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次会见——听陈道伯伯讲父亲的故事

　　我的父亲吴立人平生无论在戎马生涯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踏遍青山的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曾经有过有过不少党内外知识分子朋友，那是七十年代初一个难忘的夏天，我去看望了父亲的好朋友——博学多才的陈道伯伯。

　　陈道伯伯比父亲大两岁，1913年2月18日他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南台镇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靠做些小生意为持家计，母亲靠帮助裁缝店做些细活和操持家务为生。陈道伯伯在上中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1年即投身革命。先后担任过福州反帝大同盟执委，福州各界“肃劣会”主席。在广州，曾编辑《天王星》杂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陈伯伯于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38年在广州市工委开展工运工作;1939年后，在广东高要地下党的县委和西江特委工作。1940年底辗转赴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7月调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后改为党校三部)工作。1945年从延安到张家口，调入晋察冀日报社。1950年12月他从石家庄日报社调入华北局宣传部。1954年秋至1966年6月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处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长期受审查被下放劳动。1975年恢复工作，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任组长。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规划联络局副局长、局长。并担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

　　陈道伯伯约我見面那天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有空闲时间，住处是红旗杂志宿舍。闻讯当天下午我在北京沙滩一処红楼里找到了他。初见陈道伯伯，他头发已经斑白，饱经风霜的脸庞因削瘦而显得坚毅，他见到我露出笑容，他的笑和蔼而又慈祥，眼镜下的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招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杯清茶透着淡淡的幽香，此时此刻我觉得他即是长辈，更像久別重逢的朋友，他一边品着茶，一边向我讲述着他和我父亲在一起时那些难以忘怀的经历，他讲的是福建普通话，他曲折传奇的人生，所经历的那些不平凡的沧桑岁月，像一幅一幅的照片深深吸引与感染着我，更为他在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的第一天就战斗在关内“开国第一城”的红色宣传战线，在废墟中站立起来的英雄城市，他为那些最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而赞叹不已，他的回忆像流淌的河，那些人生经历、记忆碎片的五味杂陈，也让我的心境迭荡起伏，我感触到，当陈道伯伯打开记忆的思怀时，他是那么情不自禁，又是那么感慨万千.......

　　陈道伯伯回忆说：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峰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随着华北局的成立，石家庄的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鉴于石家庄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所处地位的重要，中央把石家庄作为管理城市的试点。中共石家庄市委直属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按照区党委省级的建制，石家庄市的领导干部由华北局直接配备。由此，石家庄市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唯一的省级建制的城市。

　　他接着告诉我，那期间中共中央华北局从察哈尔、冀晋、冀中、太行4个战略区以及中央工委、晋察冀边区、华北局等调来大批干部，不断充实市、区、街各级组织。他说各地调来干部共1613名，其中地委级38名，专区一般干部26名，县委委员及相当县委干部105名，县级一般干部287名，县级以下干部及工作人员1157名。冀中区党委也抽调大批干部进石门工作。

　　我很惊讶陈道伯伯惊人的记忆力，他还清楚的记得：1948年5月26日，华北局再次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最后决定：加强对石家庄市委的领导，任命聂荣臻兼任石家庄市委书记。5月3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问题向毛泽东主席并党中央的文字报告中这样写道：“加强石门市委领导，以聂荣臻兼任市委书记，调刘秀峰任副书记。”

　　他说，1948年5月，就在这种情况下，冀中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吴立人与冀中区党委副书记刘秀峰一起受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命，调入石家庄市委任职。那时候因为工作需要，你父亲是兼职最多的领导，当然也是最累、，最辛苦的市委领导，他那时除担任石家庄市委秘书长、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还兼石家庄市首届人大委员会常委、人大选举宣传委员会主任、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兼市财经委副主任、兼中共石家庄市委工厂委员会常委、兼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石家庄市第一届委员会书记等职。他全身心的投入到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的石家庄的各项建设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你父亲当时年仅32岁，身兼九职啊!我和你父亲吴立人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并在这开国第一城的红色宣传战线上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的。

