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新疆乐观生活十六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蒙先生无疑是佼佼者。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在“文革”后担任过国家文化部长，还连续两届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出生于北京。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不久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尽管这篇小说受到了毛泽东的过问与保护，亲口肯定：“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但王蒙还是于1958年5月因此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3月右派摘帽。1962年9月，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他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主动举家迁往新疆。开始在乌鲁木齐工作，1965年4月又直接下到边疆地区伊犁的农村巴彦岱，兼任公社一个大队的副大队长，实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同”，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从1963年到1979年，他在新疆生活了16年。在“文革”十年中，作为摘帽右派也好，还是作为臭老九也好，他都毫发未损。作为乐观主义者的王蒙，在新疆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有特别意义的。他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各级干部，应该还是有启迪作用的。

　　三次有惊无险的被批斗

　　1966年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也波及到祖国西北边陲的巴彦岱这个角落。虽然有人对他发起了三次“冲击”，但都是无疾而终，他本人也是安然无恙。

　　一次发生在1966年11月。王蒙“三同”所在村庄里有两个人向他发难，因为他们因以往琐事对王蒙有所不满。一位马姓社员养的几只鸡吃了农药被毒死。马社员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曾与他吵过架的另一老农投的毒，一定要求“王大队长”秉公处理。王找到那位老农谈了话，老农矢口否认。王只好向马社员解释，说不能以吵过架来断定那位老农就是投毒人。但马社员忿忿不平。认为王蒙处事不公，便产生了忌恨。还有一位王姓社员，因为与一位林姓社员有些鸡零狗碎的矛盾，便不断向“王大队长”举报林社员是富农出身。而王蒙觉得林社员平时表现还不错，就没有多理会王社员的举报。马王两位社员看到文革之风刮过来了，便贴出了大字报。可惜连王蒙的名字也没有搞对，说要把“王益民”这条毒蛇揪出来。但那两位社员平时人缘实在太差，根本没有什么人响应。而王蒙虽然到村里才一年多，但他一来就做了扎根农村的打算，和各族农民很快就打成一片，群众关系极好。所以，连王蒙的维吾尔族房东阿卜杜拉合曼在得知大字报的消息后，都叹息道：“怎么能无缘无故地给一个人抹黑呢?这难道是‘造反有理’吗?如果这样造下去，早晚会变成造反无理的。”自然，这次“冲击”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但是，当地的社队干部们，多多少少风闻到王蒙的曾经当过右派的经历，出自于对王蒙的关心爱护，决定悄悄地停止了他的副大队长的工作。

　　王蒙1965年4月下到巴彦岱和农民“三同”后，他的妻子崔瑞芳也在同年9月调到了当地的市区二中任教。两人工作地点相距五公里左右。于是他们就利用农闲或休息时间互相探望。1966年秋的一天，王蒙回到市区的家。夜半时分，他们被外面的一阵乱喊乱叫的噪杂声惊醒，继而听到门上发出“唰唰”的声音。因情况不明，他们只好以静制动，依然睡自己的觉。第二天早上去开门，才发现难以推开，原来是被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天白天，几个红卫兵闯进来，在房间里四下审视，决定把沙发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四旧”之物，用平板车拖出去游了一趟街。当红卫兵拖着沙发游街时，王蒙赶忙在屋里的三面墙上挂上了三幅毛主席像，其中一幅还是毛主席坐在沙发上的。当那几个红卫兵回来时，发现了墙上的毛主席像，便盯着看。此时，王蒙机不可失地说道：“这不是毛主席也坐在沙发上吗?!”那位红卫兵噘了噘嘴，有气无力地嘀咕了几句，似问似答，讪讪地走了。过了两天，沙发也完璧归赵了。

　　最后一次有惊无险是发生在1969年初。王蒙当初离开乌鲁木齐是挂职下放的。工作关系，工资关系仍在原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1969年的革命大联合时，文联的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委”致函巴彦岱公社革委会，声称王蒙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因此要扣发工资，只发60元生活费，并要求巴彦岱革委会冻结其存款。公社革委会明确告诉王蒙，不会同意“大联委”的要求的，因为他们一直认为王蒙在巴彦岱“表现很好”。如果“大联委”有什么要求，让他们自己来做就行了。他们知道两地距离不近，乌鲁木齐方面是不会来人的。这件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难忘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化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知识分子和干部感到在五七干校经受的是磨难。但是，当时也有些学员，心态积极，学会了苦中求乐。王蒙本来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干校生活也就注定是有所乐趣的。因此，他在干校三年，也至少享受到了三种乐趣：名利之乐，团队活动之乐和酒文化之乐。

