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重视文艺工作

——《今朝集》摘录

　　笔烽按：出版于1958年4月的《今朝集》，为我们了解“双百方针”时期和反右斗争前期的社会思潮提供了可靠的、正面的材料，也为我们展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阻力之大，也为我们揭示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在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反共反社会主义右派(走资派)的暗流涌动与刀光剑影，看到文艺战线上反右斗争的轰轰烈烈。共产党素来非常重视文艺工作，通过文艺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主流，瓦解敌人意识形态的同时，丰富群众的生活和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激发人们的热情。战争时期创造了大量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文艺作品，毛时代又产生了大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作品(文学作品、歌曲、戏曲、舞蹈、电影、画报等等)。《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6年)的提出，都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思想领域是根本领域，要想改造社会先要改造人心人性，就必须重视和发挥好文艺的价值，而要想创作出符合群众需要的文艺，就必须去了解群众。仅读罢此书，已让人不得不感叹：张春桥不愧是立场坚定的具有高度马列主义素养的无产阶级战士!

　　南京路上的杂感(1956.1.10)

　　工人阶级为了解放自己，就必须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只有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一一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才最后地打碎了自己身上的锁链。只有把所有的人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工人阶级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要像鲁迅那样生活(1956.10.18)

　　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想成为鲁迅的好学生，最根本的是：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工作中作出最坚决、最勇敢、最热忱的努力，在同革命实际、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的过程中，寻找出最适当的前进的道路。大家知道，在创造性的劳动中，“安全地带”是没有的。遇到困难就“绕过去”，那只会停滞不前。

　　关于“火种”(1956.11.7)

　　革命的“火种”只能靠革命者自己来保护。它是这样一种东西，当它是革命烈火的一部分的时候，就越烧越旺，狂风暴雨只能助他的威势;当它离开了革命烈火的整体的时候，就很难保险不被一漏水扑灭。从烈火中游离出来的火星，不管看去是多么明亮，总是没有生命力的，落在地上，只会变作一粒灰尘。

　　……

　　有些人的革命火种熄灭得很快，有些人却是很慢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比方说，穿什么衣服，这本来是每个人个人的事;解放之初，大家穿得很朴素，这是一种革命风尚，并不是什么坏事。今年初春，有人提倡穿花衣服，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在这个换衣服的过程中，有的人思想上也开始变换，把朴素当作可耻、把铺张当作光荣了，甚至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是不是允许，总要作几件“漂亮的”衣服，不然就感到“难为情”。

　　闻旱有感(1956.12.4)

　　回想过去，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我们和农民住在一起，绝不会要等到看报才知道天旱的。遇到天旱，我们同农民一样地凝视着天边的云彩，同农民一样地扭水浇地，同农民一样地为一棵棵禾苗转青而高兴，同农民一样地庆祝秋季丰收。我们懂得“同甘共苦”四个字的最深厚的含义。这种诚挚的高尚的感情，把我们同人民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它不但保证我们战胜了严重的旱灾，也保证我们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这种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斗争中，我们经受了锻炼，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一个再好的同志;长时期这样忙碌地埋在日常事务堆里，同群众、同沸腾的生活隔离得。这么远，即便他的双鬓一根白发也没有，也不能说他的青春仍然健在。……旱苗要用水来浇，衰退的萌芽却是不能让它生长起来的。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在重重困难面前(1957.3.20)

