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养汉”持家小议

“养汉”持家小议

陶  冶

在土改前，我们村有个刘大房，因为当家人在伪满时当过甲长，1947年冬土改时就被斗了，致使他们一大家族都没划成好成分。当时我才6（虚）岁，随着妈妈去刘大房领回分得的浮财。等1949年3月份村上办初级小学，刘家的孩子也跟我一起上学了。我们放学回家时都是一起走的。刘大房院落靠路边有棵老榆树，树下有座小庙。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里。村上的党支部书记姓庞，细高个儿、长瓜脸、高鼻梁，说话响快干脆，待人也和气。人家都叫他庞支书，我妈叫他大舅，让我叫他大舅爷。他常摸着我的头夸我几句。后来我才知道，他跟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在一起过。我同学的爸爸身体不好，长得，枯干瘦小，脑袋也比较小，干不了农活，人家都叫他“刘小脑袋”。在大家族时期靠着比较显赫的门庭他也能说上媳妇生儿育女；但是土改后自然分家了，这样个半劳力就不能自食其力独撑维持小家庭的生活了。因为庞支书在土改前没有土地，哥俩一直给人家扛活，没能娶妻，就落脚在我这个同学家。这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乡亲们对这样一个复合式家庭也都接受了，没有歧视态度，对庞支书也不失尊重。当时还没有村公所，只有农民会，农民会就用被归公的甲长的房间做办公室。庞支书的家就在刘大房的东下屋。村民们办事农民会里找不到人，自然就到家里找。所以大家经常出入这个家庭，说是“上庞支书家”。区政府的干部下村检查工作也经常到“庞支书家”。至于这家的孩子们还是姓刘，可是已经很少有人说这是“老刘家”了。因为我当时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刘氏家族跟我一起上学的孩子都比我大，刘小脑袋家的孩子当然也比我大，但他们都没跟我一起上高小读初中。女孩子到年龄就出嫁了，男孩子到年龄也有人给媳妇，一点儿没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因为刘小脑袋的老婆已经失去生育能力了，庞支书没能留下后人，但是给刘小脑袋一家做的贡献，在刘氏大家族中是有目共睹的，是影响深远的。

我还有个同学，他家住在沟外，我们学校在沟里。我家既不是沟里也不是沟外。所以我们放学总在一起走，我到家了，他就跟其他同学继续走在回家的路上。农村的道路到春季多要返浆，一冻一化两脚粘个大泥坨，走几步就得甩一甩。他走累了就不走了，到我家跟我一起住，第二天再一起上学。那时候也不铺褥子，我俩也不穿裤衩，睡觉就是光身滚炕席，俩人一个被窝。我家的事都跟他说，他家的事也都跟我说。他的父亲身体不好，有哮喘病下不了地，彻底失去劳动能力了。他小妹不能上学读书，就在家里伺候父亲，好让母亲下地干活。他看我父亲身体健康是个棒劳力很是羡慕。好在他叔叔自己还没成家总算是个帮手。土改后叔叔当上了区干部很快就娶上媳妇自己立家了，叔叔偶尔给嫂子家贴补点儿也不解决多大问题。等我们初小毕业了就去区中心校读高小了，我们就不在一路上下学了。大体这个时候他父亲去世了，于是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都说他家大婶开始“养汉”了。等上初中的时候我上下学都经过他家了，免不了进他家门站站脚。大婶对我妈印象很好，对我也很希罕。我看大婶总是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俐俐索索。他小妹儿比我小一岁，虽然没能上学读书，但也聪明懂事、很会来事儿的。我也没看见他家里另有男人。等我们快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家来了一个矮个男人，把我这个大婶显得老高。这个男人是我家河那沿儿蔡家街的，我爸爸妈妈都认识。因为他是老大，土改前也没娶上媳妇，土改后弟弟们陆续长大了，他自己也过了成婚的年龄，只好逐个帮助3个弟弟陆续成家，自己一直单身。后来成立供销社他被招去当主任，经人介绍他就到我这个同学家跟我这个大婶打伙了。这个大婶给他生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自然这3个孩子都归他姓了，但是我们还认为这个家是我同学的家，并没因为我把那个招家来的矮个男人叫“大爷”，而把大婶改叫“大娘”。这个大爷毕竟比大婶大许多，走在大婶前面了。等到大婶临终前还是被我同学接家来陪护尽孝了。现在想起来，能说这个家还是原来那个家吗？

