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关于电影《音乐家》的21个问题——在《音乐家》观摩研讨会上的发言

　　“冼星海是属于大时代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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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几位发言的老师说《音乐家》是一部很细腻、很平实、很感人的电影，我完全同意。

　　我认为，《音乐家》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表现了延安知识分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有两个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传统和买办知识分子传统。延安知识分子是第三个传统，他们人数不是很多，但却是创造和传播革命文化的主力部队。

　　遗憾的是，延安知识分子作为一支队伍，在八十年代以后消散了。他们在影视剧中被丑化，“民国范儿”的旧知识分子被重新塑造成了通体灿然的偶像。

　　《音乐家》把冼星海这位延安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作为主角，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勇气的行为，是一个突破。

　　二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

　　冼星海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他才华横溢，热情善良，非常富有个人魅力，这才是现代中国人的形象。我们不能像第五代导演那样，继续把中国人塑造成猥琐的、压抑的、变态的、甚至歹毒的形象。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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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谈一些细节，当然影片已经上映，无法更改了，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好的电影。

　　首先，我昨天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了，影片的名字没起好。

　　《音乐家》，有点平了，不如就叫《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另外“音乐家”这三个字也不足以概括冼星海作为革命者、爱国者的特质;

　　其次，冼星海在阿拉木图客居四年左右的时间，外界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有神秘感。

　　从叙述策略上说，如果不设一个全知讲述者，而是以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到阿拉木图来探秘，来找寻父亲足迹的方式，逐渐“发现”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情感经历和冒险故事，可能会更有吸引力;

　　第三，影片一开始说德国撕毁了与苏联的“和平协议”，不准确，应该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虽然是一个极小的细节，但处理不好，就容易给观众留下不专业的印象;

　　第四，苏德战争爆发那一段，可以穿插一些纪录片。

　　比如希特勒的战争喧嚣，莫洛托夫在德国入侵当天对苏联人民的演讲等，能够很好地渲染时代氛围;

　　第五、既然是表现冼星海在苏联的生活，可以穿插一些中国人熟悉、喜欢的苏联歌曲。

　　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喀秋莎》、《纺织姑娘》等，既能够烘托气氛，也能够唤起观众的亲切感;

　　第六、冼星海的出场有点“平”了，而且有点含含糊糊。

　　应该设计一个小桥段来交代人物，最好是让他在宝塔山下指挥《黄河大合唱》，然后有人过来通知他有重要任务，要去莫斯科。这样人物的性格、地位、重要性，一下就让观众记住了;

　　

　　第七、冼星海离开莫斯科，疏散到了阿拉木图后，就失去了身份，更名黄训，也失去组织的保护和安排。

　　他为什么会失去身份?苏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严密控制，井井有条的国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影片交代不够，这就会给观众造成困扰，妨碍他们对电影的接受与欣赏。电影不能让观众有不必要的疑虑，除非这种疑虑有助于推动情节的发展;

　　第八、冼星海很喜欢房东六岁的小女儿卡丽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冼妮娜，给了她不少父爱，但缺少感人的细节。

　　比如，在影片中，冼星海拿到了电台的稿费，就把钱塞给卡丽亚，说你拿去买你喜欢的东西。这就显得没有诚意，六岁的孩子还不会花钱，母亲也不允许。实际上，冼星海最终也没有送给卡丽亚一件她喜欢的礼物。

　　如果改成这样的细节是不是更好——

　　拜卡达莫夫把稿费交给冼星海，说你去再买件大衣吧(此前冼星海为了分担女房东达娜什的困难，已经把大衣卖了)，阿拉木图的冬天没有大衣不行。冼星海拿着钱，在服装店门口迟疑良久，还是掉头而去。然后镜头一转，他带着送给卡丽亚的礼物回来了，卡丽亚乐开了花。

　　要表现苦难，就一定要表现欢乐，要吃甜，加点盐。就是因为冼星海给卡丽亚灰暗的战时生活带来那么多的欢乐，所以几十年后她才对这位“阔克”(哈萨克语：亲人)不能忘怀。

　　在达娜什家里和卡丽亚面前，冼星海应该反客为主，是快乐、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来源，而不应该一直是一个被保护的小动物;

　　第九，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关系。

　　总的来说，冼星海显得被动、落魄。始终需要他的音乐家朋友拜卡达莫夫的帮助，没有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热情似火的革命音乐家的强大魅力和影响力。