　　有些困难，在有经验的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却大得难以克服。……问题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来认识困难、克服困难。一种是看到困难低头，束手无策，这当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办法;一种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因而不敢承认有困难，不敢说出事实的真相，甚至用欺骗的办法，只讲“四季如春、山水如画”，或者认为困难是“你们的”，死活受罪，与我无关，群众有意见，就用大帽子“压”，但困难还是困难，纸包不住火，这种官僚主义的办法只能使小困难变成大困难。……要教育群众，当然要把大道理讲清楚。但是，只讲大道理还是不够的。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人，在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具正深入到生活里去了”。一方面，他们引导学生去参观校舍建筑工地，当学生看到建筑工人们比他们住得更坏的时候，他们不再抱怨了，而且拿起锄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起来，使学生接近工人群众，懂得国家建设的艰难。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人并没有用大道理或“工人比你们还苦”作官僚主义的挡箭牌，把应当办的和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办，而是发扬了我们党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教职员替学生值夜班，让学生睡好觉。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谁少了棉被，谁缺了鞋子，过年过节容易劝思乡之念，湖南人爱吃辣椒、爱洗澡等等，他们都想到了，而且尽一切可能主动地解决了。这样办，并没有花多少钱，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伟大”，甚至很“微小”，但是，它生动地表现了对人的关怀，使学生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他们体会到祖国的可爱，学校的可爱。

　　把根扎深一些(1957.4.9)

　　我总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狭窄了。有的人只有那么几个熟人，又都是知识分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高雅”得很。如果想写出大一些的东西，只有那么一点点生活是无论如何不够的。……写新生活，要知道旧生活;写历史，也要知道今天;知道黑暗，就更加热爱光明;知道今天，就更加懂得历史。……我们的灵魂的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有时自己还留恋那个高雅的宝座，特别是当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一种有力的诱惑的时候，很容易回到这个宝座上去，这是实情。但是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也只有依靠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这就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同工农兵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彼此是知心朋友。……当同劳动群众在一起，是他们中间的平等的一员的时候，同他们不是“你们”、“我们”格格不入，而是分不出彼此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感情就少了。

　　只能“放”不能“收”(1957.4.15)

　　我们是放对了，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结的是甜果，并不是苦果。这里说的好处，是包括出现了一部分坏戏或不好的戏在内的。这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分坏的或不好的戏，好戏才有了对立物，人们才可以比较，才可以选择，才可以锻炼自己的辨别力，才可以促使戏曲工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用美好的艺术作品去战胜丑恶的东西。它也促使艺术批评家忙起来，去看那些他们从来不看的戏，去分析那些似毒非毒的戏。这样，就会帮助我们发现香花，识别毒草，并在识别清楚以后，用分析批评的方法，清除毒草，把它变成肥料。……要百花齐放，就会出现毒草。连草也不长的地方，花也长不起来。出现一两棵毒草，并不可怕。毒草多了，观众也不答应，那就好办了。对待毒草，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我们应当作得好一些，把毒草变成肥料，变成防疫药物。……为了清除毒草，也只有让它出来。禁止它出来，是没有用的。

　　[注]在“双百”方针之后，作者根据有许多人担心文艺界出现资本主义毒草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作此文。

　　坚持工农兵方向(1957.4.18)

　　我们中间，人数比较多的，恐怕还是处在这种状态：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甚至可以说，有时候很愿意为工农兵服务，但是同工农兵之间还有一个距离，还是两片，还没有打成一片，或者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这正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灵魂的深处”，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深处，还有那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虽然他们很不愿意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帽子”，实际上他们又很留恋这顶帽子的温暖，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个王国以外都是冷酷无情的。有时候，也下了决心，从这个王国的宝座上走下来了，到工农兵中间去转一转，但是，遇到什么稍为不如意的事，或者看看比在花园里散步累得多，就又回到这个宝座上去休息了。……是否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呢?这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已经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看他同工农兵打成一片的程度。

　　一个好传统(1957.5.5)

　　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平时不去作艰苦的、细致的发现和培养的工作，一旦有一个“天才”出现了，大家“一窝风”而上，你送荣誉，他给稿费，我订合同，把他抬得高高的，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终于“天才多短命”，人为地夭折了。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得到了并不良好的结果。这样的事情，难道是个别的吗?只有艰苦的工作，才能满足自己良好的愿望，这一条老经验，我们是不能忘掉的。……现在我们的专业文艺团体已经不是过去的文工团了……但是，那种同劳动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同甘共苦、完全打成一片的传统精神，那种在沸腾的生活里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却应当永远保持，发扬光大。

