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变局

　　1926年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1927年在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情况下，大革命失败。

　　经过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1928年4月朱、毛会师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红军。并以井冈山革命为中心，向江西逐步扩充革命力量。二随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之间混战结束，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调集军队，开始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1930年底，国民党蒋介石调集10万军队，开始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围剿。对于此次围剿，国民党显然是低估了红军的能量。在红军以游击战为主、阵地战为辅战术下，在农民与游击队的协助下，诱敌深入，致使国民党围剿失败。修整4个月后，国民党又发起了第二次围剿，后又在1931年7月发动第三次围剿，1932年发动第四次围剿，都均以失败告终。

　　1933年10月，蒋介石集结约90万军队，其中近40万军队对江西苏区进行了围剿。此次围剿，蒋介石吸取了前四次教训，听取了德国顾问的建议。第五次围剿可以称之为步步为营，在江西苏区建造了成千成王的碉堡，压缩、封堵红军的生产、生活空间。此时的红军并没有坚持过往成功的战术，转而与国民党以阵地战、硬碰硬的方式战斗。硬碰硬、阵地战的作战手段是不符合当时红军的实际战术需求的。红军的优势是游击战：迅速集合作战，迅速解散隐蔽。人数、器械、火力、补给等是横跨在红军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过于乐观的错误的估计了形式，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据斯诺《西行漫记》介绍，当时的作战计划是由一位叫李德的外国顾问制定的。这或许只是反围剿失败后的一种托辞。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与其说红军是被迫转移，倒不如说是对红军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的一次全国宣传巡演。而红军对外宣称他们是从大后方转移到抗日前线。

　　长征并非真如毛泽东说的“万水千山只等闲”，那是长征过后的从容。江西苏区红军兵分两路，一路从江西向广东进军，另一路则从江西向湖南突围。按照先西进，后北上的路线向陕西转移。途径雪山、大草原、沼泽地，与“白军”争分夺秒抢占有利地形、战略要地。沼泽地行军过程中，红军战士身边的战友经常不经意的就消失了——堕入沼泽。很多时候都是砍下竹子铺着走。红军战士连夜急行军，飞夺泸定桥。在江河两岸，一岸是1万多红军手握火把，如红蛇般在岩壁上穿梭。连成的火焰吐着芯子，舔着山林。对岸是国民党的阻截部队。双方都想再第一时间抵达，部署作战计划和修建工事。结果是红军的坚韧与勇敢战胜了白军。在泸定桥，30名红军志愿攀爬铁索桥到对岸为大部队做火力掩护。桥体被对岸的守军部队拆除，整个桥面只剩下半边的木板。由于有半边的桥体无任何掩护，牺牲了部分战士，20名左右的战士成功抵达。后来这些志愿者被授予了中国红军最高奖章——红星奖。

　　朱、毛带领的长征红军在四川与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部队会和，此时朱毛部队有4.5万人，张的部队有5万人。做了足够休整后，朱毛提出继续北上，进入陕甘宁西北地区。而张国焘则想以四川为根据地，未与朱毛一同北上。

　　之所以说红军长征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宣传巡演，是因为他与国民党、各路军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时人们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农村成了国民党的“拉丁区”，苛捐杂税数不胜数，乡村之惨状非一个正常人所能直视。据悉，农村里大多数只剩下“386199”部队。有些村中妇女枯瘦如柴，松垮垮的大褶皱的皮贴在骨头上，骨节清晰可辨，乳房像泄了气的气球耷拉下垂。孩子同样黑瘦，浑身有2个地方最大，一个是头，一个是肚子。肚子滚圆不是因为吃的太饱，而是由于长期咀嚼树皮、树根导致无法消化，堆积在肚里。白军代表的资本阶级与大地主、土豪劣绅的利益。而红军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农民是爱戴红军的，因为他们为农民打走了地主、劣绅，为农民分得了田地。当时共产党的两个主要政策是“打到帝国主义、施行土地改革”，一个对外，一个对内。所以农民从红军那获得了土地，对红军的政策是拥护的，也就自然的协助红军与白军周旋。国民党对红军经过之处进行严厉搜查。对于包庇红军的农民是冷酷的，如把农民杀害后还将其皮肤剥下来;又如在村道上急于奸杀妇女，裤子都未曾脱下。有些村落甚至直接被全部清杀。

　　红军入驻陕西时，已经有了很好的革命基础。刘志丹同志在陕西发展了不少苏区根据地，对红军提供了很好的帮助。1937年以前，国民党对全国媒体是拥有绝对掌控权的。“赤匪”的政治理念、红军生活等全都遭遇封锁，并发布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文章。以保安为政治中心的陕甘宁苏区对外界来说是神秘的。

　　大多数红军战士都只有20来岁，但他们确实都可称得上“老兵”了。西北苏区里有许多的“红小鬼”，从他们的交谈与处事方面，你不得不感慨共产党宣传教育的效果是多么的显著。红军所到之处都会对群众进行文化普及，教他们学习文字。如：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它有什么用?”

