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与千寻》《人民的名义》藏着社会变坏的同一个秘密
这是一期直播的精剪版。看到标题，你会不会喷出一口老血——这两个画风差别这么大的影片，能有什么共性?
《千与千寻》很早就听人夸了。但直到今年“六一”，听丝绸之路电影艺术馆说老顽童宫崎骏又要复出了，这才去看。那天正是暴雨啊，观影在青石板的三坊七巷，就更给人故事和感慨。古今中外，有些规律并没有改变。
每个人看的视角不同。很多人看到了其中的“爱”，我看到了对现实的批判。
爱也是有的，但爱不是从来就那样伟大、纯粹，只有在懂得了恨后，才更坚定了爱。
很多人说，宫崎骏的好作品更凸显出日本与中国动画片的思想内涵之高下。但你可能不知道，宫崎骏本人曾经有很长日子以自己是日本人为耻——就因为有过那段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后来才“发现自己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桎梏，脚步也远离了历史的沉重”。
宫崎骏酷爱左翼文学，加入工会斗争。他一度向往红色中国的平等，1984年有次来访中国，但回国后又缄口不提此事。宫崎骏·高畑勋研究所所长叶精二这样分析：“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大幅塌陷，泡沫经济使日本政府在全球趾高气扬，这加剧了宫崎骏对现实的失望。”这些，都在蔓延着“恨”的因子。
在《千与千寻》里，宫崎骏恨资本的无节制、反自然，消费社会透支着人的欲望，使人被物所奴役。
后泡沫经济时代，留下了很多空楼，然而成年人没有意识到其中孤寂的可怕。贪得无厌的人变成了猪。为了得到金子，人们被恶魔所吞噬。只要有金子，人们像吸毒上瘾一样地靠近，忍不住去拿走它，忘记危险，忘记自己。还乐意为金主提供任何服务，哪怕给他的产品远远超过了需要、造成了浪费，但是谁会跟钱过不去?人们破坏了河川，让河神变得像腐烂神一样脏臭。那座汤屋就像我们的社会，整个社会开足马力快节奏地生产，却竟然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的幸福，不会去问一问社会成员是不是真的想要这样。社会发展再也没有了细水长流，许多东西都像癌细胞一样膨胀、猛长。直到泡沫刺破的一天，人们才发现都是一场空，金子化成了泥巴。
面对今天的房地产等泡沫，面对市场经济不顾普通人的购买力、过度透支未来需要的竭泽而渔，我们作何感想?
在其中，孩子反而是象征独立思想的存在。只有千寻，不为利益所诱惑，既没有变成猪，也没有被吞噬。她帮助人回到人，不被物所奴役，不被欲望所驾驭。她的想法却不被大人所理解，反倒觉得这样有违人性。
纯洁的她，对于危险的预感是敏锐的。而当逐渐认识到现实社会的残忍后，这个胆小的孩子又迅速成熟起来，勇敢起来，敢于冒险营救所爱的人，敢于跟坏东西接触并斗争。
在《千与千寻》里，宫崎骏恨资本统治劳动，把劳动变成最无奈又无趣的事。
不劳动者就会变成动物，这说明资本是离不开劳动的。但是劳动者却没有自主权，必须依附于人，一切听安排;甚至没有尊严，任务繁重，像机器一样，最终又将被更高效的机器所取代，劳动给人的印象一点都不美丽，笼罩在黑夜一样的黑暗中。在生存竞争下，得到金子成了劳动的唯一目的。这就是现阶段的劳动啊，从对社会不可或缺的作用来说，它是光荣的;从我们的感受来说，它哪里有光荣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办法摆脱固定分工，生命就在这种不可选择而又没有乐趣的事中被消耗。
未来的理想，劳动应该是自由的，自己做主的，创造性的，不受限于固定分工的，因而是快乐的。人人都应该劳动，不是一些人劳动另一些人享受。人人都劳动，如果它不是快乐的可怎么行?