　　陈道伯伯说，他在石家庄工作的这三年多时间，是他人生学东西最多，成长最快，也是干事情最多、最有工作成效的时期，他说这时期是他34岁，是自己人生最有意义的时期。

　　陈道伯伯饶有兴致地说：我们报社的同志们最喜欢听你父亲讲话，他很有远见，分析问题非常透彻，而且从不拿稿，讲话通俗幽默，有时三两句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是能把大家劳累化轻松、艰难变干劲儿的党务工作者。记得他讲了石家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对我们说：作为关内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的解放不仅提供了武装夺取大城市的经验，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试验田，西柏坡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城市接管与建设方面为解放全中国进行探索并提供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管理和建设提供样本。石家庄作为关内“开国之城”，百废待兴，如何正确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向全国传达党的声音，是石家庄市委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陈道伯伯笑着说，我们听了你父亲的话，心里热乎乎的，工作近一步明确了方向。

　　陈道伯伯对父亲非常了解，他说：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烽火连天的岁月，吴立人担任冀中九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你父亲是在抗战期间为数不多的、从未离开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分区一把手，深受根据百姓尊敬与爱戴，同时也被日本侵略军例为重金悬赏的抓捕要犯哩!那时，吴立人同志就非常重视抓党的宣传工作，你父亲经常告诫我们说：“党的宣传是抗战的一面旗帜。”当时九分区是报刊出版发行最多的分区，这些刊物在敌占区密秘传播，成为冀中九分区军民在残酷斗争中的精神食粮。陈道伯伯说，1945年他与邓拓同志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期间，就听说吴立人早在1936年就担任冀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是党的宣传工作的老将、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考验，七七事变前就很有影响。1939年底，吴立人担任冀中四地委(后为九地委)书记后，曾主办过《救亡报》、《新建设报》、《团结报》。《新建设报》报纸是油印，先是8开4版，后改为4开4版，三日刊。因是战争环境，报社没有固定住址，他风趣地说这叫“游击办报”。你父亲说，当时办报条件很艰苦，经常背着刻写、印刷器材转移到清苑、博野、蠡县的一些村庄，敌人来了就转移到白洋淀里办报。报纸发行范围是九地委所属各县、区(包括现在沧州地委所辖任邱、肃宁)。稿件来源主要是把地委的决定、指示改写成社论、消息，编发新华社电讯稿和各县委送来的稿件。县委宣传部设通讯干事，任务就是为报社写稿和组织稿件。此外，还把收听来的延安新华电台发的新闻选出加以宣传。每期印数在干份以内。报纸的发行，是依靠地下交通网送往各县。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1941年秋，地委决定出版《新建设报·北路版》，专发任邱、高阳、安新三县，4开两版，也是三日刊，石印。活动在白洋淀边，一有敌情就去淀内隐蔽。1942年秋，九地委又创办《团结报》，先是油印8开4版，后改为4开4版，三日刊。

　　在日冦封锁沟成网，碉堡如林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干部群众看见一张冀中九地委的一张，小报，就像在黑夜看见一盏明灯，看见了党的领导，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胜利的曙光。他们把小报当宝贝，自己看了，藏起来，再传给别人，一张小报不知道要传多少人，直到“看烂”。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平原，既没有广播电台，县级以下也没有电话、电报。上传下达，最快的要算报纸了。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中央的声音，抗日战争进行的情况，广大干部群众主要是通过报刊知道的。各种报刊发到各级各部门，发到各村，再经过读报组、黑板报、高房广播，就到了群众当中。地方党政机关的指示、决定、工作部署等，需要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去的，常常登在报纸上，并注明“不另行文”，这是最及时、最有效的办法。各地对敌斗争的情况和其他各项工作的经验，以及群众的情绪、意见、要求等等，通过报纸可以迅速地反映上来。如果没有报纸，上下左右难以互通声息，大家就都闭塞起来。每天最愉快的精神享受，莫过于看报纸了，夜晚，村小学的教室里，聚集了上百人。在一盏小小油灯下，人们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读报，每念完一段，就是一阵热烈的讨论。如果用‘如饥似渴’形容读报，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人们进行政治学习，离不开它;了解世界大事，离不开它;指导工作，离不开它;进行生产、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离不开它……下雨天，在地里用高粱秆支起被单，搭棚遮雨，读报。大家听了苏联红军进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消息，都非常兴奋，感到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

