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芳华》的“嫁接术”

　　《芳华》确实了成立元旦档期的大赢家。不仅赢得了票房与“口碑”，前两天，还在第68届柏林电影节期间举办的第2届“亚洲璀璨之星”上，斩获三项大奖，其中导演冯小刚获评委会特别奖，编剧严歌苓获最佳编剧奖。

　　虽说西方通过“荣誉授予权”来完全左右中国国内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这一类评奖，还是不妨作为西方文化精英口味的风向标来看待。

　　显然，《芳华》是他们所喜欢的，严歌苓、冯小刚也都是他们所喜欢的，无疑，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加持，使严、冯等人在中国的影坛更加“璀璨”。

　　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芳华》。

　　《芳华》的时间脉络从文革后期开始，一直延伸到新世纪，贯穿的主题是“好人没好报”。男主角刘峰，质朴善良，乐于助人;女主角何小萍，嫉恶如仇，性格刚烈。但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他们的命运都令人扼腕长叹。

　　在改革前，刘峰的不幸是被人利用。他自己认为是在学雷锋，别人看来却是傻子，他始终没有得到何小萍之外的其他文工团战友发自内心的尊重，人们一方面利用他的道德行为占便宜，另一方面却在背后嘲笑他。

　　何小萍的遭遇则是被排挤、倾轧、她是文工团里的怪物和异类，甚至在本该怜香惜玉的男兵那里都得不到一点点照顾与同情。

　　在改革后的岁月里，刘峰和何小萍都因为受到倾轧和排挤而被迫上了前线，结果双双受到重创。刘峰失去了右臂，成为身体上的残疾人；何小萍变成了精神病，成为精神上的残疾人。

　　在九十年代，“南巡讲话”之后开始的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过程中，刘峰与何小萍又双双沦落到了社会底层，或靠当小贩为生，或靠救济为生，饱受白眼和欺侮，而他们那些出身高干家庭的文工团战友，则要么成为海外富婆，要么成为地产富豪，和他们已经不再是同一个阶级了。

　　这就是冯小刚、严歌苓通过《芳华》为观众讲述的新中国个人命运史。难怪有评论认为这是“鼓动军人跳船”的作品——是啊!为了保卫祖国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又如何?还不是被排斥、被碾压?

　　应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刘峰、何小萍战后的命运有一定的真实性——尽管如果认真追究细节的话，也经不起推敲：比如刘峰在战时就是副连职干部，立有战功并且重伤致残，像他这样的英雄，按照惯例退役移交地方时还会提升一级，国家对他们有相应的待遇和保障，沦落到靠卖盗版书为生就太扯了，至少没有普遍性。

　　正是因为刘峰、何小萍战后的命运具有一定真实性，所以《芳华》也就获得了一些观众，包括一些参战老兵的认同。但这些观众没有意识到的是，冯小刚、严歌苓递过来的是一杯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喝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甚至口感还不错，但喝完了之后，肚子里却会生结石，天长日久，免不了要肚子疼的。

　　那么，《芳华》中的三聚氰胺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冯小刚、严歌苓用一种故意把水搅浑的手法，把刘峰、何小萍后期命运的不幸，写成了前期命运的自然延伸——似乎历史没有发生转折，只有顺延。似乎刘峰、何小萍的不幸，正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秉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建立的“体制”造成的，而不是八十年代之后，这一价值观被解构乃至抛弃、“体制”在不断地被“壮士断腕”、“杀开一条血路”之后日渐扭曲变形造成的。

　　比如，新中国前三十年，是一个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年代，类似刘峰这样一心为公，先人后己的“活雷锋”，总会得到组织更多的关心，有更多的机会入党、提干、被推荐上大学等，“好人”通常是有“好报”的。像刘峰在《芳华》中遭遇的那样一直被无视、被排挤，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比较少见，并不具有典型性。

　　“好人没有好报”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八十年代之后开始“观念更新”，报纸公开提倡不做“好人”做“能人”，“能挣会花”，人们竞相去做善抓老鼠的“黑猫”才出现的。但《芳华》对这种至关重要的转折却没有任何表现。

　　再比如，许多参战老兵后来的生活困境，是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减员增效”政策被大规模强制推行的结果。这也是一个重大转折，但同样在在影片中没有任何交代。

　　时代的足迹被轻轻的抹去了，刘峰的遭遇就似乎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的“原罪”，联系到冯小刚十年前的电影《集结号》，“谁替共产党打仗谁就没有好下场”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芳华》出现的时间节点的诡异之处在于，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人们呼吁并且希望“更多社会主义”。因为要纠正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道德滑坡、社会凝聚力下降、原子化、冷漠化等，正需要继承并且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但《芳华》传递的暗示，却恰恰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才是导致刘峰、何小萍不幸遭遇的全部原因。

　　传统的伤痕文学，用展示历史伤痕的方式明示“社会主义不好”，冯小刚、严歌苓的过人之处则在于，把晚近三十多年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笼统嫁接给前三十年建立的制度与文化，从而排除了引用社会主义经验解决今天社会问题的任何可能性。

　　记得当年陈永贵副总理在谈到大寨经验的时候，有一句言简意赅的概括：“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条经验后来被精英们指为“极左”，没有人再提了。但事实上，这条经验却被他们暗暗谨记在心，只不过内容刚好相反：“堵不住社会主义的路，就迈不开资本主义的步。”在控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方面，文化精英们真正做到了“千万不要忘记”、“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在昨天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提出要把宪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

　　这一条来得正是时候，今后应该在文艺创作，尤其是影视作品中得到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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