由于有了千寻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没有被异化(物化)的人是多么善良，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将是多么和谐。当看到千寻真诚地哭泣，我那颗早已变硬的心开始颤抖起来，我想起了童年。《千与千寻》赞美了可贵的互助精神、同情心，这些都是未被物化的人抵御资本世界压迫的武器和避风港。
但是，宫崎骏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高估了精神的力量。是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在生产领域不革命，美好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作为二次元的艺术，它给了我们逃离现实丑恶的宝贵想象，千寻让无脸男、白龙找回了本心、摒弃了贪婪;但是回归到三次元，整个社会人心的变化，还是得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来实现。
这个世界的生活是如此不易，让我们珍惜其中美好的因子吧，呵护它们像呵护眼睛一样，栽培它们像栽培幼苗一样。动画片不仅滋养儿童，也唤醒大人。我们爱森林，我们爱飞翔，我们爱人之为人本该有的追求。大人和孩子是平等地面对这个世界，别看不起孩子，小的事物可能藏着撬动未来的能量。我们相信，那些扭曲和压迫的力量即使再强硬，终归是暂时的。
与经典的《千与千寻》一样，今年面世的《人民的名义》在“新新向日葵”上期投票中也有挺多观众。
《千与千寻》和《人民的名义》其实揭开了社会变坏的一个共同秘密——有人要把这世上美好的事物贪占为己有。
你想过吗，我们国家为什么总有官员和经济智囊、舆论鼓手热衷于把国企私有化?真的是国企效率低，私企才科学吗?看看林思义同志的分析吧：
在介绍老书记赵立春之所以将他安排到国企汉东油气集团任职，而不是像李达康那样走上政界的用意时，刘新建说：
针对所有这些明目张胆地向赵瑞龙公司进行利益输送的腐败行为，刘新建却在接受反贪工作人员审讯时，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刘新建除了把责任推给下属工作人员失职，就是把这归结为改革过程中必要的探索尝试交学费。刘新建说：“资本市场的事情，谁能看得清楚算得准？”面对这样的狡辩，观看审讯直播的检察长季昌明都看不下去了：“装什么傻啊，拿国家的前给赵瑞龙挡枪子，好让他摘桃子。正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旁边的侯亮平也忍不住插话道：“许多国企搞不好啊，就是因为这样的内奸太多了！”
《人民的名义》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赵立春自白的形式，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腐败退化变质分子以改革派自居，打着改革的旗帜，用所谓的没有改革经验推卸腐败和侵吞国家资产的责任，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推行私有化的官员看上去是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却是心如明镜地浑水摸鱼。
多年以来，中国某些资本媒体、新自由主义学者及其权力后台(类似赵立春-赵瑞龙集团这样的腐败官员)，不断制造新自由主义的谣言和虚假理论，声称国企必然腐败、低效，然而这些理论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是认为国企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提款机，而只有私企(由他们的亲属和白手套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控制)才是他们自己的。这些人为何一直极力妖魔化社会主义道路、妖魔化公有制企业，竭尽权力鼓吹所谓用民营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道路?中国《人民的名义》中，赵立春的话可谓道破了天机!
可以设想，如果不是侯亮平在后任省委书记沙瑞金“上不封顶”的承诺支持下刮起反腐败风暴，汉东油气集团可以想象到的命运恐怕只能是——由于刘新建的故意失职，造成资产流失，盈利不好乃至亏损，最终也会面临破产出售，低价贱卖加内幕交易落入赵瑞龙之手。
国企经营管理涉及多个层面，存在利润目标和国家战略目标，核心不仅在于提高国企效率，还需要完成国家的战略任务。作为管理国企的党政干部，需要关注的是如何推进技术开发，如何优化资本配置，如何落实最先进的“领导-技术员工-工人”三结合的管理模式，如何拓展市场等等。
然而，作为国企管理者的赵立春、刘新建们，天天关心的只是所有制的改变。他们所关心的技术开发，是追逐短期利润的技术开发，是服务于自己私人企业的技术开发，他们要么把国企平台上产生的先进技术、产品变成自己的名下企业所有，要么把影响自己决策的技术员工清除出去;他们所关心的资本配置，是对自己进行利益输送，把国企资本配置到自己名下企业;他们所关心的国企管理，既不愿意落实三结合，也不愿意学习美国、日本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德鲁克、丰田)，这些先进管理模式的核心，都是希望增进工人对企业的认同与归属感，乃至达到“以厂为家”的效果。
私有化后的企业出现更为严重的管理不善问题、效率低下问题、迷信技术引进、不愿从事技术开发等种种问题，被外资打垮、吞并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国汽车、机床、计算机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严重下滑，或者丧失技术追赶能力，许多原本可以成为跨国资本竞争对手的企业沦为跨国资本的附庸。这期间，我国贫富分化不断拉大，赵立春、刘新建因吞噬大量国民财富，剥削工人血汗，即便我国产业地位和工业追赶能力下滑，却不影响他们的暴富。
在《人民的名义》中，“国有企业”这个壳，还限制了赵立春刘新建等人，这批腐败分子还没有能力将其彻底砸破，因此只好从内部一点点掏空揣到自己兜里。可是，如果像赵立春刘新建这样的腐败分子不是只局限于汉东一省，级别上不限于赵立春的省委书记一级，规模上不限于赵立春刘新建这一小撮呢?如果我国战略企业诸如石油、铁路、电信、金融等均进行彻底私有化，变成腐败分子的私人金库，届时，我国就会形成一批垄断国民核心技术、核心战略资源并以此吸血民脂民膏的大寡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根据美国学者大卫·柯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的揭露，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是内部官僚精英们的自我背叛。
他们意识到，必须使苏联解体，才能获得巨大的权力。苏联精英相信，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会使他们成为富人。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我研究了苏联的高级官员，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当了多年的总理，他80年代当天然气部长，92年就成为天然气垄断公司的拥有者，掌握了40%的天然气储备，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柯尔科夫斯基，我93年采访他时，他描写了他在80年代曾是共青团领导人时，怎样利用国家的资金，建设他自己的私人银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建立资本主义。
苏联解体证明：由一些精英掌权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最终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们又握有实现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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