　　由于从1969年初起，王蒙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以至于他感到手头日益拮据。同时，离开了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已经六年，想回去探探“家”。于是，1971年初春，他乘长途汽车回到了乌鲁木齐，来到的文联。1971年4月，根据上级的决定，他和文联的其他人员一起，下到了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泊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一直呆了三年。

　　当时的五七干校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五七战士”，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政治问题”的革命干部，属于人民一份子。而另一部分则是有“政治问题”之人，挂在那里接受改造，以观后效。王蒙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什么人，于是还是以静制动，见机行事。不久，在一次会上，他终于发现与会人员全部是“五七战士”，心里终于有了点底。在接下来的另外一次会议上，他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得到了干校校长，原文化厅厅长的“确认”，他这才放下心来。既然是自己人，扣发工资就失去了依据，于是王蒙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1971年底，他被扣的三年的工资两千多元人民币，终于回到了他的口袋里。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钱，他感到是发了一笔小财。他妻子当时在信中就“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联的同事们，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同事们羡慕地说他是太“酷”了。王蒙懂维吾尔语，他知道维语中的“酷”与后来21世纪流行的“酷”并不相同，它的主要含义就是精明。不管怎么说，无论是“五七战士”的身份，还是“两千多元”的人民币，都是不小的收获。

　　五七干校的团队活动也是很有乐趣的。王蒙总结出四大特点。第一是有活干，比起两派整天斗来斗去要好;第二是集体生活有其特殊乐趣，或者说热闹。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人，天性外向，生活在那里的汉族人因而也变得特别喜欢热闹，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就更加热闹了;第三是伙食不错----他自己就担任炊事班副班长;第四是戈壁滩上空气纯净，透明度极高，晚间月光星光之明洁，身在其中就是一种享受。每当举行文艺演出时，在戈壁滩上，皓月之下放声高歌，大家的欢乐之情溢于言表，纷纷赞道是同饮甘露、濯清泉、吃仙药、沐天恩，其乐无穷。林彪事件以后，五七干校的管理松懈了不少，学员们也不大关心那些“国家大事”了，重点放在改善生活上。他们购买了金华猪仔和一批奶牛，每天都享受新鲜牛奶和美味猪肉。晚上经常性的活动是下象棋打扑克，每当鏖战到深夜时，带队的干部就提醒：“同志们，再不睡觉就影响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新疆的维族人善饮酒，王蒙除了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以外，又来了个第四同：同饮酒。他自己说是在新疆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文革时期的物资有些匮乏，特别是对建立在戈壁滩上的五七干校而言。因此王蒙和学员们的饮酒之乐受到了物资基础的制约。正当馋酒之际，他们听到离干校40多里地的新疆生产兵团的化工厂有散装白酒发售，王蒙就自告奋勇前往采购。在霏霏细雨中步行往返近百里，才买回来不少的白酒。新疆原来就有一种叫做“头屯大曲”的白酒，“头屯”是地名。他此次买的酒被维族学友们戏称为“头痛大曲”。但王蒙却无所顾忌，买回来当天就畅饮至醉，睡得很乏，大有一醉解千愁之感。他在做炊事工作的同时也种种地。他种植了鲜红的枸杞子，有粗通中药者告知泡酒可以补血壮阳兼明目，于是枸杞泡酒大行其道。后来没事时还跑到戈壁滩上挖野菜中草药，竟然还挖到了有些名贵的肉苁蓉，此为泡制补酒的好材料。王蒙和他的学友们那段时间就每天一边喝着壮阳补酒，一边痛骂林彪，尽享饮酒之乐。当回忆这段经历时，王蒙道：“这样的幸福生活也是此生难再。”