　　论“雅量”(1957.6.9)

　　气量大好，还是气量小好?这要看具体情况，这要看什么人对什么人，什么人对什么事。

　　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来看：就在头几天，报上登过，同样是对美军枪杀刘自然的事件，蒋介石是以“沉痛的心情”，跪在美国主子面前，打自己的嘴巴，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是“中正德薄能鲜，领导无方”云云，“气量”大得很;刘自然的妻子却拒绝董显光的无耻引诱，“我不愿再到杀人者的领土”，“气量”小得很。试问：“气量”一大、一小，到底哪个好?

　　“气量”如果指两叶肺，肺里面“骄气”装多了，新鲜空气就进不去了，所以要整风，要排除“骄气”，呼吸新鲜空气。

　　论算旧账(1957.6.11)

　　我们是不是赞成算旧账呢?我们是又赞成，又不赞成。如果说是对敌人，我们是主张算账的，旧账要算，新账也要算;小账要算，大账更要算。不但要算，而且要算清，要偿还。……应当说明，就是对敌人，包括武装的敌人，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仍然主张不算旧账，实行宽大政策，给予重新作人的机会。……如果说是对朋友，我们不但不赞成算老账，而且主张不记账。因为既然是朋友，就不免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有愉快的欢聚，又有不愉快的争执。……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我们主张以团结为重，把问题说清楚，不记朋友的账，友好相处，共同把事情办好。我们的朋友，有的在历史上犯过错误，只要他已经认识了错误，并且有了改正，我们主张不算旧账，团结一致，把共同的事办好。……共产主义的事业绝不是少数共产党员的私事，在这条道路上，朋友越多越好。如果对朋友记账，算老账，是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标准的。我们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求同存异的精神领会不够，对有些朋友抱有宗派主义情结，这是党经常反对的。……至于讲到对我们自己，我们是记账的，也是算账的。……我们……不但不掩盖过去的错误，而且经常地揭露各项工作中的错误……不会忘记整顿自己的队伍，肯定成绩，纠正错误，不断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工作作得更好……

　　从“借东风”想起(1957.6.18)

　　难道这些右派分子一点好处也没有给我们吗?不但有，而且很大，他们又作了一次先生，他们教会了我们怎样识别右派分子，教会了我们怎样同右派分子作斗争，使我们懂得了不战胜右派分子，就不能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过，这不是他们自愿担任的角色，而是我们自愿充当学生，难得有这么一些好先生，教会我们这一套本领。

　　“今天天气……”(1957.6.19)

　　一个人迷失方向，虽然不是好事，却可以变坏事为好事。只要他走到正确的方向来。有的时候，曾经迷失过方向又走到正路上来的人，反而成为后来的人们的引路人。……我们常常说，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望着天空，感叹“今天天气”变化太快，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如果真的想着从迷途中走出来，那就要迈开第一步。

　　从盛夏想到锄草(1957.7.24)

　　浇花施肥，“福”延野草，是无法避免的;只有当草长出来的时候拔掉。不过，看来这些草类并无自知之明，它总是自以为比鲜花还美，还有生命力，可以战胜鲜花。我没有见到有那么一棵野草在鲜花面前羞愧而死。相反的，尽管你经常拔草，草还是要长，还是以为可以胜过鲜花。我们为香花浇水施肥，它还以为我们是特别喜欢它，香花不过是沾了它的光。……花和草都长起来了，而且不但花草分明，野草与毒草也已分明，看准毒草下锄，不但必须，而且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唯恐伤了香花的想法，好像是爱护香花，实际上是爱护了毒草，阻碍了香花的生长。……对香花要爱，对毒草要恨，没有这一条，毒草锄不掉，香花长不起。……我们的农民积数千年之经验，得出一条真理：有草就锄，一遍不成，锄两遍，精耕细作，多锄几遍。今年锄了，明年锄，毒草年年长，农民年年锄，这就是规律。温情主义，没有和毒草作斗争的狠心;简单马虎，没有除恶务尽的决心，是不能希望有什么粮食丰收、百花争艳的局面的。