　　“它是红军的魂。”

　　“红军是干什么的?”

　　“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通过教育的方式渗透共产党的理念，高明之极。其中徐特立作为苏区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功不可没。又如斯诺在保安苏区时要求“红小鬼”为他换杯热水，而“红小鬼”对此非常冷漠。直到有人告诉斯诺要称他们为同志时就可以获得热情的对待。“感谢你为我倒的热水，同志。”“红小鬼”很诧异的看了斯诺一眼说：“无需为这种事对同志表示感谢。”在西北苏区，隔三差五的晚上你就可以和当地的居民一起观看由红军排演的戏曲表演。

　　白区对红区是封锁的，两区中间各有真空带。物料、器械、货币等流通交换的几率很小，所以大多数的物料都是自给自足。西北苏区在窑洞里建筑了机械加工厂、纺织厂等工业车间。自己印刷货币，但纸质非常低劣，且只能在苏区使用。红军与当地的居民进行买卖交易，都是付钱的。红军的主要收入来源50%是通过没收地主田地和家产，10%-15%是通过外界苏区赞助获取的，其余则由所谓的“现代化”工厂、西北苏区商贸等组成。红军经济之所以没有垮，这要归功于林祖涵(林伯渠)。

　　西北苏区的生活艰苦，但不失精彩。他们有篮球场、乒乓球台，甚至还可以打网球!红军战士在无战时基本上每天都要接受近8个小时的文化教育。课程有历史、马克思主义、科学、数学等。由于西北苏区纸张不足，战士们都拾取白军飞机洒落的悬赏宣传单为记录本。悬赏单上印有“彭德怀悬赏8万美元，不论死活”的字样。上课时战士们统一到“列宁室”，每个根据地都有一间。“列宁室”里悬挂着马克思与列宁的画像，因为消息的封锁基本没人知道他们张什么样，所以画像上的人物是中国人的长相。“列宁室”里有乒乓球桌，在中午吃饭时总有几个拿着球拍的战士要还在球桌上吃饭的同志加快速度。每个“列宁室”还有地形演练台，上课时教导战士们如何运用战术。红军的居住条件简陋，只有类似于周恩来这样的高级将领才会有一张蚊帐。这对于他们来说却以是“奢侈品”。

　　当时“少帅”张学良驻军西安。但当时的情形是张少帅与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达成了互不攻击的协议，少帅甚至还邀请红军将领到西安为他的军队教授“游击战”战术与马克思主义。少帅作为东北军张作霖的继承人，年少成名。但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未开一枪将东北三省拱手让给日本。面对全国的舆论讨伐，少帅背了黑锅。蒋安排少帅到欧洲学习2年后重回国内，继续掌管东北军。受了国外的影响，张学良把部队保守、腐朽的老将领用激进派、少壮派代替。而受制于对内剿共，对外不抵抗政策，其军队从最初的25万降到了13万。东北军之所以不听蒋介石的命令剿共，是因他们都与红军一样想统一战线抗日，想从日本手中夺回失去的东北，想挽回失去的颜面。正因此而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率领亲信抵到西安，从机场到街道全都部署了警卫。与苏区领导人相比，似乎他才是被悬赏的“匪徒”。西北苏区中，毛泽东可以独自随意的在村道上与村民攀谈，彭德怀住所只有一个警卫员驻守门外。即使蒋介石对他的人身安全做了如此周全的部署，但仍无法逃脱他身边将领的逮捕。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上演了一出结束多年内战的好戏。张学良、杨虎城率领部队对蒋介石及其随从亲信进行了逮捕。在逮捕蒋介石时，蒋逃到了住所的后山中，双脚赤裸、衣裳狼狈，由张学良的一名军官背下了山。后通过多日的谈判磋商，终于达成了“停止内战、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目标。

　　“西安事变”不仅以最小的代价结束了内战，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各方领导人的智慧。蒋作为南京政府最高首脑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回到南京，并通过此次事变肃清了内部何应钦等投机份子。少帅不仅参与策划事变，而且在谈判完成后主动同蒋回南京“认罪”。最终判其监禁10年，但第二天他就成为了宋子文的座上宾。共产党深知国人讨价还价的习性，故提出的八项原则，给国民党“还价”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