　　吴立人同志做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不仅重视对报纸工作的领导，而且直接参加办报。亲自动手给报刊写新闻报道，写文章。饶阳县委书记李太、县长王永来，任邱县长马化民，文安县长李特等，都是报纸的骨干通讯员，有的还被评为模范通讯员。吴立人安排在地委、县委宣传部设立通讯科、通讯干事，形成一个通讯网。再通过九分区的地下交通站，和那些英勇无畏的交通员，很快送到各级干部手中和各个村庄，而且一直送到敌人的据点里。

　　陈伯伯说：九地委的报社也办的也非常好，受到区党委的多次表彰。当时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导报》，也在九分区的任邱县陈王庄创刊和印刷出版的。该报除了有社论、地方新闻、国际国内新闻和时事评论外，办有青年、妇女、民兵、文艺、群众来信等多种副刊。有从英文报刊翻译的文章、资料等。有重要战报、重大胜利消息，则随时印发“号外”、“捷报”。

　　九分区的报社曾印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1941年还印过冀中军区司令部编的《防空常识》。1941年开展的《冀中一日》(5月27日)群众写作运动，都是在九分区军民的掩护下进行的。1941年冬印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肃宁县档案馆藏有这两本书的油印本。还印过《解放日报论文集》等书。报社驻在清苑、蠡县、博野一带农村，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报纸要发往高(阳)保(定)公路以北的高阳、任邱、安新3县是很困难的。因此，九地委就于1941年秋决定，抽派专人到高保路北去出《新建设报·北路版》，刊登国内外新闻，及高阳、任邱、安新3县的地方消息。北路版为石印，4开两版，3日刊。主编董东。印刷地址在白洋淀边上的刘庄。《新建设报》及其北路版停刊后，1942年秋末，九地委又创办《团结报》，先是油印，8开4版。后来改为石印，4开4版，周双刊。还翻印过《敌人心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社长周景陵。1943年9月，年仅27岁的周景陵牺牲，继任社长为刘锡庚”。“《抗战生活》，冀中九地委新建设报社办的综合性刊物。油印，16开本。肃宁县档案馆藏有第1卷第7期，为1942年2月出版，油印，封面套色，载有时事论文，通讯，文艺习作等。”

　　在九分区地方各县，报刊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层出不穷。蠡县的《救亡报》、《抗战建国报》、《新生报》、《每日新闻》、《大众旬刊》，任邱县的《群声报》、《主力报》、《团结报》、《战斗先锋》、《任邱文化》，高阳县的《动员两日刊》、《吼声报》，清苑县的《前进报》、《烽焰》报)、《大生产报》、《乡村文化》，博野县《烽焰报》，肃宁县委的《实话报》、《烽火报》、《新时代报》、《肃宁文化》、《学习与写作》、《乡村青年》，安新县的《老百姓报》、《安新月刊》，之光县的《之光文化》、《小天地》、《之光青年》等等，新安县也创办了报刊。

　　陈道伯伯说，那时吴立人常常与我们在一起回忆这些九分区在战争年代的报业先驱们，他们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命系一线、战火纷飞的年代，或者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或者在阴湿黑暗的地道中有的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有的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奋不顾身、夜以继日的向敌占区军民发出党中央的声音和九分区、冀中根据地，以致全国各条战线的战况和捷报，成为了九分区抗战的一面旗帜，成为“黑暗”前行中的人们的精神食粮。

　　陈道伯伯还谈到：吴立人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时，《石家庄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城市党委机关报，中央工委领导十分重视，选派了强有力的骨干力量，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到报社指导工作。中央领导刘少奇和廖承志、滕代远、肖克、周扬等多次给予重要指示，胡乔木、潘梓年还到报社来解答问题，介绍办报经验，对办好《石家庄日报》给了很大的支持和鼓舞。