　　比如，战争初期，纳粹德军占了上风，阿拉木图的气氛是沉闷、压抑的，乐队里的气氛也很压抑。

　　为什么不设计这样一个情节——

　　战报传来，苏军丢失了战略重镇哈尔科夫，大家垂下了头。在一片沮丧的气氛中，冼星海走向一架钢琴，弹起了他亲自创作的“黄河”，随着音乐逐渐走向高潮，大家的情绪也变得明朗，甚至亢奋，流下了热泪，再次获得了胜利的信心。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黄河”的旋律应该具有这样的感染力。冼星海作为中国最杰出的革命音乐家，他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据乐队灵魂的位置，而不能只是一个边缘化的小提琴手。

　　哪怕流落到异国他乡，冼星海也不能只接受他人的帮助和关心，物质上他是一个被帮助者，但精神上他仍然应该是一个关心者、帮助者，是能够给予他人以信心的人;

　　

　　第十，冼星海与达娜什的关系。

　　冼星海客居在拜卡达莫夫的的姐姐达娜什家里。达娜什的丈夫已经去世，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寡居。冼星海在这里住了三年，居然不能使达娜什爱上他，这怎么可能?

　　我们中国剑胆琴心，玉树临风的音乐天才冼星海怎么可能这样毫无魅力?李立三、蒋经国在苏联都娶了俄罗斯太太。

　　尽管冼星海出于对自己妻子的忠诚不会接受达娜什的爱情，但不等于达娜什不会爱上他。这样的疏冷地表现他们的关系会让观众非常失望，不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冼星海和达娜什的关系也始终生硬、不自然，既不是含情脉脉的恋人也不是亲密自然的兄妹，似乎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相处方式。

　　我们可以拍一段非常美丽的爱情，柏拉图式的，发乎情，止乎礼，不必拍床戏。

　　(制片人插话：这是合拍片，哈方反对让达娜什爱上冼星海。)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大大删减和达娜什的对手戏，增加和卡丽亚的对手戏，表现成一个父爱的事，这样也会很吸引人。自从《这个杀手不太冷》之后，“大叔”和“小萝莉”的故事也可以拍得非常好看。

　　

　　第十一，在影片中，冼星海离开阿拉木图后，又去了两个城市，这个可以一笔带过，甚至不要去表现。

　　为什么呢?因为观众已经接受了冼星海和达娜什、卡丽亚的关系，他们的分手令观众心碎，情感也达到高潮，对后面的事情已经不关心了。影片随后就应该进入冼星海病重和去世的情节，然后就可以结束了。

　　冼星海离开达娜什和卡丽亚之后，在两个地方又拖了一段时间，观众的情绪不能落地，就像乘公共汽车到站却不能下车一样，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不舒适感;

　　第十二，冼星海在困居阿拉木图的时候，几次来到国境线，有些镜头拍得非常好。

　　比如他把手伸过边境线的铁丝网，从中国方面抓起一把雪，以告慰自己的思乡之情。这个镜头今后一定会成为经典。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冼星海之不能回国，并不是苏联方面限制他，而是新疆军阀盛世才叛变之后封闭了回国的通道，冼星海知道这个情况。既然如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往边境去，甚至带上行李，和达娜什、卡丽亚告别，在边境碰壁后又颓然而返，这就不好理解了。

　　当然，当他由于工作的关系来到了边境附近的小镇，沉浸在思乡之情中不能自拔，下意识地走向边境，眺望祖国的方向，这是可以的。

　　第十三，一个小的技术性问题。

　　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的西部，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东部。所以冼星海眺望祖国，他应该看到日出的景象，为什么影片中是日落?

　　当然，我理解导演想表现冼星海不能回国的失落心情，但这容易让观众产生疑惑，用边境线是曲折的来解释也不行，看电影不是上地理课。

　　为什么不能用冼星海在边境线上目睹一轮月亮冉冉升起来表现他的思乡情绪?“月是故乡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没有什么比月亮更恰当地表现中国人对故乡的怀念了。

　　第十四，在影片中，冼星海最后的愿望是搞一场个人的音乐会，这与主人公的身份、性格和时代氛围不符。

　　冼星海所处的是大历史、大时代，不是小时代。当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他的音乐会应该是献给正在和纳粹作战的苏联人民、献给正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祖国人民。这一点都不是对个人的拔高，而是恰如其分的时代逻辑;

　　

　　第十五，在影片中，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胜利后，在市政厅列宁塑像前举行的盛大音乐会。

　　这个桥段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激动人心。但遗憾的是，由于整部影片的调子是低沉、沉郁的，所以显得突兀，而且音乐会结束后，立刻就是乐队解散的情节，削弱了应有的感染力;

　　第十六，冼星海是在二战胜利后在莫斯科去世的，对这样一位反法西斯战士来说，胜利难道不是对他最大的告慰吗?