等我参加工作在本大队的小学干了一年后，1959年被调到远离本大队20多里的三兴大队的一所完全小学教五年级。我的一个姓柳的学生父亲已经超过60岁，身体多病叫“柳聋子”，他的妈妈虽然也60左右岁，但是身体好，长得胖胖的，头脸收拾得也像模像样的。她会接生，全大队没有用不着她的人家。一个姓崔的半老光棍儿被老柳太太招到家里，刘聋子不出屋、不下地，整天自己在北炕上呆着。晚上老刘太太就跟比她小10岁左右的光棍儿汉睡在男炕。因为女方早已经绝经了，自然没能给崔姓男人留下后人。在当地，社员们说话唠嗑都还说是老柳太太家，而很少说老柳家了。

去年夏季我回老家还遇上我这个学生的媳妇了，也是我当初教过的那班学生。女的比男的学习还好，我都没想到他们俩结婚了。分别50多年了，她很高兴遇上我，并且还能认出来，我还记得她。她儿子也进城了，她两口子都来了，在儿子家看孙子。我问她婆婆怎么样，她说婆婆公公早没了。我又问那老崔头呢？她说也没了。

这三家还是不错的，我并未觉得伤风败俗。还有一家就不然了，是1975—1976年度我在下乡当工作队认识的。这家是盲流户（指盲目流入的外地人，还未能落户），我去之后才得以落户享受正式社员待遇的。刚去的时候，有点儿困难，男的身体也好，女的也能出勤劳动。孩子虽然多、虽然小，耐求几年生活还是没问题的。但是，她男人有个嗜好，就是离了酒就不能吃饭。女的长的还算标致，在队里是引人注目的。开始是凡人不接语，无论其他男社员们怎么逗弄、耍戏，她都默不作声或避而远之。可是渐渐地放开了，竟然破例地在自己男人去老乡家借钱未归的夜晚，一个心怀不轨的青年社员敲她家窗户，她好言相劝那青年不听，为了避免造成影响，她打开窗户让那青年进屋了。哪曾想那青年虽然五官端正身体没什么毛病，却因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出工不出力，不是正经庄稼人被称为二流子，名声不好没人给媳妇。自打这户外来的人家来到后，他就看中了这家的媳妇，就垂涎三尺了。因为他看准这家男人嗜好喝酒就投其所好，动不动就怀揣一瓶酒进家门，那男人就让自己媳妇捡块大豆腐或用韭菜炒盘鸡蛋，俩人就开喝上了。就这样，逐渐让这家的女人解除了防范。结果，他竟敢利用人家男人外出不归的时机强占了人家的老婆。如果，达到目的适可而止也就罢了；可是他却“好吃不撂筷儿”总想吃“下顿”，女的自然不答应。于是他四处炫耀他是怎么得到人家老婆的。农村里这样的小人语很快就被“老婆舌”们添油加醋传开了。我虽然不包他们生产队，但是也都知道了。其他人一听他说，这个女人的便宜这么容易占得，就有人也跃跃欲试了。这个女人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丈夫也不理解她、不容忍她，她索性破罐破摔了，就来者不拒了。最后发展到一个卖干豆腐的老头给一卷干豆腐要求跟她来一拍儿，她都接受了。等那些真正爱她想跟她永远相好的人，看她什么男人都接待，人家就离她而去了，都不叫她名字了，也不称她嫂子或姐姐了，都叫她“破鞋头”或“精罐子”。她损毁了自己的名誉、牵累了孩子们，家也没发起来。去年我回老家的时候分别到我下乡蹲点的两个生产队（另一个是1977—1878年度）看看，我想起这个人家，自然要问问他们家现在过的怎么样？知情的老人儿回答，这户人家得知山东沿海好过了，就回老家了，再没有信息。

