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思辨：《伟大的转折》观后感

　　红色主旋律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以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的超长发言结尾，由于剧情所需抑或编剧的水平所限，剧中主要角色的发言要点均未落脚于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组织原则的方式方法问题。针对这个事关党的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以下内容对剧中演绎的若干会议略加探讨以抛砖引玉。

　　该剧的时间起止点分别是通道会议与会理会议，其间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土城战地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逐步实现了红军在党的指挥下从老三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团到新三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团的领导班子的交替，从而也使我党在落实民主集中制问题上逐步走向成熟，这就为后来党中央粉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因此以这样的时间起止点划界并归结到“伟大的转折”是较为恰当的;如果深入总结“伟大的转折”何以实现则绕不开我党践行列宁创立的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组织原则的方式方法问题，而深入分析上述一系列会议的经验教训是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其中，土城战地会议在该剧结尾的字幕与旁白中并未被提到，而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在笔者眼里仅次于剧中的遵义会议。若需换位思考，也许此次会议的决策内容(撤军)有限、决策地点(战地)不明是其被编剧忽视的两个重要原因。然而，如果从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方法的角度上去看，此次会议的历史地位就不容低估了。面对意料之外的敌军增援导致的伤亡惨重的阵地战，红军该不该按照毛泽东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一游击战原则避免第五次反围剿那种拼光血本的死磕?显然，这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此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重大军事决策必须经过中央政治局批准这一原则，所以当时每时每刻都有大量伤亡的红军不得不把土城内的政治局常委们请到阵地附近集体决策，以使他们看清战场的真实情况而不至于盲目表态。显然，此次会议犯了外行指导内行的大忌，即便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味着“党指挥枪”是必要的，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更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而且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君”与“将”的分工本身就意味着二者的权责之别是不容混淆的。“党指挥枪”毕竟不是“党等于枪”，以党代军乃至以党代政难免动辄上纲上线。毋庸讳言，遵义会议确立的上述这一原则是有问题的，“党指挥枪”至少要以党指挥红军避免可避免的重大伤亡为底线，否则血战湘江使红军损失过半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演。虽然土城战地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但如果中央政治局能给新三人团应急决策权，红军的伤亡显然会更小。此次教训进而让新三人团给了各兵团指战员更多的应急决策权，尤其是对二渡乌江后远在对岸打阻击的红九军团。中央政治局与新三人团何者代表“民主”而何者代表“集中”?答案并不简单。说到这里，我党在落实民主集中制方面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就不能不提了，表面上的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掩饰不了中央政治局对老三人团瞎指挥的矫枉过正，否则土城战地会议为后来红军跳出四十多万敌军包围圈提供的反面教材就白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王明到毛泽东、邓小平晚年都曾为此而未能避免本可避免的重大决策失误，具体案例则不便展开论证了，但强调这一点在民间盛传“小毛泽东回来了”的今天似乎仍不过时。尽管土城战地会议再次证明“多数人的暴政”与少数人的清醒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党内民主”导致丘吉尔所谓的“最不坏的结果”同样被再次证实了。“民主”与“集中”到底孰优孰劣?简单地对“独裁”或“群氓”各打五十大板显然解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为此所能达成的初步共识也许顶多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问题在于“三个臭皮匠”合伙出的主意照样有可能是“臭”的，抑或“三个臭皮匠”合伙出的主意未必能比只让一个出主意“香”到哪里去，否则让“一把手”最后能一票否决的“领导负责制”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了。

　　与土城战地会议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苟坝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力排众议的正确性在后来的情报中得到佐证，他总结的如果打下打鼓新场则会“赢在表(战术主动)而输在里(战略被动)”的论断是精辟的，但我党在落实民主集中制方面罕见的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的另一面进一步暴露了，表面上的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的弊端掩饰不了遵义会议前后若干会议决策的幼稚程度。这样的问题早在古田会议前夕就已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有了定论，其焦点显然是“领导负责制”而不是“党指挥枪”的必要性问题。如今看来，“领导负责”与“党内民主”是否抵牾才是此次会议暴露给我们的核心问题。当时毛泽东不惜以辞职方式反对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则大吼“红军离了你照样能打胜仗”，得知打鼓新场是个陷阱的情报后张闻天又说“我只站在真理一边”而迅速倒向毛泽东。后面这句话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但张闻天说前面那句话时难道不是同样认为自己当时是掌握了真理的吗?说到这里，列宁在德军兵临城下的布列斯特条约签订后总结的“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就不得不提了，反过来讲似乎也不会错，“真理有时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如何判断真理在什么情况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多数人手里?如果事后证明“一把手”的决策是错的，这样的领导到底该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我们的党史一再证明，“一把手”的决策失误程度与其负责任(受罚)的程度并非一一对等，具体案例则不便展开论证了，总而言之就是落实“领导负责制”是避免我党在落实民主集中制方面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关键所在。相比之下，民主有余而集中不足导致的“最不坏的结果”的破坏性至少会小一点，至少人人分担责任的压力要小一点。从布列斯特条约到苟坝会议的经验则证明，一旦“领导负责”与“党内民主”冲突了，充分争论并推迟决策就是值得的，前提是时间允许，否则就是亡羊补牢的错决策胜过群龙无首的无决策了。土城战地会议与苟坝会议都是正确的慢决策，二者的结果证明，后者的慢是值得的而前者的慢是不值得的。说到底，即便党中央的“核心”不如传说中的诸葛亮，党中央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不太可能是“臭皮匠”，个人智慧的爆发胜过“集体智慧的结晶”从概率上分析显然是很低的，前述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最后拍板的军事决策理应以此类推，而老三人团至少在军事指挥方面实际上是被李德一人独断专行了。我们的党史也一再证明，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大政方针视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绝非文字游戏，否则以反“独裁”之名“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似乎都能“师出有名”了，前苏联的集体领导流于形式而导致个人崇拜的惨重代价殷鉴不远。苏东剧变更证明，“一人误一国”本来是个伪命题，在理论上是反动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参政者的平均水平足以制约“一把手”个人智慧的爆发，而“一把手”个人智慧的爆发加减参政者的平均水平的反作用往往是有限的。