　　但遗憾的是，影片没有表现冼星海听到胜利消息的情景。

　　德国投降后，莫斯科鸣放礼炮，施放礼花，红场举行了胜利阅兵式，应该用几个镜头交代一下，以便与影片开始德军轰炸莫斯科的紧张恐怖气氛形成一个对照和呼应。

　　第十七，很明显，影片有一个反战的主题。

　　比如，那位落魄的音乐家从教堂钟楼上跳下;比如卡丽亚在思念爸爸时哭着说“大人们为什么打仗?”等都是在控诉战争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灾难。

　　但是，考虑到苏联正在进行的是反法西斯战争，所以这样的质疑就显得无的放矢。战争是希特勒强加给苏联的，如果卫国战争失败，按照希特勒“新秩序”构想，整个斯拉夫民族将集体沦为奴隶，所以这场战争必须要打，而且必须胜利。

　　实际上，卡丽亚含泪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她就开始唱冼星海教给她的歌“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这正是一首召唤战斗激情、歌颂战斗精神的儿歌!

　　第十八，冼星海是1940年5月到的莫斯科，此时距离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还有一年的时间。

　　如果在影片中有一段表现和平生活的情节就会更好，这和战争的年代就会形成对比和反差，会给观众更深的印象;

　　第十九，在影片中，我感到，除了个人之间的友谊之外，苏联似乎是一个冷漠的、不团结的社会，而且存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怖。

　　影片的某些镜头，明显受到西方冷战电影的影响，比如反复出领袖巨大塑像俯瞰下的渺小个人等。

　　另外，影片也明显受到赫鲁晓夫“解冻”时代的《士兵之歌》、《雁南飞》等影片的影响，战时苏联人民的精神状态基本是消沉、冷漠的，这会让观众感到困惑：他们这种精神状态，怎么可能打赢卫国战争，把希特勒逼到了自杀?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基调来表现前社会主义阵营?

　　在西方遭遇严重危机，资本主义有点搞不下去的今天，我们对原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仍然和冷战刚刚结束时一模一样吗?

　　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出现了两个趋向：一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了;二是局部战争迅速增加了。帝国主义在遭遇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后，又开始放胆侵略弱小国家了。

　　这意味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一种遏制两极分化的力量，基本也是一支保卫和平的力量。

　　这样的结论如果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在影片中对苏联是不是应该多一点温情与理解，用更光明的镜头展示苏联?能不能摆脱冷战胜利者的逻辑?

　　中国当代电影中的西方和美国，永远是阳光明媚，绿草如茵，人人友善的。

　　1994年有一部欧洲电影《暴雨将至》，很有名。我们从影片中看到，马其顿做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在失去了社会主义之后，迅速退回到了血亲复仇的野蛮社会。

　　这让我想起了罗莎·卢森堡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或者野蛮!”

　　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现代性，而且是一种努力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负面后果的现代性，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地表现前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十，我感觉《音乐家》是在大时代和小情怀的夹缝中踌躇。

　　冼星海是属于大时代的，冼星海之所以是冼星海，就是因为他积极参与了创造历史，而且历史也确实因为他的出现而改变，至少是变得更加精彩、更加令人热血沸腾了。

　　对这样一个人物，简单地套用“人是历史的人质”是不行的。冼星海是有着与大时代相称的大情怀，一味想表现他的小情怀，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就像要给姚明穿上你我的衣服一样。

　　第二十一，电影无非是价值观的载体。

　　如果我们只接受别人的价值观，我们最终会变成文化上的被殖民者，别人就会像牧师统治教众那样统治我们。

　　如何通过电影，向世界传递属于中国独有的，但又带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如何通过电影传递我们对战争、对和平、对历史、对爱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对世界的看法?

　　《音乐家》开了一个好头，也提出了很多非常严峻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

　　谢谢大家!

　　2019年6月12日于中国电影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