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要求采访别拍照：担心被日本人暗杀

　　原标题：历史证人捍卫国家记忆

　　泣血录

　　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9日上午9点钟，来了6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个年轻妇女。我趁机握住刀柄，用牙咬住日军不放。隔壁屋里的两个日军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军。我一人对付这三个人，他们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几刀，立即失去了知觉……

　　袁世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12月13日，我们五六百人都被捆起来，赶往一座大屋里，然后用机枪扫了两个钟头，我侥幸没有被射中，但日本兵又用汽油一浇，放起火来。五六百人，大都烧死，我的衣裳也着了火，赶紧脱去，站到屋里一水缸里。我趁天黑，从水缸里爬出来，藏到一户没人住的阁楼上，躲了三天。

　　吴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一日凌晨我去厕所，发现厕所外草丛中有一个小相册，捡起后发现该相册封面上画着一颗人心，还画有一把沾有血迹的刺刀，地面上滴有血印。相册内全是日军暴行照片，当即收藏怀中。1945年审判日本战犯时，我提交的这本相册成了有力铁证。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市民记忆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

　　对于每个幸存者而言，日军的残暴、恐怖与丧失人道的暴行永远也无法从他们的记忆中遗忘消失，每个幸存者都有一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惨记忆。

　　对于现今生活在南京的市民来说，通往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的通道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开，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随时都可能会引起强烈反响。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来说，一个迫切的课题是，如何将他们从历史证人的角色，转变至创伤医治的对象。“幸存者已越来越少，难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仍需要这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幸存者来扛吗?”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潘媛摄影记者王效

　　幸存者只剩100多人

　　据1997年的不完全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与目击者尚有2630余人。2011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公开表示，当年年初，健在的大屠杀幸存者还有300多人。

　　但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只剩100余人，并且平均年龄也已超过80岁。“像我们这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已经不多了。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那段历史。”幸存者陈广顺说，“现在还有日本人不承认。他们一天不承认，我们就得讲下去。”

　　幸存者的后遗症

　　随着岁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人数已越来越少。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减至100余人。

　　张连红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某个方面来说，由于日本社会不断出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学界才逐渐重视幸存者的调查。但在这种背景下，调查通常侧重于搜集日军暴行的证据，调查目的是为了反驳日本右翼的荒谬言论，而幸存者则常常是以“历史证人”的角色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事实上，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客观存在，我们应更多从人文关怀的视角，着重解决如何医治这些幸存者创伤的问题。”

　　张连红在长期的研究中发现，除了部分自我治疗能力较强的幸存者外，许多幸存者都未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年轻时的精神创伤开始“复活”，他们经常为噩梦惊醒，他们的言行开始日益偏离日常生活习惯，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精神疾病的表征越来越明显。

　　在采访中，他提到精神病学家威廉·尼德兰1946年提出的“幸存者综合症”，他列举了许多被纳粹迫害的集中营幸存者身上的明显症状：慢性焦虑症、惧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断做噩梦、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快感缺乏症(不能体验快乐)、孤独症、臆想症、对世界充满敌意和不信任等。

　　张连红在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中，发现在许多幸存者身上这些症状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归纳起来，幸存者的精神创伤有三种较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闭型、神经质型。

　　精神分裂型

　　退休工资足以度日却整天捡垃圾

　　在张连红所调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张玉英老人可谓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

　　1937年12月13日，11岁的张玉英同父亲在街头被日军遇见，日军当场刺死她的父亲。张玉英后来逃到金女大难民所，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当时难民都称她为华小姐)收容她，并帮助她上学。

　　华小姐无疑成了她的亲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华小姐，向张连红要了一张放大的华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请安磕头。后来，她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捡垃圾，家里被垃圾塞满。张连红分析说，她的退休工资足以度日，捡垃圾的行为是大屠杀期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经历对她的刺激所致。

　　神经质型

　　拒绝拍照“担心日本人来报复”

　　在调查中，张连红发现有些幸存者一直处在高度警觉之中。1999年，他采访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再三叮嘱千万不要给她拍照，因为她担心日本人会来报复她。张连红说，这是很典型的神经质型幸存者的案例。

　　绝大多数幸存者在接受访问前普遍会感到心情紧张、焦躁不安，访谈时会情绪激动，访谈后很长时间不能平静，甚至连续几天睡不好觉。

　　自我封闭型

　　看到他们不承认才“忍不住说出来”

　　自我封闭型的幸存者通常并不愿意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人，他们不愿别人去触及这一根伤痛的神经。

　　幸存者杜秀英1925年出生，性格内向，很少讲话。在接受张连红采访之前，她一直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她在12岁时遭到日军强奸的伤心往事，这次强暴事件导致她长大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离婚。她常常做噩梦，害怕脚步声，并有洁癖。直到2003年因病去世，她惟一的养女也不知道养母曾经受到的伤害。