　　“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

　　王蒙在新疆的生活是很有情趣的。为什么即使在全国大乱的情况下，他和家人却能独享平安呢?与王蒙相识60年，相伴55载的崔瑞芳女士(已于2012年3月去世)是这样总结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王蒙来到伊犁后，始终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与当地群众‘三同’，尤其尊重兄弟民族，热爱边疆一草一木，又在极短时间里学会了维吾尔语，完全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这就使他置于人民群众的保护之下。确实，整个‘文革’当中，我们没有被抄过家，没有被动过一根毫毛。”2009年9月，王蒙在一家有名的电视台做嘉宾，当主持人问到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各民族的贴心朋友时，他回答道：“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你有文化管什么啊，你得向农民学习啊。”“这个就是说，同吃同住同劳动”。

　　王蒙是怎样通过三同，和民族兄弟打成一片的呢?

　　1965年4月，王蒙来到了巴彦岱的伊宁县红旗人民公社。经过短短的熟悉过程后，即分到二大队一小队参加生产劳动，后又担任二大队副大队长，住到了一生产队水利委员，维族老农阿卜都拉合曼的家里。这家的女主人叫赫里倩姆。在六年的时间里，王蒙只要没外出，差不多每天都喝她烧的奶茶。房东家养着一头奶牛，女主人每天挤的奶主要做奶茶。王蒙早上总是一面看着赫里倩姆以娴熟的技艺做着奶茶，一面欢声笑语地唠着嗑，开始是结结巴巴的汉语维语加手势，慢慢维语越来越熟练。王蒙为了彻底与维族农民打成一片，下苦功夫很快熟练掌握了维语。以至于有次他在房里用维语朗诵毛主席著作时，一位偶然路过的的维族大妈还竟然以为是电台的广播。赫里倩姆的第一碗奶茶总是端给了王蒙，有时还会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老王，泡!”然后王蒙就兴致勃勃地“泡”起来。这个“泡”就是把馕，维族人的主食，掰成小小的碎块，泡在奶茶里，细细咀嚼，慢慢品尝。一开始，王蒙并不大习惯这种象幼儿园里的儿童吃东西的方法，但赫里倩姆却很认真仔细地教他。当看到王蒙吃得很地道，而且连一粒馕渣都不浪费的时候，赫里倩姆开心地笑了。晚饭后一般是摆龙门阵的时间，阿卜都拉合曼一家人和王蒙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听王蒙讲故事，讲科学，讲笑话，讲外面的世界。说到同吃，最有趣的还是封斋期间。维族是穆斯林，封斋期间是白天不吃不喝，只是在天黑前和天亮前各吃一餐饭。因为白天饿了一天，晚餐往往就特别丰盛。他们对王蒙是关怀备至的。白天赫里倩姆照样烧着美味奶茶给王蒙饮用，照样把做好的各种大小馕饼供王蒙享用。晚上再一起共享最好的晚餐。凌晨他们吃饭王蒙睡自己的觉。王蒙睡醒后，赫里倩姆就把饭加热送过来给王蒙吃。

　　刚搬进阿卜都拉合曼家里时，王蒙住在一间约六平方的小库房里。房里原来有些杂物，墙上还挂着一个面箩，九把扫帚和一张未经鞣制的生牛皮。牛皮发出阵阵怪味。他去市场上买了一块羊毛毡铺在矮炕上，这样牛羊膻味可都配齐了，但王蒙也很快习惯了这个新疆“特点”。当他仔细环顾这间充满新疆特点的小屋时，发现门有点歪斜，门楣处露着一处三角形的大缝。三天后，这个三角缝引来了一公一母两只燕子安家，叽叽喳喳，欢声笑语。阿卜都拉合曼和赫里倩姆看到后激动得逢人就讲，老乡们也都激动起来，他们说，老王真的是个好人啊，你看，那么多年别人住的时候燕子就不来，老王一住进来，燕子立刻就来了......。这样的好人怎么能一直让他住库房呢，于是就建议他搬到了正屋。这一住就是好几年，老房东和王蒙的感情胜过了亲生父子。王蒙深切地感觉到：毛主席说得对啊，知识分子就是要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患难与共，欢乐与共。那年头时不时的还有大学老愚公，全民办水利的活动。一到这样的时间，王蒙就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去工地，住进地窝子(就是挖在地下面的住处)。尽管地面上也有条件较好一些的板房，但他更喜欢和普通社员住在一起。为此，他还写诗一首：“地窝心头暖，河滩战岁寒，蛟龙应俯首，公社志征天!”