　　市委书记刘秀峰第一副书记吴立人等主要领导同志都很关心报纸工作，也曾亲自审看报样，讨论研究办报工作，多次深入报社参加会议。陈道伯伯还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事实上，《石家庄日报》和《人民日报》，追溯报纸的源头，确实是同根同脉——《石家庄日报》是从《晋察冀日报》派生出来的，而《晋察冀日报》又是《人民日报》诞生的两大源头之一哩。

　　由于石家庄市解放得比较早，从《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和上海、重庆来石家庄日报社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后来随着全国不断解放，陆续调到了上级新闻单位、中央国家机关，成为部门领导业务骨干，仅到《人民日报》当记者的就有十多位。

　　作为市委机关报，《石家庄日报》首先是市委的耳目和喉舌，报纸要天天发稿说话，政治上十分敏感，政策性很强，遣词用字都很严格。不光对报纸进行审稿把关还要对事业发展进行谋划管理，吴立人肩上的责任和负担非常繁重。当时，《石家庄日报》还兼着新华通讯社石家庄分社的职能。

　　那时，石家庄日报社还成为建立新中国新闻事业的人才储备库。报社汇聚了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日报》《冀晋日报》和国统区投奔过来的上海《文汇报》、重庆《时事新报》的几十名老报人，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吴立人为了有条不紊地工作，他充分依靠和发挥总编辑陈道和周游、石虹、何纪荣、吴震等报社领导成员的积极性,同时他又从市委派过来颇有文字功底和政策水平的袁镜身常驻报社，做他的联络员，分担陈道的一些实际工作。即使这样，吴立人还是经常到报社研究宣传报道，交代市委意图，审阅重要稿件。他常常出席报纸的编辑、采访会议，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或找编辑记者谈话，讨论研究办报工作，听取下边意见，当场解决问题，进行经验交流，从各方面关心报纸的宣传、报道工作。

　　陈道伯伯还清晰地记得，父亲在与报社职工座谈时说：“《石家庄日报》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要利用报纸，发挥它最广泛的联系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并进而加强对一切党员、一切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反映他们的要求与意见，尤其在居民文化较高、居住集中、生活关系密切的城市，报纸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和重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通讯报道这一有力工具，宣传党的思想、方针、政策、主张，宣传贯彻党的工商业政策，要善于利用报纸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各企业部门与各机关必须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揭发工作中的缺点找出改进的方法。《石家庄日报》是全市人民的报纸，每个人民，都有权利在这个报纸上批评任何工作部门或工作人员的缺点，并且提出对于工作的各种建议。必须把群众的呼声与意见和领导上的自我检讨结合起来，以大大改进与提高我们的工作”;“我们报社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要严肃认真，积极负责，提高自己的政治政策水平与业务学习，努力主动地与各部门联系与群众联系，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情况，虚心学习生产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找出运动的发展过程，并指出前进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发挥党报的指导作用。”

　　他还根据城市特点，不断扩大、增辟专栏。除有本市新闻、国外国内新闻、经济新闻和行情物价外，还开辟了副刊和读者来信专栏，使新解放的城市群众耳目一新，从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如今，还有两份原始档案的复印件，是吴立人同志于1949年5月9日与19日签发的社委会关于报社人事变化的通知，记载着他行使社长职权的踪迹。

　　陈道伯伯说：《石家庄日报》成功报道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搞好石家庄人代会的红色宣传，你父亲吴立人多次深入广播电台和石家庄日报社，使广播电台和报纸、书刊成为传播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发布党的方针、政策，团结各民族各阶层“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宣传阵地，在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城市正常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石家庄的红色宣传，最引人注目和传为佳话的是召开第一届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吴立人作为市委主要领导人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参与了这件开创性大事的全过程，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开国之城”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工作。

　　1949年7月21日至8月9日，石家庄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市人民礼堂隆重召开，开创了新中国民主选举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历史性转变后，执政理念的具体实践。它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使我党政权步入民主化、法制化轨道，在人民政权建设史上树起一座里程碑，为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地方政权建设的范例。