　　杂谈帽子(1957.7.24)

　　你看，他们给共产党戴了多少帽子呀，什么“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愤”等等，数不清的大帽子往共产党头上压，还唯恐不大，唯恐不多，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大山变作一顶帽子把共产党压死。他们还在这顶帽子上插满毒草，为的是让人们相信：“共产党是一棵毒草，有帽子为证，理应拔掉”。对于他们自己呢?他们用鲜花编成了一顶美丽的帽子，轻松愉快地拾自己戴上了，为的是让人们相信：“我们资产阶级右派是香花，也有帽子为证，全中国都应当开遍我们这种香花”。原来他们不是不要帽子，而是很要戴帽子，不过戴法不同。他们把人间的一切是非、其伪、善恶、美丑等等观念，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帽子”，按照他们的愿望彻底地颠倒过来，给别人、给自己戴上。然而，右派分子的可怜处，在于他们过低地估计了人们的认识能力。

　　在大风浪中的杂感(1957.8.11)

　　在思想战线上，并没有真空地带，不是无产阶级占领它，就是资产阶级占领它。……在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面前，温情主义，只能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老实说，对正面教员讲的话，有些人是不听的，有些人听了也理解得不深刻。只有当反面的教员给他们上了课，他们才听正面教员的话，或者才深刻地领会了正面教员讲话的意思。……在这个大规模的战斗中(文艺战线上的反右斗争——注)，我们是用摆事实，讲道理、公开辩论的方法进行反击的。在事实和道理的面前，人们比较容易地选择自己的道路。

　　灵魂工程师的灵魂(1957.8.11)

　　鲁迅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的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

　　……

　　鲁迅说：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此现在还要苦些，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种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偶然想到(1957.11.2)

　　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但是，能够不断克服缺点的战士，才是真正的战士。……缺点和创伤不治疗，只受到苍蝇的欢迎，并且有真正成为蝇食的危险。

　　论十年树人(1957.11.11)

　　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纲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全党必须注意培养革命的专门家。全党的干部，凡是有条件的，都必须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顽强地下苦功，把自己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定是愿意和实行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服从党的领导，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在从事文艺和其他革命工作的时候，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蔑视什么“有了一本书就打不倒”、“为三万元的积蓄而奋斗”等等下贱的思想和行为。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逐渐消失，浸透了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他们以工农兵群众中的一个细胞的资格，毫无怨言地在行列中行进，以最大的奋不顾身的精神，在组织分配的岗位上履行自己的全部职责。他们把个人的全部利益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他们不会因为服从集体的纪律而说什么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夏不会因为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而大吵大闹“自己吃了亏”，或者颓废地低声啜泣。他们因为能够把自己的一切贡献始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感到心情舒畅，他们充满了革命的朝气，百折不回。总之，他们已经同工农兵完全打成一片，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是特殊人物，工农兵群众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骨肉，他们是真正的战士。

　　……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

　　要彻底改造自己，彻底克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实际斗争这个致命弱点，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到实际斗争中去，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有些人，就是下乡下厂，如果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也不见得就能够改造得好，但是这并不能证明长期地下乡下厂无用，只能证明必须痛下决心、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必要性，只能证明没有决心、短期地有条件地三心二意地下去的无效性。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经过长期的斗争烈火的锻炼，只凭口头上学会几个名词，是根本作不到的。到了群众中，到了火热的斗争中，也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地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而那里的政治环境，是比较有利于克服自己的缺点，有利于自己的彻底改造的。

　　……

　　要知道，社会主义这一“关”，是要根本废除私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但要从经济上废除私有制，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废除私有制，要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同以往的各个“关口”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以往的锻炼有利于过这一“关”，却不能保证过这一“关”。许多生动的事实难道还没有使我们理解这一点吗?

　　201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