还有两个自力更生的典型家庭，我不能不一起说说。

在我老家的那个生产队，有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住在公路南侧的两间草房。房前屋后左右是菜园。一条水渠从他家房后公路边上流过。他家南面和东面都是稻田。当时已经近70岁了，在我们眼里那已经老得不行了。生产队要给他们“五保”，那老头说啥也不干，就坚持莳弄自己的小菜园，生产队给口粮就满足了。老头姓金，长得小孩子都不敢看他。脸长，还有大奔儿楼头，眼睛很深眉毛很长。老太太胖胖的，面容很慈祥。我大姑家住在公路北侧，房门对着金家的后窗。得金太太家有事就招手让我大姑过去。两家相处得很好。我妈去我大姑家，嫂子和小姑子也搭伴去看看两位老人。她们是平辈，老金头时常开个玩笑、逗个俚戏。我大姑就叫他“老金蛋子”。老金蛋子真的有钱，左邻右舍谁家手头紧了多要到老金家串腾串腾。老两口子心眼儿都好。老太太掌握钱财，掏钱的动作稍微慢了，老头就上话了：“快点儿答对人家走，不是急用谁上这来？”那么，老金蛋子的钱是怎么攒下呢？老头种大蒜有两下子。他的园子让他用粪肥养的特别有长劲，离水渠又近，不带旱的。地肥水足，种啥啥长。他不种别的，就种大蒜。大蒜长得比谁家的都好。别家的蒜秧抽不出蒜薹，他家的蒜秧棵棵能抽出一尺多长粗壮的蒜薹来。附近坦克团的家属专门到他菜园里买他的蒜薹吃。到起大蒜的时候，邻居的小孩子都来帮忙。他家的蒜辫子挂满了屋檐下的杆子上。他不急于出卖，多是供销社来人收购或是谁家来人买。他家的东西，有钱给钱，没钱就赊着，啥时候有啥时候给。所以，他有两笔收入，一个是钱财，一个是人情。因此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没有说老金头老金太太不好的。

除了靠自己生产大蒜创造收入，还有个来钱路，就是收购杏条。杏条也叫梢条，就是东北长在山上一种开小花的多年生的灌木，它长到1米半高就不再往高长了。它是丛生的，割掉之后来年照发新枝。当年生的杏条柔软有韧性，可以用来编筐、编土篮子、编花筐。每年农历八月份社员们都要上山割杏条、采蘑菇、收山货，被叫做“小秋收”。供销社这个期间就敞开收购杏条等农副产品。国家收购上来就不仅仅是编筐了，大量的是用来编杏条帘子，盖房子做房胞，圈场子做隔栏。每斤可卖上8分钱。这个时候老金头就用1角钱收购了，生产队里的小青年不用往供销社送每斤就能多得2分钱，自然愿意卖给他家。这种与供销社争购的行为是不准许的；但是，他人缘好，又无劳动能力，没人举报他。等到冬闲的时候，社员们各家搞副业打草袋子、纺草绳、编花筐、编房胞帘子，就上他家买材料了。草袋子、草绳的原材料各家都有，就是稻草；而杏条除了供销社有存货，就是老金家独有。这个时候的杏条已经全干了，自然要掉秤的；但是掉的也不是太多。社员们都明白，就借机会给加价。老金头也不具体说加多少，就凭自愿给，给多少算多少。用料的人家编花筐编一个花筐至多用2斤杏条，而花筐卖给供销社能卖上1元2，那年头编1个花筐能挣8角钱，农民是不会把自己的人工当成本的，8角钱就是出工1天挣10分工的分值了。所以都很满足，自然谁也不想少给的。老金头就这样，把一大垛杏条都卖给生产队的各户社员了，所得的收入都赶上一个棒劳力的全年收入了。所以，老两口子能自食其力，不用生产队按五保户来照顾，而且还给生产队做了贡献。

我进城工作后，偶尔回趟家也没能去看看金大爷和金大娘。两位老人什么时候走的，我老妈都记得清清楚楚，大致差前差后不过两个月，都接近90岁了，没得什么大病，说是老死的，属于善终。他们留下的两间草房自然归于生产队了，也算是对多年供给口粮的回报。可以说两位老人生前没亏欠谁的，大家谈起他们都说自己若能活得像人家老两口子的一生，就蛮好了，别看人家无儿无女。

