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埋》这本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反攻倒算。这篇小说以及其他不好的作品的出现,证明文艺界在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还很不到位。
有人说土改好,有人说土改很糟、很坏,对这个问题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如果你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必定会认为土改很糟、很坏,因为他们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天堂啊!如果你是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必定会认为土改很好,是翻天覆地的大好事,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好事。
大家都看过敬之同志的《白毛女》。杨白劳、喜儿那些农民的命运为什么那么惨?就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土地都被地主掠夺去了。杨白劳、喜儿的悲剧,不仅是近代农民的悲剧,也是几千年来农民的悲剧。正是因为如此,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盼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盼望能过上没有剥削压迫的生活。《诗经》收集的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作品。其中有一篇名叫《硕鼠》的诗,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意思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剥削得太狠了,我要离开你们,到一个没有你们这样的大老鼠的地方去。我不是搞文学的,不知道这首诗究竟产生于哪一个具体年代。往最近里说,也有两千六百年了吧?你看,起码从那时起,中国农民就向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啊。而获得土地,是摆脱剥削压迫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农民革命,实际上就是土地革命,所以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军都把“均田”作为行动的纲领。比如北宋农民起义军领袖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把“贵贱均田”作为自己的口号。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社会主张。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也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
但是,广大农民的这种要求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们是小生产,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也没有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可能实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敢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也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能办到,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建立起稳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动员、组织起“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大军。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都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土改的两个文件。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更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谁就能在中国取得胜利。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土改的历史进步性毋庸置疑。土改极大地解放了农业、农村、农民的生产力,而农业的发展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的支持。新中国在前30年能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又经过后30年的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当初的土改,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吗?
方方的小说无视土改的这个本质方面,给土改泼了一大盆脏水,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典型表现,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具体表现。土改有方方写得那么糟吗?没有。早在苏区,毛主席在掌握土地改革政策时就一直反对乱打乱杀。1947年毛主席转战陕北,解放区的土改出了一些问题,毛主席一过黄河就纠正了。毛主席有两个很重要的讲话,一个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两个讲话就是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学习过。与此同时,习仲勋同志也发现了土改中一些“左”的做法,他亲自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是非常支持他的。
当然,在土改当中,也有个别地方出现乱打乱杀的,这是很难避免的。为什么?一是群众苦大仇深,一是有些地主分子罪大恶极,甚至有血债。群众被发动起来了,有时很难掌握。那个时候中国革命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还乡团回来就杀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方方写的时代背景是1951、1952年,那时全国已经解放,老区的土改都已结束,我们在土改方面已经积累起相当成熟的经验。南方新解放区的土改充分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掌握政策比较稳,即使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是比较稳妥的,没有乱打乱杀了。对没有明显罪恶的地主,群众是不会对他们绳捆索绑的,把土地和浮财拿出来就完了。方方说的那些荒唐离奇的事儿,我不知道是怎么捏造的。“软埋”这个词,我在土改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还是头一次听到。小说里还有把地主家的年轻女人给分掉的事,更是荒唐,土改中根本没有这种事。
从这篇小说以及它所受到的热捧可以看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过去常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是有道理的。现在第一代的人不在了,第二代、第三代还在,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西方搞颜色革命,搞和平演变,这些人就是内应。里应外合,弄不好是要出大问题的。当然,我们党的政策不是唯成分论,但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也不行。
当然,我们不能说方方本人是封建地主阶级,但是她的小说骂土改,确实是站在最狭隘、最顽固、最僵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来说话的,是站在最落后的生产力的立场上来说话的。这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败走台湾以后,痛定思痛,总结失败教训,还意识到了没有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是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还在台湾搞了“土改”。
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绝不是说天天搞斗争,而是让人们心里有这根弦,学会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处理问题。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就是不愿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看问题、处理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们总是不肯面对,总是把严重的阶级斗争问题轻描淡写成学术问题,总是采取“捂”和“盖”的态度。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捂”和“盖”就没有了吗?就能解决问题吗?不可能的。采取“捂”和“盖”的态度,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是助长错误思潮的气焰,而束缚广大党员群众的手脚,结果是让错误思潮越闹越凶,而让广大党员群众寒心、灰心。这样做一两回问题还不大,如果一贯这样做,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就会认为你不向着党和群众,认为你偏向错误的东西,而你又是代表党的,久而久之就会让广大群众产生与党离心离德的情绪。尼克松写的《不战而胜》不就是鼓吹这类东西吗,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就是败了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应当清醒。
有人说不让批评错误思潮是为了给党的十九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舆论环境。这就怪了。我们在家里办喜事,总是要打扫一下屋子、院子垃圾吧?垃圾遍地总不能说是好环境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不有效清理错误思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哪来的好环境呢?说到底,有些同志这么做的原因,还是习近平同志批评过的:太爱惜自己的羽毛,怕当战士,老想当开明绅士。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有什么积极的作为。
最后,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去找好作家、好作品,找准了就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表彰;一个调查组去找创作倾向与中央对着干的作家作品,找准了就旗帜鲜明地予以批评。这才是真正做导向工作。这样坚持下去,才能真正解决创作导向问题,把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同时也让广大党员、群众看到我们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的决心,从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