严，唯独对吕兴和我略微流露点儿柔情，那算是我俩的幸运。但是，我比她小三岁，还不太懂得爱情，只是认为她好，愿意接近她，为她办事。她可能因为我和吕兴不拆帮，有事总爱找我。我去了吕兴也就去了。不知不觉中我帮了她俩的忙，既沟通俩人之间的关系，又为她俩打了掩护。结果无意之中我成了她俩的“老红媒”。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孩子都超过了我们当年的年龄，见面时该有多少话可唠啊!

　　集训到结束那天，我要宣布张威批准为中共党员的事。之前我给吕素玉打了预防针，向她交底儿。可她却出乎意外地跟我说：

　　“陈叔、陈局长：你的好心我领了，你可能小看我了。我劝你不必在我身上用功、投资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为了闹个一官半职才要求入党的，入党做官不是我的奋斗目标。半年多的基本路线教育也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看透了，现在培养党员的情形已经不是你入党时那样了，入党人的心里想法也跟那时不同了。你和我父亲入党时是准备献身的，随时都有可能为国牺牲。可是现在是和平环境，说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永不叛党，那只是个信念。你相信你是在为共产主义奋斗吗?现在，组织问题不解决就得不到重用，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思想再进步，没有‘党票’就进不了党政机关，也就是踏不上仕途。别看说的好听，入党不奔着提干(其实就是升官)那是心口不一。因此我不想挤进去争个乌纱帽。我可以留在党门之外，做一个鲁迅那样的共产主义战士。那样，我是心里无愧的、心里干净的。所以，请您不要伤心，接受我坦诚的表白。您一心扑实要培养我入党，拉帮我提干接班，为了什么?你自己清楚。有的人培养新党员表面上看是给党组织吸纳新鲜血液，为党培养人材，说穿了是培养亲信，发展自己势力。一个向上爬，想做官;一个往上拉，扩充、壮大个人势力。他们都有个共性，根本没有想到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如何如何。他们的工作，不是给人民群众谋利益，解决困难，而是想方设法整群众、限制群众、防备群众，然后报功以便再向上爬。什么‘人民的代表’、‘先进分子’?是投机者、害人虫!列宁说徒有虚名的共产党员白给也不要;对我来说，这种名不副实的党员称号白给也不要!因此，请您死了心吧，这种状况不改变，我是不会那样如痴如狂地追求了!”

　　我的脑袋仿佛挨了一棒，老半天才缓过劲儿来。开始我以为她受到刺激了，才说出这番气话的;可是听下去，她头脑清醒，语言逻辑性也很强，很有理智。我断定她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和分析才得出这么深刻的心得和看法的。我有点儿后悔了，劝她不要感情用事，我自己为什么这么注重感情啊?结果竟然闹到这样的地步!我有些害怕，我怕她胡乱讲下去，如果任其讲下去，发展下去，不是她犯罪，就是我犯错误。怎么办呢?我有点儿六神无主了。在这种情况下，好言相劝是不解决问题的。我多么盼望老大姐快点儿来呀!也只有她，用亲情，用慈母之心打动爱女的心肠吧。我灵机一动去邮局拍了个电报，就说……就说吕素玉发生公伤，让她今晚上车前来。

　　我刚从邮局出来，骑上自行车朝家走，还没过桥洞子呢，只见铁道上的人慌忙往东跑，说三角线处一节流放的车厢撞死个姑娘，据说是个演员。我头皮一憷，拎起自行车就沿着铁道边儿向东没命似地蹬去。跑到地方，我扔下车子就挤进人群，见一个姑娘躺在铁道边上，鲜血顺着额边的散发，流在洁白稚嫩的脸颊上。我的脑袋“轰”一下子，两眼发黑了，一屁股坐在地上。等我清醒时，一个小伙子触触我的肩头，递给我一个小本子。我接过本子，抬眼看看，是张威，他正在合扣一个印着“北京”俩字的人造革背兜的拉锁。我揉了揉眼睛，看看他给展开的那页，上面清楚地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呀，您老人家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而我在实践中这样办了，为啥行不通呢?您教导我们要向人民负责，可是我在农村工作这段时间，看到农民搞生产很不容易，就精力分散、心神不宁，不知道怎么干才对。有的社员经济状况很差，我想说点儿真情，为啥没人赞成?原先我对党很有感情，一心想当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今天，不知怎么觉得党内也有些言不由衷的人。这些人不做工作、不负责任，却整天盘算整这个、斗那个，并且美其名曰“抓纲”。作为国家从全盘考虑是对的，应该的;可是就一个三百多人的生产队来说，互相之间了如指掌，还用擦亮眼睛互相敌视吗?您是最讲团结的，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还说“要团结，不要分裂”。如果下边就这样下去，怎么能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取得农业生产的“胜利”?什么时候能把共产主义建成?我不相信您老人家会赞成这个办法、这样做的。我担心您身边是不是还有出歪点子、使坏主意的林贼式的野心家……