去年夏季我回老家的时候，特意回乡下走走，我还朝公路南瞅瞅，那座两间草房已经没了踪影，代之而现的一幢很像样的瓦房。房后的水渠还在，但是那个生产大蒜的菜园子已不复存在，而是被苞米搂子和农机库房所覆盖了。

这是个没留下后人的一户人家。为了说明问题，我再说说另外的一家。

那是1961年下学期，我被调到三山小学教六年级，我的对象教三年级。她班有个学生姓卢，家住附近双山大队二队，穿戴比其他同学都差。有一次我陪他班主任去家访，看见一个不到50岁的女人忙里忙外，炕上有个男人囚囚在墙角叨气儿，看样子是勉强活着。家里有好几个小男孩儿一个比一个小。到校学习的那个是老二，老大虽然也未成年却成了这个家庭的唯一劳动力。这个家庭10个小子，户主成了废人，主妇因为孩子拖累也不能去生产队参加劳动。这样一个12口之家真应该招个帮手，像前面说的，请来个健壮的光棍儿男人支撑着，维持这个家庭。可是，卢家的女人从来没有这样想，无论谁来动员也不认可。那大儿子也很要强，挣不上整劳力的工分下雨天也不休息，到生产队让生产队长给安排活。在那个年代口粮是按人头分的，所挣工分年终结算的时候才知道剩不剩钱的。在领口粮时是不问你这户人家年终结算是否剩钱的，口粮必须按数、按品种跟其他社员一样送到家的。所以，尽管花钱困难，总还是饿不着的。这个老二读完高小指定回生产队帮助哥哥挣工分的。那就是说，再过三年，他们家就是两个劳力了。可想而知，6年之后就是3个劳动力。你能说这个家庭没了希望吗？我1962年初结婚后把这个毕业班送走了，就被调到公社中心校当科任老师，她在三山小学又干一个学期也调到中心校了。那个姓卢的学生后来怎么样，那个家庭后来怎么样，都不得而知了。从1962年初到2011年8月份，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位家住双山二队，当年跟我俩一块在三山小学教学的张老师得知我回老家了，专程到我家来看我们，我还问了老卢家的情况。他告诉我，现在老卢家哥几个都自立门户了，老大也抱孙子了；我老伴儿教的那个学生也60多岁了。其他哥几个日子过的一个赛过一个。由于联姻的缘故，那个生产队几乎成了老卢家的天地。我听了，真为那个伟大的母亲感到骄傲！

在我们老家，招夫养子的事是常见的，失去丈夫找男人的叫改嫁，丈夫还在的叫“拉帮套”，文雅的说法叫“帮婚”，女人不止一个地找男人叫“养汉”。我觉得这样的叫法都欠准确。改嫁是离开自己的家庭到男方家去，有的带子女，有的不带子女。“拉帮套”或“帮婚”都不是从女方角度说的。至于“养汉”就更不是指女人把自己献给其他男人了，她的作为不是养这个外来的男人，而是用自身的付出换取对方的回报来养家。这是一种交易，她是在出卖自己的肉体。这些行为都跟男人胡搞两性关系不同。正常人都鄙视这样的女人，骂她在“养汉”。如果说是养汉的话，也有一定道理，那就是用自己的性资源换取外援来养家，也自然包括供养自己的汉子了。所以，我认为这样理解“养汉”才符合本意。我们应该客观地、历史地看待这种畸形家庭，无论招“拉帮套”的也好，“养汉”的也好，当事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当今“宽容”的态度来审视的话，这样的妇女还是颇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反之，如果一个正常的家庭，一个夫妻关系和睦、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能维持生计的家庭，是不该走这条生活道路的。如果硬要这么干，不是懒惰，不是无能，就是在自毁家庭。不是败坏道德，也是道德败坏！

值此国际妇女节之际和“两会”期间，老朽感触良多，也无可奈何。悠悠往事历历在目，索性敲在这里，谨以此文献给祖国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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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8日22：22敲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