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打工春晚”尴尬了谁？

　　【摘要】影视明星袁立被请上了舞台，做了一番致辞，大意是：前面看了一些工友们的节目，感觉其中有怨气，大家不要有怨气，我也是给剧组打工的，也很辛苦，大家要努力工作，要相信是有机会的，要互相提醒，让老板签劳动合同，在粉尘环境中，要记得戴口罩，防止尘肺病，等等。

　　一转眼，“打工春晚”已经走过了五年。1月24日，由北京工友之家主办的第五届“打工春晚”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进行了录制，25日，工友之家和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讨论会，纪念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　　

　　首届“打工春晚”是在位于北京东边的皮村举办的，场地是在一个非常简陋的剧场，观众不足百人。我是后来在网上看到的演出实况，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于是写了《唱自己的歌：打工文化的兴起》一文，为“打工春晚”鼓与呼。首届“打工春晚”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主要是因为节目中体现出了庞大的打工人群的文化自觉，一种新的文化主体性被呈现了出来，昭示了一种新的希望。

　　然而，后来的“打工春晚”并没有成功地延续和拓展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说，“打工文化”在过去的几年里并没有进一步地发展，甚至有倒退的迹象。

　　其实，“打工春晚”这样的新工人文艺活动至少有两层意思：首先，它是整日在车间劳动、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的一次文化狂欢，是枯燥生活的一个点缀，在这个意义上，演出的内容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性在参与，在于打工者“有”文化生活;其次才是这种文化的内涵是否有新意，是否有主体性等等。首届“打工春晚”的成功在于两者兼而有之，而后来的几届只停留在对第一个层面的坚持，在第二个层面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住。　　

　　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首届“打工春晚”的节目有很多是“新工人艺术团”此前多年创作的精华部分，“新工人艺术团”的创始人孙恒是个很少就理论问题发言的人，但他的创作是带有强烈的自觉性，把文艺的双重属性较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使得“打工春晚”的亮相在粗糙中闪着希望的火花。接下来的“打工春晚”以征集到的一线打工者的原创节目为主——在五周年讨论会上，孙恒重申了这个原则，这是个好的取向，但这里也包含着问题，导致了“打工春晚”在质量上出现下降。

　　文艺创作，是心声的表达。要表达，首先得有要表达的东西。由富士康工人组成的“满天星合唱团”参与了第五届“打工春晚”的演出，张峰是这个合唱团的发起人，他说到了打工者们的普通困惑：平时觉得满肚子话要说，甚至满腔怒火，但你把麦克风给他，他可能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打工者的这种“哲学的贫困”的状态限制了他们的创作水平，他们的创作大部分限于表现日常生活状态，表达一种困惑和愁绪，甚至在思想上呼应了消费主义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是消解新工人的主体性的。

　　这里要补充一句：这些年轻的打工者在疲于为生活忙碌的同时，还能进行创作，丰富自己的生活，这足以让人钦佩了，以上的批评仅仅是从“打工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更高的期待做出的。　　

　　这种新的文化的拓荒者们大概也陷入了困惑，既要保持“打工文化”的原生态，又要丰富和发展这种文化的主体性和内涵，其实是很难兼顾的。由困惑，便会生游移，在什么是该开放的什么是该坚持的这一点上，发生了动摇。

　　典型的体现是，在第五届“打工春晚”上，影视明星袁立被请上了舞台，做了一番致辞，大意是：前面看了一些工友们的节目，感觉其中有怨气，大家不要有怨气，我也是给剧组打工的，也很辛苦，大家要努力工作，要相信是有机会的，要互相提醒，让老板签劳动合同，在粉尘环境中，要记得戴口罩，防止尘肺病，等等。为崔永元代班的主持人邱启明问，你现在把精力主要放在公益事业上，自己的事业怎么办?袁立回答说，她做了财务上的安排，钱自己可以生钱，就能把时间用来关心他人了。　　

　　邀请袁立的原因是，她参与了关爱尘肺病人群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和打工者群体发生了联系。但她的这一番表态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次日的讨论会上，连孙恒都对袁立对广大打工者的“教诲”表示不满，说打工者心里不仅有怨气，还有怒火。于是，在最终剪辑出来在网络或者电视台播放的“打工春晚”中，是否保留袁立的话，就成了问题。在演出现场，“打工春晚”是新工人的狂欢，但在播出时，“打工春晚”就成了“打工文化”。如果袁立讲的这番道理都成了“打工文化”，那么“打工文化”就消亡了。

　　打工者虽然没什么时间读书，但钱是怎么生钱的道理还是懂的，没有他们的劳动，钱如何会增值?于是，在讨论中，一个参与演出的小伙子说，如果袁立的话也要播出，那么他会站出来反对这种观点，用自媒体的方式跟她辩论。“打工春晚”的参演者跟“打工春晚”的嘉宾开始辩论，这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打工春晚”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接下来怎么办，“打工文化”怎么发展，成了组织者回避不了的问题。

　　附文：

    许多发文回应：打工春晚尴尬了“不走心的人”　　

　　作为组织方，2016打工春晚虽然启动的时间比往年短，但来参加打工春晚演出的工友们表达出来的声音，我相信是孕育在大伙这一年或好几年的打工生活中的。

　　当工友们登上打工春晚的舞台来演出自己原创的节目，表达被现实的挤压，这是一次身心的站起，有的工友为了这次表达，甚至辞了工。而“不走心的人”是看不到这里面工友们的主体性的，因为“不走心的人”走的是理论的推理，他们会特别冷静地去扑捉概念符号，当“打工春晚”作为一个符号横空出世时，他们会看到它，但他们其实是看不懂打工春晚舞台上工友们有血有肉、浑然天成的表达的。当由富士康工友组成的满天星合唱团在2016打工春晚的舞台上呐喊到：“我们做出了你们手中牛逼的手机，难道你们只是想用它来听我们唱《可我想家》吗?!”“不走心的人”只会把这理解为“枯燥生活的一个点缀”，一种愁绪，而看不到这质问中站立起来的力量。　　

　　打工春晚办了五届，在这实践中当然有丰富和发展劳动文化的主体性和内涵。站起来发声的工友越来越多了，工友们说他们不只是要唱“为什么”，他们更想要唱“该怎么办”。劳动文化是在工友们对现实发问、明确诉求、求索该怎么办的过程中建立、丰富的。这不是以往概念教条化的挪用，而对当下工友毫无动员力，这是一个从问题出发来重新建构、丰富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鲜活的互动的过程，打工春晚和工友们一起成长。而不走心的人，只会沉浸在意识形态的洁癖和“失恋”的抑郁中，而对当下的现实毫无行动力，当然他们也就看不懂工友们在打工春晚表现出来的不断求索。　　

　　打工春晚是在战斗、突围，就肯定有碰撞，在碰撞中成长，所以2016打工春晚还邀请来了其他嘉宾。当“打工春晚”的参演者跟“打工春晚”的嘉宾开始的辩论，这当然意味着工人主体性的建构。

　　再说两句。

　　满天星合唱团的张峰说，别人的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自由是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为什么人和人不一样，但工人肯定需要自由。

　　今天满天星合唱团的工友们来到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院内，他们说要一起喊一句“北京工友之家，我们来啦!”于是我鼻子有些酸，这不是感动，而是我听到了工友们在困境中的求索，所以让我们更加一起加油吧!这很明确!

　　希望“不走心的人”真正走进工农大众，别在理论的阁楼里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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