　　至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实践一再证明“集体智慧的结晶”胜过个人智慧的爆发显然是大概率事件。拿破仑所谓的“不要迷信会议”只能换来英雄人物的昙花一现，滑铁卢式悲剧绝非偶然而只有早晚之别。虽然谁都不敢否认苏格拉底、屈原式悲剧不应重演，但谁都同样不敢否认拿此类小概率事件以偏概全乃至倒向反社会人格则难逃偏激之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近年来喧嚣一时的恐怖“大亨”、邪教头目、纳粹信徒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反社会人格无限放大。将这一结论升华到哲学高度，马克思主义“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也就不得不提了，“英雄造时势”则是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结论，不承认这一点则话不投机半句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领导负责制”到代议制再到“一人一票”普选制，金字塔式权力分配结构在古今中外的任何国家政权里都是在所难免的，只是其表现形式与合法性程度有必要就事论事而已，对中央政治局与三人团之类的民主模式的诠释更是如此。从喊出“人民万岁”到承认领袖终将“盖棺定论”，毛泽东当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神化毛泽东导致左翼阵营分裂的韩德强式极左倾向的教训就在眼前。有必要强调的是，笔者不是鼓吹“一人一票”普选制的公知，但国际共运史一再证明，从苏共到我党，“一把手”异化为“一霸手”的后果是有连锁反应的。民主集中制要求民主务必是走向集中的民主而集中务必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二者相辅相成，但先民主后集中的组织程序不可倒置。可悲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文为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音译简称为“纳粹”)曾一度混淆视听于更早的“姓资姓社”之争，希特勒下令入侵苏联则被丘吉尔喻为“魔鬼打进了地狱”，极左与极右的独裁灾难往往只有一墙之隔。

　　撇开左右之辩，即便是大家都错了，集体沉沦的历史代价也是罪有应得;如果以一人之失毁掉一个民族或国家，这样的罪责恐怕谁也不愿承担。毛泽东曾说“四渡赤水”是其军旅生涯中最出彩的一笔，这句话同样应被套用于“毛泽东思想”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承认新三人团乃至各兵团指战员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承认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最突出的作用，《伟大的转折》在这一点上通过演绎上述一系列会议基本上还原了史实，从这个角度上看该剧是值得被打高分的，只是电视剧的观赏度与纪录片的理论性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该剧收视率破2而领跑同期收视率绝非偶然，红色主旋律电视剧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在近年来是难得一见的，尤其是剧中毛泽东总结土城之战的教训一反其高大上伟光正的“常态”，与上述民主集中制思辨主题更是不谋而合，尽管该剧结尾少了这个画龙点睛之笔。党中央的第一代“核心”早已能对自己的决策失误毫不护短，我等党员后辈就更不该在“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了，大局意识难能可贵。较之于对逝者要案“盖棺定论”，对后辈民生未雨绸缪也许更重要。被党的十六大提到“党的生命”这种高度的“党内民主”到底被后来者落实了多少，被代表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在“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句口号面前如隔靴挠痒，该剧在这方面的启示更值得深究。

　　推而论之，如果说中国特色的“党内民主”不宜对西方国家的“一人一票”五十步笑百步，在实际操作环节上民主不足而集中有余则更不配对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街头运动五十步笑百步了。以现在的香港乱局为例，其“鲶鱼效应”本来有可能迫使大陆一方至少应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倒逼改革”，比如配合香港立法机构修订《逃犯条例》清除港商吃里扒外的“灰色地带”、秘密佣金，详情可参考2019年4月4日公之于众的《修订《逃犯条例》，部分香港人怕什么?》一文(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97011&s=fwzwyzzwzbt)，但《逃犯条例》的夭折岂不是一种立法倒退?如果“党内民主”流于形式，“协商民主”就更指望不上了。最近我举报某个党员同事信仰基督教却以我辞职的方式不了了之了，“协商民主”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现在谁能穿越到《伟大的转折》中的任何一次会议上又敢说出何等“大逆不道”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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