　　同吃同住还有同劳动。给房东大娘把水挑满这样的家务活，王蒙基本上给包下来了。房东家不富裕，水桶都是一大一小，扁担是一条歪歪扭扭的，有点像麻花一样的木棍。那东西一压在肩上，不但硌肉杀皮，而且滚来滚去不听使唤。春夏秋三季，要走大半里地。冬季就更远一些。当遇到枯水季节，或是水质有些不甚理想的时候，他就沿着田埂再往远处走几百米，从另一处渠头挑水回来。他挑水时，脑海里经常浮现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战士宿营百姓家，临走时把百姓家水缸挑满的情景。这是他就想：这也是党的传统，党的教育，党的胜利的泉源啊，我能够忘记吗?至于集体生产劳动，更是以快乐劳动劳动光荣的心态参加。他特别喜欢每年春夏之交的扬场，因为那活技术含量高一些，要有“韵律性”。抄起木锨，选择方向，金色的麦粒象一幅精美的画面展现空中，瞬间落成一推，转眼成了一座座大小不一的金山，麦秸麦麸和尘土则随风被扬弃。此时，王蒙觉得比做操跳舞蹈还过瘾。扬场要等风，有时候轻松休息，有时候连夜赶场。休息时给场上拉来几袋西瓜哈密瓜，边吃瓜边和老乡们天南地北地聊天，真的感到全身都舒坦。他还喜欢装车卸车。扛麦子上车时，最重的麻袋达115公斤。他猛吸上一口大气，咬牙一扛上肩，踏上颤颤悠悠的跳板，进车厢，肩膀一抖，甩下麻袋。此时吸上两口伊犁河畔的秋天芬芳的空气，不免有几分得意，几分舒爽。那种感觉就别提有多美了，他甚至想振臂高呼一声：“侯王将相，宁有种乎?”

　　尽管很长时间以来，农村干部的名声不大好。但是，王蒙对那些农村基层干部同样很有感情。他坚决反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攻击、谩骂村干部的做法。他在担任了副大队长的职务期间，跟随大队长和书记检查春种秋收，风雨中查看屋漏防汛……，他享受过的一次免费招待不过是在瓜熟季节免费饱吃了一次瓜。婚礼割礼、盖房上梁、争先评优、唱歌跳舞、甚至调解家庭纠纷等等，他和村干们都不落下。许多村民，不管懂不懂汉语的，见到王蒙，都会用汉语直呼：“王大队长”，几个村干不管年龄大小，也都亲切地称他为“老王哥”。文革期间有段时间搞夺权。他们这个大队被一个姓穆的人夺了印把子。上台后为了树立权威，对王蒙也摆起了架子。有一次训话时问王蒙到别处去为何没向他请假。话音未落，其他社员七嘴八舌道，老王是好人，对老王要客气点。这位穆领导立刻哈哈大笑，称他和老王压根就是铁哥们，大有爱之深责之切的深情厚谊。穆某人过了不到一年的队长瘾就壮志未酬了。老村干们重新上台。1971年王蒙去乌鲁木齐试探单位情况时，二大队的老书记对他说：“唉，老王，你是个好人。你到乌鲁木齐，好，就呆下，不怎么样，就回来。那边不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那边没有你的户口?我们给你上户口。那边没有家?我们给你宅基地，派人帮你盖几间大房子，咱们还要修果园，我们这儿接着呢，老王，放心!”