　　我急忙把这页撕下来揣到衣兜里，把那个小本子又递给张威，让他塞进那背兜里。

　　人们在议论，有的说是自杀，有的说不是。我不管别人怎样说，我不希望她是自杀。后来终于有一位铁路工人出面证实，说看见她低着头走在铁道上，好像在找什么。流放的车厢声音不大，没引起她的注意。这老工人朝她猛喊，她离开铁轨，车厢也到了，擦身而过，把她刮倒了。这番证实使吕素玉免遭误解，但是我却更觉得罪责难逃了。

　　素玉的妈妈因为接到了我的电报，已有了思想准备，来到后除了痛哭，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为了证实孩子的清白，我把保存的那页日记给她看了，她对我也没说什么，把女儿送到火葬场火化后，带着骨灰盒回沈阳了，追悼会也没开。

　　“四人帮”垮台了，中国人相信最高权力，在举国欢庆的时候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还在想致使吕素玉身亡这件痛心的事故。是谁把她送给死神?是“四人帮”吗?不是。是我吗?我不承认，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恪尽职守、认真负责的一个基层干部而已。好作用起不大，坏作用能起多大?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才稍微解脱一点儿。

　　今天回头再想想，我不是“四人帮”的亲信，更不是爪牙，我与他们一点儿挂不上边儿，而且也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可是，我在“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运动中是怎么样表现的?在官复原职后，又是怎么样作为的?难道没有一点儿错误或过失，对党和人民做到“完全、彻底”效力或服务了吗?吕素玉这样的同志不是老干部，也不是造反派，“四人帮”的迫害矛头并未指向她，可她心灵中的伤害还小吗?是精神上的压力导致她车祸丧生，现在“平反”轮不到她，“昭雪”更没有她的份儿。值得她庆幸的是，她的死，终究还能引起我这样的人的内疚;而那些活着的吕素玉有谁去问问她们的精神痛苦呢?难道像我这样的一些老同志，当初不管出于怎么样的“好心”，而实际上是起到过一定伤害作用的老家伙不该主动地站出来，说句实在话，认个账，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吗?为了增进团结，疗好创伤，应不应该向她们赔礼道歉，还清这笔精神债务呢?

　　过了一段时间，良心的谴责终于使我拿定主意，向文化局说明了吕素玉的真实情况和死因，同时交出了那页珍贵的日记，建议文化局党组为她下个恰当的结论。文化局领导赞成我的意见。我怀着一种欣慰的心情到铁北去找吕素玉的爷爷，向他老人家报告这个好消息;然而，铁北街街道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老人家在孙女车祸不久就脑干出血去世了，这个人家没了。

　　我失望地返回自己家，就给老大姐写信，告诉她我努力的结果。因为我写的是她工作单位的地址，十天后，我接到她工作单位的那个中学发回的一封信。里面装着我给老大姐的信，附上一页信纸，说她捧着女儿的骨灰盒一到家就精神分裂了。由于家里没人看护，一天早上迎着太阳张开双臂，大吼一声：“我的大肥呀!”扑向窗外坠楼了。剩下那兄妹俩被父亲接走了。信尾，学校领导代表死者向我表示深切、诚恳的谢意。我的心啊，简直要碎了，泪水模糊了双眼，信纸在我手中颤抖。我抹了一把眼泪镇静镇静，只觉那老大哥、老大姐一起向我伸过双手，怒目大吼：“还我大肥!还我大肥!”我赶忙给他(她)俩跪下。这时又觉得肩头落下一只大手，便立刻全身离开地面。我扭头一看，吕素玉笑嘻嘻地盯视着我：“‘拿不动’叔叔，我拿得动的，这不拎起来了。其实你也不算什么，没啥了不起……”我“啊!”一声。这时又有几双手，同时摇着我的手臂、肩膀，“爸爸!”“爸爸!”的呼声乱成一团。我慢慢睁开眼睛，老婆、儿子、女儿都围在我跟前。我舒出了一口长气……

　　吉林省海龙县文化馆创作组  陶 冶

　　小注：原稿并未标明具体写作时间。但从用纸上看，是1978——1979年期间的写的。当时在搞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由于比较尖锐没有投出。过不久赶上反精神污染，我的一篇文艺评论《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要放在社会实践中检验》被当成耙子挨批了，一气之下弃文从政与文学绝缘就尘封了。2010年8月22日参加工作52周年纪念日录入。2015年3月19日接到家乡作协拟编印《作品选》通知索要一篇旧作，特从陈稿中选出此篇，觉得尚可。同时就想在红色网站上试试有无发表的必要?     2015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