　　《石家庄日报》在7月21日上午大会开幕式上的采访报道：时任石家庄市委常委、市委第一副书记的吴立人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今天我们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这是全市人民的一件大事情。大会的目的，是要建立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选举人民市政府;另外，在大会上，政府的负责同志还要把解放以来的政权建设和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作系统的总结性的报告，请各位代表先生们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有系统的检查和批评，这次大会的召开，必将更加强和巩固我们全市人民的大团结，为共同建立一个人民的、繁荣的生产城市而奋斗。因此，这个大会是有重大意义的。”

　　我与陈道伯伯聊起家常，他和蔼谦躬，心境平淡，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青年一代人的成长。说起在石家庄报工作的岁月，他能清晰的记得许多往事，他爽朗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

　　陈道伯伯是《石家庄日报》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之前，他是以邓拓为社长兼总编辑的《晋察冀日报》的编委、编辑部资料科科长。石家庄(时称石门)成为关内新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按照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从晋察冀日报社和已经停刊的冀晋日报社成建制的抽调人员立即进城创办城市报纸。陈道伯伯就是在石家庄解放的第一天，受命进城筹办报纸的。他说父亲吴立人同志是他一生最难以忘怀的一位领导，1949年5月，中共石家庄市委任命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吴立人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当时他一方面肩负石家庄解放后的经济建设的恢复重建工作，一方面抓紧抓好落实宣传党的宣传工作，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最快的速度传播至城市乡村。报社和编辑部更是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笑着说，那时市委副书记吴立人常常半夜来到编辑部，对重要新闻、社论和评论文稿亲自审定。他常常说，我们的报纸是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联系团结各党派、民主人士、人民群众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面旗帜和重要渠道，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各条战线的声音也是人民的日思夜想的心声，报社的每一位同志肩负着重大责任，要坚守岗位、忠于职守、不辜负党和政府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陈道叔叔说，记得有一次吴立人同志带着警卫员给编辑部送来了几箱缴获国民党的军用猪肉罐头，这是当时困难时期伤员、妇幼都供应不上的奢侈品啊!领导都吃不上，挤出两箱给报社同志，让我们深感组织的关怀和对报社工作的重视，陈道叔叔说，你父亲对我说：同志们天天开夜车，不补一补，时间长了会吃不消啊!那天你父亲见我眼晴因经常熬夜布滿血丝，胃疼不已，便把一件新的军大衣送给了我。

　　在你父亲吴立人的领导下的报社初创和报纸初办时期，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风风火火，每天早上报纸按时出版发行，为建国初期石家庄经济建设的恢复重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道伯伯还回忆说：接到去石家庄日报社的调令，他是从阜平麻棚出发，骑一头骡子，昼夜兼程进入市区，立即投入筹备工作的。1947年11月18日《新石门日报》创刊号出版，同日，市委任命陈道为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49年2月11市委任命陈道为《石家庄日报》总编辑、编辑委员会主席;他的副社长、社务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不变。

　　1949年9月20日，市委任命陈道为石家庄日报社社长、石虹为报纸总编辑(到1950年7月22日由程振鹏接任)。

　　1950年12月，陈道同志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工作。离开了他工作3年有余，并为之付出了心血激情的石家庄日报社。

　　我只记得那天离开陈道伯伯已经很晚，是怀着意犹未尽和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他的，他的言谈、举止、音容、才华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久久难以忘怀……

　　后来从曹孜叔叔的博文里见到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陈道伯伯为《石家庄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填词《水龙吟》：

　　鼓鼙响掩清风，

　　奠定北国争雄势。

　　滹沱氛靖，

　　苍岩山显，

　　人民城市，

　　激奋群心，

　　振兴百业，

　　造舆论始。

　　廼徵调笔杆，

　　兼程赴石，

　　宣政策，

　　办报纸。

　　四十年前犹记。

　　小园边侧厉戎邸。

　　赞商编务，

　　招来四海，

　　五湖贤智。

　　领会宏图，

　　结交英杰，

　　戚休同倚。

　　藉此间积储干才阅历，

　　为全胜计。

　　原石家庄日报社长曹孜叔叔写到：“从他当时为报社的题词中也可以看出他创办报纸时的抱负和忆旧时的心境”。

　　陈道伯伯1982年12月离休。1996年2月27日6时15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去世前一年，他还被评为社科院机关系统优秀党员。