　　1990年，王蒙夫妇重访新疆。他们来到这位老书记家里拜访，王蒙自豪地指着老书记家的房顶说：“你还记得吗?1968年你上房梁的时候，我还来帮过工呢!”“啊，是啊，我们忘不了。”老书记答道，“你也要记住我们的成绩。我们保护、培养了一位作家，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伊犁的巴彦岱......。”老书记的诙谐的回答引得众人一阵欢畅的大笑。

　　王蒙曾多次“回家探亲”，每一次都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场面。当地的农民群众、农村干部、知识分子，都一直把王蒙当做自己的亲人。每到一处，主人都杀鸡宰羊款待，倾吐着说不完的话;分手时，依依不舍，洒泪话别。在一个村庄，有个叫做古丽尼莎的妇女一见到王蒙，就一面叫着“老王哥哥”，一面抱住他痛嚎啕大哭不止，在场目睹者无不为之动容。在乌鲁木齐，有位已故维吾尔著名诗的遗孀，塔塔尔族人，搂着王蒙痛哭失声。在场的一位新疆文艺界的负责人动情地说道：“做人能做到这样，一个作家能做到这样，也就可以了。”2009年，王蒙随全国著名作家新疆采风团又一次回到新疆。当采风团到了当年王蒙生活过的那个村时，那些维族老农，见到王蒙就纷纷跑上来拥抱，有的痛哭，有的泪眼婆娑，激动不已。采风团中的作家们，没有不为之感动的。

　　“王蒙将来要当部长!”

　　王蒙是从心底尊重各族农民兄弟的。尽管他们整体文化水平不够高，见识不够宽广。但是，王蒙认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智慧却是不能低估的。在文革期间，王蒙所擅长的的笔杆子基本休工了，他把他的遭遇告诉了房东阿卜都拉合曼。阿卜都拉合曼沉默了许久，思索着，思索着，然后断然说道：“老王，不会老是这样子的。不要发愁，无论如何都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有三种人是不可缺少的，第一种是国王，一种是大臣，还有一种就是作家和诗人。因此呢，您现在在这儿，每天扫地也好，农村劳动也好，这是暂时的，你早晚还要回到你的文学的岗位上。”这位老农的智慧、常识和信心真的赛过了许多读书人。难怪后来王蒙感概，如果我们知识分子都有这种眼光和信心，善于在一切逆境中学习和思索，许多发生在读书人身上的悲剧，应该也是可以避免的。

　　阿卜都拉合曼的信心很快就应验了。1973年，王蒙离开五七干校回到乌鲁木齐搞创作，算是回到文学岗位了，重新拿起了笔杆子。虽然受当时环境限制，发挥不了多大的文才，但毕竟可以读书写作了。特别是有机会读到了一些外文翻译过来的内部资料，为他文革后施展才华储备了不少有用的知识。他最初的创作任务是和几位画家合作搞连环画，他负责文字。文革时的创作是一种遵命文学，来不得半点卿卿我我的内容。如果有这方面的内容，肯定会被封杀。有位画家总想在作品中添加坤角，王蒙觉得这样做除了自找麻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数次提出反对意见。那位画家于是煞有介事地说给王蒙算了命，宣布：“王蒙将来要当部长!”此言一出，不但王蒙笑得来了一个前后滚翻，大家也爆笑成了一团：这句话不是癔语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吗?

　　没想到这句戏言在十多年后还果真应验了，王蒙于1986年当上了国家文化部部长。但在他骨子里，一直是把自己当做普通人看待，总把与人和谐相处摆在做人之道的首位。当部长的时侯，经常早起穿着一双拖鞋在胡同口排队买油条。“队友”们说，人家这部长，还真的没架子。还有一次他去文化部下属单位外文局谈工作，顺便到老专家杨宪益家里看望。当发现杨家顶棚的灯泡坏了时，便登桌爬椅，为他们换了灯泡.....。他与许多人交往的点点滴滴亲切质朴，都是与他在新疆16个春秋铸造的底层本色密切相关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么多维族农民爱着他，是因为他自己一直坚持主动地往“阶级兄弟们”这边靠。

　　王蒙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新疆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深深地感动了王蒙，是他们的关心爱护，伴随王蒙及家人走度过了16年的艰难而美好的时光;王蒙也以自己的善行暖言深深地感动了新疆各族人民。维吾尔诗人乌斯满江是这样说的：“(王蒙)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尽量挖掘其他民族灵魂中美好闪光的东西，引起心灵的震惊。”他在翻译王蒙的散文《新疆的歌》的时候，写下了自己的心情：“译到这里，我也哭了，我是流着泪译这篇散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