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名叫望红台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后来被称万里长征的战略大转移。与多年来无数次出现的转战情形不同，被迫的意味是那样的明显;临走之际，红军不知道明确的路与方向在哪里，不知道根据地这一温馨的地在哪里。

　　红军这一去就是千难万难，红军这一去，根据地百姓也将面临千难万难的境地。秋雨绵绵秋风寒，这是自然的表现，也是心境的表现，“树树梧桐叶落尽，愁绪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几时人马再回山?”深情相送，又打心眼里不愿红军离开，一唱九叹，有太多的挽留之意，有太多的祝福之情。

　　虽然这里的人们已有心理准备，而当国民党军队进占之后，所实施的惨绝人寰的屠杀，仍然超出意料。——发生在两年之后的日本实施的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是人性恶的极致;而日本人至今在这一罪行上挑战人类基本良知，仅此一点，日本民族就没有资格在世上抬头行走。关于人性之恶，如果说德国人屠杀犹太人、印第安人，日本人南京屠城，是一种顶点的话，那么，还未达到顶点的恶则是比比皆是。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的“还乡团”在中央根据地实施的残暴的杀戮就是一例。那些用放大镜来寻找中国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翻身道路中的曲折并津津乐道、并用以作为历史的全部而实施攻击的人们，对于这里是不愿去“计算”的，他们最基本的态度是视而不见，他们背叛的何止是起码的良知!也许在他们眼中，这里“乌合之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坚持不愿离开陕北、不愿过黄河?研究者和当事人都在说，是为了减轻其他地方的军事压力，把国民党胡宗南的二十几万军队牵制在那里。这个理由可以成立，但是我以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时任弼时就坚决不同意毛主席留在陕北，担负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任务的彭德怀也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充分的：部队要对付十倍于己的敌人已经够吃力的了，主席留在那，还要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一直到陕北局势发生根本性改变，留在陕北指挥各个解放区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使用的都是化名，其实是否留在陕北并不能对牵制胡宗南部有太大的帮助;在转战陕北之初，周恩来特意在群众场合公开露面，过了黄河到达晋西北，这一迷惑敌人的做法也在反证着留在陕北的必要性不是很大。毛主席在陕北期间，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新闻，是通过随行的四大队电发位于太行新华社总社，再发布出去的;后者使用的则是“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毛主席之所以“一意孤行”地留下来，不惜以身犯险，其实当时他就说出过他的理由：陕北这块土地帮助了人民武装，现在这里遭难了，我们就走，算怎么回事!要对处于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以鼓舞。我想，这番话里大约是包含有红军当年离开中央根据地后，当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不忍。这里，展现的是毛泽东的人民性和最深沉的大爱。

　　十送红军，是不愿，是不舍，有挽留。在粉碎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后，以赣南、闽西为主的中央根据地连片形成。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树立起了一面伟大的信仰的旗帜。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形成了人民军队的军魂，探索了党领导人民的基本政治制度，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央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之地。

　　送红军，是不舍，“双双拉着张茧的手，心像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传捷报”;挽留中更多的是颂扬。“包谷种子红军种，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住红军的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送红军，挽留中有太多的期盼，“问一声亲人红军，几时人马再回山?”“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

　　十送红军，是悲，但不是悲伤、悲哀，而是悲壮。“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台高十丈白玉柱，雕龙画凤放光彩，早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自己的党，共产主义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党的各种变化与我们都息息相关。

　　以上，写于2012年10月，写了就写了，却没有了发出去的平台。最近因有电视剧《十送红军》，就翻出来看看，记录的是自己当时的心境。加之最近重读《西行漫记》，很有些触动我的地方，摘录一二，算是连缀成一篇新文字吧：

　　在进入保安前的最后一天，斯诺在村子里“考”孩子们，问那些富人为什么跑了，跑什么。孩子们回答：“怕我们的红军!”这让斯诺很震惊，一个农村孩子说“我们的”军队。这也让我现在读来很感动。

　　1936年10月，在红军中间生活了将近四个月，斯诺要离开保安了，他很伤感：“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当他到西安时，西安如临大敌，相比较在保安和其他地方见到的场面，“这生动地说明谁真正的害怕人民，谁信任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