　　事实上，在调查中，研究者被幸存者拒之门外的例子并不少见，也有部分幸存者通过自我修复，走出了过去的阴影。

　　在幸存者常志强的大屠杀记忆中，他的母亲被日军刺刀刺得全身鲜血，临死之前还挣扎着解开衣服为同样受伤不满周岁的弟弟喂奶，父亲跪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1997年，他在电视里看到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忍不住了”，主动跑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讲述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而在这之前，他没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子女讲述过这些无比悲伤的记忆。

　　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

　　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南京大屠杀”并没有事实上也永远不可能从南京市民的记忆中消失。张连红在研究中发现，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

　　他同时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悲惨历史不仅属于南京市民，也属于中日两国民众，这一惨痛教训也应让全世界人民共同记取。人类社会特别是日本人民应该同南京市民一起，不仅要将这一创伤记忆视为人类过去的共同耻辱，也要将它置换为指引人类未来和平走向的共同财富。

　　连接历史与现实

　　编史、建馆、立碑……

　　在研究中张连红发现，大屠杀之后，在日军高压恐怖统治之下，南京市民的创伤记忆被深深地掩埋在心底。但是，每逢到了清明祭扫亲人和大屠杀周年之时，他们都会以最简便、最隐晦的方式祭奠那些无法忘却的创伤。

　　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之后，日本国内否定侵略战争特别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行，激起了南京市民的强烈愤慨，他们纷纷写信呼吁政府，“为历史也为未来，为南京人民、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杀事件编史、建馆和立碑，以纪念死者、教育后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成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通道，成了纪念和凭吊遇难亲人同胞的重要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前往参观的人数达到50万人次，自1985年建馆以来，参观总人数已超过1000万人次。每年清明前后和大屠杀周年祭日，许多南京市民特别是一些大屠杀幸存者都要前往献花凭吊。一个被媒体广为传播的细节：每年清明都有一位特殊的送花圈人，挽联上写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唐顺山”。当年，25岁的鞋匠唐顺山装成死人在日军的杀人比赛中躲过了一劫。纪念馆建成后，他年年骑自行车来送花圈。

　　张连红的研究表明，在南京，通往南京大屠杀创伤记忆的通道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开，任何同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事件在南京市民中间随时都可能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举例说，1995年3月，当南京市发出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捐赠一元钱的倡议后，市民们踊跃响应，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参与捐款的市民达到100万人，捐款总额达到160余万元。

　　超越“原始复仇”

　　6万市民声援“谢罪的日本人”

　　张连红围绕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影响的问题先后做过一些问卷调查和口述访问，结果表明，在南京市民的情感记忆中，“反日情结”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而在与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接触中，张连红发现，在他们的情感记忆中，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也是宽容，绝大多数幸存者的共同心愿是希望日本政府及民众能真正承认和反省这一真实的历史，防止悲剧重演。

　　张连红举了东史郎的例子。他认为，南京市民对东史郎诉讼案的反应，是观察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情感记忆的很好的个案。

　　东史郎曾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暴行。1987年，他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东史郎日记》，向中国人民谢罪。一些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东史郎日记也是不真实的。日记中提到的日本兵桥本更就此对东史郎提出诉讼，这就是著名的东史郎诉讼案。

　　1996年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东史郎败诉，1998年二审驳回东史郎的上诉。在一审之后、东史郎上诉期间，为支持东史郎继续上诉，南京市民在横幅上声援签名者达到6万余人。为了证实桥本残杀方式的可能，仅仅为了证明法院门口有一水塘，南京市民提供的地图就有60余件。

　　张连红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市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已经超越了“原始复仇”阶段，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置换为了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自责和自强意识”。“发动侵略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文字说明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等字句随处可见。

　　铭记

　　国家公祭祭奠谁?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今年7月6日上线的国家公祭网主页，列出了七类遇难对象供海内外网民悼念。

　　“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不是全部。”作为国家公祭日设立专家组成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告诉记者，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爪遍及中国各地，无数同胞遭遇杀戮。因而，专家组经慎重考虑后认为，既然是举国公祭，应将更多的战争死难者作为对象。所以，今年2月27日通过的法案，明确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

　　如何参与国家公祭?

　　朱成山等专家建议：为遇难同胞送上一篇悼文或几句祭语，用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与悼念;打开电视、广播或网络，随时注意南京主会场的公祭仪式，在警报声响起的那一刻，立即停止手中的一切，在警报声中肃立、默哀;关注公祭仪式的细节设计，领悟“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要义。此外，当天应尽最大可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谁是第一个建议设立

　　国家公祭日的人?

　　原全国政协常委赵龙是最先在全国两会上建议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人。2005年3月，这份由49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提案，成为当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自此，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呼声一直没有断过。而很少有人知道，赵龙的提案，最先则是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的想法和委托。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